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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前，贝戈特已经足不出户了。再说，他也从不喜欢社交界，或者说他曾经喜欢过一天，那仅仅是为了蔑视它，正如他蔑视其他的一切那样，而且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蔑视，即是说并非因为得不到而蔑视，而是刚得到便加以蔑视。他的生活如此简朴，人们猜不出他究竟富有到什么程度，即使知道也可能出错，因为大家认为他非常吝啬，然而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慷慨。他跟女人，确切地说跟少女在一起时尤其慷慨，她们为自己付出太少而得到太多感到惭愧。在他自己看来他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知道，只有在感到自己爱着别人的气氛里他才能更好地创作。爱情，这未免言过其实，微微渗入肌肤的快感有助于文学工作，因为这种乐趣压倒了其他乐趣，比如社交的乐趣，以及普遍认可的乐趣。即使这种爱情带来幻灭，它至少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触动心灵的表层，否则心灵会变得毫无生气。因此，为了使作家先与别的人既疏远又适应，随后再让一架超过了一定年限，有停顿趋向的思想机器开动起来，欲望对作家来说不无裨益。人无法幸福，然而人却能指出妨碍幸福的原因，假使没有失望这类突然的缺口，这些原因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不可见的。梦想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点我们明白；如果没有欲望，我们也许就不会梦想，梦想是有益的，为此人们可以看见梦想的破灭，梦想的破灭具有教育意义。贝戈特也在思忖：“我为少女花费的钱比百万富翁花费的钱还多，但是她们给我带来的乐趣或者失望使我写出一本给我带来钱财的书。”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种推论是荒谬的，然而他在这样把黄金转化为爱抚，把爱抚转化为黄金的过程中无疑得到了某种乐趣。当我外祖母故世的时候，我们看到，精疲力竭的晚年喜欢憩息。然而在社交界中却只有谈话。她对谈话反应迟钝，但是她有权赶走那些不过是问题和答案化身的女人。出了社交界，女人们重新变成凝视的对象，这使精疲力竭的老人感到那样舒适。总而言之，这一切现在已经不再有问题。我说过贝戈特已足不出户，他在他的卧室起床一个小时浑身就得裹上披巾和花格毛毯，穿着人们在大冷天外出或者坐火车时穿的一切。他只让极少数朋友在他身边出入，在这些朋友面前为了替自己辩解，他指着他身上的花格披巾和毛毯愉快地说：“您还想怎么样，亲爱的，阿纳格萨戈尔说过，人生就是一种旅行。”就这样，他慢慢感到越来越冷，就像一个小星宿预示着地球这个大星宿的景象：温暖逐渐离开地球，生命随即消逝。因此人类靠作品复活是不可能了，因为在将来，人类的作品要想光照后世，首先必须有人类存在。如果某些种类的动物能更长久地抵御严寒的侵袭，那么当人类不复存在的时候，即使贝戈特的荣耀还能持续到那个时候，这种荣耀顷刻之间也会永远消失。能够阅读他作品的并不是最后仅存的那些动物，因为它们不大可能像过五旬节的使徒那样无师自通地学会人类的各种语言。
在去世前的几个月里，贝戈特遭受到失眠的折磨，更糟的是，他刚刚睡着就噩梦缠身，要是他醒了这些噩梦也会促使他避免重新入睡。很久以来，他一直喜欢做梦，甚至喜欢不祥的梦，由于这些梦，和这些梦与人们在清醒状态中面对的现实互相矛盾，最迟在醒来时我们就会因做梦而深深感到我们曾经睡着过。但是，贝戈特的噩梦并非如此。当他谈到噩梦时，以前，他老听到一些不愉快事情经过他的脑海。而现在，梦仿佛来自他的身外，他感到一个凶恶的女人手上拿着一块湿抹布从他脸上擦过，竭力把他弄醒；臀部的搔痒难熬；车夫的狂怒——因为贝戈特在睡梦中曾经低声抱怨他驾驶技术糟糕——那个疯狂暴怒的车夫向作家扑过来，咬他的手指，锯他的手指。最后，当他在睡眠中光线很暗时，大自然便进行了一次不穿服装、用中风夺走他的生命的排练：贝戈特乘坐轿车进入斯万家新别墅的门廊，他想下车。一阵闪电般的眩晕使他呆坐在车座上，看门人试图帮助他下车，他仍然坐着，不能起身挪动他的双腿。他想紧紧抓住他面前的石柱，但是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他站起来。
他看过一些医生，这些被召请的人受宠若惊，诊断出他的不适是由于他过分勤勉（他已经二十年没有做任何事了），由于他过度操劳。他们劝他不要看恐怖小说（他从来不看书），多晒“对生命必不可少的”太阳（他有几年稍感舒服全靠他在家幽居），增加饮食（这使他逐渐消瘦，倒为他的噩梦提供了营养）。他的一个医生擅长于自相矛盾和戏弄人，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为了不伤害他，贝戈特一看见他就把别人对他的忠告作为自己的意见转告他，那医生矢口否认，以为贝戈特想让他开出他喜欢的某种药方，便立刻禁用这种药，为了达到目的，他经常用即刻编造的一些理由，在贝戈特用以具体反驳他的明显的事实面前，医生不能自圆其说，不得不在同一句话里自相矛盾，然而他又用新的理由强调同样的禁令。贝戈特回头去找第一批医生当中的一位，这人以头脑灵活而自鸣得意，尤其在一位文人面前，如果贝戈特委婉地说：“我觉得某医生好像对我说过——当然是从前——那会使我的肾脏和大脑充血……”那人就会露出狡黠的笑容，举起手指说道：“我是说使用，而不是滥用。当然，任何药物，夸张地说，都是一种同时具有利和弊两个方面的武器。”我们的身体具有某种有益于我们健康的本能，正如我们的心灵具有道德责任感，这是医学博士或神学博士的任何准许都无法代替的。我们知道冷水浴会使我们害病，我们仍旧喜欢洗冷水澡；我们总能找到医生来建议我们洗冷水澡，而不是来防止洗冷水澡的害处。贝戈特明智地遵从每个医生几年来下的禁令。几个星期之后，从前的意外再度出现，新的意外更加严重。每分钟都痛得死去活来，再加上被短促的噩梦打断的失眠，贝戈特不再请医生了，他试着服用各种麻醉药，卓有成效但剂量过多，他信任地看着每种麻醉药附带的简介，简介上都说明睡眠的必要性，但是又含蓄指出，所有催人入睡的药品（除了说明书介绍的瓶内装的产品，这种产品从无毒副作用的）都有毒性，而且因此产生的副作用比病痛更糟。贝戈特试过各种麻醉药。某些麻醉药与我们常用的，由比如戊基和乙基制成的麻醉药类别迥异。人们只能怀着对未知事物的美妙期待吞咽成分完全不同的新药。心跳得就像赴第一次约会。新的药物即将把我们引向哪些鲜为人知的睡眠和梦幻呢？药物现在已经进入我们的身体、左右着我们的思想。我们将以何种方式入睡？一旦我们睡着了，这种全能的主宰会让我们通过哪些古怪的途径，到达哪些巅峰，哪些无法测量的深渊呢？我们在这种旅行中会有哪一类新的感受呢？新药会使我们不舒服？心情恬淡快活？死亡？贝戈特的死发生在他把自己如此这般地托付给这些朋友（朋友还是敌人？）当中最厉害的一个之后的第二天。他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去世的：尿毒症的轻微发作是人们建议他休息的原因。但是一位批评家在文章里谈到过的弗美尔的《德尔夫特小景》（从海牙美术馆借来举办一次荷兰画展的画）中一小块黄色的墙面（贝戈特不记得了）画得如此美妙，单独把它抽出来看，就好像是一件珍贵的中国艺术作品，具有一种自身的美，贝戈特十分欣赏并且自以为非常熟悉这幅画，因此他吃了几只土豆，离开家门去参观画展。刚一踏上台阶，他就感到头晕目眩。他从几幅画前面走过，感到如此虚假的艺术实在枯燥无味而且毫无用处，还比不上威尼斯的宫殿或者海边简朴的房屋的新鲜空气和阳光。最后，他来到弗美尔的画前，他记得这幅画比他熟悉的其他画更有光彩、更不一般，然而，由于批评家的文章，他第一次注意到一些穿蓝衣服的小人物，沙子是玫瑰红的，最后是那一小块黄色墙面的珍贵材料。他头晕得更加厉害；他目不转睛地紧盯住这一小块珍贵的黄色墙面，犹如小孩盯住他想捉住的一只黄蝴蝶看。“我也该这样写，”他说，“我最后几本书太枯燥了，应该涂上几层色彩，好让我的句子本身变得珍贵，就像这一小块黄色的墙面。”这时，严重的眩晕并没有过去。在天国的磅秤上一端的秤盘盛着他自己的一生，另一端则装着被如此优美地画成黄色的一小块墙面。他感到自己不小心把前一个天平托盘误认为后一个了。他心想：“我可不愿让晚报把我当成这次画展的杂闻来谈。”
他重复再三：“带挡雨披檐的一小块黄色墙面，一小块黄色墙面。”与此同时，他跌坐在一张环形沙发上；刹那间他不再想他有生命危险，他重又乐观起来，心想：“这仅仅是没有熟透的那些土豆引起的消化不良，毫无关系。”又一阵眩晕向他袭来，他从沙发滚到地上，所有的参观者和守卫都朝他跑去。他死了。永远死了？谁能说得准呢？当然，招魂术试验和宗教信条都不能证明人死后灵魂还存在。人们只能说，今生今世发生的一切就仿佛我们是带着前世承诺的沉重义务进入今世似的。在我们现世的生活条件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以为我们有必要行善、体贴，甚至礼貌，不信神的艺术家也没有任何理由以为自己有必要把一个片断重画二十遍，他由此引起的赞叹对他那被蛆虫啃咬的身体来说无关紧要，正如一个永远不为人知，仅仅以弗美尔的名字出现的艺术家运用许多技巧和经过反复推敲才画出来的黄色墙面那样。所有这些在现时生活中没有得到认可的义务似乎属于一个不同的，建筑在仁慈、认真、奉献之上的世界，一个与当今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我们从这个不同的世界出来再出生到当今的世界，也许在回到那个世界之前，还会在那些陌生的律法影响下生活，我们服从那些律法，因为我们的心还受着它们的熏陶，但并不知道谁创立了这些律法——深刻的智力活动使人接近这些律法，而只有——说不定还不止呢！——愚蠢的人才看不到它们。因此，贝戈特并没有永远死去这种想法是真实可信的。
