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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第二(3)

穷哉法治

下面提出问题来了: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个“道”是领导的导。刚才我们提出来,说孔子讲的为政,不是谈政治,以现在观念勉强说来,他讲的是政治哲学,或说是政治的原理。他说领导一个国 家,一个社会,如果以政治体制来领导,再用法制来管理,“齐之以刑”,使大家不犯法,犯法就罚他。但是用法制来管理人民,这样一来“民免”,一般人会逃 避,钻法律的漏洞,而且他逃避了责任、法律及处罚,他还会自鸣得意,认为你奈何他不了,毫无羞耻心。这和道家老子讲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道理一样, 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

因此孔子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假如以道德来领导,每个人都有道德的涵养,“齐之以礼”,以礼教化。这就谈到礼义精神了,大家能自动自发,如果做错了,有那惭愧的心情,这样做到人人有耻,不敢做不道德的事,不要等到法律制裁,自己就很难过,这就是有耻。到了这种情形,则“且格”,就达到了政治的目的。所以他是主张用道德的政治、道德的感化,这就是儒家与法家的精神之不同了。不过,中国的政治,向来是道家、儒家、法家合用的。

孔子的自剖

下面更有趣了。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是孔子的自我报告,为什么孔子在谈到为政,要作自我报告呢?孔子是七十二岁死的。他用简单几句话,报告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艰苦奋斗的精神。他的身 世很可怜,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半残废的哥哥和一个姐姐,对家庭,他要挑起这担子来,他的责任很重。他说十五岁的时候,立志作学问,经过十五年,根 据他丰富的经验,以及人生的磨炼,到了三十岁而“立”。立就是不动,作人做事处世的道理不变了,确定了,这个人生非走这个路子不可。但是这时候还有怀疑, 还有摇摆的现象,“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岁,才不怀疑,但这是对形而下的学问人生而言。还要再加十年,到了五十岁,才“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哲学的宇 宙来源,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体范围。到了“六十而耳顺”,这里问题又来了,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么问题不顺,耳腔发炎吗?这句很难解释,可能在当时漏刻 了文字。可能是“六十而”下面有一个句读。如果照旧,“耳顺”的道理就是说,自十五岁开始作人处世,学问修养,到了六十岁,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 听得进去而毫不动心,不生气,你骂我,我也听得进去,心里平静。注意!心里平静不是死气沉沉,是很活泼,很明确是非善恶,对好的人觉得可爱,对坏的人,更 觉得要帮助改成好人,要这样平静,这个学问是很难的。然后再加十年,才“从心所欲”。西方的文化就是自由,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不逾矩”。我们上街 去看看,这家包子做得好,就拿来吃,“从心所欲”嘛!行吗?要“不逾矩”。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个范围。“从心所欲”——自由而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所以“不逾 矩”,同时这句话也通于形而上的道理。

讲到这里,我们要研究孔子为什么把几十年所经历作人、做事、做学问的经验,要放在《为政》篇里。这经验太重要了,本来为政就是须要人生的经验。

在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实验的,就是政治和军事。这两个东西,包罗万象,变动不居。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政治,专制、君主、民主、集体,究 竟哪样好?谁能下得了这个结论?尤其现代的中国,几十年来,西方的什么思想文化,都搬到中国这个舞台上来玩过,但是西方思想是西方文化来的,结果如何呢? 所以为政的人要了解人生,要有经验,要多去体会。因此孔子将自己的经验讲出来,编到《为政》这一篇,就是暗示一般从政者,本身的修养以及作人做事的艰难, 并不简单,要效法他这个精神,在工作上去体会、了解它,才把这一段编到《为政》中来。

从上面几段,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不管是为政或做事,是要靠人生经验的累积。而人生经验累积成什么东西呢?简单的四个字——“人情世故”。

讲到人情世故,中国人现在往往把这个名词用反了,这是很坏的事。如果说“这家伙太世故了!”便是骂人。尤其外国人批评中国人,几年前在《中央日报》 我就看到这样的文章,说中国人什么都好,就是太重人情了。这里一般年轻人的反应,认为这个外国人的文章写得非常透彻,我说你们不要认为外国人在中国留学两 三年,就能懂中国文化,那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几十年的饭是白吃了。中国文化一直在讲人情,所谓“人情”,不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提着一只火腿,前街送到后 巷,左邻送到右舍,在外面送来送去地转了个把月,说不定又转回来物归原主了。这只是情礼的象征,中国文化所讲的“人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性情。人情这两个 字,现在解释起来,包括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等学问都在内,也就是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的感情。

“世故”就是透彻了解事物,懂得过去、现在、未来。“故”就是事情,“世故”就是世界上这些事情,要懂得人,要懂得事,就叫做人情世故。但现在反用 了以后,所谓这家伙太“世故”,就是“滑头”的别名;“人情”则变成拍马屁的代用词了。就这样把中国文化完全搞错了,尤其外国人写的更不对。

为政以“德”为本,再以学来培育“诗”的温柔敦厚精神,是不是就具备了为政的条件了?不然!不然!就好像一个军人,把中外古今的军事思想理论都翻遍 了,但是连槍怎么放都不会,二等兵上等兵是怎么回事也不晓得,这等人充其量只能当个参谋,绝对不能带兵上战场的。所以《论语》行文的气势,轻轻一转,把孔 子的简略自传编进来了。也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道理就是要真正能多懂得人情世故。

