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雱的智力与为人之谜

王雱（1044－1076），字元泽，王安石之子。据说他是王安石变法时的得力助手，曾参与新法的策划和制定，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也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时人对其为人与智力及有关方面的描述和评价或睿智神奇，或尖刻贬损，或骇人听闻，令人大惑不解。

《宋史·王安石传》后附有王雱的简传，说他“性敏甚，未冠，己著书数万言”。十三岁的时候，听到军人谈论西北边境之事，曾说：“此地应采用安抚的办法去保有，如果让西夏得到此地，则敌强而边患不止矣。”后朝廷派王韶开熙河，安石也力主同意其策略，就是听了儿子的这番话。其描写，简直就是一神童。王安石也曾题诗：“斯文实有奇，天岂偶生材。”盛赞其儿子的才华。

治平四年（1067）举进士，授旌德县尉。“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可以说对当时社会作了相当的研究，才能如此驰骋笔端。“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看来对道家、佛学都有相当的造诣。王安石欲扩大其影响而引起朝廷的重用，就将儿子所作策文及注《道德经》镂版鬻于市，说明其学问还有一定的市场效应。皇上召见，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之职。乃至学校科举新法改革时，《三经新义》中二经《诗义》与《书义》，受诏撰写，又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迁龙图阁直学士，以病辞不拜”。可见其对儒家经典也是熟能生巧，而可另辟新义。三十岁不到，已俨然一学问大家。

不过，《宋史》其《传》还说他“为人慓悍一陰一刻，无所顾忌”，“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主要是“安石更张政事，雱实导之。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言不诛异议者法不行。”《邵氏闻见录》也说：王雱“心险恶，凡荆公所为不近人情者皆雱所教”。二书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执政，设置三司条例司为新法主持机构，任用太子中允程颢为僚属。一天盛署，安石与程颢在家中对坐议事，王雱赤着脚，披头散发，手中拿着妇人的冠帽走了出来。问父亲道：“你们在谈些什么？”王安石说：“因为新法数次受到人为的阻挠，正与程君商量呢。”王雱以一种极为轻慢的姿势坐下，然后大大咧咧地嚷道：“砍韩琦、富弼的头于市，则新法就可实行了。”安石马上说：“我儿说得不对。”程颢正色道：“正与你爸讨论国家大事，子弟不应干预。请退下。”王雱才怏怏不乐地走了。这里，王雱是个狂妄自大，不知礼仪的公子哥儿，根本不像是个饱读硕学之青年。李绂《穆堂初稿·书邵氏闻见录后》辩诬道，元泽以治平四年登进士第，明年即熙宁元年授旌德县尉，远宦江南。所以安石与程颢在熙宁一年议新法时，元泽并未在京。要到熙宁四年，召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元泽然后才入京，而这时程颢因为政见不合离京外任已年余了，所以不可能发生王雱听安石与程颢议政之事。同时，程颢是熙宁二年八月任条例司官，次年五月已外放为地方官，任此官始于深秋而讫于初夏，中间并无盛暑之日。因此上面描述元泽赤脚披发之盛夏情形，也显属捏造。再者，韩琦、富弼年辈都在荆公之前，且曾为宰执，是时德高望重，绝非程颢可比。程颢长元泽仅九岁，第进士也只早十年，且时为安石官属。而王雱敢对韩琦、富弼大喊“斩首”，却被程颢正色一斥，便即避去，这于情理也实在说不通吧。可见此故事不但是明显伪造，且是邵氏所录中“最骇人听观者”。

此外，魏泰《东轩笔录》记载了王家的一段生活琐事：王雱娶同郡庞氏女为妻，年余生有一子，王雱以此子相貌不像自己，怀疑不是自己亲生，就千方百计想杀害他，最后此子竟被惊吓而死。王雱与其妻也就日日争吵，安石知道是儿子有病，而媳妇并无过错，如果就这样让其夫妇离异，恐其媳妇要背黑锅而担恶名，就另外选择了一夫家，把她改嫁了出去。这时，工部员外郎侯叔献去世，侯乃安石学生，关系甚好。侯的妻子魏氏，为人泼辣，且在侯死后不守妇道，轻薄招摇。荆公便上奏朝廷，把魏氏逐出侯门而归本家。京城有谚语说：“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

