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0
“你眼睛可以看着别处嘛，”他阴沉地对她说，“你知道这些舞蹈演员还不如一根钢丝绳值钱，他们最好还是去踩钢丝，把腰摔断算了。待一会儿，他们又要到处吹嘘，说你注意他们了。再说你明明听见叫你到化妆室去换装了嘛。你又该迟到了。”
这时，有三个先生——三个记者——被圣卢气呼呼的样子逗乐了，走过来想听听他在说什么。因为另一边正在安布景，我们被挤到他们身上了。
“啊！可我认出他了呀，他是我的朋友，”圣卢的情妇眼睛看着舞蹈演员，嚷了起来，“瞧他身材多好，你们看他那双小手，舞得多来劲，一动全身都动了！”
舞蹈演员朝她转过脸来。他虽然已化装成空气中的精灵，但还看得出人的形体。他的眸子犹如一条灰色的霜带，在染了色的僵直的睫毛中间颤动、闪光，一缕微笑把他的嘴角咧向两边，延伸到他那涂了红粉的脸蛋上。接着，为了讨好这个年轻的女人，他开始像小孩子一样兴致勃勃、惟妙惟肖地把他刚才的手掌动作又做了一遍，就像一个歌唱演员，当我们赞扬他哪首歌唱得好时，他会讨好地把这首歌低声地再给我们唱上一遍。
“啊！太棒了，简直和刚才一模一样！”拉谢尔拍手叫好。
“求求你，我的宝贝，”圣卢伤心地对她说，“别这样出洋相了，我受不了。我向你发誓。如果你再说一句，我就不陪你到化妆室去了，我要离开这里。行了，别淘气。喂，你不要再待在腾腾的烟气中，这对你不好。”他把脸转向我又说，脸上流露出对我的关怀。自从我们在巴尔贝克相识以来，他总像这样关心我。
“啊！你走吧，我求之不得！”
“告诉你，我再也不来了。”
“不敢有此奢望。”
“听着，你知道，我答应过给你买项链的，只要你乖一些，可是，既然你这样对我……”
“哈！你这样做，我才不感到意外呢。你给我许了愿，我早该料到你不会履行诺言的。你想炫耀你有钱，我可不像你那样自私。我不稀罕你的项链。有人会给我的。”
“谁也给不了你，因为我让布施龙替我留下了，他答应除我以外谁也不卖。”
“一点不错，你想讹诈我，你事先把什么都策划好了。怪不得人家说马桑特的意思是Mater Semita，这个名字散发出犹太人的臭气！”拉谢尔在回答中错用了一个词源，把“羊肠小道”说成是“闪米特族”了，民族主义者把这个词源用于圣卢身上是因为他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件。可是圣卢之所以成为审重派完全归因于这个女演员（她最没有资格把马桑特夫人说成是犹太人了，再说，那些社会人种史学家除了发现圣卢的母亲同犹太族的莱维·米尔布瓦家族沾亲带故之外，其他一无所获）。“不过，我会有办法弄到那串项链的，请你相信。布施龙在那种情况下许下的诺言一钱不值。你背叛了我，布施龙会知道的，有人会出双倍价钱买他的项链。你放心好了，很快你就会有我的消息。”
罗贝有一百个理。但事情总是那样错综复杂，乱七八糟，拿着一百个理的人也许会有一次没有理。我不由得回想起罗贝在巴尔贝克海滩时说的那句令人不快但又是无辜的话：“这样，我就可以控制她了。”
“关于项链，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不是瞎许愿。既然你变着法儿要我离开你，我不给你项链是理所当然的。我不明白我怎么背叛你了。我哪一点自私啦？怎么能说我炫耀自己有钱呢？我一直对你说我是个穷光蛋，分文不名。你这样认为就错了，我的宝贝。我哪一点自私嘛？你明明知道，我唯一关心的就是你。”
“对，对，你尽管讲下去。”她揶揄地对他说，同时做了个表示蔑视的动作，然后把脸转向那个舞蹈演员：
“啊！他那双手太不可思议了。我是女人，但我做不出那样优美的动作。”她把脸对着他，用手指着罗贝那张抽搐的脸说：“你看，他受不了啦。”她低声对那位舞蹈演员说，一时的冲动使她变得和暴虐狂一样残酷，然而这并不是她对圣卢的真实感情。
“听着，最后一次，我向你发誓，一星期后你要后悔死的，你求我来我也不来了，酒杯已经满啦，你当心点，没有办法再挽回了。你总有一天要后悔的，那时可就来不及。”
也许这是他的心里话。离开情妇他固然很痛苦，但在他看来，与其像这样在她身边受罪，倒不如早一点分手的好。
“亲爱的，”他又对我说，“别待在那里，我跟你说，你会咳嗽的。”
我向他指了指我身边的布景，意思是说我动不了。他轻轻摸了摸头上的帽子，对身旁那个记者说：
“先生，请您把香烟扔掉好不好，我朋友不能闻烟味。”
他的情妇没有等他，就朝她的化妆室走去了，走了几步，她又回过头来：
“和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他那双小手也像这样灵巧吗？”她假装天真，用做作的、动听的声音向着舞台深处的那个男舞蹈演员喊道。“你看上去真像个女人，我相信，我跟你就像跟我的一个女朋友一样，会合作得很好。”
“据我所知，这里并不禁止抽烟呀！有病就该待在家里嘛！”记者说。
男舞蹈演员向女喜剧演员神秘地笑了笑。
“啊！别说话，你让我发疯了，”她对他喊道，“我们以后再约会！”
“不管怎么说，先生，您不太礼貌。”圣卢对记者说，他仍然心平气和，彬彬有礼，仿佛只是在确认一个事实，在对一次事故作出事后的裁决似的。
就在这时，我看见圣卢把胳膊举得高高的，仿佛在给一个我看不见的人打手势，或者像一个乐队指挥，因为他刚说完这几句有礼貌的话，却举起手来在记者的脸上掴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就像在一组交响乐或芭蕾舞曲中一样，只根据琴弓的一个动作，优美的行板乐曲即刻换成了狂暴的旋律。
现在，战争的狂怒接替了外交家温文尔雅的谈话，接替了和平时期的微笑策略，如果你打一记，我还一拳，双方不打个头破血流那才怪呢。但我不明白（我就像看到两国之间本来可以通过调整边界解决的矛盾竟然发展成为战争，或者看到一个病人仅仅因患肝肿瘤就丧失了生命那样，感到这极不公正），圣卢刚才说话还带点儿客气的意味，怎么会突然做出同前面那些话毫无关联的动作。这个举手打人的动作不仅侵犯了人权，而且违背了因果关系的原则。然而，在容易冲动的一代人身上，是会ex nibilo做出这个动作来的。幸好记者没有还手。这记猛烈的耳光打得他差点儿摔倒，他的脸刷地变白，他犹豫了一下，但没有把手举起来。至于他的朋友们，有一个很快别过脑袋，假装专心在看后台一个显然并不存在的人；第二个装作眼睛里掉进了一粒灰尘，使劲地合上眼皮，痛苦地做着怪相；第三个则喊着冲到台下：
“我的上帝，我想演出就要开始了，去晚了会没有位子的。”
我本想劝一劝圣卢，可我看见他对那个男舞蹈演员生那样大的气，怒火都要从他的眼睛里冒出来了。这股怒火犹如骨架，把他的脸颊绷得紧紧的；他内心的激动完全凝固在脸上，他甚至无意使脸部肌肉放松。既然是这样，他就根本不会听我的话，也不会作出响应。记者的三个朋友看见事情已经结束，便回到他的身边，但仍心有余悸。可是，尽管他们为自己的行动感到惭愧，却仍然坚持要他相信他们确实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因此，他们一个说眼睛里掉进了灰尘，另一个说闹了场虚惊，以为戏就要开始了，第三个则说看见有一个人走过去，长得和他兄弟像极了。他们甚至还抱怨，说他不了解他们的心情。
“怎么，你没看见？你眼睛看不清了？”
“那就是说，你们是一群胆小鬼。”被掴耳光的记者小声嘀咕了一句。
按照刚才虚构的事实，他们应该——但没有想起来——装出听不懂的样子，然而与逻辑相反，他们喊出了一句在这种场合人们习惯说的话：“啊，你的气还不小哇，别小题大做了，好像你嘴里咬着马嚼子似的。”
上午，我站在长满白花的梨树前，突然明白罗贝对“从上帝身边来的拉谢尔”的爱情是建立在幻梦之上的。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个爱情确实酿成了痛苦。一个钟头以来，他不停地受着痛苦的折磨，现在痛苦收缩了，缩回到他的身上，时显时隐，若有若无地显露在他的眼睛中。圣卢和我，我们离开剧院，在一起走了一程。我在加布里埃尔大街的一个拐弯处稍稍停了一会儿。从前，我常见到希尔贝特从那条街上走来。我停了一会儿，试图回顾那些往事。我正要“小跑步”去追圣卢，蓦然看见一个衣冠不整的先生好像在同他说话，两人离得相当近。我由此推断，这是圣卢的朋友。可是，两人好像还在继续靠近。突然，我看见一些卵形物体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占领了圣卢面前的空间，形成一个变化无定的星座。这些卵形物体好像是用一只弹弓打出来的，我看至少有七个。然而，这不是什么弹弓射出的物体，而是圣卢的两个拳头。拳头飞快地变换着位置，看起来像是好几个拳头做出了一整套完美无缺、煞是好看的动作。这阵拳头的好斗性——而不是审美性——我一上来就从那个衣冠不整的先生狼狈的样子看出了几分。他张皇失措，颌骨似乎脱开，流了许多血。一群人围上来询问情况，他撒了谎，没有讲真话。他转过头，当他看见圣卢头也不回地朝我走来时，怨恨而沮丧地、但毫不气恼地看着他离去。相反，圣卢却怒形于色。尽管他没有挨打，但当他走到我跟前时，我看见他的眼睛还在冒火。我认为这件事与剧院里掴耳光事件毫无关系。那人是一个有同性恋癖的过路人，看见圣卢是一个漂亮英俊的军人，就向他提出不正当的建议。我的朋友惊魂未定。这帮“恶棍”竟不等天黑就想冒险！当他给我讲述那人的建议时，就像报纸在报道一起光天化日之下在巴黎市中心发生的持械抢劫事件那样，情绪异常激愤。然而，挨打的那个瘾君子也无可厚非，他顺着斜坡滑下去，一心只图快点享受，以为长得漂亮就是允诺他了。而圣卢长得确实漂亮，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对付刚才上来同他攀谈的那号人，拳头固然可以教他们认真思索一番，但时间毕竟太短，不可能使他们改邪归正，从而逃脱法律的制裁。因此，尽管圣卢不假思索地给了对方一顿拳头，但这种惩罚即使能帮法律的忙，却不可能移风易俗。
