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 第二十五章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到帕斯卡莱和恩佐了,但他们一来就开门见山地说,他们是为了莉拉才来找我的,并马上就谈起了她的情况。帕斯卡莱留了切格瓦拉风格的胡子,我觉得这使他看起来好看一些了。他的眼睛看起来更大,更聚光了,浓密的胡子盖住了他的坏牙,即使是笑的时候也看不见。恩佐一点儿也没有变,他还是默不作声,很专注。只有当他们一起在帕斯卡莱的破汽车里抽烟时,我才意识到,看到他们在一起是一件多么让人惊异的事儿。我还以为,整个城区没有人会和莉拉还有恩佐来往。但现在我看到事情并非如此:帕斯卡莱还去他们家,他还陪着恩佐来找到我,莉拉让他们一起来找我。
恩佐言简意赅地跟我说了发生的事情:帕斯卡莱在圣约翰·特杜奇奥附近的一个工地干完活儿之后,本想去他们家吃饭,莉拉通常下午四点半从工厂回来,但当恩佐和帕斯卡莱在七点回到家里时,还没看到她的影子。家里空荡荡的,詹纳罗还在邻居家。他们俩就开始做饭,恩佐让孩子先吃了。莉拉晚上九点才回到家里,她的脸色非常苍白,神情非常焦躁。恩佐和帕斯卡莱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说。唯一一句她说的话,是带着恐惧说的:“我的指甲要掉了。”恩佐拿起她的手看了看,她说的并不是真的,她的指甲好好的。这时候,她非常气愤,就把自己和詹纳罗一起关在房间里。过了一会儿,她叫喊着,让他们去老城区看看我在不在,她有非常紧急的事要跟我说。
我问恩佐:
“你们吵架了吗?”
“没有。”
“她不舒服吗,上班时受伤了吗?”
“我觉得没有,我不知道。”
帕斯卡莱跟我说:
“你现在不要着急。我们要不要打个赌,莉娜一看见你,马上就会平静下来?我们能找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你现在已经是一个重要人物了,你一定很忙,有很多事儿。”
我客气了一番,他提到了《团结报》上面的那篇旧文章,恩佐也点点头,说他也看了。
“莉拉也看了。”他说。
“她说什么?”
“她对那张照片很满意。”
“然而,”帕斯卡莱嘟囔了一句,“他们让人觉得,你还是大学生。你应该写一封信给报纸,跟他们说你已经毕业了。”
他抱怨说,现在《团结报》给学生运动的空间很大,恩佐也表示同意。他们说的话,跟我在米兰听到的差不多,只是用词要粗糙一些。很明显,虽然我是他们的朋友,但我的照片刊登在了《团结报》上,他们想跟我谈论一个适合我的水平的问题,尤其是帕斯卡莱。也许他们说这些是为了打消他们的不安,还有我的忧虑。
我听他们说话,我马上明白,他们的关系因为政治热情而变得坚固,他们上完班经常见面,一起去参加意大利共产党员的聚会,或者其他会议。我听他们说话,有时候出于礼貌也说两句,他们也会回应我,但我没法摆脱我的担忧,莉拉总是那么坚强,但不知道被什么事情折磨崩溃了。我们去圣约翰·特杜奇奥的路上,他们好像为我感到骄傲,尤其是帕斯卡莱,我说的每个字他都在听,而且他还经常通过后视镜看我的反应。尽管他还是用那种权威的语气说话——他是城区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实际上,他希望得到我的认可,来增强自己的底气。这也是真的,获得了我的认可之后,他就跟我说,他和恩佐以及其他人要面对的党内冲突,他说,有的人就好像狗腿子——他皱着眉头,用手拍着方向盘——他们等着阿尔多·莫罗一个呼哨,就会跟随他去,而不是打破僵局,直接开始斗争。
“你是怎么想的?”他问。
“的确是这样。”我说。
“你很棒!”他用庄严的语气赞美了我,我们走上了一道脏兮兮的楼梯,“你以前很出色,现在也一样。是不是,恩佐?”
