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 第六十六章
把家里的事情交给我婆婆来处理,我马上松了一口气。当时她的表现,让我也想成为她那样的女人。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她找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叫克莱利亚,是马雷玛人,我婆婆无微不至地给她交代了她该做的事情:收拾家里,买东西,做饭。当彼得罗发现,克莱利亚出现在家里,而他母亲并没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表现得很不耐烦。
“我不想家里有奴隶。”他说。
阿黛尔不紧不慢地说:
“她不是奴隶,我们付工资给她。”
因为有婆婆撑腰,我忍不住说了一句:
“那你觉得,我应该当奴隶?”
“你当母亲,而不是奴隶。”
“我给你洗衣服,熨衣服,打扫卫生,给你做饭,给你生了孩子,我还要千辛万苦把她养大,我要崩溃了。”
“谁强迫你了,我什么时候要求过你?”
我受不了这样的冲突,但阿黛尔可以,她用热嘲冷讽的语气,节节击退了她儿子。后来克莱利亚留了下来,她从我手中接过孩子,把摇篮带到了我给她安排的房间,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她都非常准时地给孩子准备奶粉。当我婆婆看到我走路一瘸一拐的,就带我去看了医生,那是她的一个朋友,医生给我开了一些注射的药。她每天早上和晚上,都亲自拿着煮过的针管和针头,还有药水,给我的屁股打针,又准又狠。我马上就感觉好多了,我的腿疼消失了,心情也慢慢开朗了。但阿黛尔并没有停止照顾我,她很得体地要求我收拾打扮自己,她带我去做头发,带我去看牙医。尤其是,她一直在跟我谈论剧院、电影院还有她正在翻译或正在编写的书,杂志上别人都写了什么文章,还有评论她丈夫的或者其他名人的文章,她亲昵地直呼这些人的名字。我从她嘴里,第一次听说了一份非常有斗争精神的女性主义杂志。马丽娅罗莎非常热衷于女性主义,她认识编辑这本杂志的姑娘们,也非常欣赏她们的思想,但我婆婆并不赞同这些人,她用通常那种带着讽刺的语气说,她们看待女性问题,就好像面对阶级斗争的问题一样,但问题没那么简单。你看看她们写的东西吧,她最后建议我说。她给我留下了几本杂志,最后很认真地说了一句话:“如果你要当作家的话,任何事情都不能错过。”我把那些杂志放在一边,我觉得,阿黛尔评价不好的东西,我也不用浪费时间去看。尤其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婆婆说的那些高雅的话,并不是想和我进行思想交流,阿黛尔只是有计划地要把我从一个无能的母亲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她是想通过她说的那些话,摩擦出火花,点燃我空洞的头脑和目光。但实际上,她更乐于拯救我,而不是倾听我。
尽管一切都理顺了,黛黛还是会在夜里哭。我听见她哭,觉得很不安,她给我传递了一种不幸福的感觉,让我婆婆的善举带来的好处都化为云烟。尽管我现在有时间了,但我还是不能写作。彼得罗通常都是忍耐着,但当着他母亲的面,他变得很放肆,甚至有些不客气。一回到家里,他总是会和他母亲发生冲突,唇枪舌剑,冷嘲热讽,这使我的挫败感更加强烈了。我很快觉察到,我的丈夫理所当然地认为,阿黛尔是他最近遇到的所有麻烦的根源。无论是什么事,他都会怪到他母亲的头上,包括他在工作上的不顺心。我根本不了解当时大学里拔剑张弩的气氛,通常我问他怎么样,他总是说很好,他倾向于不让我操心。但在他母亲面前,他打破了这些限制,他会用一个被忽视了的儿子的怨恨语气和她说话,他把对我藏着掖着的那一面全部展示在阿黛尔面前,他宣泄自己,就像我不在场那样,就好像我——他的妻子,只是一个沉默的证人。