我曾讲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思想归纳起来,最简单扼要的,不外中国的四个字——“安居乐业”。所有政治的理想、理论,都没超过这四个字的范围;都不 外是使人如何能安居,如何能乐业。同时我们在乡下也到处可以看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八个字,现代一般人看来,是非常陈旧的老古董。可是古今中外历 史上,如果能够真正达到这八个字的境界,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时代来说,无论是什么政治理想都达到了。而这些老古董,就是透彻了人情世故所产生的政 治哲学思想。

车上的一课

接下来,根据我们全篇连贯起来的观念,似乎有了问题了,因为下面接着是说: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如此一节,我们不要看宋儒这样的一圈,就把它圈断了;这是后人圈的,是不对的,上加一圈,下加一圈,结果就变成了教条。其实它是连贯的,也就是前面“为政以德”的引申发挥,把中国文化里面的孝道精神,扩充到待人处世上面,中国自古以来,大政治家的出入不苟的胸襟,就是根据这一点培养出来的。

现在我们先对文字作一了解,孟懿子不一定是孔子的学生,而是介于学生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他是鲁国的大夫。当时的“大夫”,当然不是现代的医生,而是 一个相当高的官位。勉强比,有如现在的内阁官员之流,通称作“大夫”。“大夫”是官阶,不是官职。中国这些官阶职务,历代都有变动的。我们要了解中国历代 政治形态的变迁,必须读“十通”或“三通”——通志、通献、通考。里面不仅包括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官职的演变、一切的演变,乃至现代研究三民主义思 想,国父为什么采用了五权分立制度,都与“三通”、“十通”的文化有绝对的关系。这是讲到孟懿子的职位,顺便提到的。

既然孟懿子是这样一位人物,以当时孔子的立场来讲,这一段问答,到底是孔子做鲁国司寇以前,或以后说的,就很难考证了。孔子当时在国际——诸侯间 ——的地位也很特殊,是一位突出人物。所以孟懿子来问他什么是孝,孔子只告诉他“不要违背”。如果根据这句话来看,孔子讲话非常滑头。不要违背什么呢?没 有下文。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答话,接下来,又是一幕短剧式的谈话。我们看《论语》,深入了,很有趣味,像看小说一样,不必用那么严肃的态度去看。

“樊迟御”——樊迟是孔子的学生,名叫樊须,字子迟,小于孔子三十六岁,是年轻的一辈。“御”是驾车。孟懿子刚刚来拜访孔子,并请教什么是孝道这个 问题,孔子说“不要违背”,就只有这么一句话。等一会儿孔子出门了,因为请不起司机,都是学生来服务。现在由年轻的樊迟来驾车子,不像现在的汽车,孔子那 时坐的是马车,驾马车有一套专门技术,很不容易的。那么孔子坐进车厢了,樊迟坐在前面的驾驶台上,开动了车子,在途中,孔子坐在车厢中和学生谈起话来了。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是随时随地都在对学生施教的。

“子告之曰”是描写孔子在车上特别告诉樊迟一件事:“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孟孙是孟懿子的号,因为他是当朝有相当地位的人,而且在当时政 界来讲,还算好的一个人,所以孔子对他相当尊敬,便只称他的号。孔子说,他问我什么叫作孝,我答复他“无违”,不要违背。“樊迟曰:何谓也。”从这一句 话,我们看到那个画面上,学生正在前面驾车,静静的,没有开腔,而老师好像在自言自语的告诉他,刚才答复孟懿子问孝的经过,樊迟一听,回过头来说,老师,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跟我们现在的疑问一样。“无违”,不要违背,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孔子说,没有什么,很简单。“生,事之以礼。”这个“事”字是古人以下对上而说的。孔子说,当父母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孝敬他——“事之以礼”。 怎么叫以“礼”事之呢?很难说了,这个礼不是说见到父母行个礼就叫孝。礼是包括生活上的照应、爱护。(这一切道理,将来我们还有专门讲“礼”的机会,在这 里暂不详述。)又说:“死,葬之以礼。”所以礼是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看到这个礼字,绝不能作狭义的礼貌解释。去世以后则“祭之以礼”。我们 研究这一段,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又把这一段问答记到《论语》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对为政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把这些问题先放在一边,再看下一段,然后综合起来作研究。

下面跟着记载的,是孟武伯问孝。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伯是何许人也?就是刚才所讲的孟懿子的儿子,他是“世家公子”。这又牵涉到什么是“世家”,古代的制度,和现代两样,尤其在春秋时代,与印度、 欧洲古代又不相同。所谓“世家”就是作官的,子子孙孙都有这个官作,不过是长子继承这个官位,即所谓的封建时代。但是与欧洲的封建不同,不是永久的,谁家 不好,就被除掉。在中国这样传下来的家庭叫“世家”,长子有继承权,第二以及第三、四、五个孩子都是另外在一边了。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儿子,是正统的世家公 子。父亲刚刚问了孝道,(当然不是同一天的事,不过编书的人——孔子的学生们,硬要把它编在一起。)儿子孟武伯也来问孝,孔子的答复,和答复他父亲的是两 样的。

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这句话就是说父母看到孩子生病了,那种忧愁、担心,多么深刻,你要去体会这种心境。

孔子这个答复有多妙!这句话,我们要这样说,这个问题只有自己做了父母的人才真能体会出来。这种情形是,自己要上班,家里钱又不够,小孩病了,坐在 办公室里,又着急,又出汗,又不敢走开,可是心里记挂着。这种心境就是“父母唯其疾之忧”。孔子对孟武伯就是说,对父母能付出当自己孩子生病的时候,那种 程度的关心,才是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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