人们埋葬了他，但是在丧礼的整个夜晚，在灯火通明的玻璃橱窗里，他的那些三本一叠的书犹如展开翅膀的天使在守夜，对于已经不在人世的他来说，那仿佛是他复活的象征。
我曾经说过，我知道贝戈特是在那一天去世的。我对那些说他是前一天去世的报纸——彼此都重复着同一个调子——的这种不准确十分欣赏。就在前一天，阿尔贝蒂娜遇到过他，她当天晚上就对我讲述了这件事，她甚至因此迟到了一会儿，因为贝戈特跟她聊了很久。毫无疑问，贝戈特是与阿尔贝蒂娜进行最后一次谈话的。她是通过我认识贝戈特的，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他了，她出于好奇想要拜见他，我便在一年前写信给这位年迈的大师，把她引荐给他。他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想他心里有点不舒服，因为我重新见他只是为了让另一个人高兴，这证实了我对他的冷漠。这些情况经常发生：有时，人们不是为了享受重新跟他交谈的乐趣，而是为了第三者而恳求他或者她，他或者她的断然拒绝使被我们监护的女人以为我们在炫耀自己拥有一种莫须有的能力；更多的则是，天才或者著名的美人同意了，然而由于他们的荣誉受到了侮辱，他们的情感受到了挫伤，他们对我们只怀有一种已经淡薄了的、忧伤而又带点轻蔑的感情。在错误地指责报纸不准确之后，我猜测了很久，因为那一天，阿尔贝蒂娜根本没有遇到贝戈特，但是，当时我却一刻也不曾怀疑过她，因为她向我讲述这件事时神态自然，而且我在很久以后才了解她那坦然撒谎的迷人技巧。她所说的、她所招认的与事实如此不谋而合——我们无可辩驳地看到并了解到这点——所以她就这样在她的生活间隙当中散布了另一种生活的种种插曲，当时我没有怀疑这另一种生活是虚假的，只是在很久以后我才觉察到了这一点。我曾补充说，“当她招认的时候”，下面谈谈为什么。有的时候，一些奇特的比较使我对她产生过嫉妒和怀疑，在这种怀疑里，在过去，或者很遗憾在将来，有另外一个人。为了对我掌握的事实显得有把握，我说出了姓名，阿尔贝蒂娜对我说：“是啊，一礼拜前我在离家几步远的地方遇见过她。我出于礼貌向她还礼。我跟她一起走了两步。但是我们之间没有过任何事情，从来也不会有任何事情。”而阿尔贝蒂娜却根本没有遇到过这个人，最充分的理由就是那人已有十个月没去巴黎。但是我的女友觉得完全否认不足为信。因此她虚构了这次短暂的相会，她说得那么实在，我仿佛看到那位夫人停下脚步，向她问好，跟她一起走了几步。假如我这时在外面，我的感官也许会向我证实，那位夫人没有跟阿尔贝蒂娜走过几步。然而即使我知道事实恰好相反，那也是得之于一系列推理中的一个环节（我们信任的那些人的话语环环紧扣），而不是感官的实证。为了引用感官的这种实证，我必须恰好在外面，而事实并非如此。不过人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假设也不是难以置信的：我有可能在阿尔贝蒂娜那天晚上（她没有看见我）对我说她跟那位夫人一起走了几步的那个时辰外出并且来到街上，那样我就会知道阿尔贝蒂娜在撒谎。这是否确凿？一片该死的阴霾占据了我的头脑，我可能会怀疑我看到过她独自一人，只要我设法了解由于哪种视觉幻象我才没有看见那位夫人，我就不会因为自己的误会大吃一惊了，因为天体世界也并不比人类，尤其是我们热爱的人的真实活动更难认识，这些人为了对付我们的怀疑，会用一些保护他们自己的谎言使他们更加理直气壮。他们可以让我们麻木不仁的爱情相信，我们热爱的女人在国外有并不存在的姐妹，兄弟，嫂子，这种情形又能持续多少年呢？
感官的实证本身也是一种思想活动，在这个活动中自信造就了事实。我们好多次都看到，有时听觉给弗朗索瓦丝带来的不是人们说出的那句话，而是她自己信以为真的那句话，这就足以使她听不进一种更加优美的发音对她的暗中纠正。我们的膳食总管也是如此。德·夏吕斯先生这时穿着——因为他变化多端——颜色很浅、在千万个人当中一眼便能认出的裤子。不过，我们的膳食总管以为“公共小便池”（pissotière）一词（这个词指德·盖尔芒特公爵所谓的朗比托小厕所，听到这样的称呼，德·朗比托先生火冒三丈）就是“pistière”，他一生中从来没听到任何人说过“公共小便池”，尽管人们经常在他面前提到这个词。但是，谬误要比信任更加顽固，而且谬误从不对自己的自信加以反省。膳食总管经常说：“德·夏吕斯男爵先生长时间待在小便池里（pistière）肯定是因为他得了一种病。这就是一个老色鬼的下场。他还穿着长裤。今天早晨，夫人派我去纳伊买东西。在勃艮第街，我看见德·夏吕斯男爵先生走进了公共小便处。一个多小时之后，当我从纳伊回来时，我在同一个小便处，在老地方又看见了他的黄裤子，他总是待在中间好让别人看不见他。”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谁比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一位侄女更漂亮、更高贵、更年轻。然而我却听见我有时去去的那家餐厅的守门人在她经过的时候说：“瞧瞧这个自命不凡的老妇人，像什么样子！少说也有八十岁。”关于年龄，我看他对自己的话也难以相信。但是，每当她经过饭店前去看望她那两个离这里不远的可爱的姑婆德·弗桑萨克夫人和德·巴尔鲁尔夫人时，聚集在他身边的那些跑堂的人都要嘲笑一番，他们以为这个小美人的脸看上去有八十岁，守门人形容“自命不凡的老妇人”的八十高龄被用到了她的身上，这也许是开玩笑，也许不是。要是有人对他们说，她比饭店里两个女出纳之中的一个更出色，他们可能会笑破肚子，而那个患着湿疹、肥胖得可笑的女出纳在他们眼里居然是个美妇人。也许只有性欲才能阻止他们产生这样的谬误，假使性欲在所谓自命不凡的老妇人经过时发生作用，那些跑堂的也突然对这位年轻的女神起了馋心。然而，由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可能是社会方面的原因，这种欲望并没有起作用。况且其中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对我们大家来说，世界是真实的，在每个人看来世界又是不同的。为了叙述的顺序，如果我们不必局限于一些无聊的理由，有多少更重大的理由使我们能够指出这卷书的开头，有多么肤浅多么骗人，在那一卷里我说我在自己的床上听见世界忽而在这种天气忽而在那种天气里苏醒了！是啊，我被迫使事物变得浅薄，成为撒谎的人，然而每天早晨醒来的不是一个世界，而是成千上万个，几乎与人类的眼珠和智慧一样多的世界。
提到阿尔贝蒂娜，我从来不知道哪些妇女在使谎言形象生动、染上生活本身的色彩这一点上比她更具有独到的天赋，除非是她的一位女友——我那些如花似玉的少女当中的一位，她也像阿尔贝蒂娜那样娇艳，但是她那凸凹不平的侧影就像一串串玫瑰花，花串又长又弯曲，我忘记了这种玫瑰的名字。从说谎的角度来看，这个少女比阿尔贝蒂娜更胜一筹，因为她说谎时没有一刻显得痛苦，也没有因恼怒而省去什么不说，而这些现象在我的女友那里比比皆是。然而我说过，她在编造一个滴水不漏的故事时迷人可爱，因为听她说话的人在自己面前看到了她说的——却又是想象出来的——那些东西，把她的话当作自己亲眼目睹的了。激励阿尔贝蒂娜的只有貌似的逼真，而根本没有使我产生嫉妒的欲望。因为也许并不引人关注的阿尔贝蒂娜喜欢得到别人的奉承。不过，在这部作品当中，即使我有过而且可以有许多机会表现嫉妒怎样增强了爱情，我也是站在情人的立场这样做的。但是，哪怕这个人的傲气几乎已荡然无存，哪怕他会因为别离而死去，他也不会用奉承去响应假想的不忠，他会自己走开，或者并不远远离去，而强迫自己装出冷漠的样子。因此，他的情妇使他备受折磨痛苦，这对情妇来说倒纯粹是一种损失。相反，她可以用一句巧妙的话，用温情脉脉的爱抚去驱除折磨他的种种疑虑，尽管他自以为对此无动于衷，情夫也许并没有体会到由嫉妒引起的爱情的猛烈增长，但他突然不再痛苦，他感到幸福、动情、放松，犹如人们在一场风暴过后大雨降临时感到的那样，当人们还在大栗树底下感受到挂在树上的水珠间隔很久才一滴一滴垂落下来的时候，色彩绚丽的太阳已经重新出现了，他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对治愈自己的那个女人的感激之情。阿尔贝蒂娜知道我喜欢报答她对我的盛情，这也许正说明她是为了开脱自己才杜撰出那些故事，承认得那么自然的，我并不怀疑她的故事，其中的一个就是遇到贝戈特，而他当时已经死了。直到现在，我只知道阿尔贝蒂娜这些谎言，比如，弗朗索瓦丝在巴尔贝克向我报告的，我忘记说了，尽管这些谎言使我受到了莫大的伤害：“因为她不愿来，她就对我说：‘您难道不能对先生说您没有找到我，说我已经出去了？’”然而热爱我们的“下人们”，正如热爱我的弗朗索瓦丝，他们喜欢刺伤我们的自尊心。
