卷九 主术训(下)(3)

圣明君主治理天下，就好像造父驾御马车：善于控制缰绳、调节辔头来使马儿步伐整齐和谐，通过他平和的吆喝来调节车辆的快慢；驾御马车的法术熟谙于胸 中，而竹鞭又紧紧地握在手里；那缰绳的松紧，吆喝声的高低，竹鞭的使用等无不传达他的意旨，而马儿也能领会他的意思。所以马车的进退、转弯都能符合规矩， 取道上路多远都能到达，可人马不会感到精疲力竭，这都应当归功于神奇的驾御术。所以说，王位和权力是君主的车辆；而大臣则是君主的驾车马匹。身体还没在车 上坐稳，马儿又不听使唤，就开始启动而不出车毁人亡的危险，从古到今好像还没有过。所以车、马不协调，即使是王良也不敢驱车上路；同样君、臣不和谐，即使 是唐虞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掌握驾御法术，使管仲、晏婴的才智得以最大限度地施展出来；明确君臣名分，使盗跖、庄 蹻这样的大盗也难以作乱耍奸。

趴在井栏朝着井水照脸，眼睛视力再好也不易看清自己的眼珠子；而用明镜来照脸，脸上的毛孔和斑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英明的君主耳目不劳累，精神不耗竭，物体来到时能看清它们的形象、事情发生了能应对它们的变化，不论远近都能治理得井井有条。因此不靠偶然的机会而遵循必然规律，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有失误。

那优秀的驾御手，使马儿的体形动作和车子协调一致，御手的心思想法又和马儿沟通一致，那么就是经过险阻，到达远方，进退转弯，没有不称心的。反过来 说，即使有骐骥、 騄駬这样的良马，但让臧获这样的愚者去驾御，那良马反而变得暴躁放纵起来，没法控制它了。所以治理政务的官吏，不贵在其自身行为的正确与否，而贵在不能做 坏事。所以说：“不要助长人的贪欲，但也不要压抑人的正常要求；不要鼓励人争名争利，但也不要人放弃合理的竞争。”这样恰到好处，人欲能合理释放，真正的 公正合理之道才得以实行。才德皆佳的人按法度正确使用，才德欠佳的人也应放适当的位置使用，这样，天下就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如果不是根据人的才能是否称职，而是根据他人的非议或赞誉来评品人之优劣，抛弃勤于公职努力工作的人而任用结党营私之徒，那么奇异之才就会躁进跻身 处在与他才能不相称的位置，忠于职守的官员反被堵塞而不得提拔晋升。这样一来，全国的民间风气就被搞乱，有功之臣也因不得提拔晋升而争于朝廷。所以法律准 则是君主用来控制下面群臣百官民众百姓的，如果放弃不用，就好像不用缰绳嚼子、骑光背马疾驰一样，百官百姓反过来会戏弄君主。所以说君主有法术就可制御群 臣百姓，不用法术或无法术就要被群臣百姓控制。吞舟的大鱼，离开水面跳到陆上，就会被蝼蛄、蚂蚁欺侮，这是因为它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水域；猿猴离开树林，就 会被狐狸擒获，这是因为它处在它不该处的地方。 统御臣民的君主如果放弃君主本应持守之道，去干涉下属官员分内的事，这样使下属官员反而感到不好办，以无为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职能范围内的事；而那些忠于职 责的官员也只能顺从君主的意愿、看着君主的脸色行动以讨君主欢心；他们也只得收藏起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智慧不用，反将自己分内的事，乃至责任全都推到君主 身上。