魏泰是当时变法派官员曾布的妻弟，章惇也数次对他称赞有加，同时与王安石本人的关系也不错，甚至可以说是王雱的朋友。《玉壶清话》就载有，元泽病中，魏泰去探访的事情。如果说邵伯温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要在自己的书中对其造伪诬毁，那么魏泰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要如此中伤自己的朋友。何况与王安石同朝为官的孔平仲，其所著《孔氏谈苑》中也载有相同的故事情节，直指王雱“不慧”，说他虽娶妻，却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王安石怜惜其无辜的媳妇，所以另择人嫁之，而王雱处之泰然。并录有相同的谚语，说明此谚语确实曾一度在京城流传。此外，《墨客挥犀》、《闻见杂录》诸宋人笔记也都记载了略为相同的故事，看来不像在集体造假。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离奇的事呢？王雱有什么病呢？《东轩笔录》说：“王荆公之次子雱，素有心疾……荆公知其失心”。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也称：“王荆公之子滂，少有心疾。”古人所谓“心疾”，往往指其脑子有毛病，所以或称：“失心”、“不慧”。如果说王雱的脑子有病，怎么会有如此众多的著述？有的还是受诏撰著的。怎么又能胜任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诸职呢？如何又能参与新法的制定和推行呢？有学者认为，史称元泽未冠就著书数万言，不像是脑子有病。如果说是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或应是病痿。“不然，人即失心，亦无遽嫁其妇之理，荆公虽执拗，当不至是。”可惜，王雱的著作多已散佚，仅《南华真经新传》传世，其才学到底如何，也已无法考实。

近人余嘉锡博采群书，认真考辨，得出王安石有二子，后人弟冠兄戴，以至搞错的结论。他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查得，王雱“先病疡，后病疽。不治而死”，所以其并非死于“心疾”。又在《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找到王雱曾有一子一女，及其妻在政和初卒于夫家的记载，证实王雱的家庭生活正常，不存在生前嫁妇的怪事。再从《名臣碑传琬谈集》中得知王安石应有二子：王雱与王旁。于是断言：患“心疾”者为弟弟王旁，生前嫁妇当然也是王旁。而雾与旁二字，形声相近，后人只知有雱而不知有旁，刻书者、校书者凡见王“旁”尽妄改为王“王雱”，以致弟冠兄戴。所以《渑水燕谈录》中：“王荆公之子滂，少有心疾。”其“滂”即“旁”。而《东轩笔录》中应是“王荆公之次子旁，素有心疾。”此说颇具说服力，如无其他有关史料的再发现，可说此谜得到一定程度的破解。

不过，王雱枉担近千年有“心疾”的虚名或可摆脱了，但他与王安石变法之间的关系，仍然扑朔迷离。有学者指出：王雱治平末、熙宁初就远宦江南，而在熙宁二、三年，王安石变法最关键的开创阶段，他几乎是无法参与的。所以在吕诲等人弹劾王安石变法的奏章中，未尝有一言论及其子。等到熙宁四、五年，王雱回到京城，变法已次第尽行且初具规模。所以有人以为王安石变法中许多内容，，其子都参与策划和制定的说法应是有问题的。其后，王安石也不是什么都听其子谋划，如变法后期，王安石与昌惠卿不和而公开相倾，王雱组织官员弹劾攻击吕惠卿，并夹上有关文书私自送到审案部门。吕惠卿得到情报，向神宗告状，说安石“违命矫令，罔上欺君”。“帝以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愤恚，疽发背死”。（《宋史·王安石传》）其矛盾错综复杂，王雱在其父的变法中的作用到底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为什么后来一些反对变法者往往要将有些恶名加在王雱的身上？仍然说不清楚。或者说，王雱的为人还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