晚饭后，我对阿尔贝蒂娜说我想趁着我已经起床的机会去看望一些朋友，比如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德·盖尔芒特夫人、康布尔梅一家，我不太清楚，总之是我在他们家里能够找到的那些人。但是我没有说出我准备去看望的维尔迪兰一家的姓。我问她是否愿意跟我一起去。她借口没有裙袍。“再说，我的头发也梳理得太不像样子。您是否坚持要我继续保持这种发型呢？”她突然伸出一只手向我告别，她摊开胳膊，耸起肩膀，就像从前她在巴尔贝克海滩上那样，此后她再没有过这样的动作。这个被人遗忘的动作使阿尔贝蒂娜的身体获得了活力，她变成还不大了解我时的那个阿尔贝蒂娜了。这种举动使外表唐突、拘泥虚礼的阿尔贝蒂娜恢复了她原来的新鲜感，她的陌生感，甚至使她回到了她自己的天地。我看到了这个少女背后的大海，自从我不再去海边以后，我从来也没有看到大海像这样向我招手。“我的姨妈觉得这发型会使我显老。”她神情阴郁地补充道。我心想：“但愿她姨妈说得对！”让娃娃脸的阿尔贝蒂娜使邦当夫人显得更年轻，这正是她姨妈最大的追求，还有，最好阿尔贝蒂娜在嫁给我之前别花她的钱，而且从我们结婚那天起她还会有所收益。但是我希望的恰好相反，我愿意阿尔贝蒂娜别显得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少在街上让人回首顾盼，何况无论是讨厌的老妪还是被爱恋的女人衰老的面容都不能使一个嫉妒的情夫感到放心，不过让我感到痛心的是，我要求阿尔贝蒂娜采纳的那种发型在她看来竟然是又一重幽禁。哪怕我远离阿尔贝蒂娜，不断地把我与她联系在一起的还是这种新的居家的亲切感。
我对阿尔贝蒂娜说让她陪我去盖尔芒特和康布尔梅家，我不太清楚我究竟想去哪里，她对我说她没心思去，我便去了维尔迪兰家。正当我动身去维尔迪兰家的时候，我到那里听音乐会的念头使我联想起下午的情景：“荡妇、荡妇”——失恋的情景，也许是妒火中烧的情景，然而又是兽性大发的情景，除了言语之外，其兽性和一头爱上女人（如果可以这么说）的大猴对这女人干得出来的一模一样——正当我在街上打算叫一辆出租马车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男人的抽泣声，他坐在一块界石上试图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我走上前去：那人双手捧着脑袋，看上去像个年轻男子；从他大衣里露出的白颜色判断，他似乎穿着套装，系着白色领带。听到我的声音，他才发现自己的脸上挂满泪水，但是他立即认出是我，并且掉转脸去。那是莫雷尔。他知道我已经认出了他，便竭力止住泪水，他对我说，他因为心里难受在这里停停。他对我说：“就在今天，我粗暴地侮辱了一个女人，我对她曾经一往情深。卑鄙的家伙才会这么干，因为她爱我。”——“时间长了她也许会忘记。”我回答说，我没有想到这样说话会显得我好像耳闻目睹了下午的情景似的。然而他一个劲地伤心去了，根本没有想到我会知道点什么。“她也许会忘记，”他对我说，“但是我却无法忘记。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我讨厌自己！不过归根到底，既然已经说了也没有办法，再怎么做也无济于事。当我被激怒时，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这对我的健康非常不利，我的神经完全错乱了。”正如所有的神经衰弱患者那样，他对自己的身体十分担心。如果下午我看到的是一头猛兽的爱情怒火，那么今天晚上，几个小时之间恍若过去了几个世纪，一种新的感情，一种羞愧、后悔、忧伤的感情则表明：野兽向人类转变的演化过程中一个冗长的阶段已经过去。尽管如此，我却始终听到“荡妇”的喊声，我唯恐下一轮再循环到野蛮状态。况且我也很难理解所发生的一切，这点再自然不过，因为德·夏吕斯先生本人也完全不知道几天来，尤其是今天，甚至在那段与小提琴手的精神状态并无直接关系的不体面插曲之前，莫雷尔的神经衰弱已经又犯了。实际上他在上个月就飞快地勾搭上了絮比安的侄女，而勾搭的速度却比他原先的期望要慢得多，他可以像未婚夫那样随心所欲地带她出去。然而，当他在准备强奸的勾当中陷得深了些时，尤其是当他对自己的未婚妻说要她跟别的少女交朋友并把她们提供给他时，他遭到了抵制，这激怒了他。这一下（她过于贞洁也好，相反她自愿失身也罢），他的欲望一落千丈。他决定断绝关系，不过他觉得男爵这个人虽然邪恶却也十分仗义，他害怕断绝关系之后德·夏吕斯先生会赶他出门。所以，他半个月前就下决心不再去见那个少女，让德·夏吕斯先生和絮比安在他俩之间去解决（他使用了一个更加康布尔梅式的动词），并且打算在宣布断绝关系之前，“溜”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去。
爱情的结局使他有点伤心，因此，尽管他与絮比安侄女的行为在微不足道的细节上恰恰可以同他与男爵在圣马尔斯吃晚餐时他当着男爵的面论说的行为相吻合，这两种行为可能还是截然不同的，而他在自己论说过的行为中没有料到的一些不太恶劣的感情可能美化了他的真实行为并且使之情感化。相反，现实比计划更糟的唯一地方倒在于计划中他觉得在这样一种背弃之后似乎不可能留在巴黎。现在，对他来说，为了一桩如此简单的事情“溜走”未免太过分了。这意味着离开无疑会发怒的男爵，破坏自己的地位。还会失去男爵给他的一切钱财。一想到这一切在所难免，他便心烦意乱，他一连几个小时伤心落泪，为了不去想这些，他用了吗啡，是小心翼翼用的。然后，他的头脑中突然转过一个念头，毫无疑问，这种想法在头脑中逐渐产生成形已有一段时间了，那就是：在断绝关系与完全跟德·夏吕斯先生闹翻之间的选择也许并非两者必居其一。失去男爵供给的一切钱财损失太大了。莫雷尔犹豫不决，他有好几天都在发愁，就像他见了布洛克时发愁一样，然后他得出结论，絮比安和他的侄女试图让他落入一个圈套，他们大概在为这桩占便宜的交易而感到庆幸。他觉得总之是那个少女自己不好，她笨拙得简直不知道怎样用肉欲去缠住他。对他来说，牺牲他在德·夏吕斯先生家的地位不仅荒唐，而且他们订婚以来他请少女吃过的那些昂贵的晚餐也很可惜，他也许可以报账，就像那个每月都把自己的“账本”交给我舅舅的随身男仆的儿子那样，因为账本的单数对一般人来说意味着印成铅字的著作，而对“殿下”们和随身仆役来说便失去了这层意思。对仆役来说这个词意味着账本；对“殿下”们意味着人们记事的本子（在巴尔贝克，一天，卢森堡公主对我说她没有带书，我正想把《冰岛渔夫》和《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借给她时才明白她想说的意思；并非她日子过得不太愉快，而是因为她没带本子，我要给她留名字就难一些）。
尽管莫雷尔对他行为的后果看法老变，尽管两个月之前当他狂热地爱上絮比安的侄女时，他也许会认为这种行为十分可憎，尽管半个月来他一再重申这种行为本身是自然的、值得称道的，这种行为却仍然使他的神经质状态更加严重，刚才他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申明断绝关系的。他已经做好了“出气”的充分准备，即使（除非是在瞬间的冲动中）不拿这个少女出气，残存的爱情使他对少女还心有余悸，也就是说对她还残存一丝爱意，至少也要拿男爵出气。不过，他在晚饭前对男爵守口如瓶，因为他把他本人专业上的精湛技艺看得高于一切，当他要演奏高难度作品的时候（比如今天晚上在维尔迪兰家），他就避免（尽量避免，而这比下午的情景更够他受的）一切可能使他的演奏动作不连贯的东西。就像一个热衷于赛车运动的外科大夫在他要动手术的时候不再开车。因此，他在对我说话的同时轻轻地逐个活动他的手指，看看手指是否恢复了它们的灵活。他皱皱眉头，那意思好像是还有一点神经质的僵硬。然而，为了不让手指更僵硬，他放松面部，正如人们在没有睡着觉或者没有轻易占有一个女人时不让自己激动恼火那样，因为他生怕恐惧症本身会进一步耽搁他睡眠或者享乐的时间。所以，他希望重新恢复心灵的宁静，以便像往常一样专心致志地在维尔迪兰家演奏，他还希望让我证实他的痛苦，因为我后来看出了这一点，为此在他看来，最简单的莫过于恳求我立即离开。他的恳求是多余的，因为离开他对我是一种解脱。当我们往同一幢住宅走去，在离住宅还有几分钟的路程时，我真害怕他要求我开车带他同往，我对下午的情景印象太深，所以这段路如果让莫雷尔在我身边我不能不感到有点厌恶。莫雷尔对絮比安侄女的爱情，后来的冷漠或者说憎恶很可能发自真心。不幸的是，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如此行事，突然“贴上”一个少女，向她发誓永远爱她，甚至向她出示他随身携带的手枪，说假使他卑鄙残忍到抛弃她，他就叫自己脑袋开花。后来他还是抛弃了她，并且感到某种怨恨而不是悔疚。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如此行事，这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所以许多少女——忘不了他却被他忘怀的少女——感到痛苦——比如絮比安的侄女，她仍然痛苦了很久，她在继续爱着莫雷尔的同时又很蔑视他——她们痛苦，而且准备在内心苦痛难熬时发泄出来，因为莫雷尔那张坚硬犹如大理石，俊美犹如古代艺术品的面容就像一尊希腊雕像的碎片那样充塞在她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的脑海之中，还有他那漂亮的头发，机智的眼睛，挺直的鼻子——嵌进不该接受它们的头颅便形成肿块，而这肿块又无法开刀。然而，久而久之，这些如此坚硬的碎片终于滑落到一个地方，在这里它们已引不起太大的痛苦，也不动弹；人们再也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那就是遗忘，或者说无足轻重的记忆。