恩佐点了点头,但我明白,每上一级台阶,他对莉拉的担忧都在增加,我也感觉到同样的担忧,他觉得,说这些闲话让他很愧疚。他打开门,大声说我们回来了,然后他指着一道门,透过门上的毛玻璃,屋内透出暗淡的光。我轻轻地敲了一下门,走了进去。
恩佐言简意赅地跟我说了发生的事情:帕斯卡莱在圣约翰·特杜奇奥附近的一个工地干完活儿之后,本想去他们家吃饭,莉拉通常下午四点半从工厂回来,但当恩佐和帕斯卡莱在七点回到家里时,还没看到她的影子。家里空荡荡的,詹纳罗还在邻居家。他们俩就开始做饭,恩佐让孩子先吃了。莉拉晚上九点才回到家里,她的脸色非常苍白,神情非常焦躁。恩佐和帕斯卡莱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说。唯一一句她说的话,是带着恐惧说的:“我的指甲要掉了。”恩佐拿起她的手看了看,她说的并不是真的,她的指甲好好的。这时候,她非常气愤,就把自己和詹纳罗一起关在房间里。过了一会儿,她叫喊着,让他们去老城区看看我在不在,她有非常紧急的事要跟我说。
我问恩佐:
“你们吵架了吗?”
“没有。”
“她不舒服吗,上班时受伤了吗?”
“我觉得没有,我不知道。”
帕斯卡莱跟我说:
“你现在不要着急。我们要不要打个赌,莉娜一看见你,马上就会平静下来?我们能找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你现在已经是一个重要人物了,你一定很忙,有很多事儿。”
我客气了一番,他提到了《团结报》上面的那篇旧文章,恩佐也点点头,说他也看了。
“莉拉也看了。”他说。
“她说什么?”
“她对那张照片很满意。”
“然而,”帕斯卡莱嘟囔了一句,“他们让人觉得,你还是大学生。你应该写一封信给报纸,跟他们说你已经毕业了。”
他抱怨说,现在《团结报》给学生运动的空间很大,恩佐也表示同意。他们说的话,跟我在米兰听到的差不多,只是用词要粗糙一些。很明显,虽然我是他们的朋友,但我的照片刊登在了《团结报》上,他们想跟我谈论一个适合我的水平的问题,尤其是帕斯卡莱。也许他们说这些是为了打消他们的不安,还有我的忧虑。
我听他们说话,我马上明白,他们的关系因为政治热情而变得坚固,他们上完班经常见面,一起去参加意大利共产党员的聚会,或者其他会议。我听他们说话,有时候出于礼貌也说两句,他们也会回应我,但我没法摆脱我的担忧,莉拉总是那么坚强,但不知道被什么事情折磨崩溃了。我们去圣约翰·特杜奇奥的路上,他们好像为我感到骄傲,尤其是帕斯卡莱,我说的每个字他都在听,而且他还经常通过后视镜看我的反应。尽管他还是用那种权威的语气说话——他是城区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实际上,他希望得到我的认可,来增强自己的底气。这也是真的,获得了我的认可之后,他就跟我说,他和恩佐以及其他人要面对的党内冲突,他说,有的人就好像狗腿子——他皱着眉头,用手拍着方向盘——他们等着阿尔多·莫罗一个呼哨,就会跟随他去,而不是打破僵局,直接开始斗争。
“你是怎么想的?”他问。
“的确是这样。”我说。
“你很棒!”他用庄严的语气赞美了我,我们走上了一道脏兮兮的楼梯,“你以前很出色,现在也一样。是不是,恩佐?”
恩佐点了点头,但我明白,每上一级台阶,他对莉拉的担忧都在增加,我也感觉到同样的担忧,他觉得,说这些闲话让他很愧疚。他打开门,大声说我们回来了,然后他指着一道门,透过门上的毛玻璃,屋内透出暗淡的光。我轻轻地敲了一下门,走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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