在这种君主事必亲躬、包揽一切的情况下，那些尊贵的卿相对于勤劳政事，通达事理的官员对于考察事理，骄横放纵的官僚对于恭谨守职，势必不如君主。君 主不很好地运用群臣的才能而喜欢每事必亲躬，就会每天伤透脑筋、背着所有的责任包袱无法摆脱。这样，君主原本有限的统御群臣之术就在日常事务中被削弱，办 事处事就不能合理有效；君主每天陷于繁琐具体的国务之中，就不能很好地控制掌握天下大事。君主的个人智慧不足以治理天下，君主的威严不足以施行惩罚，这样 就无法与群臣百官产生交往。还有，君主如果在内心世界产生喜怒情感，就会在外表神态、言语中表现出来，这样使那些忠于职守的人偏离正道而转到逢迎阿附君 主，有些官吏就会出于私心破坏法律来顺从不正之风，于是奖赏与功劳不相符合，处罚与罪行不相对称，上下离心离德、君臣互相埋怨。所以执政官员阿附逢迎君 主，那么当他们有过失时，君主就无法责备他们；而有罪不加以惩处，百官群臣就会议论纷纷心情烦躁而思想混乱，这时君主再有智慧也无法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当 诽谤和吹捧风气一旦滋生，君主再英明也无法照亮人们。不正本清源返回自然无为，那么君主是越辛劳而下属百官是越安逸，这就像代替厨师宰杀牲口，取代木匠斫 削木料。你与马赛跑，筋骨跑断也追不上马；但坐上马车手操缰绳辔头，那么马就不得不听你的使唤，以至累死马儿也是相当简单的。所以让伯乐去相马、由王良来 驾御，英明君主只须稳坐马车厢里，无须亲手驾御就能到达千里之外，这就是在于能利用他人的特长才智来作为自己驰骋的羽翼。

所以统御民众的君主就该持清静无为之道而守着根本，有治国平天下的才能而无个人贪欲偏好。君主要知道，处处想插手表现自我，那么谗佞就会产生；而有 个人偏好贪欲，那么阿谀就会兴起。过去齐桓公喜爱美食，易牙就蒸煮了他的长子献给齐桓公以骗取宠信；虞国国君贪好璧玉良马，晋献公就用璧玉良马来满足他的 欲望以便能借道进军；西戎国王爱好音乐，秦穆公就用歌女诱惑使之丢失土地。这些均因国君好利贪欲而被人算计。所以只有从内心世界建立起某种信念，只要自我 不变质，外界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将此拔去的。反观物质世界：那火虽然热得灼人，但水能泼灭它；金属虽然坚硬无比，但火能销熔它；树木虽然结实，但利斧能砍伐 它；水虽然漫溢渗透，但土能堵遏它；只有自然造化的东西才没什么能制服它。所以心中的欲念不外逸，就叫做把住了门户，外界的邪气不能入侵攻心，就叫做守住 了关卡。心欲不外逸、邪气不入侵，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节制？什么事情不能成功？那才是不用然后能用，无为然后有力。人的精神劳累就会离散，耳目婬荡精气就会 衰竭。所以得道体道的君主是熄灭欲火、抛弃杂意，以清静无为来对付所有一切；他不替任何人说三道四，他不将他人的事务揽于手中；他只是按照各种名分来落实 实际事务，使各种官吏完成各自分内的事情。任用他们而不瞎指挥，提出责职权益而不多下指令；以无法规定、无可奈何的“道”作为法宝，这样百官群臣就能各守 自己的岗位而尽心尽力了。

君主如果能掌握利用好权势，那么对于教化民众这点来说，就非常容易了。过去，无能的卫国君之所以能役使勇武的子路，就在于他掌握了权力的缘故；而平庸的齐景公和齐桓公能让精明 能干的管仲、晏婴做他们的臣子，也是因为景、桓两公身处君位的缘故。这怯懦的制服勇武的、愚庸的制服聪明的，是因为怯懦、愚庸的身处地位要超过勇武聪明 的。所以树枝不能大于树干、树梢不能强于树根，这样大的重的就能够制约小的轻的；就像五指属于臂控制，手指的搏拉抓取十分敏捷灵巧，没有不随心所欲的，这 就是说小的属于大的控制。正因为这样，谁获得重要位置、有利形势就显得很重要，这样他尽管掌握持有的很小，但所能胜任的却很大；他尽管掌握守持的很小，但 所能掌握的却很广。因此，十围粗的木柱，却能支撑千钧重的房屋的重量；五寸长的插销，却能控制大门的开关。这难道是木柱和插销的粗细长短足以胜任房屋重量 和大门开关？不是的，而是因为它们处的位置太重要关键了。孔丘和墨翟研究先圣的学问、通晓六艺的理论，但是后来继承传播他们的言论思想、亲身实践他们的志 向、仰慕追随他们的义理和风格，并为他们奔走效劳的门徒只不过数十人。假使孔丘和墨翟处在天子的位置，那么天下儒、墨的门徒就不是数十个人了，可能天下到 处都是儒、墨的门徒了。楚庄王为文无畏在宋国被害而感到悲伤，并为之挥袖而起，领兵攻打宋国，一路上跟随前往的追随者接连不断，浩浩荡荡攻到宋国都城、并 取得胜利，这一切因为楚庄王掌握权势而导致的。楚文王喜好戴獬豸冠，使楚国人都仿效他；赵武灵王佩着贝带、戴着砫砮冠上朝，整个赵国人都被他同化。假如楚 文王、赵武灵王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处平民百姓的地位上，即使也戴着獬豸冠、佩着贝带、戴着砫 砮冠而上朝，就不免被人耻笑了。