我在白天有两个收获。一方面，由于阿尔贝蒂娜的温顺给我带来了宁静，我有可能，从而也下了决心跟她断绝关系。另一方面，我坐在我的钢琴前等待她的那段时间里反思的结果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想争取把自己重新得到的自由奉献给艺术，而艺术并不是某种值得人们为它作奉献的东西，而是某种生命之外的东西，它与人生虚浮的荣誉和一事无成都毫不相干，从作品中获得真正的个性这种表象仅仅来自技巧上的逼真。如果说我度过的下午在我身上留下了其他的，也许是更加深刻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在很久之后才被我了解的。至于我明确地权衡过的这两个收获，它们不会持续很久；因为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关于艺术的看法便在那天下午的感受逐渐减弱时重新占据上风，相反，我说的宁静以及由此而来的我能够献身艺术的自由倒会重新弃我而去。
我的车沿着堤岸驶近维尔迪兰家，我让司机停车。其实我刚刚看见布里肖在波拿巴特街的拐角从有轨电车里走下来，他用一张旧报纸擦拭自己的皮鞋，戴上银灰色手套。我朝他走去。一段时间以来，他的眼疾逐渐恶化，所以他佩戴了一副——犹如实验室一般阔气的——新眼镜，就像天文望远镜那样功率大而且复杂，眼镜仿佛用螺丝拧在他的眼睛上；他把眼镜的焦距对准我，并且认出是我。眼镜的状况良好。但是，透过眼镜，我却觉察到待在这种大功率的设备底下的是一缕细微的、淡淡的、痉挛的、垂死的漠然目光，正如在那些对人们干的活报酬太多的实验室里，有人把一只微不足道、濒临死亡的小动物置于最精密的仪器之下那样。我把自己的胳膊伸给这个半瞎的人，好让他放心走路。“这一次，我们不是在大舍尔堡附近，”他对我说，“而是在小敦刻尔克旁边碰面了。”我觉得他的话实在无聊，因为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可是我又不敢问布里肖那是什么意思，与其害怕他的轻蔑，我倒更怕他的解释。我回答他说，我很想看看从前斯万每天晚上与奥黛特会面的那间客厅。“怎么，您熟悉这些古老的故事？”他对我说，“不过，诗人完全有理由称之为：grande spatium mortalisaevi。”
在当时，斯万的逝世使我大为震惊。斯万死了！斯万在这个句子中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格的作用。我从此领会了独特的死亡，由命运派遣为斯万服务的死亡。因为我们说死是为了简化，然而有多少人就几乎有同样多的死亡。有些感官我们并不具备，这种官能使我们能够看见朝四面八方疾速奔跑的死神，命运之神把活跃的死神往这个人或那个人引过去。这些死神往往只有在两三年之后才能完全从自己的工作中解放出来。飞奔的死神把癌症放入斯万的胁部，然后又跑开去干别的活，直到外科大夫动完手术时再重新回来，以便把癌症再次放进去。继而，人们从《高卢人报》中看到，斯万的健康令人不安，但是他不适的身体正在有效地恢复。于是，在咽气之前的几分钟，死神就像一个不会毁灭您而会照料您的修女前来陪伴您度过最后的时刻，用最后的光环为这个心脏已经停止跳动、身体永远冰凉的人加冕。正是死神的多样性，它们来回走动的神秘性，它们身上致命的披肩的色彩使报纸的字里行间具有某种引起如此强烈感受的东西：“我们非常遗憾地获悉，查理·斯万先生因患某种痛苦的疾病的后遗症于昨日在巴黎寓所逝世。作为巴黎人，他的思想备受重视，他在有选择的人际关系中始终忠诚可靠，为此也深孚众望，艺术文学界将一致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他对文学艺术高超精微的鉴赏力使他深受喜爱和欢迎。赛马俱乐部全体国人也对这位成员的逝世表示惋惜，他在俱乐部不仅资深而且驯马有方。他还是同盟联谊会和农业联谊会会员。前不久，他递交了王家街联谊会成员的辞呈。他的精神风貌以及他引人注目的声望却仍然在音乐绘画的大型活动中，尤其在艺术预展或开幕式上引起公众的兴趣，他甚至在极少出户的最后那几年仍旧是这些领域忠实的常客。丧礼即将举行，云云。”
从这一点来看，如果不是“有身份的人”没有名望，头衔会使尸体腐烂更快。毫无疑问，没有突出个性的人只能默默无闻，即使那人是于塞斯公爵。然而公爵这顶桂冠还会把各种因素聚集起来并保持一段时间，有如阿尔贝蒂娜喜欢吃的冰糕暂时保持好看的形状，而那些热衷于上流社会生活的资产阶级人士一俟死去，他们的名字立即就会解体，“脱模”融化。我们看到，德·盖尔芒特夫人谈到卡地亚时把他当作德拉特雷穆瓦伊公爵的好朋友，当作一个在贵族圈子中备受推崇的人。对下一代人来说，卡地亚变成了那么不定型的东西，以至把他归到于首饰商卡地亚一类人还算抬高了他的身价，他可能会嘲笑那些无知的人竟然把他跟首饰商混淆起来！相反，斯万却是个具有出色的文化艺术个性的人；尽管他没有任何“作品”，他却有幸存留了一点时间。然而，亲爱的查理·斯万，我在年轻时对您了解甚少，而在您离坟墓不远时，因为那个也许被您看作小傻瓜的人已经把您作为他的一部小说的主人公，人们已经又开始谈论您了，也许您因此还会活下去。在迪索描绘王家街联谊会的阳台这幅画中，您在加里费、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和圣莫里斯中间，人们在谈这幅画时之所以经常谈到您，那是因为人们看到，在斯万这个人物身上有您的某些特征。
再谈谈更普遍的事实，我曾经在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家里听见斯万本人谈到他的这种预期之中而又出乎意料的死，是在公爵夫人侄女举行宴会的那天晚上。一天晚上我浏览报纸时，他的讣告就像不合时宜地插进来的几行神秘的文字顿时吸引了我，我当时又重新体会到了同样的死亡独特而又扣人心弦的怪异性。这几行文字足以使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只能用姓名，用见诸文字的姓名，而且是突然间从阳世转到阴间的姓名来应答别人的人。正是这几行字使我仍然渴望进一步了解维尔迪兰从前居住过的地方，斯万当时还不光见诸于报纸上的几行文字，他那时经常和奥黛特在那个地方共进晚餐。还应该补充说（这使我为斯万之死悲哀的时间比为另一个人之死悲哀的时间更长，尽管去了解的动机与他的死亡的个别怪异性无关），我没有去看望希尔贝特，而我在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家却答应过斯万去看她，他没有把这条“别的理由”告诉我；在那天晚上，他暗示过这条理由，为此他还选择我作他与亲王交谈的知情人；上千个问题又涌现在我面前（犹如水泡从水底冒上来那样），我想就最不相干的主题问他：关于弗美尔，关于德·穆西先生，关于他本人，关于布歇的一张壁毯，关于贡布雷，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并不迫切，因为我已经把这些问题搁置再三，然而自从他封住了牙关不可能再答复之后，这些问题在我看来便显得至关重要了。
“噢，不，”布里肖又说，“斯万不是在这里遇到他未来的妻子的，至少他只是在最后的时刻，在局部摧毁了维尔迪兰夫人的第一个住处的那场灾难之后才来这里的。”
不幸的是，我唯恐在布里肖眼前展示在我看来似乎不合适的奢侈，因为这位大学教师没有奢侈的份儿，我急急忙忙走下小汽车，司机不明白我为了在布里肖发现我之前躲远点而飞快地对他说的话。结果是司机又走过来与我们攀谈，他问我是否要来接我；我赶忙对他说好吧，并为此对乘坐公共汽车到来的大学教师表示倍加尊重。
“啊！您是坐小汽车来的。”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的上帝，这是最偶然不过的事；我从来不乘小汽车。我总是乘坐公共汽车或者步行。不过，如果您答应我坐进这辆破车，今天晚上陪您回家对我来说也许是莫大的荣幸；我们会有点挤。但您总是对我那么宽厚。”唉，我心想，向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对我毫无损失，既然因为阿尔贝蒂娜的缘故我得老回家。她在任何人都不能前来见她的那个时辰待在我家，这就使我能够像下午那样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下午我知道她即将从特罗卡德罗回来，我又并不急于再见她。然而，归根到底，也像下午那样，我感觉到我有一个女人，我在回家时就不会经历孤独引起的有益于健康的兴奋。“我乐意接受。”布里肖回答我说。“在您提到过的那个时期，我们的朋友住在蒙达利维街一个宽敞的带夹层的一楼，夹层对着花园，房屋当然不算豪华，但比起威尼斯大使的住宅我更喜欢这房子。”布里肖告诉我，“今天晚上，‘孔蒂码头’(自从维尔迪兰迁到那里之后，他的老常客谈起他的沙龙便这样称呼)有德·夏吕斯先生组织的盛大音乐‘招待会’。”他还说，在我刚才谈到过的从前那些日子，小核心是另一番景象，基调也截然不同，这不仅仅因为常客们更年轻的缘故。他向我讲了埃尔斯蒂尔的一些恶作剧(他称之为“纯粹的瞎胡闹”)，比如有一天，他在最后一刻装作走掉的样子，然后装扮成临时加班的司厨长走进来，他在递盘子的同时凑到假装正经的普特布斯男爵夫人耳边说了一些放荡的话，男爵夫人又怕又气，满脸通红；接着，在晚饭结束前他消失了，他让人把一个盛满水的浴缸抬进客厅，当人们离开饭桌时，他赤条条一丝不挂地走出浴缸，嘴里骂骂咧咧；还有，有几次大家穿着纸做的，由埃尔斯蒂尔设计、裁剪、绘制的服装前来夜宵，那是他的杰作，有一次布里肖穿了查理七世宫廷中一个贵族大老爷的服装，脚上穿的是尖长的翘头鞋，另一次他穿着拿破仑一世的服装，埃尔斯蒂尔用封信的火漆给这套服装制作了一条荣誉军团饰带。简而言之，布里肖正在他的头脑中重温当时的客厅，客厅里的大窗户，那些被正午的太阳晒糟了、需要更换的矮脚长沙发。他声称，与今天的客厅相比，他更喜欢往日的客厅。