接踵而来的这两件事，尤其是他想得最多的那一件，当然会促使圣卢想单独待一会儿。因为不久他就提出同我分手了，要我独自去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他在那里和我碰头。他说我们不一起进去，这样他好装出刚到巴黎的样子，不让人家猜到他和我一起已度过了下午的部分时间。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生活环境果然和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环境不大相同，这一点，我在巴尔贝克海滩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相识之前就料想到了。侯爵夫人属于这样一类女人，出身名门望族，夫家也同样是高门显贵，然而在社交界却不享有崇高的地位。除了几个公爵夫人（都是她的侄女、外甥女或妯娌）和一两个王妃（是她家的故交）以外，到她沙龙来的人全都是三流人物：资产者、外省的或名声不好的贵族。由于这些人同她过从甚密，久而久之，那些高雅之士和赶时髦的人也就对她敬而远之。再说他们同她非亲非故，用不着到她的沙龙来尽义务。固然，我没有花多少时间，也没有费任何气力就弄明白，在巴尔贝克海滩，为什么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消息比我们还要灵通，对我父亲和德·诺布瓦先生正在西班牙进行的访问了如指掌。可是，即便是这样，我也难以想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同大使先生二十余年的暧昧关系会是侯爵夫人在社交界地位一落千丈的根本原因，因为那些最出风头的贵妇在社交界炫耀的情夫还不如诺布瓦先生有身份。况且，他大概早就不再是她的情夫了，而仅仅是她的一个老朋友。那么，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从前是不是有过其他风流事呢？那时候，她的性格比现在狂热。现在她人老珠黄，变得平静和虔诚了，这也许得部分地归功于她拼命享受生活的狂热年代。她在外省生活多年，就不会闹出几场丑闻？她这些浪漫史后人并不知道，只是从她沙龙乌七八糟的成员看到了后果；倘若没有这些丑闻，她的沙龙肯定会是纯而又纯的沙龙之一。她的侄儿说她讲话“尖酸刻薄”，那么，她那张利嘴会不会使她在那个年代树敌过多？会不会促使她利用自己对男人的某些成功向女人实施报复？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尽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在谈论廉耻和慈爱时，神态高雅，富有同情心，不仅用词细腻入微，而且语调也时强时弱，时重时轻，但这些并不能使这种假设不成立。因为那些奢谈某些美德，并且感觉到它们的魅力，甚至深有体会的人（他们会在回忆录中塑造一个具备这些美德的可敬形象），常常出生于，但并不属于那个实践着这些美德的默默无闻的、粗野而没有艺术修养的一代。那一代人在他们身上会有表现，但不会延续。他们的性格和那一代人的不同，他们敏感，有才智，但这种性格却不利于行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生中有没有丑闻，这无关痛痒。即使有，也被她家姓氏的光辉遮盖了。肯定地说，她在社交界失势的根本原因是她的出众才智，一种与其说是上流社会女人的，不如说是二流作家的才智。
毫无疑问，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特别鼓吹稳健和节制，这种品质一般不会使人产生激情。说到节制，如果要说得完全恰当，我认为光有节制是不够的，还必须兼备作家的某些素质，必须有不太节制的激情。我在巴尔贝克海滩就注意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并不理解某些大艺术家的才华，她只知道用幽默的玩笑对他们冷嘲热讽，使她的不理解披上一层诙谐而优雅的外衣。但是，她这种诙谐和优雅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竟变成了——在另一个平面上，被用来贬低那些最杰出的作品——她真正的艺术素质。然而，这种素质会对一个人的社交地位产生不良的影响，会导致一种医生们所说的挑挑拣拣的毛病。这种毛病具有异常强大的瓦解力，即使你在社交界的地位十分牢固，不消几年，也会被它动摇基础。艺术家们所说的才智，对上流社会说来似乎是纯粹的奢望，而上流社会的人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仅以唯一的角度去看待一切，决不会理解他们对选词或对比为什么有那样浓厚的兴趣，因此在他们身边会觉得疲倦，感到恼火，会很快产生反感。然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谈吐只显示出一种完全是上流社会的高雅，这在她以后出版的回忆录中也可以得到证实。一些重大的事件，她只是轻描淡写、笼而统之地提一提；对于她过去的岁月，她几乎只谈了一些轻薄的琐事，不过，她的描写却绘声绘色、恰如其分。但是，一部作品，即或涉及的题材是非精神性的，也还是智力的产物；要在一本书或一场谈话中（因为谈话和写书差别不大）使人得到一种轻薄已经登峰造极的印象，必须要有一定分量的严肃性，那是一个十足轻薄的人所不具备的。在某些由女人撰写的被公认为杰作的回忆录中，有的句子被人称作高雅的轻浮，引为范例，但总使人想到要达到这种轻薄程度，作者想必早已精通一门比较沉闷的科学，一门讨厌的学问，她在少女时代，在她的女友眼里，可能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女学究。某些文学素质会导致社交生活的失败，文学素质和社交生活之间的联系是那样必然，今天，当我们拜读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回忆录时，只要读到某个贴切的形容词和某些前后连贯的比喻，就可以重新看到勒鲁瓦夫人那样的假上流人物在某大使馆的楼梯上可能向老侯爵夫人冷冰冰地行礼的情景。勒鲁瓦夫人去盖尔芒特府的时候，也许会顺便送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张折了角的名片，但决不会走进她的沙龙。因为勒鲁瓦夫人害怕同医生或公证人的妻子混在一起会有失身份。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少女时代可能是一个女学究。她自以为博古通今，顾盼自得，但很可能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得罪了上流社会中某些不及她聪明、又不如她有学问的人，而那些受到伤害的人却对她耿耿于怀，记恨终生。
再说，才华不是一种附加物，可以随便加到那些能使人获得成功的各种素质之中，从而造就上流人士所说的“完美的女人”。才华是某种精神气质的活的产物。一般地说，在这种气质中，有许多特点是不存在的，占主导地位的是敏感性。这种敏感性的某些表现形式，在书中可能感觉不到，但在生活中却会顽强地表现出来，例如好奇心，耽于幻想，突然想到这里或那里去走一走，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扩大或维持社交关系，或者仅仅是为了发挥社交关系的作用。在巴尔贝克海滩时，我看见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把自己关在她的小圈子中，对坐在旅馆大厅里的人不屑一顾。但我感到她并不是生性冷漠才不和别人来往的，而且也不总是闭门谢客。心血来潮时，她也想结识这个或那个没有资格受她接待的无名人士，可能因为她觉得那人长得漂亮，或者仅仅因为听人说他很讨人喜欢，或者认为他与她熟悉的人不一样。而她所熟悉的人全都是最纯的圣日尔曼社交圈里的人。在那个时代，她对他们很不以为然，因为在她看来，他们决不会抛弃她。那个得到她赏识的生活放荡的青年，没有身份的小市民，对她的邀请不肯赏光，她就不得不一再发出邀请，久而久之，她在那些假上流人的眼里渐渐威信扫地，因为他们评定一个沙龙好坏，往往根据女主人不接待什么样的人，而不是根据她接待什么样的人。的确，如果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年轻时对自己是贵族的精华感到乏味，有意得罪她周围的人，以作践自己的地位自娱的话，那么，当她在社交界的地位一落千丈后，反倒眷恋起她失去的地位了。从前，如果说她为了向她显示自己比她们高明，她们不敢做的事她敢说敢做的话，那么现在，除了她的亲属之外，公爵夫人们都不愿光临她的沙龙，她觉得自己变得渺小了，她还希望能独霸一方，但不再是用思想，而是用别的方法。她想把过去她竭力排斥的贵妇都吸引到她的沙龙里来。不知有多少女人，一生就像这样被分割成若干个对比鲜明的阶段！况且，对她们的生活，人们知道得很少（因为每个人按照不同的年龄，似乎有着不同的世界，老人们守口如瓶，使得年轻人对过去很难有明确的概念，很难了解人生的整个过程）。当她们走到人生最后一个阶段时，她们又会不遗余力地去夺回她们在前一个阶段心甘情愿地抛弃的东西。那么是用怎样的方式抛弃的呢？当今的青年是想象不到的。更何况他们眼前是一个德高望重的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一本正经的回忆录作者，戴着白发套显得那么庄重，却曾经是一个一宵千金的风流女人，使多少现在已长眠地下的男人丧魂失魄。尽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曾巧妙而自然地、坚持不懈地作践她高贵的出身给予她的地位，但这并不能说明，即使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她对她的地位毫不重视。同样，一个神经衰弱症患者可以整天为自己密谋一种清静而懈怠的生活，但他仍然认为这种生活不堪忍受；当他赶紧在束缚他的网上再开一个洞眼时，很可能他只梦想舞会、狩猎和旅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确立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会身不由己地把我们现在的特征，而不是理想的人的特征作为临摹的图样。勒鲁瓦夫人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打招呼时表现出的轻蔑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反映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本性，却丝毫也不符合她的愿望。
毫无疑问，当勒鲁瓦夫人同侯爵夫人“断绝来往”（这是斯万夫人心爱的用语）时，侯爵夫人为了自我安慰，可能会回想起玛丽阿梅莉王后从前对她说过的一句话：“我爱您就像爱女儿一样。”但是王后的这种恩宠是不公开的。没有人会知道，它就像艺术学院旧时颁发的头等文凭，上面布满了灰尘，它仅仅对侯爵夫人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在上流社会中，唯有那些能创造生活，并且会随时消失的好处才是真正的好处，享有这些好处的人既不想保留，也不想到处张扬，因为在同一天中，还会有一百个好处接踵而来。尽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必要时会回忆王后的话来作自我安慰，但她却宁愿用王后的话换取经常邀请勒鲁瓦夫人的权利。就像一个大艺术家走进一家饭店，谁也不认识他，他那件过时的旧上衣和脸上腼腆的神情也显示不出他的才华，他宁愿自己成为邻桌那个年轻的场外经纪人，尽管这个人属于社会最低层，却有两个女演员相陪，老板、侍应部领班、侍者，穿制服的服务员，就连学厨的小徒弟，全都走出厨房，络绎不绝地跑来向他大献殷勤，就像童话剧中看到的那样，而那个饮料总管手里拿着满是灰尘的酒瓶，浑身上下也都是灰尘，被光线刺得睁不开眼睛，一瘸一拐地朝着经纪人走来，像是刚才从黑暗的酒窖上来时，半路上扭伤了脚似的。
然而，应该承认，勒鲁瓦夫人没有出席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尽管使女主人伤心，但却没有引起多少客人的注意。他们根本不知道勒鲁瓦夫人的特殊地位，因为她仅仅在上流社会有名气。他们毫不怀疑，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招待会是巴黎最出色的招待会，正如今天她的回忆录的读者所确信的那样。
