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曰第二十(2)
这是引用当时尧舜禅让交接的时候,尧把中国文化政治思想的中心交待下来。等到舜也老了,大禹治水成功了。在中国文化史中认真讲,文化开创的功劳,首 推尧舜;至于国家建设的奠基,则大禹的功劳最大,自他以后,固然政治上变成家天下了,但在他个人的功绩,真是千秋万载,由他建立了以农立国的基础。
禹分九州
禹分了九州,所以:
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舜将自己的帝位,交给大禹的时候,也把这个文化的传统精神告诉禹王,而舜在这里所说的一段话,别的地方没有,是在《论语》里才见到的。这里舜加重了 语气,其所以加重,我们从另一角度来看,是因为时代不同,文化越来越发达,如现在用的白话文,就有这么囉嗦,越上古越简单,所以尧传给舜很简单,舜传给禹 就复杂一点了。舜将帝位交给禹的时候,也是行大礼,向天地祭告。
舜对天祷告说:“予小子履”,我这个小子——向天不敢自称帝——履是说,学步前辈的办法。“敢用玄牡”,才敢用黑色的公牛作祭品,“敢昭告于皇皇后 帝”,代表全国的百姓,向在上面广大的、威严的、高深不可知的天帝天后祝告。“有罪不敢赦”,我执政了许多年,恐怕自己有很多过错,不敢希望上天原谅,我 若有罪,你还是惩罚我,不要宽恕我,不要赦免我。“帝臣不蔽,简在帝心。”这句话就是告诉禹要学习。帝是上面领导人,臣是部下,对天来讲,这个帝是天帝, 自己是臣子。这是中国过去的政治思想,与宗教精神是连在一起的。加以皇帝称天子,是上天之子民。人世间是皇帝,陰世间是阎罗王,所以过去的皇帝,受万人之拜而不拜人,但在祭天的时候,皇帝就要下跪,祭祖先时或到后宫见皇太后也要跪。他这里说“帝臣不蔽”,就是说你天帝的臣子,我这个舜,年纪大了,精神 不够,已无法作天下的庇护。“简在帝心”,现在我选来一个人,可以继承我这个位置,而我所选的这一个人,天帝也会同意的,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对国家百姓的 贡献太大了。“朕躬有罪,无以万方。”这是作领导人最重要的政治德性,做领导的人,自己个人的错误,不要推卸责任,不要推给部下或老百姓。这是中国文化政 治哲学的精神,也是中国政治领导哲学的大原则,太难做到了。我自己有罪,一切处罚我承担,与我的部下和老百姓没有关系。“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老百姓或部下错了我负责,都由我来挑起。
我们看了这段书,感觉到非常严重,也非常敬佩,不禁为之肃然起敬。中国文化谈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就同佛家讲到菩萨,道家讲到神人、天 人一样。就是有好处,也绝没有一点自私,应该是大家的,好处是大家的,不是自己的,自然一点不能要。佛家所谓布施,乃至自己的生命都可以交给别人,这个精神多难!所以看了这一段记载历史的资料,懂得中国的政治思想。拿现在西方来的民主精神 比较,西方思想无论怎样民主,也没有到达我们这个“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程度,这种带宗教性的自我牺牲的君主,可不容易。缩小范 围来说,如果作一个单位主管,自己的政治道德修养,能够到达这个地步,就是最成功的人。当然对自己本身来说,会是很痛苦的,但是一个成功的人,就要担负所 有人的痛苦,自己的痛苦绝对不放在别人的肩上,而部属的痛苦,都由自己替他承担。
周重九鼎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前面是讲尧舜禹三代的文化、政治思想以及作人的道理。我们文化的鼎盛,是三代以下到周朝完成的,孔孟思想就是继承周公的思想。周朝有一著名文献为 《大赉》,就是周朝开始立国时候的重要思想(主义),他这个思想的中心是“善人是富”。什么是真正的富强,包括家庭的富强,个人的富强,都是善人,都是好 人,各个是好人,没有坏人,这好人不是老实的老好人,是思想纯正,行为端正,一切都好的好人,“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这就是大富。至于“虽有周 亲”,这个“周”代表了圆满,四周充满了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有很多的群众,很多“盲目”的人跟着你。