当然，我很清楚布里肖所理解的“客厅”——就像教堂这个词不仅指宗教建筑，而且还指信徒的团体——不仅指那个夹层，而且还指常去那里光顾的人，他们去那里寻求的特殊的乐趣，在他的记忆中是这些长沙发使那些人和事变得更清晰了，当时有人下午前来拜会维尔迪兰夫人时就坐在这些长沙发上等待她准备就绪，当时外面栗树上的粉红色花朵，壁炉上花瓶里的石竹仿佛是在用它们的粉红颜色笑意盈盈地向来访者亲切致意，表示它们聚精会神地期待着姗姗来迟的女主人。然而，这个“客厅”在他看来之所以比现在的客厅更胜一筹，那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就像老普罗透斯，对什么样的形式都无法屈从，甚至在社交生活里，我们的思想也会突然脱离一个艰难而缓慢地臻于完善的客厅，而去喜欢一个不太出色的客厅，正如奥黛特让奥多拍摄的那些“经过整修”的照片，照片中她身穿公主的宽大裙袍，朗代里克为她卷发，比起这些照片来，斯万更喜欢照相簿上那张在尼斯拍摄的小照，在这张小照上，她头戴呢绒遮阳阔边女软帽，散乱的头发从绣着蝴蝶花、黑丝绒打结的草帽中露出来（照片越旧，女人们一般看上去也就越老），风姿绰约使她看上去年轻了二十岁，就像一个可能比实际年龄大二十岁的小丫环。也许他还热衷于向我吹嘘我所不知道的事，告诉我他曾经品尝过我不可能领略的种种乐趣。况且，只要指出这两三个不复存在的人，用他自己的谈话方式赋予这些人的魅力以某种神秘的东西，他也就做到了这一点；我觉得人们向我讲述的关于维尔迪兰家的一切都过于粗浅；就连我从前认识的斯万，我也责备自己没有对他加以足够的注意，对他的注意也没有做到大公无私，在他一面接待我一面等候他的妻子回来吃午饭时我也没有认真听他说话，他给我看一些精品时我也没有认真听他解说，因为我现在明白了，他堪与从前最出色的健谈者相媲美。
在去世前的几个月里，贝戈特遭受到失眠的折磨，更糟的是，他刚刚睡着就噩梦缠身，要是他醒了这些噩梦也会促使他避免重新入睡。很久以来，他一直喜欢做梦，甚至喜欢不祥的梦，由于这些梦，和这些梦与人们在清醒状态中面对的现实互相矛盾，最迟在醒来时我们就会因做梦而深深感到我们曾经睡着过。但是，贝戈特的噩梦并非如此。当他谈到噩梦时，以前，他老听到一些不愉快事情经过他的脑海。而现在，梦仿佛来自他的身外，他感到一个凶恶的女人手上拿着一块湿抹布从他脸上擦过，竭力把他弄醒；臀部的搔痒难熬；车夫的狂怒——因为贝戈特在睡梦中曾经低声抱怨他驾驶技术糟糕——那个疯狂暴怒的车夫向作家扑过来，咬他的手指，锯他的手指。最后，当他在睡眠中光线很暗时，大自然便进行了一次不穿服装、用中风夺走他的生命的排练：贝戈特乘坐轿车进入斯万家新别墅的门廊，他想下车。一阵闪电般的眩晕使他呆坐在车座上，看门人试图帮助他下车，他仍然坐着，不能起身挪动他的双腿。他想紧紧抓住他面前的石柱，但是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他站起来。
他看过一些医生，这些被召请的人受宠若惊，诊断出他的不适是由于他过分勤勉（他已经二十年没有做任何事了），由于他过度操劳。他们劝他不要看恐怖小说（他从来不看书），多晒“对生命必不可少的”太阳（他有几年稍感舒服全靠他在家幽居），增加饮食（这使他逐渐消瘦，倒为他的噩梦提供了营养）。他的一个医生擅长于自相矛盾和戏弄人，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为了不伤害他，贝戈特一看见他就把别人对他的忠告作为自己的意见转告他，那医生矢口否认，以为贝戈特想让他开出他喜欢的某种药方，便立刻禁用这种药，为了达到目的，他经常用即刻编造的一些理由，在贝戈特用以具体反驳他的明显的事实面前，医生不能自圆其说，不得不在同一句话里自相矛盾，然而他又用新的理由强调同样的禁令。贝戈特回头去找第一批医生当中的一位，这人以头脑灵活而自鸣得意，尤其在一位文人面前，如果贝戈特委婉地说：“我觉得某医生好像对我说过——当然是从前——那会使我的肾脏和大脑充血……”那人就会露出狡黠的笑容，举起手指说道：“我是说使用，而不是滥用。当然，任何药物，夸张地说，都是一种同时具有利和弊两个方面的武器。”我们的身体具有某种有益于我们健康的本能，正如我们的心灵具有道德责任感，这是医学博士或神学博士的任何准许都无法代替的。我们知道冷水浴会使我们害病，我们仍旧喜欢洗冷水澡；我们总能找到医生来建议我们洗冷水澡，而不是来防止洗冷水澡的害处。贝戈特明智地遵从每个医生几年来下的禁令。几个星期之后，从前的意外再度出现，新的意外更加严重。每分钟都痛得死去活来，再加上被短促的噩梦打断的失眠，贝戈特不再请医生了，他试着服用各种麻醉药，卓有成效但剂量过多，他信任地看着每种麻醉药附带的简介，简介上都说明睡眠的必要性，但是又含蓄指出，所有催人入睡的药品（除了说明书介绍的瓶内装的产品，这种产品从无毒副作用的）都有毒性，而且因此产生的副作用比病痛更糟。贝戈特试过各种麻醉药。某些麻醉药与我们常用的，由比如戊基和乙基制成的麻醉药类别迥异。人们只能怀着对未知事物的美妙期待吞咽成分完全不同的新药。心跳得就像赴第一次约会。新的药物即将把我们引向哪些鲜为人知的睡眠和梦幻呢？药物现在已经进入我们的身体、左右着我们的思想。我们将以何种方式入睡？一旦我们睡着了，这种全能的主宰会让我们通过哪些古怪的途径，到达哪些巅峰，哪些无法测量的深渊呢？我们在这种旅行中会有哪一类新的感受呢？新药会使我们不舒服？心情恬淡快活？死亡？贝戈特的死发生在他把自己如此这般地托付给这些朋友（朋友还是敌人？）当中最厉害的一个之后的第二天。他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去世的：尿毒症的轻微发作是人们建议他休息的原因。但是一位批评家在文章里谈到过的弗美尔的《德尔夫特小景》（从海牙美术馆借来举办一次荷兰画展的画）中一小块黄色的墙面（贝戈特不记得了）画得如此美妙，单独把它抽出来看，就好像是一件珍贵的中国艺术作品，具有一种自身的美，贝戈特十分欣赏并且自以为非常熟悉这幅画，因此他吃了几只土豆，离开家门去参观画展。刚一踏上台阶，他就感到头晕目眩。他从几幅画前面走过，感到如此虚假的艺术实在枯燥无味而且毫无用处，还比不上威尼斯的宫殿或者海边简朴的房屋的新鲜空气和阳光。最后，他来到弗美尔的画前，他记得这幅画比他熟悉的其他画更有光彩、更不一般，然而，由于批评家的文章，他第一次注意到一些穿蓝衣服的小人物，沙子是玫瑰红的，最后是那一小块黄色墙面的珍贵材料。他头晕得更加厉害；他目不转睛地紧盯住这一小块珍贵的黄色墙面，犹如小孩盯住他想捉住的一只黄蝴蝶看。“我也该这样写，”他说，“我最后几本书太枯燥了，应该涂上几层色彩，好让我的句子本身变得珍贵，就像这一小块黄色的墙面。”这时，严重的眩晕并没有过去。在天国的磅秤上一端的秤盘盛着他自己的一生，另一端则装着被如此优美地画成黄色的一小块墙面。他感到自己不小心把前一个天平托盘误认为后一个了。他心想：“我可不愿让晚报把我当成这次画展的杂闻来谈。”
他重复再三：“带挡雨披檐的一小块黄色墙面，一小块黄色墙面。”与此同时，他跌坐在一张环形沙发上；刹那间他不再想他有生命危险，他重又乐观起来，心想：“这仅仅是没有熟透的那些土豆引起的消化不良，毫无关系。”又一阵眩晕向他袭来，他从沙发滚到地上，所有的参观者和守卫都朝他跑去。他死了。永远死了？谁能说得准呢？当然，招魂术试验和宗教信条都不能证明人死后灵魂还存在。人们只能说，今生今世发生的一切就仿佛我们是带着前世承诺的沉重义务进入今世似的。在我们现世的生活条件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以为我们有必要行善、体贴，甚至礼貌，不信神的艺术家也没有任何理由以为自己有必要把一个片断重画二十遍，他由此引起的赞叹对他那被蛆虫啃咬的身体来说无关紧要，正如一个永远不为人知，仅仅以弗美尔的名字出现的艺术家运用许多技巧和经过反复推敲才画出来的黄色墙面那样。所有这些在现时生活中没有得到认可的义务似乎属于一个不同的，建筑在仁慈、认真、奉献之上的世界，一个与当今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我们从这个不同的世界出来再出生到当今的世界，也许在回到那个世界之前，还会在那些陌生的律法影响下生活，我们服从那些律法，因为我们的心还受着它们的熏陶，但并不知道谁创立了这些律法——深刻的智力活动使人接近这些律法，而只有——说不定还不止呢！——愚蠢的人才看不到它们。因此，贝戈特并没有永远死去这种想法是真实可信的。
人们埋葬了他，但是在丧礼的整个夜晚，在灯火通明的玻璃橱窗里，他的那些三本一叠的书犹如展开翅膀的天使在守夜，对于已经不在人世的他来说，那仿佛是他复活的象征。