离开圣卢后，我就去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我第一次去她家里，是德·诺布瓦先生向我父亲提议的。我在她的客厅里找到了她。客厅的墙壁装饰着黄绸，沙发和令人赞叹不绝的安乐椅是用博韦的绒绣做面，玫瑰红色几乎可以说是紫罗兰的颜色，看上去就像成熟的覆盆子，与墙壁的黄绸相映生辉。在盖尔芒特和维尔巴里西斯两家人的肖像旁边，还可以看到玛丽阿梅莉王后、比利时王后、德·儒安维尔亲王和奥地利皇后的肖像，这是他们亲自赠送的。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头戴一顶旧时的镶着黑色花边的软帽（她以一种对地方色彩或历史色彩先入为主的本能保留了这顶软帽，就像从布列塔尼来的旅店老板，尽管他的顾客全都换了巴黎人，他却仍然认为应该让他的女仆们戴帽子和穿大袖管衣服），坐在一张小书桌前，桌上放着画笔、调色板和一张刚动笔的水彩画，旁边是玻璃杯、茶碟和茶杯，里面放着苔蔷薇、百日草和铁线蕨。客人纷至沓来，她这时已停止画花，那些杯、碟中的花草似乎像一张十八世纪的铜板画上的花卉，花就放在一个卖花女的柜台上。客厅里暖烘烘的，因为侯爵夫人在从城堡回来的路上受凉得了感冒，屋里特意生了火。我来到客厅时，已有几个客人在了。其中一个是档案保管员。今天上午，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和他一起，把历史人物写给她的亲笔信归了归类。这些真迹facsimiles后，准备作为证明文件放进她正在撰写的回忆录中。在这些客人里，还有一个是历史学家，看上去惶惶不安，不苟言谈。他得知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继承了一张蒙莫朗西公爵夫人的画像，想复制一份，作为他那部关于投石党的著作的插图，因此来恳求得到她的同意。我的老同学布洛克也来了。他现在是个青年剧作家，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指望他能为她提供一些不要报酬的演员，参加她即将举办的日场演出。诚然，社会的万花筒正在转动，德雷福斯案件就要把犹太人贬入社会最低层，但是，一方面，尽管为德雷福斯翻案的狂风四起，波涛在暴风雨的开始阶段是不会达到高潮的。再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至今还置身于德雷福斯案件之外，不闻不问，漠不关心，听到家里有人怒斥犹太人，她也听而不闻。最后，像布洛克这样的青年犹太人，还是个无名小卒，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而他们党内有代表性的知名犹太人却正在受到威胁。现在，他下巴上点缀着“山羊胡”，戴着夹鼻眼镜，穿着紧身长礼服，手里拿着手套，犹如拿着一卷纸莎草纸。罗马人、埃及人和土耳其人会讨厌犹太人。但是在一个法国沙龙里，这些人民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很难感觉得到。一个犹太人走进一个沙龙，就好像走出了大沙漠，像鬣狗那样倾斜着身体，弯着颈背，口中不停地说着“萨拉姆”，这副模样和神情，恰好能满足人们对东方风味的好奇心。不过，这个犹太人必须不属于“上流社会”，否则，他的外表很快就会像一个英国贵族，举止风度会完全法国化，这样一来，他那桀骜不驯的、像金莲花那样胡乱生长的鼻子会使人想到马斯卡里耶，而不是所罗门。但是布洛克还没有被“圣日耳曼区”的训练软化，也没有因为同英国和西班牙接触而变得高贵，尽管他一身欧洲装束。但对于那些爱好异国情调的人来说，他仍然是德刚画笔下的犹太人，奇特颖异，饶有趣味。这个种族具有令人惊奇的生命力，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把一个完整的手指一直伸到现代的巴黎，伸到我们剧院的走廊里和银行、邮局、商店的营业窗口后面，伸到葬礼中和大街上；它使现代的帽子犹太化，吞并了欧洲的装束，使人忘记了旧式礼服，使之就范，总之，使之和画在大流士一世宫门前一座絮斯风格建筑物中楣上的亚述誊写人所穿的衣服十分相像。（一小时后，德·夏吕斯先生向人打听布洛克这个名字是否是犹太人的名字，布洛克就认为夏吕斯对犹太人怀有敌意，其实这纯粹出于对艺术的好奇心和对地方色彩的热爱。）但是，谈种族的延续性并不能确切地表达我们对犹太人、希腊人、波斯人，对所有这些人民的印象，最好还是让他们各有各的特色。我们从古代画中熟悉了古希腊人的面孔，在絮斯一个宫殿的三角楣上看到过亚述人。然而，当我们在社交场合邂逅这个或那个种族的东方人时，仍然会感到他们是超自然的人，是靠招魂术的力量招来的幽灵。我们仅有一个表面印象，现在这个印象有了深度，它在三维空间上伸展开来，它在动。年轻的希腊妇女，一个银行阔老板的女儿，当今最时髦的女子，看上去就像在一出历史芭蕾舞剧中扮演群众角色的女演员，活生生地代表着希腊艺术；但在戏剧中，导演使这些人物形象变得苍白无力。相反，当一个土耳其妇女、一个犹太人进入一个沙龙，我们会看到一幅动人的场面，人物形象会变得生动活泼，奇妙非凡，仿佛真是招魂术招来的亡灵。是灵魂（更确切地说，至少是那些亡灵显形说中一贯宣扬的灵魂）在我们面前做着这种令人不解的手势和表情，是我们从前在独一无二的博物馆中模模糊糊地看到过的灵魂，从微不足道的先于经验存在的生活中找出来的古希腊人和古犹太人的灵魂。在那个年轻的希腊妇女身上我们想拥抱的——但这只是妄想，因为我们靠近她，她就闪开——是画在一只花瓶上的曾得到人赞美的人物形象，如果我利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客厅的光线给布洛克照几张相，我认为我们得到的以色列的形象，正是那些亡灵的照片显示的形象。这形象是那样撩拨人心，因为它不像人；可又那样令人失望，因为它毕竟与人类太相像。更广义地说，在我们每天生活的可怜的世界上，连我们周围人说的毫无意义的话，我们也会感到它们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在这个可怜的世界上，即使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尽管我们像围着一张转动的桌子围在他的身边，等待他道出无穷世界的奥秘，他也只会说出布洛克刚才说的话：“但愿他们注意我这顶大礼帽。”
“我的上帝，那些部长，我亲爱的先生，”我走进客厅时，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好像正在和我的老同学说话，我的闯入打断了她的话头，不过她立刻又接上了，“那些部长，谁也不想见他们。尽管我那时还小，但我清楚地记得，国王曾要我祖父邀请德卡兹先生参加一个舞会。舞会上，我父亲要同贝里公爵夫人跳舞。国王对我祖父说：‘您会让我高兴的，弗洛里蒙。’我祖父耳朵有点背，听成了德·加斯特里先生，感到国王的请求很自然。当他明白是要他邀请德卡兹先生时，他心里一阵反感，但还是折腰应允，并且当晚就给德卡兹先生发出请柬，请他光临他下周举办的舞会。因为，先生，那时候的人都很讲礼貌，女主人不可能只满足于在请柬上亲笔写：‘清茶一杯’，‘跳舞茶会’，或‘音乐茶会’。然而，他们既懂得礼貌，也会表现出无礼。德卡兹先生接受邀请了，可是舞会前夕，人们得知我祖父因身体不适而把舞会取消了。他没有违抗国王，但也没有让德卡兹先生参加他的舞会……是的，先生，我清楚地记得莫莱先生，他很风趣，他在法兰西学院接见德·维尼先生时就证明了这一点。但他十分拘泥虚礼，我仿佛还看见他手中拿着大礼帽回家吃晚饭的情景。”
“啊！这很能使人想到受腓力斯人影响相当深的一个时代，因为毫无疑问，回家时把帽子拿在手上是普遍的习惯。”布洛克说，他很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向一个见证人了解昔日贵族的生活特点，而那位有时兼任侯爵夫人秘书的档案保管员向侯爵夫人投去了温柔的目光，仿佛在对我们说：“瞧！她多么了不起！她什么都知道，谁都认识。你们可以随便问她。她是一个非凡的女人。”
“不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答道，一面把浸着铁线蕨的玻璃杯挪近一些，呆会儿她还要画花，“这仅仅是莫莱的习惯。我从没见过我父亲在家还拿着帽子。除非国王驾临，因为国王到哪儿都是家，而主人在自家的客厅里反而成了客人。”
“亚里士多德对我们有过教导，在……”投石党历史学家比埃尔先生壮着胆子说道。可他说话时畏首畏尾，怯声怯气，结果谁也没有注意他。他患神经性失眠症已有几个星期了，吃什么药都不管用，天天睡不着觉，累得精疲力竭，因此除了工作需要外很少出门。别人出门是家常便饭，可他就像从月球上下来一样费劲。正因为他不能经常出去走走，当他看到别人的生活不能随时发挥最大的效率以满足他生活中勃发的冲动时，就会感到万分惊讶。他每次去图书馆总要穿紧身礼服，尽量使自己挺直腰杆，站稳脚跟，就像威尔斯笔下的人物，可他常常吃闭门羹。值得庆幸的是，他去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却没有被拒之门外，他马上就可以看见那张肖像了。
布洛克打断了他的话头。
“真的，”他说，这是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所讲的国王驾临的礼节问题作出的反应，“您说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好像他不应该不知道似的）。”
“说到国王驾临，您知道昨天上午我侄儿巴赞同我开的愚蠢的玩笑吗？”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问档案保管员，“他自己没来，而是派人来告诉我，瑞典王后想见我。”
“啊！他就这样冷漠地派人来同您说一说就完了！这不是开玩笑嘛！”布洛克高声说，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而那位历史学家只是羞怯而庄重地稍微笑了笑。