在整个社会中，能够自觉爱好善良，乐意正派，不靠禁令惩罚而就能遵守法规的老百姓，大概是一万人当中也没有一个。因为这样，所以君主发布法令就应坚 决、实行就应坚定，服从者就让他得到好处，违逆者就叫他遭殃，这样，转眼功夫，天下就没有不遵守法规的了。所以如果手握剑锋，将剑倒着迎战敌人，即使是像 北宫子和司马蒯蒉这样的勇士恐怕也难以去与敌人交战；而手握剑柄、以剑锋对准敌人，即使是武功平庸的人也能战胜敌人。这也可以这样讲，如果让乌获、藉蕃这 样的大力士去牵拉牛尾巴，你就是将牛尾巴拉断，这牛还是不听你的话，原因是在于你违逆了牛的本性；如果你用手指粗细的枝条贯穿牛的牛鼻，这样即使是弱小的 五尺牧童也能牵着牛周游天下，使牛服服帖帖，原因是顺应了本性。七尺船桨能够控制船只的左右方向，是由于凭借水的作用力；天子君主发号施令能够令行禁止， 是依靠民众的势力。

能够堵塞防止危害民众的事，开发推行有益于民众的事，这样君主的威信，就像挖开池堤池水畅通灌溉田地一样深入人心。所以说顺流而下是很容易到达目的 地，背对着风奔跑是容易跑得远的。齐桓公登基执政，下令不许畜养食肉的猛兽和吃粮食的鸟儿，撤除捕捉动物的网罗，仅这三项措施实施就使百姓心悦诚服；而殷 纣王残杀王子比干就使骨肉间产生怨恨，斩断早晨趟水过河人的胫骨就引起万民叛乱，仅这二项罪行就使他丢掉了天下。所以君主的义举，用不着使天下所有人同时 都获得利益，而其中只要有一人得利获益，就能使天下人从中受感化；纣王的暴行，并没有使天下所有人同时受害，但只要残害了一人，天下人就会离心背叛。所以 齐桓公靠办三项事件便九次会合诸侯；殷纣王只做二件蠢事就遭灭亡，此时想做名普通老百姓都不可能了。所以君主的一举一动都不可不慎重。君主要向人民征收赋 税，一定要事先盘算一下年成好坏，估计一下人民手中的积蓄，弄清百姓是饥还是饱、有余还是不足，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才酌情征收供君王车马衣食所需的赋税。 高耸的楼台、层叠连片的榭屋和宫室，十分壮观漂亮，但是老百姓还挤在土房窄屋里栖身，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会以住入这些华丽的宫室楼台里为快乐；肥砵醇厚、 甘甜酥脆的酒食，也十分味美可口，但是老百姓还过着糟糠粗粮都吃不上的日子，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会以享用这些美味佳肴为甜美；安适的床榻、细软的席垫，也 十分舒适，但是老百姓还过着戍守边境、遭受危难、战死野外、尸骨暴露的日子，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会以寝卧舒适为安适。所以古时候的君主，他对百姓的痛苦而 担忧、悲伤，只要国家里有挨饿的人，他就不会对食物挑东拣西；只要国家中还有挨冻的人，他就不会身穿裘皮；只有当年成丰收百姓富足时，君主才悬挂钟鼓、陈 设干戚，君臣上下与民同乐，国家因此无一人悲哀。

所以，古代制造铜钟、石磬、箫琴，是用来表达快乐之情的；制造兵器、铠甲、斧钺，是用来表示愤怒的；制定祭祀、应酬礼节，是用来传递互相友善、喜悦 的；而穿丧服系麻绳着草鞋、捶胸顿足号啕痛哭，是为了表述哀悼之情的。这些喜怒哀乐之情，都是发自内心世界，又以一定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到了乱世昏主， 搜刮民脂民膏时不顾百姓的承受力、聚敛财富时不看百姓的家底积蓄，民众从事的男耕女织根本无法供给上面君王的奢求，这样导致民力疲乏，财源枯竭，君臣互相 怨恨。因此人民是被弄得唇焦舌燥、心急火燎，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在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下却去撞击大钟、擂击响鼓、吹奏竽笙、弹拨琴瑟，就好像是披戴盔甲进入 宗庙祭祀神灵、穿着细软华丽的锦衣出征打仗一样，完全失去了原本制定音乐的目的了。

