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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极度忙乱的一天开始了。两天后我将去拜望德·盖尔芒特夫人，在她家里，我将见到一位容易接近的姑娘，并和她约会（我能想到办法和她在客厅的一角单独交谈），为了在那天给人一个更好的印象，我必须外出购买所有我认为适合的东西把自己打扮一番，在这以前，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先去给罗贝发了个电报，询问姑娘的确切姓名和长相，希望在两天内得到回音，门房说过，姑娘两天后会来看望德·盖尔芒特夫人；我要在同一个时间去拜访公爵夫人（此刻我没有一秒钟想其他事，连阿尔贝蒂娜也不想），不管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事，哪怕我病了，也必须让人用轿子把我抬下去。我打电报给圣卢，并不是因为我对姑娘的身份还有什么怀疑，也不是因为我以为我见到的那个姑娘和他跟我谈过的那个姑娘是不同的两个人。我根本不怀疑她们是同一个人。只是在我不耐烦地等待两天后的那个日子时，能收到一封有关她的详细情况的电报，这在我是一件美妙的事，就好像我已经对她拥有一种秘而不宣的权力。在电报局，我一面因满怀希望而情绪兴奋，劲头十足地拟着电文，一面注意到，我现在对德·埃博什维尔小姐已远非童年时对希尔贝特那样束手无策了。我只费心拟了电文，这以后邮局工作人员就只需把电文拿去，极其迅速的电讯网就只需负责传送，于是法国大陆和地中海，以及致力于查清我前不久遇到的姑娘姓名的罗贝那整个花天酒地的过去，这一切都将为我刚刚开始的浪漫史效力，我甚至无需再费脑筋想它，上述那些人会负责在二十四小时内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不管结果是好还是坏。可是从前呢，我被弗朗索瓦丝从香榭丽舍大街带回来，只能独个儿在家酝酿自己无力实现的欲望，不能运用当代文明提供的种种便利，我恋爱的方式像未开化的野人，甚至只能说是像花儿，因为我没有行动的自由。电报发出以后，我便在焦躁不安中挨着时光；父亲偏又要我和他一起离开巴黎两天，这样，去公爵夫人家拜访的事可能给误掉，我心急如焚，一筹莫展，以致母亲不得不出面干预，最后父亲同意我留在巴黎。可是在那几个钟头里，我的怒气无法平息，与此同时我对德·埃博什维尔小姐的渴念却因为有人在我们之间设置了障碍，因为我一度害怕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拜访不能成行而高涨了百倍，而我无时无刻不预先为这次拜访感到满心欢喜，就像想到一件必将属于我、谁也无法从我手中夺走的财宝。有些哲学家认为，外部世界并不存在，我们生活的进程是在我们自身完成的。不管怎样，爱情，即便在它微不足道的开端，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它说明外界现实的作用对我们是微乎其微的。若是要我凭记忆画一幅德·埃博什维尔的肖像，要我描写她的体貌特征，那是不可能的事，甚至要我在路上认出她也是不可能的。我只从侧面瞥见过她，她正在走动，她给我的感觉是好看、朴实无华、身材颀长、一头金发，关于她，我说不出更多的情况了。然而欲望、焦虑、怕被父亲带走而见不到她时精神上所受的致命打击，凡此种种都作用于心灵，再加上姑娘在我脑海中的一幅形象，这形象，说到底我并不熟悉，但我知道它赏心悦目就够了，以上这一切便已构成爱情。我高兴得一夜未能成眠，到了第二天早晨，终于收到圣卢的回电：“德·奥士维尔，‘德’贵族姓氏前之介词，‘奥士’如裸麦，禾本科植物，‘维尔’同城市，小巧、褐发、丰满，现在瑞士。”原来不是她。