“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刚从乡下回来不几天，想清静一下，我要求大家不要把我回来的消息告诉任何人。我心里纳闷，瑞典王后怎么会知道我在巴黎的，也不让我歇两天喘口气。”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这番话使她的客人无不感到惊讶：瑞典王后想登门拜访，而女主人却认为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的确，如果说上午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还在同档案保管员查阅她回忆录的有关资料的话，那么现在她已不知不觉地试图用回忆录的结构和魔力来影响一个代表着她未来读者的一般听众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同一个真正高雅的沙龙是会有差别的。在高雅的沙龙里，不大可能出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接待的那种庸俗女人，相反却能看见最终被勒鲁瓦夫人吸引过去的杰出的贵妇。但是，这种细微的差别在她的回忆录中却看不出来。作者没有把那些出身低微的朋友写进去，因为没有机会提到她们，却塞进了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贵宾，因为回忆录的篇幅有限，不能写进很多人。如果写进回忆录的人都是王公贵族和历史人物，那么读者就会从中得到最深刻的印象：某某沙龙是一个高雅的沙龙。按照勒鲁瓦夫人的评价，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是一个三流沙龙，为此，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深感痛苦。如今，几乎没有人知道勒鲁瓦夫人了，她这个评价也烟消云散。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这个昔日常有奥马尔公爵、布洛伊公爵、梯也尔、蒙达朗贝、迪邦卢殿下来访，今天又有瑞典王后光临的沙龙，会被丝毫没有改变价值观念的后代子孙誉为十九世纪光彩夺目的沙龙之一。从荷马和品达罗斯时代起，人类的子孙依然如故。在他们眼里，值得羡慕的地位是高贵的门第，皇亲国戚或准皇亲国戚，是国王、平民领袖和杰出人物的友谊。
然而，所有这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都沾点边，无论是她现在的沙龙，还是在回忆录中。她借助于回忆录，把她现在的沙龙延伸到过去，有些事稍微作了润色。再说，德·诺布瓦先生虽没有能力恢复他女友在上流社会的真正地位，但却把外国或法国政治家带进了她的沙龙。这些政治家需要诺布瓦先生。他们知道，经常去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是讨好前大使先生最有效的办法。勒鲁瓦夫人大概也同这些欧洲的知名人士相识。但她是一个知趣的女人，总是避免使自己的谈吐像个女学究，绝对不和总理们谈论东方问题，不和小说家、哲学家谈论爱情的本质。有一次，一个矜夸的贵妇问她：“您对爱情有何高见？”她回答说：“您问爱情？我只管实践，从不谈论。”如果文学名流和政治人物来到她的沙龙，她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一样，只让他们玩扑克牌。不过，他们常常宁愿打扑克，也不愿意受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束缚，一味地漫谈闲聊。这种闲谈，在上流社会也许是荒谬可笑的，但她却从中汲取了宝贵的素材和政治见解，写出了具有高乃伊式悲剧作品那样良好效果的回忆录。况且，只有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的沙龙可以传给后代，因为勒鲁瓦夫人们不会写，即使会，也没有空闲。如果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的文学禀赋是使勒鲁瓦夫人们看不起她们的原因，那么反过来说，勒鲁瓦夫人们的蔑视却大大有利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文学禀赋的发展，使这些女学究有闲从事文学生涯。上帝要人写出几本好书，便在勒鲁瓦夫人们的心里煽起了蔑视之火，因为他知道，如果她们邀请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赴晚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就得立刻撂下文具匣，吩咐给她套车，八点就得动身。
过了一会儿，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妇人款款而入。她神态庄重，卷边草帽下露出玛丽安托瓦内特式的高高隆起的白发。那时我还不知道她就是巴黎社交界还能见到的三个特别的贵妇之一。这三个女人和德·维尔巴里西斯一样出身名门，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原因已随时间的消逝而沉入黑暗，恐怕只有一两个从那个时代过来的风流老手才能向我们吐露真情），只剩下一些无人问津的末流光顾她们的沙龙了。这三个贵妇都有自己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也就是她们的侄女。这个光彩夺目的侄女来向她们尽礼仪，但始终也没能把另外两个贵妇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吸引到她的姑妈的沙龙里来。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同这三个贵妇来往密切，但并不喜欢她们。也许因为她们的处境和她相似，会使她触景生情而心中不快。此外，她们也和她一样尖酸刻薄，博学多才，幻想通过经常演出独幕滑稽剧组成所谓的沙龙。她们之间竞争激烈，这种竞争又因她们一生挥霍无度，如今几乎囊空如洗，而变成了一种生存之争，不得不依靠或利用某个演员的无偿援助，惨淡经营着她们的沙龙。再说，这个梳着玛丽安托瓦内特发型的夫人每次看见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不免总要想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从没有出席过她的星期五聚会。不过，每星期五，她忠实的亲戚普瓦公主必到，这多少给了她一点安慰。这是她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尽管普瓦公主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好朋友，但她从来不去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做客。
然而，从马拉盖滨河路的公馆到杜农街、椅子街和圣奥诺雷区的沙龙，一种互相依存却又彼此憎恨的关系把这三个遭到贬谪的女神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我真想查一查社会神话学辞典，弄清楚她们究竟做了什么风流韵事，冒犯了哪一条天规，会遭到如此悲惨的惩罚。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就因为她们出身高贵，当前又都身处逆境，才不得不彼此既憎恨，又密切相连的。再说，她们都在其他几个人身上找到了向自己的客人献殷勤的好办法。试想，当她们把客人介绍给一个很有身份的、有一个姐妹嫁给了某萨冈公爵或某利尼亲王的贵妇时，她们的客人怎能不以为自己已跨进了最封闭的贵妇沙龙呢？况且，报上成天谈论这些所谓的沙龙，而对于真正的沙龙却很少报道。就连那些侄儿外甥，那些上流社会的“精华”（尤其是圣卢），当听到同学求他们把朋友引进上流社会时，也会说：“我带你们去我的维尔巴里西斯姑婆家，或某某姨婆家……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沙龙。”他们清楚地知道，把朋友引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的沙龙，也许比带他们到这些夫人漂亮而高雅的侄女或妯娌家更容易一些。有些老头和少妇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情况对我说，这几个老太太所以不为上流社会接纳，是因为她们从前行为过于放荡。当我反驳他们说，行为放荡不应该妨碍她们高雅时，他们提醒我说，她们的放荡超过了人们今天的想象力。这些神态庄重、正襟危坐的夫人，她们的不轨行为经人一传，就带上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史前时期和猛犸时代的神秘色彩。总之，这三个白发、蓝发或红发的命运女神曾为不计其数的男人纺过生命之线。我想现代人夸大神话时代的厄运，如同希腊人创造伊卡洛斯、忒修斯、赫拉克勒斯一样，可是这些人物的原型和很久以后仍然把他们奉若神明的人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人们总要等一个人不大可能再做坏事时才来清算他从前的过失，只看见他正在遭受社会惩罚，并且根据惩罚的大小来衡量、想象，甚至夸大他犯过的罪行。在“上流社会”这个展出象征派画像的长廊里，真正轻浮的女人、彻头彻尾的荡妇总是以一个年逾古稀、神态庄重、目空一切的夫人面目出现，她能接见多少人就接见多少人，而不是想接见谁就接见谁，行为不端的女人不敢问津她的沙龙，罗马教皇常常赐给她“金玫瑰”。她偶尔也写一部关于拉马丁青年时代的著作，受到过法兰西学院的褒扬。“您好，阿利克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梳着玛丽安托瓦内特发型的夫人说。后者用锐利的目光环视客厅，企图寻找对她的沙龙有用的目标。她必须亲自去发现，因为毫无疑问，刁滑的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肯定不会把有价值的人介绍给她。果真是这样！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小心翼翼，故意不给她介绍布洛克，怕布洛克会把在她这里演出的独幕滑稽剧拿到马拉盖滨河路去上演。况且这是以牙还牙。因为前一天马拉盖滨河路的那位夫人把里斯多里夫人请去朗诵诗了，而且也很保密，没让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知道，因为这个意大利女演员是从她那里挖走的。马拉盖滨河路的夫人不想让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从报上知道这件事，同时也怕她见怪，就来同她说一声，好像没有做亏心事似的。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大概认为我不像布洛克，把我介绍给滨河路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不会出什么差错，所以把我的名字告诉她了。滨河路的夫人尽量不动身子，想使自己衰老的外表保持格瓦丝弗的维纳斯女神的线条（在遥远的过去，风流潇洒的青年曾为她神魂颠倒，就是现在也还有不少冒牌文人在押韵的短诗中把她赞美）——况且她已养成习惯，总是摆成一副高傲的神态。大凡受到特殊贬抑又不得不主动接近别人的人，都会摆出这副补偿性神态——她冷漠而庄严地微微点了点头，随即就把脸转向别处，再也不理我了，只当我不存在似的。她这是一箭双雕，仿佛在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您看见了吧，我才不在乎多一两个关系呢，我对毛头小伙子不感兴趣。他们专会诽谤人。”可是一刻钟后当她告辞时，却趁着混乱，悄悄地邀请我下星期五到她的包厢去。这是闻名遐迩的二个包厢中的一个，它的名字——况且她娘家姓舒瓦瑟尔——使我产生了奇妙的印象。
