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唐交奏”案之谜

大理学家朱熹与学者型官员唐仲友在南宋中期突然交奏起讼，彼此攻讦，大有不共戴天的味道。朝野舆论顿时哗然，人们纷纷猜测，其原因何在呢？在分析了各种因素之后，还是理不出个所以然来。

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发生了一桩轰动朝野的弹劾公案，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朱熹，连续上了六道奏章，按劾台州知州唐仲友不法之事，措辞激烈，举证繁杂。唐仲友也不甘示弱，驰奏辩白，并反过来指责朱熹弄虚作假，执法违法。朝野上下顿时舆论哗然，士大夫们议论纷纷，或尊朱抑唐，或褒唐贬朱，毁誉相半，莫衷一是。宋孝宗接到朱熹的弹劾状和唐仲友的声辩疏，互相揭发的都是一些当时士大夫中司空见惯的“不法行为”，如私押官妓、私役工匠、经商谋利等，一时也难以判别是非，只得问宰相王淮，王淮只轻描淡写地评论道：“只是秀才争闲气罢了。”最后，朝廷只得“两平其事”，没有加罪于唐仲友，只是撤销了对唐的江南西路提点刑狱的任命而已。

唐仲友，字与政，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颇有才华，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建康府学教授、秘书省正字、知信州、知台州。曾上万言书论时政，做学问方面偏重儒家经制，代表作是《帝王经世图谱》十六卷、《六经解》一百五十卷，还有《孝经解》、《九经发题》等，大都已失传，不过说明唐仲友也是一位进士出身的学者型官员，学者称说斋先生。朱熹是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著作等身，时已为理学大家。那么，两位饱学之士，为何彼此攻讦，发动这场公案呢？

朱熹在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任上才一年，就一连奏劾了好几个贪官污吏。如奏劾绍兴府差指使密克勤偷盗赈济的官米四千余石，弹劾隐瞄灾情、谎报政绩、横征赋税的衡州守臣李峄，奏劾元差监酒库张大声、孙孜等人检放不实，还弹劾了依仗权势兼并土地、赈粜济米时减克升斗的县尉朱熙绩，又奏劾知江山县王执中、知宁海县王辟纲等渎职……作为监司，就应该监察各地方官吏的行政行为，这是朱熹的职责，所以朱熹同样弹劾知台州唐仲友的不法之事，这也应在情理之中。况且朱熹经过周密的调查和紧张的审讯，掌握了唐仲友在台州大量不法行为的证据，案件牵连到数百人。根据当时朱熹和唐仲友的地位和处境，朱熹不可能凭空捏造唐仲友的罪行，就是说，朱熹的六道奏章中所说的罪状大都是事实。所以，它为什么不可以是正常的官场行政行为呢？

可能因为朱、唐二人都为学界名人，名人交讼，且又连上数道奏章，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由是各种猜测纷纷出笼。一般以为，朱、唐矛盾，主要是由两人学术见解的分歧而引起的。在理学方面。唐仲友的许多观点与朱熹相左，有的还针锋相对。唐仲友与宰相王淮是同乡，还有姻亲关系。王淮曾擢迁郑丙为吏部尚书、陈贾为监察御史，使两人协力攻击朱熹的道学，开庆元伪学党禁之先声。唐仲友与郑丙等的关系也都不错，也曾跟着王淮反对道学，自然与朱熹产生嫌隙。

还有人以为先是吕祖谦曾与唐仲友同书会时有龃龉，而朱熹总是袒护吕祖谦，而故意抑制唐仲友，因此两人埋下了不和的种子。其实，当时士人之间的学术见解有分歧是正常现象，如陈亮与朱熹友善，然论学则冰炭不相容，两人曾进行过多次“王霸义利之辩”。朱熹与陆九渊、吕祖谦之间，也都曾用书信往来或讨论会的形式，进行过激烈的学术争论，但互相间相处还是一如既往。所以，朱、唐间发展到两人在政治上互相攻击，乃至你死我活的尖锐程度，想必还应有其他相关的一些原因。周密《齐东野语·朱唐交奏本末》认为，是唐仲友平时恃才傲物，轻侮朱熹，而陈亮颇为朱熹所推重，与唐仲友却时有矛盾。有一次，陈亮游历台州，看中一名官妓，就嘱托唐仲友为其赎脱官籍，以便自己能与之相好，唐答应了。唐仲友在一次集会上遇到这个妓女，就说：“你果真想跟从陈官人吗？”妓女被问得不知如何回答，唐却接着说：“那你就要做好忍饥受冻的准备才行。”此妓听了若有所悟，显得非常怨愤。自此，陈亮再去此妓女家时，再也看不到从前她那曲意奉承的样子了。陈亮知道被唐仲友所玩弄、出卖，便去见朱熹。恰巧朱熹任两浙东路监司，问起：“近日小唐又在说什么坏话了？”陈亮乘机挑唆道：“唐仲友说你连字都不识，如何当监司？”朱熹听了，心中不快，一时新恨旧账一起捅上，借口部内有冤狱，要求再次巡查。朱熹到达台州时，唐仲友偏偏又出迎怠慢，朱熹就更相信陈亮的话了。于是马上收缴了唐的官印，交付给随从官员，开始搜集唐在台州为官时的种种越轨和不法行为，写成奏状向朝廷告发。

其中主要是说陈亮在其中挑唆。陈亮，字同甫（或同父），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饱读史书兵法，下笔数千言立就，政论气势纵横，词作才气豪迈，还喜谈边塞攻略之事，学者称龙川先生。几次诣阙上书，极论时事，反对和议，，力主抗金。遭人嫉恨或被人诬告，几度入狱。然而出狱后，志气益励。绍熙四年（1193），中进士第一，授签书建康府判字公事，未行而卒。为人脾性豪放，他会做出上述偏狭小家之举吗？同时，朱熹也会为唐仲友“连字都不识，如何当监司？”一句类似玩笑话，就恨得咬牙切齿吗？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断言：“宋人小说多不足信……所记朱、唐公案，恐亦未足信也。”然而有学者指出，陈亮挑唆一说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陈亮在淳熙十年写给朱熹的一封信中透露：“去年之举，‘震’九四之象也”……至于人之加诸于我者，常出于虑之所不及，虽圣人犹不能不致察。奸狡小人虽资其手足之力，犹惧其有所附托，况更亲而用之乎！物论皆以为其平时乡曲之冤一皆报尽，秘书（指朱熹）岂为此辈所使哉！为其一陰一相附托而不知耳。亮平生不曾会说人是非，唐与正乃见疑相谮，是真足当田光之死矣！”话中一方面反驳“物论”所说朱熹把唐仲友平时造就的“乡曲之冤”全部报尽，指出朱熹是不会受唐的“乡曲”指使的。一方面也极力为自己辩护，表白“至于人之加诸于我者”，“亮平生不曾会说人是非”。由此判断，唐仲友确曾怀疑是陈亮从中挑唆。那么，到底陈亮是否在其中有所挑唆？又对唐仲友加以何等不实之词？而促使朱熹最终采取这极端手段，我们还是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