“不如仁人”,不如有一个两个有眼光的人,有仁义道 德的人。人很容易犯一个毛病,喜欢在矮子里当高人,不喜欢到高人里当矮子,到了高人中间,处处不对,成天只有听话的分,看看谁都比自己行,这个味道很难 受。可是从人生中体验到,有成千上万的“盲人”跟你走,一点都不希奇,只怕有一个明眼人对你说:“你走错了!”这就完了。历史上有许多人,当时人人捧他, 真是了不起,但后来明眼人在历史上写一两句,就把他刷下去了。所以当在台上的时候要当心,所听的,所看的,所讲的都是顺意的,都是对的,这时切不可得意忘 形。“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周朝也是三代时的那种精神,由此可知当皇帝之难。我常和美国朋友讨论民主与帝王政治,说他们的民主政治是假的,而我们中国过去的帝王政治思想是真民主。这也是有所本的。
上古的政治经济
一种真正的学问要达到外用,在古人多是用之于政治方面。现在我们所讲的,都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哲学的道理,现在说到上古为政的九个字: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
这是写作《论语》当时,引用上古的文献。“谨权量”有两个观念,我们看到《尚书》中《舜典》有一句话,“同律度量衡”。我们的文字越到上古越麻烦, 这也是中国文字与外国文字基本上的不同,中国文字依六书的法则而来,每一个字,单独代表一个观念,有时一个字包括了四、五个观念;外国文字要几个字母拼起 来,才表示一个观念。这是中国与西方文化不同的重点之一,我们必须了解的。我们后世年轻人读古文会觉得麻烦,就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没有从研究中国字入 手,尤其现在更是如此。
像这里,就是说从尧舜的时代才统一了全国的“律”。这个“律”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天文的、物理的规律,就是现在所说科学性的各种“律”,包括 了历法、天文的法度等等,这是中国最早、最古老、也是最光荣的。在全世界各国,天文学的发展,我们是最早最早的,比别人早了好几千年。另一方面就是政治制 度的各种官制规律,虽然历代都有变更,但原则上仍是一贯相承的。
“度”可以分开来说,一种是地理方面的行度,等于现在西方文化的地球经纬度。另一种就是长度,经济方面应用的丈、尺、寸、分等等名数单位。这是古代为了经济上使用,求得公平合理而统一的。
“量”,即是合、升、斗等容量的总称。
“衡”就是称,就是称东西的斤、两、钱等等名数的总称。
这就是在尧舜时代,已经发现,各个宗法社会,各自为政,律、度、量、衡都没有统一,所以他要把它统一起来。我们要研究经济,研究社会发展,看二十五 史就知道了。我们直到现在,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完全彻底统一,上菜场就知道,有台尺、台斤,又和我们当年在大陆所用的不同,现在又有公尺、公斤等等,是根据 西方文化来的。现在以全世界来说,很少有已经统一了的地方,只有小部分统一了,如装船的吨位算是统一了的,可是在各国社会自己国内所用的,还是没有统一。 由此我们也了解,人类努力了几千年,自己号称文明进步,事实这些地方,我们还是停留在几千年前的阶段,统一的工作,还没有做到,这是以哲学的观点,看历史 的所谓进化,是一个讽刺。
《论语》上这里也说,要“谨权量,审法度。”这个法度,就是现在所谓的制度,各种办事的制度,要严格注意,这是第一层的意义。其第二层的意义,如果 我们不根据《尚书》记载的传统而讲,“谨权量”的权量,就是权变的意思,我们中国文化中,尤其儒家喜欢讲究两个字,所谓“经权”之道,经就是常经,大原则 不变,永远不变的,如人之穿衣饮食是经,但吃白米或吃面包,穿西装或穿中山装,可以随意,则是权变。“权”具有了这样的意义。在为政的大原则就是“谨权 量”,对政治权能的分辨,要非常谨慎,以个人而言,如领导一个单位,对某同仁在权力上应该使用到什么程度,要量才而用,要非常谨慎,这也是对人事而言。 “审法度”是对制度而言。固然说为政在人,但是制度的发挥,非常重要。
人治法治并重