这时，有三个先生——三个记者——被圣卢气呼呼的样子逗乐了，走过来想听听他在说什么。因为另一边正在安布景，我们被挤到他们身上了。
“啊！可我认出他了呀，他是我的朋友，”圣卢的情妇眼睛看着舞蹈演员，嚷了起来，“瞧他身材多好，你们看他那双小手，舞得多来劲，一动全身都动了！”
舞蹈演员朝她转过脸来。他虽然已化装成空气中的精灵，但还看得出人的形体。他的眸子犹如一条灰色的霜带，在染了色的僵直的睫毛中间颤动、闪光，一缕微笑把他的嘴角咧向两边，延伸到他那涂了红粉的脸蛋上。接着，为了讨好这个年轻的女人，他开始像小孩子一样兴致勃勃、惟妙惟肖地把他刚才的手掌动作又做了一遍，就像一个歌唱演员，当我们赞扬他哪首歌唱得好时，他会讨好地把这首歌低声地再给我们唱上一遍。
“啊！太棒了，简直和刚才一模一样！”拉谢尔拍手叫好。
“求求你，我的宝贝，”圣卢伤心地对她说，“别这样出洋相了，我受不了。我向你发誓。如果你再说一句，我就不陪你到化妆室去了，我要离开这里。行了，别淘气。喂，你不要再待在腾腾的烟气中，这对你不好。”他把脸转向我又说，脸上流露出对我的关怀。自从我们在巴尔贝克相识以来，他总像这样关心我。
“啊！你走吧，我求之不得！”
“告诉你，我再也不来了。”
“不敢有此奢望。”
“听着，你知道，我答应过给你买项链的，只要你乖一些，可是，既然你这样对我……”
“哈！你这样做，我才不感到意外呢。你给我许了愿，我早该料到你不会履行诺言的。你想炫耀你有钱，我可不像你那样自私。我不稀罕你的项链。有人会给我的。”
“谁也给不了你，因为我让布施龙替我留下了，他答应除我以外谁也不卖。”
“一点不错，你想讹诈我，你事先把什么都策划好了。怪不得人家说马桑特的意思是Mater Semita，这个名字散发出犹太人的臭气！”拉谢尔在回答中错用了一个词源，把“羊肠小道”说成是“闪米特族”了，民族主义者把这个词源用于圣卢身上是因为他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件。可是圣卢之所以成为审重派完全归因于这个女演员（她最没有资格把马桑特夫人说成是犹太人了，再说，那些社会人种史学家除了发现圣卢的母亲同犹太族的莱维·米尔布瓦家族沾亲带故之外，其他一无所获）。“不过，我会有办法弄到那串项链的，请你相信。布施龙在那种情况下许下的诺言一钱不值。你背叛了我，布施龙会知道的，有人会出双倍价钱买他的项链。你放心好了，很快你就会有我的消息。”
罗贝有一百个理。但事情总是那样错综复杂，乱七八糟，拿着一百个理的人也许会有一次没有理。我不由得回想起罗贝在巴尔贝克海滩时说的那句令人不快但又是无辜的话：“这样，我就可以控制她了。”
“关于项链，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不是瞎许愿。既然你变着法儿要我离开你，我不给你项链是理所当然的。我不明白我怎么背叛你了。我哪一点自私啦？怎么能说我炫耀自己有钱呢？我一直对你说我是个穷光蛋，分文不名。你这样认为就错了，我的宝贝。我哪一点自私嘛？你明明知道，我唯一关心的就是你。”
“对，对，你尽管讲下去。”她揶揄地对他说，同时做了个表示蔑视的动作，然后把脸转向那个舞蹈演员：
“啊！他那双手太不可思议了。我是女人，但我做不出那样优美的动作。”她把脸对着他，用手指着罗贝那张抽搐的脸说：“你看，他受不了啦。”她低声对那位舞蹈演员说，一时的冲动使她变得和暴虐狂一样残酷，然而这并不是她对圣卢的真实感情。
“听着，最后一次，我向你发誓，一星期后你要后悔死的，你求我来我也不来了，酒杯已经满啦，你当心点，没有办法再挽回了。你总有一天要后悔的，那时可就来不及。”
也许这是他的心里话。离开情妇他固然很痛苦，但在他看来，与其像这样在她身边受罪，倒不如早一点分手的好。
“亲爱的，”他又对我说，“别待在那里，我跟你说，你会咳嗽的。”
我向他指了指我身边的布景，意思是说我动不了。他轻轻摸了摸头上的帽子，对身旁那个记者说：
“先生，请您把香烟扔掉好不好，我朋友不能闻烟味。”
他的情妇没有等他，就朝她的化妆室走去了，走了几步，她又回过头来：
“和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他那双小手也像这样灵巧吗？”她假装天真，用做作的、动听的声音向着舞台深处的那个男舞蹈演员喊道。“你看上去真像个女人，我相信，我跟你就像跟我的一个女朋友一样，会合作得很好。”
“据我所知，这里并不禁止抽烟呀！有病就该待在家里嘛！”记者说。
男舞蹈演员向女喜剧演员神秘地笑了笑。
“啊！别说话，你让我发疯了，”她对他喊道，“我们以后再约会！”
“不管怎么说，先生，您不太礼貌。”圣卢对记者说，他仍然心平气和，彬彬有礼，仿佛只是在确认一个事实，在对一次事故作出事后的裁决似的。
就在这时，我看见圣卢把胳膊举得高高的，仿佛在给一个我看不见的人打手势，或者像一个乐队指挥，因为他刚说完这几句有礼貌的话，却举起手来在记者的脸上掴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就像在一组交响乐或芭蕾舞曲中一样，只根据琴弓的一个动作，优美的行板乐曲即刻换成了狂暴的旋律。
现在，战争的狂怒接替了外交家温文尔雅的谈话，接替了和平时期的微笑策略，如果你打一记，我还一拳，双方不打个头破血流那才怪呢。但我不明白（我就像看到两国之间本来可以通过调整边界解决的矛盾竟然发展成为战争，或者看到一个病人仅仅因患肝肿瘤就丧失了生命那样，感到这极不公正），圣卢刚才说话还带点儿客气的意味，怎么会突然做出同前面那些话毫无关联的动作。这个举手打人的动作不仅侵犯了人权，而且违背了因果关系的原则。然而，在容易冲动的一代人身上，是会ex nibilo做出这个动作来的。幸好记者没有还手。这记猛烈的耳光打得他差点儿摔倒，他的脸刷地变白，他犹豫了一下，但没有把手举起来。至于他的朋友们，有一个很快别过脑袋，假装专心在看后台一个显然并不存在的人；第二个装作眼睛里掉进了一粒灰尘，使劲地合上眼皮，痛苦地做着怪相；第三个则喊着冲到台下：
“我的上帝，我想演出就要开始了，去晚了会没有位子的。”
我本想劝一劝圣卢，可我看见他对那个男舞蹈演员生那样大的气，怒火都要从他的眼睛里冒出来了。这股怒火犹如骨架，把他的脸颊绷得紧紧的；他内心的激动完全凝固在脸上，他甚至无意使脸部肌肉放松。既然是这样，他就根本不会听我的话，也不会作出响应。记者的三个朋友看见事情已经结束，便回到他的身边，但仍心有余悸。可是，尽管他们为自己的行动感到惭愧，却仍然坚持要他相信他们确实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因此，他们一个说眼睛里掉进了灰尘，另一个说闹了场虚惊，以为戏就要开始了，第三个则说看见有一个人走过去，长得和他兄弟像极了。他们甚至还抱怨，说他不了解他们的心情。
“怎么，你没看见？你眼睛看不清了？”
“那就是说，你们是一群胆小鬼。”被掴耳光的记者小声嘀咕了一句。
按照刚才虚构的事实，他们应该——但没有想起来——装出听不懂的样子，然而与逻辑相反，他们喊出了一句在这种场合人们习惯说的话：“啊，你的气还不小哇，别小题大做了，好像你嘴里咬着马嚼子似的。”
上午，我站在长满白花的梨树前，突然明白罗贝对“从上帝身边来的拉谢尔”的爱情是建立在幻梦之上的。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个爱情确实酿成了痛苦。一个钟头以来，他不停地受着痛苦的折磨，现在痛苦收缩了，缩回到他的身上，时显时隐，若有若无地显露在他的眼睛中。圣卢和我，我们离开剧院，在一起走了一程。我在加布里埃尔大街的一个拐弯处稍稍停了一会儿。从前，我常见到希尔贝特从那条街上走来。我停了一会儿，试图回顾那些往事。我正要“小跑步”去追圣卢，蓦然看见一个衣冠不整的先生好像在同他说话，两人离得相当近。我由此推断，这是圣卢的朋友。可是，两人好像还在继续靠近。突然，我看见一些卵形物体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占领了圣卢面前的空间，形成一个变化无定的星座。这些卵形物体好像是用一只弹弓打出来的，我看至少有七个。然而，这不是什么弹弓射出的物体，而是圣卢的两个拳头。拳头飞快地变换着位置，看起来像是好几个拳头做出了一整套完美无缺、煞是好看的动作。这阵拳头的好斗性——而不是审美性——我一上来就从那个衣冠不整的先生狼狈的样子看出了几分。他张皇失措，颌骨似乎脱开，流了许多血。一群人围上来询问情况，他撒了谎，没有讲真话。他转过头，当他看见圣卢头也不回地朝我走来时，怨恨而沮丧地、但毫不气恼地看着他离去。相反，圣卢却怒形于色。尽管他没有挨打，但当他走到我跟前时，我看见他的眼睛还在冒火。我认为这件事与剧院里掴耳光事件毫无关系。那人是一个有同性恋癖的过路人，看见圣卢是一个漂亮英俊的军人，就向他提出不正当的建议。我的朋友惊魂未定。这帮“恶棍”竟不等天黑就想冒险！当他给我讲述那人的建议时，就像报纸在报道一起光天化日之下在巴黎市中心发生的持械抢劫事件那样，情绪异常激愤。然而，挨打的那个瘾君子也无可厚非，他顺着斜坡滑下去，一心只图快点享受，以为长得漂亮就是允诺他了。而圣卢长得确实漂亮，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对付刚才上来同他攀谈的那号人，拳头固然可以教他们认真思索一番，但时间毕竟太短，不可能使他们改邪归正，从而逃脱法律的制裁。因此，尽管圣卢不假思索地给了对方一顿拳头，但这种惩罚即使能帮法律的忙，却不可能移风易俗。
接踵而来的这两件事，尤其是他想得最多的那一件，当然会促使圣卢想单独待一会儿。因为不久他就提出同我分手了，要我独自去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他在那里和我碰头。他说我们不一起进去，这样他好装出刚到巴黎的样子，不让人家猜到他和我一起已度过了下午的部分时间。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生活环境果然和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环境不大相同，这一点，我在巴尔贝克海滩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相识之前就料想到了。侯爵夫人属于这样一类女人，出身名门望族，夫家也同样是高门显贵，然而在社交界却不享有崇高的地位。除了几个公爵夫人（都是她的侄女、外甥女或妯娌）和一两个王妃（是她家的故交）以外，到她沙龙来的人全都是三流人物：资产者、外省的或名声不好的贵族。由于这些人同她过从甚密，久而久之，那些高雅之士和赶时髦的人也就对她敬而远之。再说他们同她非亲非故，用不着到她的沙龙来尽义务。固然，我没有花多少时间，也没有费任何气力就弄明白，在巴尔贝克海滩，为什么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消息比我们还要灵通，对我父亲和德·诺布瓦先生正在西班牙进行的访问了如指掌。可是，即便是这样，我也难以想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同大使先生二十余年的暧昧关系会是侯爵夫人在社交界地位一落千丈的根本原因，因为那些最出风头的贵妇在社交界炫耀的情夫还不如诺布瓦先生有身份。