百姓维持生计主要靠农业生产，一个男性劳动力所耕种的土地不过十亩，中等土质的地一年每亩收获不过四石。妻子儿女老老少少都靠这些收获过日子，有时还要碰到水旱虫灾，就无法缴纳赋税供给政府 朝廷的车马军队的费用。由此看来，人民百姓的生活也够令人忧愁的。全国可耕种面积，按三年耕种积余一年粮食来计算，九年只有三年积蓄，十八年则有六年的储 备，二十七年就有九年的储备积累。这样如遇水旱虫灾，人民百姓就不至于陷入困境流亡逃荒。所以，一个国家如无九年的储备积累，就叫不足；一个国家如无六年 的积蓄储备，就叫悯急；一个国家如无三年的积蓄，就叫穷乏。正因为这样，有的英明君主，取用民财知道节制，自己消费知道限制，这样就能承受天地的施予和奉 养，而不至于会遭受饥寒的灾难。反过来，如果是贪婪残暴的君王，那么他可能是不停地騷扰百姓，侵夺吞没百姓的财物以满足他的无穷贪欲，这时，百姓们就无法 承受天恩地德所赐的福利。

食是人民的根本；而人民又是国家的根本；国家则是君主的根本。知道这道理，治理国家的君主就应上循天时、下尽地财、中用民力，这样万物就能顺利生 长，五谷就能繁茂生长。君主还应指导人民养育六畜，按季节种植各种树木植物，致力于农业耕种，发展桑麻业，按各种不同肥沃贫瘠的高原山地来种植相宜的农作 物。而对那些丘陵险地及不能种植五谷的地域，则种以竹木，春季可以砍伐枯林，夏季可以摘收瓜果，秋季可以积蓄蔬菜杂粮，冬季可以砍伐薪柴以供民用。因此， 活着不会缺少用品，死后不至于抛尸荒野。所以，先王治国的方法是：畋猎时不得杀绝成群的野兽，不捕捉幼小的麋鹿，不放干池湖之水而捕鱼，不焚烧森林打猎。 不到能捕杀弱兽的时间，不让在野外设置捕捉的罗网；没到水獭捕捉鱼群的时间，不得在水中撒网；不到老鹰隼鸟捕杀兔等食物的时间，不得在山谷安装罗网；草木 还没凋落之前，不许进山林砍伐；昆虫还没开始蛰伏之前，不准放火烧荒。不准捕杀怀胎的母兽，不准掏取孵化着的鸟蛋，不许捕捞长不足一尺的鱼，不得宰杀不满 一年的幼猪。正因为这些规定，保护了生态环境，所以草木生长如气一样蒸蒸升腾，禽兽归山如泉水一样奔流，飞鸟入林如烟云聚集，所有这些均归功于君主保护生 物的措施得当。所以先王执政理事，雨季将到之时就要农民修整田疆；虾蟆鸣叫燕子归来之时就组织劳力修整道路；陰气降临百川之时就发动民众修建桥梁；黄昏张 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抓紧种植谷物；大火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抓紧播种黍豆；虚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抓紧种好越冬麦子；昂 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做好收敛储藏、砍伐薪柴以便过冬。这些政令，上告苍天，祈求保佑，下达万民，令其实施。先王之所以能顺应天时，处事周全， 富国利民，使国库民囤财物充盈，让远方异族归顺，是因为他的道性完备的缘故。这道性不能显现目见，但能付之履行；想使百姓得利获益不忘于心，这样这道性的 器官功能就自然具备了。人心对于人体的九窍四肢来说，尽管它（人心）不能代替九窍四肢这样具体器官的功能，但手脚的一举一动和耳目的视听都以心为主宰，并 不忘心给予它们的主宰作用和好处。所以尧帝心地善良，众人的心地也随之善良起来；夏桀心狠手辣胡作非为，众人也就随之为非胡乱起来。善行积累则功业告成， 恶贯满盈则祸害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