我曾经说过，我知道贝戈特是在那一天去世的。我对那些说他是前一天去世的报纸——彼此都重复着同一个调子——的这种不准确十分欣赏。就在前一天，阿尔贝蒂娜遇到过他，她当天晚上就对我讲述了这件事，她甚至因此迟到了一会儿，因为贝戈特跟她聊了很久。毫无疑问，贝戈特是与阿尔贝蒂娜进行最后一次谈话的。她是通过我认识贝戈特的，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他了，她出于好奇想要拜见他，我便在一年前写信给这位年迈的大师，把她引荐给他。他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想他心里有点不舒服，因为我重新见他只是为了让另一个人高兴，这证实了我对他的冷漠。这些情况经常发生：有时，人们不是为了享受重新跟他交谈的乐趣，而是为了第三者而恳求他或者她，他或者她的断然拒绝使被我们监护的女人以为我们在炫耀自己拥有一种莫须有的能力；更多的则是，天才或者著名的美人同意了，然而由于他们的荣誉受到了侮辱，他们的情感受到了挫伤，他们对我们只怀有一种已经淡薄了的、忧伤而又带点轻蔑的感情。在错误地指责报纸不准确之后，我猜测了很久，因为那一天，阿尔贝蒂娜根本没有遇到贝戈特，但是，当时我却一刻也不曾怀疑过她，因为她向我讲述这件事时神态自然，而且我在很久以后才了解她那坦然撒谎的迷人技巧。她所说的、她所招认的与事实如此不谋而合——我们无可辩驳地看到并了解到这点——所以她就这样在她的生活间隙当中散布了另一种生活的种种插曲，当时我没有怀疑这另一种生活是虚假的，只是在很久以后我才觉察到了这一点。我曾补充说，“当她招认的时候”，下面谈谈为什么。有的时候，一些奇特的比较使我对她产生过嫉妒和怀疑，在这种怀疑里，在过去，或者很遗憾在将来，有另外一个人。为了对我掌握的事实显得有把握，我说出了姓名，阿尔贝蒂娜对我说：“是啊，一礼拜前我在离家几步远的地方遇见过她。我出于礼貌向她还礼。我跟她一起走了两步。但是我们之间没有过任何事情，从来也不会有任何事情。”而阿尔贝蒂娜却根本没有遇到过这个人，最充分的理由就是那人已有十个月没去巴黎。但是我的女友觉得完全否认不足为信。因此她虚构了这次短暂的相会，她说得那么实在，我仿佛看到那位夫人停下脚步，向她问好，跟她一起走了几步。假如我这时在外面，我的感官也许会向我证实，那位夫人没有跟阿尔贝蒂娜走过几步。然而即使我知道事实恰好相反，那也是得之于一系列推理中的一个环节（我们信任的那些人的话语环环紧扣），而不是感官的实证。为了引用感官的这种实证，我必须恰好在外面，而事实并非如此。不过人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假设也不是难以置信的：我有可能在阿尔贝蒂娜那天晚上（她没有看见我）对我说她跟那位夫人一起走了几步的那个时辰外出并且来到街上，那样我就会知道阿尔贝蒂娜在撒谎。这是否确凿？一片该死的阴霾占据了我的头脑，我可能会怀疑我看到过她独自一人，只要我设法了解由于哪种视觉幻象我才没有看见那位夫人，我就不会因为自己的误会大吃一惊了，因为天体世界也并不比人类，尤其是我们热爱的人的真实活动更难认识，这些人为了对付我们的怀疑，会用一些保护他们自己的谎言使他们更加理直气壮。他们可以让我们麻木不仁的爱情相信，我们热爱的女人在国外有并不存在的姐妹，兄弟，嫂子，这种情形又能持续多少年呢？
感官的实证本身也是一种思想活动，在这个活动中自信造就了事实。我们好多次都看到，有时听觉给弗朗索瓦丝带来的不是人们说出的那句话，而是她自己信以为真的那句话，这就足以使她听不进一种更加优美的发音对她的暗中纠正。我们的膳食总管也是如此。德·夏吕斯先生这时穿着——因为他变化多端——颜色很浅、在千万个人当中一眼便能认出的裤子。不过，我们的膳食总管以为“公共小便池”（pissotière）一词（这个词指德·盖尔芒特公爵所谓的朗比托小厕所，听到这样的称呼，德·朗比托先生火冒三丈）就是“pistière”，他一生中从来没听到任何人说过“公共小便池”，尽管人们经常在他面前提到这个词。但是，谬误要比信任更加顽固，而且谬误从不对自己的自信加以反省。膳食总管经常说：“德·夏吕斯男爵先生长时间待在小便池里（pistière）肯定是因为他得了一种病。这就是一个老色鬼的下场。他还穿着长裤。今天早晨，夫人派我去纳伊买东西。在勃艮第街，我看见德·夏吕斯男爵先生走进了公共小便处。一个多小时之后，当我从纳伊回来时，我在同一个小便处，在老地方又看见了他的黄裤子，他总是待在中间好让别人看不见他。”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谁比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一位侄女更漂亮、更高贵、更年轻。然而我却听见我有时去去的那家餐厅的守门人在她经过的时候说：“瞧瞧这个自命不凡的老妇人，像什么样子！少说也有八十岁。”关于年龄，我看他对自己的话也难以相信。但是，每当她经过饭店前去看望她那两个离这里不远的可爱的姑婆德·弗桑萨克夫人和德·巴尔鲁尔夫人时，聚集在他身边的那些跑堂的人都要嘲笑一番，他们以为这个小美人的脸看上去有八十岁，守门人形容“自命不凡的老妇人”的八十高龄被用到了她的身上，这也许是开玩笑，也许不是。要是有人对他们说，她比饭店里两个女出纳之中的一个更出色，他们可能会笑破肚子，而那个患着湿疹、肥胖得可笑的女出纳在他们眼里居然是个美妇人。也许只有性欲才能阻止他们产生这样的谬误，假使性欲在所谓自命不凡的老妇人经过时发生作用，那些跑堂的也突然对这位年轻的女神起了馋心。然而，由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可能是社会方面的原因，这种欲望并没有起作用。况且其中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对我们大家来说，世界是真实的，在每个人看来世界又是不同的。为了叙述的顺序，如果我们不必局限于一些无聊的理由，有多少更重大的理由使我们能够指出这卷书的开头，有多么肤浅多么骗人，在那一卷里我说我在自己的床上听见世界忽而在这种天气忽而在那种天气里苏醒了！是啊，我被迫使事物变得浅薄，成为撒谎的人，然而每天早晨醒来的不是一个世界，而是成千上万个，几乎与人类的眼珠和智慧一样多的世界。
提到阿尔贝蒂娜，我从来不知道哪些妇女在使谎言形象生动、染上生活本身的色彩这一点上比她更具有独到的天赋，除非是她的一位女友——我那些如花似玉的少女当中的一位，她也像阿尔贝蒂娜那样娇艳，但是她那凸凹不平的侧影就像一串串玫瑰花，花串又长又弯曲，我忘记了这种玫瑰的名字。从说谎的角度来看，这个少女比阿尔贝蒂娜更胜一筹，因为她说谎时没有一刻显得痛苦，也没有因恼怒而省去什么不说，而这些现象在我的女友那里比比皆是。然而我说过，她在编造一个滴水不漏的故事时迷人可爱，因为听她说话的人在自己面前看到了她说的——却又是想象出来的——那些东西，把她的话当作自己亲眼目睹的了。激励阿尔贝蒂娜的只有貌似的逼真，而根本没有使我产生嫉妒的欲望。因为也许并不引人关注的阿尔贝蒂娜喜欢得到别人的奉承。不过，在这部作品当中，即使我有过而且可以有许多机会表现嫉妒怎样增强了爱情，我也是站在情人的立场这样做的。但是，哪怕这个人的傲气几乎已荡然无存，哪怕他会因为别离而死去，他也不会用奉承去响应假想的不忠，他会自己走开，或者并不远远离去，而强迫自己装出冷漠的样子。因此，他的情妇使他备受折磨痛苦，这对情妇来说倒纯粹是一种损失。相反，她可以用一句巧妙的话，用温情脉脉的爱抚去驱除折磨他的种种疑虑，尽管他自以为对此无动于衷，情夫也许并没有体会到由嫉妒引起的爱情的猛烈增长，但他突然不再痛苦，他感到幸福、动情、放松，犹如人们在一场风暴过后大雨降临时感到的那样，当人们还在大栗树底下感受到挂在树上的水珠间隔很久才一滴一滴垂落下来的时候，色彩绚丽的太阳已经重新出现了，他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对治愈自己的那个女人的感激之情。阿尔贝蒂娜知道我喜欢报答她对我的盛情，这也许正说明她是为了开脱自己才杜撰出那些故事，承认得那么自然的，我并不怀疑她的故事，其中的一个就是遇到贝戈特，而他当时已经死了。直到现在，我只知道阿尔贝蒂娜这些谎言，比如，弗朗索瓦丝在巴尔贝克向我报告的，我忘记说了，尽管这些谎言使我受到了莫大的伤害：“因为她不愿来，她就对我说：‘您难道不能对先生说您没有找到我，说我已经出去了？’”然而热爱我们的“下人们”，正如热爱我的弗朗索瓦丝，他们喜欢刺伤我们的自尊心。
晚饭后，我对阿尔贝蒂娜说我想趁着我已经起床的机会去看望一些朋友，比如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德·盖尔芒特夫人、康布尔梅一家，我不太清楚，总之是我在他们家里能够找到的那些人。但是我没有说出我准备去看望的维尔迪兰一家的姓。我问她是否愿意跟我一起去。她借口没有裙袍。“再说，我的头发也梳理得太不像样子。您是否坚持要我继续保持这种发型呢？”她突然伸出一只手向我告别，她摊开胳膊，耸起肩膀，就像从前她在巴尔贝克海滩上那样，此后她再没有过这样的动作。这个被人遗忘的动作使阿尔贝蒂娜的身体获得了活力，她变成还不大了解我时的那个阿尔贝蒂娜了。这种举动使外表唐突、拘泥虚礼的阿尔贝蒂娜恢复了她原来的新鲜感，她的陌生感，甚至使她回到了她自己的天地。我看到了这个少女背后的大海，自从我不再去海边以后，我从来也没有看到大海像这样向我招手。“我的姨妈觉得这发型会使我显老。”她神情阴郁地补充道。我心想：“但愿她姨妈说得对！”让娃娃脸的阿尔贝蒂娜使邦当夫人显得更年轻，这正是她姨妈最大的追求，还有，最好阿尔贝蒂娜在嫁给我之前别花她的钱，而且从我们结婚那天起她还会有所收益。但是我希望的恰好相反，我愿意阿尔贝蒂娜别显得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少在街上让人回首顾盼，何况无论是讨厌的老妪还是被爱恋的女人衰老的面容都不能使一个嫉妒的情夫感到放心，不过让我感到痛心的是，我要求阿尔贝蒂娜采纳的那种发型在她看来竟然是又一重幽禁。哪怕我远离阿尔贝蒂娜，不断地把我与她联系在一起的还是这种新的居家的亲切感。