况且，他大概早就不再是她的情夫了，而仅仅是她的一个老朋友。那么，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从前是不是有过其他风流事呢？那时候，她的性格比现在狂热。现在她人老珠黄，变得平静和虔诚了，这也许得部分地归功于她拼命享受生活的狂热年代。她在外省生活多年，就不会闹出几场丑闻？她这些浪漫史后人并不知道，只是从她沙龙乌七八糟的成员看到了后果；倘若没有这些丑闻，她的沙龙肯定会是纯而又纯的沙龙之一。她的侄儿说她讲话“尖酸刻薄”，那么，她那张利嘴会不会使她在那个年代树敌过多？会不会促使她利用自己对男人的某些成功向女人实施报复？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尽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在谈论廉耻和慈爱时，神态高雅，富有同情心，不仅用词细腻入微，而且语调也时强时弱，时重时轻，但这些并不能使这种假设不成立。因为那些奢谈某些美德，并且感觉到它们的魅力，甚至深有体会的人（他们会在回忆录中塑造一个具备这些美德的可敬形象），常常出生于，但并不属于那个实践着这些美德的默默无闻的、粗野而没有艺术修养的一代。那一代人在他们身上会有表现，但不会延续。他们的性格和那一代人的不同，他们敏感，有才智，但这种性格却不利于行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生中有没有丑闻，这无关痛痒。即使有，也被她家姓氏的光辉遮盖了。肯定地说，她在社交界失势的根本原因是她的出众才智，一种与其说是上流社会女人的，不如说是二流作家的才智。
毫无疑问，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特别鼓吹稳健和节制，这种品质一般不会使人产生激情。说到节制，如果要说得完全恰当，我认为光有节制是不够的，还必须兼备作家的某些素质，必须有不太节制的激情。我在巴尔贝克海滩就注意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并不理解某些大艺术家的才华，她只知道用幽默的玩笑对他们冷嘲热讽，使她的不理解披上一层诙谐而优雅的外衣。但是，她这种诙谐和优雅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竟变成了——在另一个平面上，被用来贬低那些最杰出的作品——她真正的艺术素质。然而，这种素质会对一个人的社交地位产生不良的影响，会导致一种医生们所说的挑挑拣拣的毛病。这种毛病具有异常强大的瓦解力，即使你在社交界的地位十分牢固，不消几年，也会被它动摇基础。艺术家们所说的才智，对上流社会说来似乎是纯粹的奢望，而上流社会的人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仅以唯一的角度去看待一切，决不会理解他们对选词或对比为什么有那样浓厚的兴趣，因此在他们身边会觉得疲倦，感到恼火，会很快产生反感。然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谈吐只显示出一种完全是上流社会的高雅，这在她以后出版的回忆录中也可以得到证实。一些重大的事件，她只是轻描淡写、笼而统之地提一提；对于她过去的岁月，她几乎只谈了一些轻薄的琐事，不过，她的描写却绘声绘色、恰如其分。但是，一部作品，即或涉及的题材是非精神性的，也还是智力的产物；要在一本书或一场谈话中（因为谈话和写书差别不大）使人得到一种轻薄已经登峰造极的印象，必须要有一定分量的严肃性，那是一个十足轻薄的人所不具备的。在某些由女人撰写的被公认为杰作的回忆录中，有的句子被人称作高雅的轻浮，引为范例，但总使人想到要达到这种轻薄程度，作者想必早已精通一门比较沉闷的科学，一门讨厌的学问，她在少女时代，在她的女友眼里，可能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女学究。某些文学素质会导致社交生活的失败，文学素质和社交生活之间的联系是那样必然，今天，当我们拜读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回忆录时，只要读到某个贴切的形容词和某些前后连贯的比喻，就可以重新看到勒鲁瓦夫人那样的假上流人物在某大使馆的楼梯上可能向老侯爵夫人冷冰冰地行礼的情景。勒鲁瓦夫人去盖尔芒特府的时候，也许会顺便送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张折了角的名片，但决不会走进她的沙龙。因为勒鲁瓦夫人害怕同医生或公证人的妻子混在一起会有失身份。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少女时代可能是一个女学究。她自以为博古通今，顾盼自得，但很可能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得罪了上流社会中某些不及她聪明、又不如她有学问的人，而那些受到伤害的人却对她耿耿于怀，记恨终生。
再说，才华不是一种附加物，可以随便加到那些能使人获得成功的各种素质之中，从而造就上流人士所说的“完美的女人”。才华是某种精神气质的活的产物。一般地说，在这种气质中，有许多特点是不存在的，占主导地位的是敏感性。这种敏感性的某些表现形式，在书中可能感觉不到，但在生活中却会顽强地表现出来，例如好奇心，耽于幻想，突然想到这里或那里去走一走，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扩大或维持社交关系，或者仅仅是为了发挥社交关系的作用。在巴尔贝克海滩时，我看见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把自己关在她的小圈子中，对坐在旅馆大厅里的人不屑一顾。但我感到她并不是生性冷漠才不和别人来往的，而且也不总是闭门谢客。心血来潮时，她也想结识这个或那个没有资格受她接待的无名人士，可能因为她觉得那人长得漂亮，或者仅仅因为听人说他很讨人喜欢，或者认为他与她熟悉的人不一样。而她所熟悉的人全都是最纯的圣日尔曼社交圈里的人。在那个时代，她对他们很不以为然，因为在她看来，他们决不会抛弃她。那个得到她赏识的生活放荡的青年，没有身份的小市民，对她的邀请不肯赏光，她就不得不一再发出邀请，久而久之，她在那些假上流人的眼里渐渐威信扫地，因为他们评定一个沙龙好坏，往往根据女主人不接待什么样的人，而不是根据她接待什么样的人。的确，如果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年轻时对自己是贵族的精华感到乏味，有意得罪她周围的人，以作践自己的地位自娱的话，那么，当她在社交界的地位一落千丈后，反倒眷恋起她失去的地位了。从前，如果说她为了向她显示自己比她们高明，她们不敢做的事她敢说敢做的话，那么现在，除了她的亲属之外，公爵夫人们都不愿光临她的沙龙，她觉得自己变得渺小了，她还希望能独霸一方，但不再是用思想，而是用别的方法。她想把过去她竭力排斥的贵妇都吸引到她的沙龙里来。不知有多少女人，一生就像这样被分割成若干个对比鲜明的阶段！况且，对她们的生活，人们知道得很少（因为每个人按照不同的年龄，似乎有着不同的世界，老人们守口如瓶，使得年轻人对过去很难有明确的概念，很难了解人生的整个过程）。当她们走到人生最后一个阶段时，她们又会不遗余力地去夺回她们在前一个阶段心甘情愿地抛弃的东西。那么是用怎样的方式抛弃的呢？当今的青年是想象不到的。更何况他们眼前是一个德高望重的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一本正经的回忆录作者，戴着白发套显得那么庄重，却曾经是一个一宵千金的风流女人，使多少现在已长眠地下的男人丧魂失魄。尽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曾巧妙而自然地、坚持不懈地作践她高贵的出身给予她的地位，但这并不能说明，即使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她对她的地位毫不重视。同样，一个神经衰弱症患者可以整天为自己密谋一种清静而懈怠的生活，但他仍然认为这种生活不堪忍受；当他赶紧在束缚他的网上再开一个洞眼时，很可能他只梦想舞会、狩猎和旅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确立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会身不由己地把我们现在的特征，而不是理想的人的特征作为临摹的图样。勒鲁瓦夫人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打招呼时表现出的轻蔑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反映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本性，却丝毫也不符合她的愿望。
毫无疑问，当勒鲁瓦夫人同侯爵夫人“断绝来往”（这是斯万夫人心爱的用语）时，侯爵夫人为了自我安慰，可能会回想起玛丽阿梅莉王后从前对她说过的一句话：“我爱您就像爱女儿一样。”但是王后的这种恩宠是不公开的。没有人会知道，它就像艺术学院旧时颁发的头等文凭，上面布满了灰尘，它仅仅对侯爵夫人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在上流社会中，唯有那些能创造生活，并且会随时消失的好处才是真正的好处，享有这些好处的人既不想保留，也不想到处张扬，因为在同一天中，还会有一百个好处接踵而来。尽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必要时会回忆王后的话来作自我安慰，但她却宁愿用王后的话换取经常邀请勒鲁瓦夫人的权利。就像一个大艺术家走进一家饭店，谁也不认识他，他那件过时的旧上衣和脸上腼腆的神情也显示不出他的才华，他宁愿自己成为邻桌那个年轻的场外经纪人，尽管这个人属于社会最低层，却有两个女演员相陪，老板、侍应部领班、侍者，穿制服的服务员，就连学厨的小徒弟，全都走出厨房，络绎不绝地跑来向他大献殷勤，就像童话剧中看到的那样，而那个饮料总管手里拿着满是灰尘的酒瓶，浑身上下也都是灰尘，被光线刺得睁不开眼睛，一瘸一拐地朝着经纪人走来，像是刚才从黑暗的酒窖上来时，半路上扭伤了脚似的。
然而，应该承认，勒鲁瓦夫人没有出席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尽管使女主人伤心，但却没有引起多少客人的注意。他们根本不知道勒鲁瓦夫人的特殊地位，因为她仅仅在上流社会有名气。他们毫不怀疑，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招待会是巴黎最出色的招待会，正如今天她的回忆录的读者所确信的那样。