这样一来,事情越来越明朗了。他大学那些同事都要比他年长,都把他耀眼的前途,包括他在海外取得的声誉,归结于他的家世、他的姓氏,所以都开始孤立他。学生们觉得他过于严格,也没什么用处,他是一个很乏味的资产阶级,在耕耘着自己的小菜园,根本不顾及现在的形势,总之,他是个阶级敌人。他自己呢,通常既不会自我捍卫,也不会攻击别人,而是会走自己的路。他坚信——我很确信这一点——思路清晰的课程,是学生可以深入思考的一种保证,最终会开花结果。但一切都很难,有一天晚上,他用一种满是怨气的语气,对阿黛尔大声说了这些处境。然后,他马上压低了嗓门,嘟囔着说,他需要安静,工作已经让他很累了,有不少同事联合学生和他作对。一群群年轻人经常会破门而入,进到他正在上课的教室,迫使他中止上课,在墙上贴非常下流的标语。这时候,在阿黛尔开口说话之前,我有些失控地说了一句。我说,假如你没有那么反动,这些事儿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他呢,自从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用一种粗暴的语气对我说:“闭嘴,你总是信口开河。”
我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我忽然意识到,我太不了解他了。我了解他什么呢?他是一个平和的男人,但充满决心,到了顽固不化的地步。他是站在工人和学生这一边的,但他上课和考试的方式是最传统的。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想在教堂里结婚,而且要求不给黛黛洗礼,但他欣赏阿诺河流域的那些基督教团体,谈到宗教问题时,他总是无所不知。他是艾罗塔家的儿子,但他无法忍受这个家族带给他的富裕和特权。我平静下来了,我要站在他那边,让他感觉我的情感和支持。他是我丈夫,我想,我们应该多交流。但阿黛尔的存在是一个问题,他们母子之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让彼得罗在说话时,一改以往的文质彬彬,阿黛尔跟他说话的语气,好像他是一个没救的低能儿。
我们就是那么生活的,冲突不断。他一直和母亲吵架,最后会说一些让我很气愤的话,让我也对他恶语相向。最后到了这样的地步,在吃晚饭时,我婆婆当着我的面问他为什么要睡在沙发上。他回答说:“明天你最好回去吧。”尽管我知道他为什么会睡在沙发上,我没有插话。他这么做是为了我,他在夜里三点工作完,为了避免打扰我,他会在沙发上休息一下。第二天,阿黛尔回热内亚去了,我感到彻底迷失了。
“我不想家里有奴隶。”他说。
阿黛尔不紧不慢地说:
“她不是奴隶,我们付工资给她。”
因为有婆婆撑腰,我忍不住说了一句:
“那你觉得,我应该当奴隶?”
“你当母亲,而不是奴隶。”
“我给你洗衣服,熨衣服,打扫卫生,给你做饭,给你生了孩子,我还要千辛万苦把她养大,我要崩溃了。”
“谁强迫你了,我什么时候要求过你?”
我受不了这样的冲突,但阿黛尔可以,她用热嘲冷讽的语气,节节击退了她儿子。后来克莱利亚留了下来,她从我手中接过孩子,把摇篮带到了我给她安排的房间,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她都非常准时地给孩子准备奶粉。当我婆婆看到我走路一瘸一拐的,就带我去看了医生,那是她的一个朋友,医生给我开了一些注射的药。她每天早上和晚上,都亲自拿着煮过的针管和针头,还有药水,给我的屁股打针,又准又狠。我马上就感觉好多了,我的腿疼消失了,心情也慢慢开朗了。但阿黛尔并没有停止照顾我,她很得体地要求我收拾打扮自己,她带我去做头发,带我去看牙医。尤其是,她一直在跟我谈论剧院、电影院还有她正在翻译或正在编写的书,杂志上别人都写了什么文章,还有评论她丈夫的或者其他名人的文章,她亲昵地直呼这些人的名字。我从她嘴里,第一次听说了一份非常有斗争精神的女性主义杂志。马丽娅罗莎非常热衷于女性主义,她认识编辑这本杂志的姑娘们,也非常欣赏她们的思想,但我婆婆并不赞同这些人,她用通常那种带着讽刺的语气说,她们看待女性问题,就好像面对阶级斗争的问题一样,但问题没那么简单。你看看她们写的东西吧,她最后建议我说。她给我留下了几本杂志,最后很认真地说了一句话:“如果你要当作家的话,任何事情都不能错过。”我把那些杂志放在一边,我觉得,阿黛尔评价不好的东西,我也不用浪费时间去看。尤其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婆婆说的那些高雅的话,并不是想和我进行思想交流,阿黛尔只是有计划地要把我从一个无能的母亲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她是想通过她说的那些话,摩擦出火花,点燃我空洞的头脑和目光。但实际上,她更乐于拯救我,而不是倾听我。