我对阿尔贝蒂娜说让她陪我去盖尔芒特和康布尔梅家，我不太清楚我究竟想去哪里，她对我说她没心思去，我便去了维尔迪兰家。正当我动身去维尔迪兰家的时候，我到那里听音乐会的念头使我联想起下午的情景：“荡妇、荡妇”——失恋的情景，也许是妒火中烧的情景，然而又是兽性大发的情景，除了言语之外，其兽性和一头爱上女人（如果可以这么说）的大猴对这女人干得出来的一模一样——正当我在街上打算叫一辆出租马车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男人的抽泣声，他坐在一块界石上试图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我走上前去：那人双手捧着脑袋，看上去像个年轻男子；从他大衣里露出的白颜色判断，他似乎穿着套装，系着白色领带。听到我的声音，他才发现自己的脸上挂满泪水，但是他立即认出是我，并且掉转脸去。那是莫雷尔。他知道我已经认出了他，便竭力止住泪水，他对我说，他因为心里难受在这里停停。他对我说：“就在今天，我粗暴地侮辱了一个女人，我对她曾经一往情深。卑鄙的家伙才会这么干，因为她爱我。”——“时间长了她也许会忘记。”我回答说，我没有想到这样说话会显得我好像耳闻目睹了下午的情景似的。然而他一个劲地伤心去了，根本没有想到我会知道点什么。“她也许会忘记，”他对我说，“但是我却无法忘记。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我讨厌自己！不过归根到底，既然已经说了也没有办法，再怎么做也无济于事。当我被激怒时，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这对我的健康非常不利，我的神经完全错乱了。”正如所有的神经衰弱患者那样，他对自己的身体十分担心。如果下午我看到的是一头猛兽的爱情怒火，那么今天晚上，几个小时之间恍若过去了几个世纪，一种新的感情，一种羞愧、后悔、忧伤的感情则表明：野兽向人类转变的演化过程中一个冗长的阶段已经过去。尽管如此，我却始终听到“荡妇”的喊声，我唯恐下一轮再循环到野蛮状态。况且我也很难理解所发生的一切，这点再自然不过，因为德·夏吕斯先生本人也完全不知道几天来，尤其是今天，甚至在那段与小提琴手的精神状态并无直接关系的不体面插曲之前，莫雷尔的神经衰弱已经又犯了。实际上他在上个月就飞快地勾搭上了絮比安的侄女，而勾搭的速度却比他原先的期望要慢得多，他可以像未婚夫那样随心所欲地带她出去。然而，当他在准备强奸的勾当中陷得深了些时，尤其是当他对自己的未婚妻说要她跟别的少女交朋友并把她们提供给他时，他遭到了抵制，这激怒了他。这一下（她过于贞洁也好，相反她自愿失身也罢），他的欲望一落千丈。他决定断绝关系，不过他觉得男爵这个人虽然邪恶却也十分仗义，他害怕断绝关系之后德·夏吕斯先生会赶他出门。所以，他半个月前就下决心不再去见那个少女，让德·夏吕斯先生和絮比安在他俩之间去解决（他使用了一个更加康布尔梅式的动词），并且打算在宣布断绝关系之前，“溜”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去。
爱情的结局使他有点伤心，因此，尽管他与絮比安侄女的行为在微不足道的细节上恰恰可以同他与男爵在圣马尔斯吃晚餐时他当着男爵的面论说的行为相吻合，这两种行为可能还是截然不同的，而他在自己论说过的行为中没有料到的一些不太恶劣的感情可能美化了他的真实行为并且使之情感化。相反，现实比计划更糟的唯一地方倒在于计划中他觉得在这样一种背弃之后似乎不可能留在巴黎。现在，对他来说，为了一桩如此简单的事情“溜走”未免太过分了。这意味着离开无疑会发怒的男爵，破坏自己的地位。还会失去男爵给他的一切钱财。一想到这一切在所难免，他便心烦意乱，他一连几个小时伤心落泪，为了不去想这些，他用了吗啡，是小心翼翼用的。然后，他的头脑中突然转过一个念头，毫无疑问，这种想法在头脑中逐渐产生成形已有一段时间了，那就是：在断绝关系与完全跟德·夏吕斯先生闹翻之间的选择也许并非两者必居其一。失去男爵供给的一切钱财损失太大了。莫雷尔犹豫不决，他有好几天都在发愁，就像他见了布洛克时发愁一样，然后他得出结论，絮比安和他的侄女试图让他落入一个圈套，他们大概在为这桩占便宜的交易而感到庆幸。他觉得总之是那个少女自己不好，她笨拙得简直不知道怎样用肉欲去缠住他。对他来说，牺牲他在德·夏吕斯先生家的地位不仅荒唐，而且他们订婚以来他请少女吃过的那些昂贵的晚餐也很可惜，他也许可以报账，就像那个每月都把自己的“账本”交给我舅舅的随身男仆的儿子那样，因为账本的单数对一般人来说意味着印成铅字的著作，而对“殿下”们和随身仆役来说便失去了这层意思。对仆役来说这个词意味着账本；对“殿下”们意味着人们记事的本子（在巴尔贝克，一天，卢森堡公主对我说她没有带书，我正想把《冰岛渔夫》和《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借给她时才明白她想说的意思；并非她日子过得不太愉快，而是因为她没带本子，我要给她留名字就难一些）。
尽管莫雷尔对他行为的后果看法老变，尽管两个月之前当他狂热地爱上絮比安的侄女时，他也许会认为这种行为十分可憎，尽管半个月来他一再重申这种行为本身是自然的、值得称道的，这种行为却仍然使他的神经质状态更加严重，刚才他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申明断绝关系的。他已经做好了“出气”的充分准备，即使（除非是在瞬间的冲动中）不拿这个少女出气，残存的爱情使他对少女还心有余悸，也就是说对她还残存一丝爱意，至少也要拿男爵出气。不过，他在晚饭前对男爵守口如瓶，因为他把他本人专业上的精湛技艺看得高于一切，当他要演奏高难度作品的时候（比如今天晚上在维尔迪兰家），他就避免（尽量避免，而这比下午的情景更够他受的）一切可能使他的演奏动作不连贯的东西。就像一个热衷于赛车运动的外科大夫在他要动手术的时候不再开车。因此，他在对我说话的同时轻轻地逐个活动他的手指，看看手指是否恢复了它们的灵活。他皱皱眉头，那意思好像是还有一点神经质的僵硬。然而，为了不让手指更僵硬，他放松面部，正如人们在没有睡着觉或者没有轻易占有一个女人时不让自己激动恼火那样，因为他生怕恐惧症本身会进一步耽搁他睡眠或者享乐的时间。所以，他希望重新恢复心灵的宁静，以便像往常一样专心致志地在维尔迪兰家演奏，他还希望让我证实他的痛苦，因为我后来看出了这一点，为此在他看来，最简单的莫过于恳求我立即离开。他的恳求是多余的，因为离开他对我是一种解脱。当我们往同一幢住宅走去，在离住宅还有几分钟的路程时，我真害怕他要求我开车带他同往，我对下午的情景印象太深，所以这段路如果让莫雷尔在我身边我不能不感到有点厌恶。莫雷尔对絮比安侄女的爱情，后来的冷漠或者说憎恶很可能发自真心。不幸的是，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如此行事，突然“贴上”一个少女，向她发誓永远爱她，甚至向她出示他随身携带的手枪，说假使他卑鄙残忍到抛弃她，他就叫自己脑袋开花。后来他还是抛弃了她，并且感到某种怨恨而不是悔疚。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如此行事，这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所以许多少女——忘不了他却被他忘怀的少女——感到痛苦——比如絮比安的侄女，她仍然痛苦了很久，她在继续爱着莫雷尔的同时又很蔑视他——她们痛苦，而且准备在内心苦痛难熬时发泄出来，因为莫雷尔那张坚硬犹如大理石，俊美犹如古代艺术品的面容就像一尊希腊雕像的碎片那样充塞在她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的脑海之中，还有他那漂亮的头发，机智的眼睛，挺直的鼻子——嵌进不该接受它们的头颅便形成肿块，而这肿块又无法开刀。然而，久而久之，这些如此坚硬的碎片终于滑落到一个地方，在这里它们已引不起太大的痛苦，也不动弹；人们再也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那就是遗忘，或者说无足轻重的记忆。
我在白天有两个收获。一方面，由于阿尔贝蒂娜的温顺给我带来了宁静，我有可能，从而也下了决心跟她断绝关系。另一方面，我坐在我的钢琴前等待她的那段时间里反思的结果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想争取把自己重新得到的自由奉献给艺术，而艺术并不是某种值得人们为它作奉献的东西，而是某种生命之外的东西，它与人生虚浮的荣誉和一事无成都毫不相干，从作品中获得真正的个性这种表象仅仅来自技巧上的逼真。如果说我度过的下午在我身上留下了其他的，也许是更加深刻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在很久之后才被我了解的。至于我明确地权衡过的这两个收获，它们不会持续很久；因为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关于艺术的看法便在那天下午的感受逐渐减弱时重新占据上风，相反，我说的宁静以及由此而来的我能够献身艺术的自由倒会重新弃我而去。
我的车沿着堤岸驶近维尔迪兰家，我让司机停车。其实我刚刚看见布里肖在波拿巴特街的拐角从有轨电车里走下来，他用一张旧报纸擦拭自己的皮鞋，戴上银灰色手套。我朝他走去。一段时间以来，他的眼疾逐渐恶化，所以他佩戴了一副——犹如实验室一般阔气的——新眼镜，就像天文望远镜那样功率大而且复杂，眼镜仿佛用螺丝拧在他的眼睛上；他把眼镜的焦距对准我，并且认出是我。眼镜的状况良好。但是，透过眼镜，我却觉察到待在这种大功率的设备底下的是一缕细微的、淡淡的、痉挛的、垂死的漠然目光，正如在那些对人们干的活报酬太多的实验室里，有人把一只微不足道、濒临死亡的小动物置于最精密的仪器之下那样。我把自己的胳膊伸给这个半瞎的人，好让他放心走路。“这一次，我们不是在大舍尔堡附近，”他对我说，“而是在小敦刻尔克旁边碰面了。”我觉得他的话实在无聊，因为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可是我又不敢问布里肖那是什么意思，与其害怕他的轻蔑，我倒更怕他的解释。我回答他说，我很想看看从前斯万每天晚上与奥黛特会面的那间客厅。“怎么，您熟悉这些古老的故事？”他对我说，“不过，诗人完全有理由称之为：grande spatium mortalisaevi。”