离开圣卢后，我就去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我第一次去她家里，是德·诺布瓦先生向我父亲提议的。我在她的客厅里找到了她。客厅的墙壁装饰着黄绸，沙发和令人赞叹不绝的安乐椅是用博韦的绒绣做面，玫瑰红色几乎可以说是紫罗兰的颜色，看上去就像成熟的覆盆子，与墙壁的黄绸相映生辉。在盖尔芒特和维尔巴里西斯两家人的肖像旁边，还可以看到玛丽阿梅莉王后、比利时王后、德·儒安维尔亲王和奥地利皇后的肖像，这是他们亲自赠送的。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头戴一顶旧时的镶着黑色花边的软帽（她以一种对地方色彩或历史色彩先入为主的本能保留了这顶软帽，就像从布列塔尼来的旅店老板，尽管他的顾客全都换了巴黎人，他却仍然认为应该让他的女仆们戴帽子和穿大袖管衣服），坐在一张小书桌前，桌上放着画笔、调色板和一张刚动笔的水彩画，旁边是玻璃杯、茶碟和茶杯，里面放着苔蔷薇、百日草和铁线蕨。客人纷至沓来，她这时已停止画花，那些杯、碟中的花草似乎像一张十八世纪的铜板画上的花卉，花就放在一个卖花女的柜台上。客厅里暖烘烘的，因为侯爵夫人在从城堡回来的路上受凉得了感冒，屋里特意生了火。我来到客厅时，已有几个客人在了。其中一个是档案保管员。今天上午，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和他一起，把历史人物写给她的亲笔信归了归类。这些真迹facsimiles后，准备作为证明文件放进她正在撰写的回忆录中。在这些客人里，还有一个是历史学家，看上去惶惶不安，不苟言谈。他得知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继承了一张蒙莫朗西公爵夫人的画像，想复制一份，作为他那部关于投石党的著作的插图，因此来恳求得到她的同意。我的老同学布洛克也来了。他现在是个青年剧作家，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指望他能为她提供一些不要报酬的演员，参加她即将举办的日场演出。诚然，社会的万花筒正在转动，德雷福斯案件就要把犹太人贬入社会最低层，但是，一方面，尽管为德雷福斯翻案的狂风四起，波涛在暴风雨的开始阶段是不会达到高潮的。再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至今还置身于德雷福斯案件之外，不闻不问，漠不关心，听到家里有人怒斥犹太人，她也听而不闻。最后，像布洛克这样的青年犹太人，还是个无名小卒，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而他们党内有代表性的知名犹太人却正在受到威胁。现在，他下巴上点缀着“山羊胡”，戴着夹鼻眼镜，穿着紧身长礼服，手里拿着手套，犹如拿着一卷纸莎草纸。罗马人、埃及人和土耳其人会讨厌犹太人。但是在一个法国沙龙里，这些人民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很难感觉得到。一个犹太人走进一个沙龙，就好像走出了大沙漠，像鬣狗那样倾斜着身体，弯着颈背，口中不停地说着“萨拉姆”，这副模样和神情，恰好能满足人们对东方风味的好奇心。不过，这个犹太人必须不属于“上流社会”，否则，他的外表很快就会像一个英国贵族，举止风度会完全法国化，这样一来，他那桀骜不驯的、像金莲花那样胡乱生长的鼻子会使人想到马斯卡里耶，而不是所罗门。但是布洛克还没有被“圣日耳曼区”的训练软化，也没有因为同英国和西班牙接触而变得高贵，尽管他一身欧洲装束。但对于那些爱好异国情调的人来说，他仍然是德刚画笔下的犹太人，奇特颖异，饶有趣味。这个种族具有令人惊奇的生命力，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把一个完整的手指一直伸到现代的巴黎，伸到我们剧院的走廊里和银行、邮局、商店的营业窗口后面，伸到葬礼中和大街上；它使现代的帽子犹太化，吞并了欧洲的装束，使人忘记了旧式礼服，使之就范，总之，使之和画在大流士一世宫门前一座絮斯风格建筑物中楣上的亚述誊写人所穿的衣服十分相像。（一小时后，德·夏吕斯先生向人打听布洛克这个名字是否是犹太人的名字，布洛克就认为夏吕斯对犹太人怀有敌意，其实这纯粹出于对艺术的好奇心和对地方色彩的热爱。）但是，谈种族的延续性并不能确切地表达我们对犹太人、希腊人、波斯人，对所有这些人民的印象，最好还是让他们各有各的特色。我们从古代画中熟悉了古希腊人的面孔，在絮斯一个宫殿的三角楣上看到过亚述人。然而，当我们在社交场合邂逅这个或那个种族的东方人时，仍然会感到他们是超自然的人，是靠招魂术的力量招来的幽灵。我们仅有一个表面印象，现在这个印象有了深度，它在三维空间上伸展开来，它在动。年轻的希腊妇女，一个银行阔老板的女儿，当今最时髦的女子，看上去就像在一出历史芭蕾舞剧中扮演群众角色的女演员，活生生地代表着希腊艺术；但在戏剧中，导演使这些人物形象变得苍白无力。相反，当一个土耳其妇女、一个犹太人进入一个沙龙，我们会看到一幅动人的场面，人物形象会变得生动活泼，奇妙非凡，仿佛真是招魂术招来的亡灵。是灵魂（更确切地说，至少是那些亡灵显形说中一贯宣扬的灵魂）在我们面前做着这种令人不解的手势和表情，是我们从前在独一无二的博物馆中模模糊糊地看到过的灵魂，从微不足道的先于经验存在的生活中找出来的古希腊人和古犹太人的灵魂。在那个年轻的希腊妇女身上我们想拥抱的——但这只是妄想，因为我们靠近她，她就闪开——是画在一只花瓶上的曾得到人赞美的人物形象，如果我利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客厅的光线给布洛克照几张相，我认为我们得到的以色列的形象，正是那些亡灵的照片显示的形象。这形象是那样撩拨人心，因为它不像人；可又那样令人失望，因为它毕竟与人类太相像。更广义地说，在我们每天生活的可怜的世界上，连我们周围人说的毫无意义的话，我们也会感到它们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在这个可怜的世界上，即使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尽管我们像围着一张转动的桌子围在他的身边，等待他道出无穷世界的奥秘，他也只会说出布洛克刚才说的话：“但愿他们注意我这顶大礼帽。”
“我的上帝，那些部长，我亲爱的先生，”我走进客厅时，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好像正在和我的老同学说话，我的闯入打断了她的话头，不过她立刻又接上了，“那些部长，谁也不想见他们。尽管我那时还小，但我清楚地记得，国王曾要我祖父邀请德卡兹先生参加一个舞会。舞会上，我父亲要同贝里公爵夫人跳舞。国王对我祖父说：‘您会让我高兴的，弗洛里蒙。’我祖父耳朵有点背，听成了德·加斯特里先生，感到国王的请求很自然。当他明白是要他邀请德卡兹先生时，他心里一阵反感，但还是折腰应允，并且当晚就给德卡兹先生发出请柬，请他光临他下周举办的舞会。因为，先生，那时候的人都很讲礼貌，女主人不可能只满足于在请柬上亲笔写：‘清茶一杯’，‘跳舞茶会’，或‘音乐茶会’。然而，他们既懂得礼貌，也会表现出无礼。德卡兹先生接受邀请了，可是舞会前夕，人们得知我祖父因身体不适而把舞会取消了。他没有违抗国王，但也没有让德卡兹先生参加他的舞会……是的，先生，我清楚地记得莫莱先生，他很风趣，他在法兰西学院接见德·维尼先生时就证明了这一点。但他十分拘泥虚礼，我仿佛还看见他手中拿着大礼帽回家吃晚饭的情景。”
“啊！这很能使人想到受腓力斯人影响相当深的一个时代，因为毫无疑问，回家时把帽子拿在手上是普遍的习惯。”布洛克说，他很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向一个见证人了解昔日贵族的生活特点，而那位有时兼任侯爵夫人秘书的档案保管员向侯爵夫人投去了温柔的目光，仿佛在对我们说：“瞧！她多么了不起！她什么都知道，谁都认识。你们可以随便问她。她是一个非凡的女人。”
“不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答道，一面把浸着铁线蕨的玻璃杯挪近一些，呆会儿她还要画花，“这仅仅是莫莱的习惯。我从没见过我父亲在家还拿着帽子。除非国王驾临，因为国王到哪儿都是家，而主人在自家的客厅里反而成了客人。”
“亚里士多德对我们有过教导，在……”投石党历史学家比埃尔先生壮着胆子说道。可他说话时畏首畏尾，怯声怯气，结果谁也没有注意他。他患神经性失眠症已有几个星期了，吃什么药都不管用，天天睡不着觉，累得精疲力竭，因此除了工作需要外很少出门。别人出门是家常便饭，可他就像从月球上下来一样费劲。正因为他不能经常出去走走，当他看到别人的生活不能随时发挥最大的效率以满足他生活中勃发的冲动时，就会感到万分惊讶。他每次去图书馆总要穿紧身礼服，尽量使自己挺直腰杆，站稳脚跟，就像威尔斯笔下的人物，可他常常吃闭门羹。值得庆幸的是，他去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却没有被拒之门外，他马上就可以看见那张肖像了。
布洛克打断了他的话头。
“真的，”他说，这是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所讲的国王驾临的礼节问题作出的反应，“您说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好像他不应该不知道似的）。”
“说到国王驾临，您知道昨天上午我侄儿巴赞同我开的愚蠢的玩笑吗？”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问档案保管员，“他自己没来，而是派人来告诉我，瑞典王后想见我。”
“啊！他就这样冷漠地派人来同您说一说就完了！这不是开玩笑嘛！”布洛克高声说，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而那位历史学家只是羞怯而庄重地稍微笑了笑。
“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刚从乡下回来不几天，想清静一下，我要求大家不要把我回来的消息告诉任何人。我心里纳闷，瑞典王后怎么会知道我在巴黎的，也不让我歇两天喘口气。”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这番话使她的客人无不感到惊讶：瑞典王后想登门拜访，而女主人却认为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的确，如果说上午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还在同档案保管员查阅她回忆录的有关资料的话，那么现在她已不知不觉地试图用回忆录的结构和魔力来影响一个代表着她未来读者的一般听众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同一个真正高雅的沙龙是会有差别的。在高雅的沙龙里，不大可能出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接待的那种庸俗女人，相反却能看见最终被勒鲁瓦夫人吸引过去的杰出的贵妇。但是，这种细微的差别在她的回忆录中却看不出来。作者没有把那些出身低微的朋友写进去，因为没有机会提到她们，却塞进了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贵宾，因为回忆录的篇幅有限，不能写进很多人。如果写进回忆录的人都是王公贵族和历史人物，那么读者就会从中得到最深刻的印象：某某沙龙是一个高雅的沙龙。按照勒鲁瓦夫人的评价，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是一个三流沙龙，为此，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深感痛苦。如今，几乎没有人知道勒鲁瓦夫人了，她这个评价也烟消云散。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这个昔日常有奥马尔公爵、布洛伊公爵、梯也尔、蒙达朗贝、迪邦卢殿下来访，今天又有瑞典王后光临的沙龙，会被丝毫没有改变价值观念的后代子孙誉为十九世纪光彩夺目的沙龙之一。从荷马和品达罗斯时代起，人类的子孙依然如故。在他们眼里，值得羡慕的地位是高贵的门第，皇亲国戚或准皇亲国戚，是国王、平民领袖和杰出人物的友谊。