这两句话连起来研究,在我看来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现在全世界都跟着西方文化跑。其中譬如用在工厂人事管理,因为效果很好,所以将这一套又扩大到 行政方面。美国对这方面特别重视。还有一位丹麦人写了一本书,我们有人译作《领导的艺术》或《领导的技术》,这个书名相当新颖,里面的内容,就是人事管 理,而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国文化讲来,就是“审法度”。但是这种管理用之于行政,我们以冷静态度,不掺入任何东西来看,它的毛病非常大,就是人跟着制度在 转,人变成没有灵魂,将来这个东西的祸害非常大。可以断言,将来一定要变,不变吃不消的。依法规来做事,人会变成机械,没有灵魂,人到底不是机械,是有灵 魂的。
回过来看中国过去的政治,是重“人治”,而人治的毛病,是往往变成独裁,所谓“朕即国家,国家即朕。”我就是法律,生杀予夺,完全由我,就变成没有 制度。我们为什么偏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引证和发挥?讲历史人事的经验,老实讲,我们国家的文化,几千年来,比外国人多得多了,所以只有我们的历史值得自 豪。以我们的历史,来与西方民主自由制度下的人事管理科学方法比较,我觉得如作一个统计的话,还是中国的人治毛病较少。古来也有不少暴虐的帝王,造成了许 多错误的领导,但是他的祸害还是少。就是以目前来说,美国对于越南的问题,为什么弄到如此结果?不能说美国人中没有眼光远大,没有世界性的政治家。但在美 国的现行的制度下,任何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军事领导家都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讲“科学管理”,民主自由精神的法度把他们难住了。像我们中国有句在军事方面 常用的老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个在前方作战的大将,不一定听皇帝的指挥,他不是不听,因为路太远,皇帝不会了解前方随时变化的情况,前方将士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就可以视前方的实况来决定战略,对于皇帝所下不适合情况的命令,可以不听,就不算抗命犯罪。但在西方的人事法规中就行不通。但话说回 来,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事例,大将在外,临时应变并没错,一旦班师回朝却受朝议和执法者依法审判,就变成犯罪了。
我们了解了这些思想与观点,再回过来看中国文化,在尧舜当时,人事与制度并没偏废,而把这两方面“谨权量”,像天平一样,法规与人事,配合得非常 好。我们现在社会上就经常看得到,有时候去机关办事,碰了钉子,一肚子牢騷回来,可是没有办法,因为机关里的人照法规办事,遇到法规上某一部分会互相抵触 的,上面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而给下面的人找了很多麻烦。在我们古代的人治思想,法规因人事而变的原则,情形就两样,究竟谁好谁坏,的确难下定论。这是介 绍了“谨权量,审法度。”两句话当中,所产生的很多的联想。
第三句“修废官”。古代官者管也,就是管事的人。严格的研究起来,中国古代所谓作官,在秦汉以后,才变成特殊阶级,在上古时候,如国父所说的,是管 理的意思,服务的性质,是对某事的主管人员而说。“修废官”也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就是说,在尧、舜、禹以后,经过殷商的阶段,政治荒废,到了周朝重新 整顿起来。第二层的意义,一个制度,一个法规,一个行政措施,依我们中国《易经》的道理,是没有不变的。很好的计划,施行下去,到了下层,经过空间或者时 间的关系,今天这个办法对,明天情况变更就不对了,非变不可,不变就会出问题,所以修废官等于说兴废之间要多注意。
这三个重点把握住,了解周朝政治思想的大概规模,就好办了。“四方之政行焉”,为什么说“四方”?中国上古的政治制度,虽说中央集权,但四方都是诸侯,地方分治,实际上他是“中央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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