在当时，斯万的逝世使我大为震惊。斯万死了！斯万在这个句子中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格的作用。我从此领会了独特的死亡，由命运派遣为斯万服务的死亡。因为我们说死是为了简化，然而有多少人就几乎有同样多的死亡。有些感官我们并不具备，这种官能使我们能够看见朝四面八方疾速奔跑的死神，命运之神把活跃的死神往这个人或那个人引过去。这些死神往往只有在两三年之后才能完全从自己的工作中解放出来。飞奔的死神把癌症放入斯万的胁部，然后又跑开去干别的活，直到外科大夫动完手术时再重新回来，以便把癌症再次放进去。继而，人们从《高卢人报》中看到，斯万的健康令人不安，但是他不适的身体正在有效地恢复。于是，在咽气之前的几分钟，死神就像一个不会毁灭您而会照料您的修女前来陪伴您度过最后的时刻，用最后的光环为这个心脏已经停止跳动、身体永远冰凉的人加冕。正是死神的多样性，它们来回走动的神秘性，它们身上致命的披肩的色彩使报纸的字里行间具有某种引起如此强烈感受的东西：“我们非常遗憾地获悉，查理·斯万先生因患某种痛苦的疾病的后遗症于昨日在巴黎寓所逝世。作为巴黎人，他的思想备受重视，他在有选择的人际关系中始终忠诚可靠，为此也深孚众望，艺术文学界将一致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他对文学艺术高超精微的鉴赏力使他深受喜爱和欢迎。赛马俱乐部全体国人也对这位成员的逝世表示惋惜，他在俱乐部不仅资深而且驯马有方。他还是同盟联谊会和农业联谊会会员。前不久，他递交了王家街联谊会成员的辞呈。他的精神风貌以及他引人注目的声望却仍然在音乐绘画的大型活动中，尤其在艺术预展或开幕式上引起公众的兴趣，他甚至在极少出户的最后那几年仍旧是这些领域忠实的常客。丧礼即将举行，云云。”
从这一点来看，如果不是“有身份的人”没有名望，头衔会使尸体腐烂更快。毫无疑问，没有突出个性的人只能默默无闻，即使那人是于塞斯公爵。然而公爵这顶桂冠还会把各种因素聚集起来并保持一段时间，有如阿尔贝蒂娜喜欢吃的冰糕暂时保持好看的形状，而那些热衷于上流社会生活的资产阶级人士一俟死去，他们的名字立即就会解体，“脱模”融化。我们看到，德·盖尔芒特夫人谈到卡地亚时把他当作德拉特雷穆瓦伊公爵的好朋友，当作一个在贵族圈子中备受推崇的人。对下一代人来说，卡地亚变成了那么不定型的东西，以至把他归到于首饰商卡地亚一类人还算抬高了他的身价，他可能会嘲笑那些无知的人竟然把他跟首饰商混淆起来！相反，斯万却是个具有出色的文化艺术个性的人；尽管他没有任何“作品”，他却有幸存留了一点时间。然而，亲爱的查理·斯万，我在年轻时对您了解甚少，而在您离坟墓不远时，因为那个也许被您看作小傻瓜的人已经把您作为他的一部小说的主人公，人们已经又开始谈论您了，也许您因此还会活下去。在迪索描绘王家街联谊会的阳台这幅画中，您在加里费、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和圣莫里斯中间，人们在谈这幅画时之所以经常谈到您，那是因为人们看到，在斯万这个人物身上有您的某些特征。
再谈谈更普遍的事实，我曾经在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家里听见斯万本人谈到他的这种预期之中而又出乎意料的死，是在公爵夫人侄女举行宴会的那天晚上。一天晚上我浏览报纸时，他的讣告就像不合时宜地插进来的几行神秘的文字顿时吸引了我，我当时又重新体会到了同样的死亡独特而又扣人心弦的怪异性。这几行文字足以使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只能用姓名，用见诸文字的姓名，而且是突然间从阳世转到阴间的姓名来应答别人的人。正是这几行字使我仍然渴望进一步了解维尔迪兰从前居住过的地方，斯万当时还不光见诸于报纸上的几行文字，他那时经常和奥黛特在那个地方共进晚餐。还应该补充说（这使我为斯万之死悲哀的时间比为另一个人之死悲哀的时间更长，尽管去了解的动机与他的死亡的个别怪异性无关），我没有去看望希尔贝特，而我在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家却答应过斯万去看她，他没有把这条“别的理由”告诉我；在那天晚上，他暗示过这条理由，为此他还选择我作他与亲王交谈的知情人；上千个问题又涌现在我面前（犹如水泡从水底冒上来那样），我想就最不相干的主题问他：关于弗美尔，关于德·穆西先生，关于他本人，关于布歇的一张壁毯，关于贡布雷，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并不迫切，因为我已经把这些问题搁置再三，然而自从他封住了牙关不可能再答复之后，这些问题在我看来便显得至关重要了。
“噢，不，”布里肖又说，“斯万不是在这里遇到他未来的妻子的，至少他只是在最后的时刻，在局部摧毁了维尔迪兰夫人的第一个住处的那场灾难之后才来这里的。”
不幸的是，我唯恐在布里肖眼前展示在我看来似乎不合适的奢侈，因为这位大学教师没有奢侈的份儿，我急急忙忙走下小汽车，司机不明白我为了在布里肖发现我之前躲远点而飞快地对他说的话。结果是司机又走过来与我们攀谈，他问我是否要来接我；我赶忙对他说好吧，并为此对乘坐公共汽车到来的大学教师表示倍加尊重。
“啊！您是坐小汽车来的。”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的上帝，这是最偶然不过的事；我从来不乘小汽车。我总是乘坐公共汽车或者步行。不过，如果您答应我坐进这辆破车，今天晚上陪您回家对我来说也许是莫大的荣幸；我们会有点挤。但您总是对我那么宽厚。”唉，我心想，向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对我毫无损失，既然因为阿尔贝蒂娜的缘故我得老回家。她在任何人都不能前来见她的那个时辰待在我家，这就使我能够像下午那样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下午我知道她即将从特罗卡德罗回来，我又并不急于再见她。然而，归根到底，也像下午那样，我感觉到我有一个女人，我在回家时就不会经历孤独引起的有益于健康的兴奋。“我乐意接受。”布里肖回答我说。“在您提到过的那个时期，我们的朋友住在蒙达利维街一个宽敞的带夹层的一楼，夹层对着花园，房屋当然不算豪华，但比起威尼斯大使的住宅我更喜欢这房子。”布里肖告诉我，“今天晚上，‘孔蒂码头’(自从维尔迪兰迁到那里之后，他的老常客谈起他的沙龙便这样称呼)有德·夏吕斯先生组织的盛大音乐‘招待会’。”他还说，在我刚才谈到过的从前那些日子，小核心是另一番景象，基调也截然不同，这不仅仅因为常客们更年轻的缘故。他向我讲了埃尔斯蒂尔的一些恶作剧(他称之为“纯粹的瞎胡闹”)，比如有一天，他在最后一刻装作走掉的样子，然后装扮成临时加班的司厨长走进来，他在递盘子的同时凑到假装正经的普特布斯男爵夫人耳边说了一些放荡的话，男爵夫人又怕又气，满脸通红；接着，在晚饭结束前他消失了，他让人把一个盛满水的浴缸抬进客厅，当人们离开饭桌时，他赤条条一丝不挂地走出浴缸，嘴里骂骂咧咧；还有，有几次大家穿着纸做的，由埃尔斯蒂尔设计、裁剪、绘制的服装前来夜宵，那是他的杰作，有一次布里肖穿了查理七世宫廷中一个贵族大老爷的服装，脚上穿的是尖长的翘头鞋，另一次他穿着拿破仑一世的服装，埃尔斯蒂尔用封信的火漆给这套服装制作了一条荣誉军团饰带。简而言之，布里肖正在他的头脑中重温当时的客厅，客厅里的大窗户，那些被正午的太阳晒糟了、需要更换的矮脚长沙发。他声称，与今天的客厅相比，他更喜欢往日的客厅。当然，我很清楚布里肖所理解的“客厅”——就像教堂这个词不仅指宗教建筑，而且还指信徒的团体——不仅指那个夹层，而且还指常去那里光顾的人，他们去那里寻求的特殊的乐趣，在他的记忆中是这些长沙发使那些人和事变得更清晰了，当时有人下午前来拜会维尔迪兰夫人时就坐在这些长沙发上等待她准备就绪，当时外面栗树上的粉红色花朵，壁炉上花瓶里的石竹仿佛是在用它们的粉红颜色笑意盈盈地向来访者亲切致意，表示它们聚精会神地期待着姗姗来迟的女主人。然而，这个“客厅”在他看来之所以比现在的客厅更胜一筹，那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就像老普罗透斯，对什么样的形式都无法屈从，甚至在社交生活里，我们的思想也会突然脱离一个艰难而缓慢地臻于完善的客厅，而去喜欢一个不太出色的客厅，正如奥黛特让奥多拍摄的那些“经过整修”的照片，照片中她身穿公主的宽大裙袍，朗代里克为她卷发，比起这些照片来，斯万更喜欢照相簿上那张在尼斯拍摄的小照，在这张小照上，她头戴呢绒遮阳阔边女软帽，散乱的头发从绣着蝴蝶花、黑丝绒打结的草帽中露出来（照片越旧，女人们一般看上去也就越老），风姿绰约使她看上去年轻了二十岁，就像一个可能比实际年龄大二十岁的小丫环。也许他还热衷于向我吹嘘我所不知道的事，告诉我他曾经品尝过我不可能领略的种种乐趣。况且，只要指出这两三个不复存在的人，用他自己的谈话方式赋予这些人的魅力以某种神秘的东西，他也就做到了这一点；我觉得人们向我讲述的关于维尔迪兰家的一切都过于粗浅；就连我从前认识的斯万，我也责备自己没有对他加以足够的注意，对他的注意也没有做到大公无私，在他一面接待我一面等候他的妻子回来吃午饭时我也没有认真听他说话，他给我看一些精品时我也没有认真听他解说，因为我现在明白了，他堪与从前最出色的健谈者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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