然而，所有这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都沾点边，无论是她现在的沙龙，还是在回忆录中。她借助于回忆录，把她现在的沙龙延伸到过去，有些事稍微作了润色。再说，德·诺布瓦先生虽没有能力恢复他女友在上流社会的真正地位，但却把外国或法国政治家带进了她的沙龙。这些政治家需要诺布瓦先生。他们知道，经常去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是讨好前大使先生最有效的办法。勒鲁瓦夫人大概也同这些欧洲的知名人士相识。但她是一个知趣的女人，总是避免使自己的谈吐像个女学究，绝对不和总理们谈论东方问题，不和小说家、哲学家谈论爱情的本质。有一次，一个矜夸的贵妇问她：“您对爱情有何高见？”她回答说：“您问爱情？我只管实践，从不谈论。”如果文学名流和政治人物来到她的沙龙，她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一样，只让他们玩扑克牌。不过，他们常常宁愿打扑克，也不愿意受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束缚，一味地漫谈闲聊。这种闲谈，在上流社会也许是荒谬可笑的，但她却从中汲取了宝贵的素材和政治见解，写出了具有高乃伊式悲剧作品那样良好效果的回忆录。况且，只有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的沙龙可以传给后代，因为勒鲁瓦夫人们不会写，即使会，也没有空闲。如果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的文学禀赋是使勒鲁瓦夫人们看不起她们的原因，那么反过来说，勒鲁瓦夫人们的蔑视却大大有利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文学禀赋的发展，使这些女学究有闲从事文学生涯。上帝要人写出几本好书，便在勒鲁瓦夫人们的心里煽起了蔑视之火，因为他知道，如果她们邀请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赴晚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就得立刻撂下文具匣，吩咐给她套车，八点就得动身。
过了一会儿，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妇人款款而入。她神态庄重，卷边草帽下露出玛丽安托瓦内特式的高高隆起的白发。那时我还不知道她就是巴黎社交界还能见到的三个特别的贵妇之一。这三个女人和德·维尔巴里西斯一样出身名门，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原因已随时间的消逝而沉入黑暗，恐怕只有一两个从那个时代过来的风流老手才能向我们吐露真情），只剩下一些无人问津的末流光顾她们的沙龙了。这三个贵妇都有自己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也就是她们的侄女。这个光彩夺目的侄女来向她们尽礼仪，但始终也没能把另外两个贵妇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吸引到她的姑妈的沙龙里来。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同这三个贵妇来往密切，但并不喜欢她们。也许因为她们的处境和她相似，会使她触景生情而心中不快。此外，她们也和她一样尖酸刻薄，博学多才，幻想通过经常演出独幕滑稽剧组成所谓的沙龙。她们之间竞争激烈，这种竞争又因她们一生挥霍无度，如今几乎囊空如洗，而变成了一种生存之争，不得不依靠或利用某个演员的无偿援助，惨淡经营着她们的沙龙。再说，这个梳着玛丽安托瓦内特发型的夫人每次看见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不免总要想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从没有出席过她的星期五聚会。不过，每星期五，她忠实的亲戚普瓦公主必到，这多少给了她一点安慰。这是她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尽管普瓦公主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好朋友，但她从来不去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做客。
然而，从马拉盖滨河路的公馆到杜农街、椅子街和圣奥诺雷区的沙龙，一种互相依存却又彼此憎恨的关系把这三个遭到贬谪的女神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我真想查一查社会神话学辞典，弄清楚她们究竟做了什么风流韵事，冒犯了哪一条天规，会遭到如此悲惨的惩罚。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就因为她们出身高贵，当前又都身处逆境，才不得不彼此既憎恨，又密切相连的。再说，她们都在其他几个人身上找到了向自己的客人献殷勤的好办法。试想，当她们把客人介绍给一个很有身份的、有一个姐妹嫁给了某萨冈公爵或某利尼亲王的贵妇时，她们的客人怎能不以为自己已跨进了最封闭的贵妇沙龙呢？况且，报上成天谈论这些所谓的沙龙，而对于真正的沙龙却很少报道。就连那些侄儿外甥，那些上流社会的“精华”（尤其是圣卢），当听到同学求他们把朋友引进上流社会时，也会说：“我带你们去我的维尔巴里西斯姑婆家，或某某姨婆家……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沙龙。”他们清楚地知道，把朋友引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的沙龙，也许比带他们到这些夫人漂亮而高雅的侄女或妯娌家更容易一些。有些老头和少妇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情况对我说，这几个老太太所以不为上流社会接纳，是因为她们从前行为过于放荡。当我反驳他们说，行为放荡不应该妨碍她们高雅时，他们提醒我说，她们的放荡超过了人们今天的想象力。这些神态庄重、正襟危坐的夫人，她们的不轨行为经人一传，就带上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史前时期和猛犸时代的神秘色彩。总之，这三个白发、蓝发或红发的命运女神曾为不计其数的男人纺过生命之线。我想现代人夸大神话时代的厄运，如同希腊人创造伊卡洛斯、忒修斯、赫拉克勒斯一样，可是这些人物的原型和很久以后仍然把他们奉若神明的人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人们总要等一个人不大可能再做坏事时才来清算他从前的过失，只看见他正在遭受社会惩罚，并且根据惩罚的大小来衡量、想象，甚至夸大他犯过的罪行。在“上流社会”这个展出象征派画像的长廊里，真正轻浮的女人、彻头彻尾的荡妇总是以一个年逾古稀、神态庄重、目空一切的夫人面目出现，她能接见多少人就接见多少人，而不是想接见谁就接见谁，行为不端的女人不敢问津她的沙龙，罗马教皇常常赐给她“金玫瑰”。她偶尔也写一部关于拉马丁青年时代的著作，受到过法兰西学院的褒扬。“您好，阿利克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梳着玛丽安托瓦内特发型的夫人说。后者用锐利的目光环视客厅，企图寻找对她的沙龙有用的目标。她必须亲自去发现，因为毫无疑问，刁滑的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肯定不会把有价值的人介绍给她。果真是这样！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小心翼翼，故意不给她介绍布洛克，怕布洛克会把在她这里演出的独幕滑稽剧拿到马拉盖滨河路去上演。况且这是以牙还牙。因为前一天马拉盖滨河路的那位夫人把里斯多里夫人请去朗诵诗了，而且也很保密，没让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知道，因为这个意大利女演员是从她那里挖走的。马拉盖滨河路的夫人不想让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从报上知道这件事，同时也怕她见怪，就来同她说一声，好像没有做亏心事似的。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大概认为我不像布洛克，把我介绍给滨河路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不会出什么差错，所以把我的名字告诉她了。滨河路的夫人尽量不动身子，想使自己衰老的外表保持格瓦丝弗的维纳斯女神的线条（在遥远的过去，风流潇洒的青年曾为她神魂颠倒，就是现在也还有不少冒牌文人在押韵的短诗中把她赞美）——况且她已养成习惯，总是摆成一副高傲的神态。大凡受到特殊贬抑又不得不主动接近别人的人，都会摆出这副补偿性神态——她冷漠而庄严地微微点了点头，随即就把脸转向别处，再也不理我了，只当我不存在似的。她这是一箭双雕，仿佛在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您看见了吧，我才不在乎多一两个关系呢，我对毛头小伙子不感兴趣。他们专会诽谤人。”可是一刻钟后当她告辞时，却趁着混乱，悄悄地邀请我下星期五到她的包厢去。这是闻名遐迩的二个包厢中的一个，它的名字——况且她娘家姓舒瓦瑟尔——使我产生了奇妙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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