　　过了一会儿，母亲拿着信件走进我的房间，漫不经心地将信件放在我床上，脸上摆出在想其他事的神情，她随即又走开了，好让我一个人待着。而我呢，我熟悉亲爱的妈妈的心计，并且知道任何人都能准确无误地从她脸上猜出她的心思，只要掌握一把钥匙，那就是懂得她总想让别人高兴，于是我微微一笑，心想：“信件里面一定有什么让我感兴趣的事，妈妈装出这副若无其事、心不在焉的样子是为了给我一个完全的意想不到，而不像有些人，他们先就把事情告诉了你，使你兴味大减。她没待在我这里是因为怕我出于自尊心掩盖自己的高兴，从而不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乐趣。”母亲走到门口正要出去时，迎面碰到正走进我房间的弗朗索瓦丝，母亲便硬让她退回去，并把她拽到房外，弄得弗朗索瓦丝莫名其妙，大为不快，因为她认为她的差事包含一项特权，那就是她可以随时走进我的房间，并且，如果她乐意的话，可以待在这里。但是，转眼间她脸上惊讶、气愤的表情已被一个阴郁而黏糊糊的微笑所掩盖，这微笑带着超越一切的怜悯和哲理的嘲讽，是受伤的自尊心分泌出来医治自己伤口的黏液。为了不感到自己被瞧不起，她便反过来瞧不起我们。因为她知道，我们是主子，主子都是任性的人，他们引人注目不是靠聪明才智，他们的乐趣在于依仗别人对他们的畏惧，硬要聪明人和仆人去做一些荒诞不经的事，以充分显示他们的主子地位，比如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命人把水煮沸，规定打扫房间要用湿抹布，人家想进房间的时候偏要他出去。我母亲匆忙中带走了蜡烛。我发现她把邮件放在紧靠我的地方，为的是引起我注意。不过我感觉出那都是报纸。也许报上有某个我喜爱的作家写的文章，由于他现在很少写作，这文章对我来说就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走向窗口，拉开厚厚的窗帘。在灰白的雾蒙蒙的日光之上是粉红色的天空，红得像厨房里在这种时刻点燃的炉灶，它使我充满希望，又使我心中漾起一个欲念：去我在那儿遇见过一个脸颊红扑扑的卖牛奶姑娘的山区小站过夜，并在那儿醒来。
　　我翻开《费加罗》报。多么无聊！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和我寄到报社而没被刊登的文章标题正好一字不差。而且不仅标题相同，下面几个词句也完全一样。这，这太不像话了。我要寄一份抗议书去。咦，不只是几个词句相同，而且是整篇文章，还有我的署名……原来我那篇文章终于发表了！可是，也许在那个时期我的思想已经开始有点老化，有点疲乏了，它仍继续按原来的路子思考，好像还没明白这就是我那篇文章，如同老人必定要做完已经开始的动作，哪怕这动作已没有必要了，哪怕前面出现一个未曾料到的障碍，必须退却，否则就有危险。接着我便端详这精神食粮——报纸，由于刚从印刷机里出来，又带着晨雾，这报纸还是热乎乎潮润润的，它在晨曦微露时就被分送到女佣们手中，女佣们把它和加牛奶的咖啡一起拿给她们的主人，它在同一个时间进入千家万户，既多得数不清而每人拿到的又是同一份。
　　我手中拿着的不是某一份报，而是一万份报中的任意一份；这文章不只是我写的文章，它是我写的而且被所有人阅读的文章。为了正确估计此刻在别人家里发生的现象，我必须不以作者的身份而以报纸的一个读者的身份来读这篇文章，这不仅是我写的东西，在众多人的思想里，这是作者的代表和象征。因此，我必须暂时不作为作者而作为报纸的任意一位读者来读它。然而首先就遇到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不知道报上有这篇文章的读者会读到它吗？我漫不经心地展开报纸，仿佛自己就是这样一位读者，脸上甚至做出一副不知道今天报上有些什么，并急于要看看社会新闻或政治消息的神情。