尽管一切都理顺了,黛黛还是会在夜里哭。我听见她哭,觉得很不安,她给我传递了一种不幸福的感觉,让我婆婆的善举带来的好处都化为云烟。尽管我现在有时间了,但我还是不能写作。彼得罗通常都是忍耐着,但当着他母亲的面,他变得很放肆,甚至有些不客气。一回到家里,他总是会和他母亲发生冲突,唇枪舌剑,冷嘲热讽,这使我的挫败感更加强烈了。我很快觉察到,我的丈夫理所当然地认为,阿黛尔是他最近遇到的所有麻烦的根源。无论是什么事,他都会怪到他母亲的头上,包括他在工作上的不顺心。我根本不了解当时大学里拔剑张弩的气氛,通常我问他怎么样,他总是说很好,他倾向于不让我操心。但在他母亲面前,他打破了这些限制,他会用一个被忽视了的儿子的怨恨语气和她说话,他把对我藏着掖着的那一面全部展示在阿黛尔面前,他宣泄自己,就像我不在场那样,就好像我——他的妻子,只是一个沉默的证人。
这样一来,事情越来越明朗了。他大学那些同事都要比他年长,都把他耀眼的前途,包括他在海外取得的声誉,归结于他的家世、他的姓氏,所以都开始孤立他。学生们觉得他过于严格,也没什么用处,他是一个很乏味的资产阶级,在耕耘着自己的小菜园,根本不顾及现在的形势,总之,他是个阶级敌人。他自己呢,通常既不会自我捍卫,也不会攻击别人,而是会走自己的路。他坚信——我很确信这一点——思路清晰的课程,是学生可以深入思考的一种保证,最终会开花结果。但一切都很难,有一天晚上,他用一种满是怨气的语气,对阿黛尔大声说了这些处境。然后,他马上压低了嗓门,嘟囔着说,他需要安静,工作已经让他很累了,有不少同事联合学生和他作对。一群群年轻人经常会破门而入,进到他正在上课的教室,迫使他中止上课,在墙上贴非常下流的标语。这时候,在阿黛尔开口说话之前,我有些失控地说了一句。我说,假如你没有那么反动,这些事儿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他呢,自从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用一种粗暴的语气对我说:“闭嘴,你总是信口开河。”
我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我忽然意识到,我太不了解他了。我了解他什么呢?他是一个平和的男人,但充满决心,到了顽固不化的地步。他是站在工人和学生这一边的,但他上课和考试的方式是最传统的。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想在教堂里结婚,而且要求不给黛黛洗礼,但他欣赏阿诺河流域的那些基督教团体,谈到宗教问题时,他总是无所不知。他是艾罗塔家的儿子,但他无法忍受这个家族带给他的富裕和特权。我平静下来了,我要站在他那边,让他感觉我的情感和支持。他是我丈夫,我想,我们应该多交流。但阿黛尔的存在是一个问题,他们母子之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让彼得罗在说话时,一改以往的文质彬彬,阿黛尔跟他说话的语气,好像他是一个没救的低能儿。
我们就是那么生活的,冲突不断。他一直和母亲吵架,最后会说一些让我很气愤的话,让我也对他恶语相向。最后到了这样的地步,在吃晚饭时,我婆婆当着我的面问他为什么要睡在沙发上。他回答说:“明天你最好回去吧。”尽管我知道他为什么会睡在沙发上,我没有插话。他这么做是为了我,他在夜里三点工作完,为了避免打扰我,他会在沙发上休息一下。第二天,阿黛尔回热内亚去了,我感到彻底迷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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