我的目光故意避开那篇文章（为了做得逼真，也为了不偏袒自己，就像有的人在等待时数数故意数得特别慢），可是文章特别长，我的目光扫过时免不了挂住一段。不过，看到头版文章的人，乃至阅读它的人，很多并不看署名。我自己就很可能说不出昨天报上头版的文章是谁写的。此时我便下决心，今后凡是头版的文章都要读，还要看一看作者的名字；然而正像妒忌的情人不欺骗情妇是为了相信情妇对他也是忠实的，我伤心地想，今后我对别人的文章的关心并不一定能，事实上也没有能强使别人对我的文章回报以关心。再说还有外出打猎的人，以及一大早就离开了家的人，话说回来，总还有几个人会读它。于是我学着这些人的样子，开始阅读了。尽管我知道很多读这篇文章的人都会认为它令人厌烦，但是我却觉得，我阅读时在每个字里看到的东西都跃然纸上，我不能相信，别人睁开眼不会直接看到我所看到的形象，因为我以为作者的思想能直接被读者领会，其实，后者头脑里形成的是另一种思想，所以我的想法和那些以为他们讲的话将一毫不差地沿着电话线传过去的人一样天真；就在我想作为任意一个读者时，我的思想却按作者的方式重复着我的文章的读者们将要做的工作。如果说德·盖尔芒特先生不理解布洛克喜欢的某个句子，他却可能玩味被布洛克轻忽的某一感想。同样，前一个读者弃而不读的部分可能会有另一个读者去拜读，这样，整篇文章就会被一大群人捧上天，使我不得不对自己产生怀疑，而且也不再需要为自己的文章辩护了。实际上，不管多么出色的文章，其价值就像议会报告中的某些词句一样，部长说的“我们走着瞧”这几个字不过是下面这句话的一部分，也许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这句话应该是：参议院主席，内务和宗教部长说“我们走着瞧吧。”（极左派热烈欢呼。中间派和左派席位上有几个人喊“很好！很好！”句子的结尾比句子中间部分美，与开头亦很相称）新闻文学的美一部分在于它对读者所产生的影响，这是这类文学的先天性缺陷，名气很大的《星期一》周刊也未能幸免。文章好比集体创造的一尊维纳斯雕像，如果你囿于作者的思想，你就等于只看到一只残缺的胳臂，因为文章的完整思想是在读者头脑中实现和完成的。但由于人群，不管多么优秀的人群，不可能是艺术家，所以他们给文章打上的最后印记总有点平庸的意味。比如每星期一，圣伯夫可能想象德·布瓦尼夫人躺在她那带有高大圆柱的床上读他发表在《立宪报》上的文章，并且很赏识某个漂亮句子，这个句子他自己也为之得意了很久，但若不是他认为要扩大他的专栏文章的影响就必须往文章里塞进很多这样的句子，那么也许这句话永远也写不出来。荣誉勋位管理会总管大概也在看这篇文章，而且稍后去拜访他的挚友时会跟她谈起。身着灰色长裤的德·诺阿耶公爵晚上用车来接他时会告诉他社交界对此文的看法，除非在这以前他已从德·阿布维尔夫人的短简中了解到这些看法。既然我对自己的怀疑建立在一万个人对我的赞同和支持上，因此，此刻我阅读那篇文章时便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和在才华方面的希望，其程度与我仅为自己阅读而写这篇文章时对自己的不信任相同。我似乎看到，此时此刻对很多人来说，我的思想——或者，对那些不能懂得我的思想的人们来说，甚至不是我的思想，而仅仅是我的名字的一再出现，以及对我这个人的联想，并且是美化了的联想——在他们头上闪耀，把他们的思想染成了曙色，这曙色比此刻在各家窗户上同时升起的粉红曙光更使我浑身充满力量和得胜的喜悦。因此，这令人鼓舞的阅读一结束，原来没有勇气把自己的手稿重看一遍的我，竟想立即把文竟再读一遍，但并不像人们对自己过去写的一篇文章，认为“既然看了一遍，就可以看第二遍”。我决定叫弗朗索瓦丝再去买若干份，就说是为了送给朋友们，其实是为了亲手触摸一下我的思想千百倍增生这一神奇现象，同时可以假设自己是某一位先生，他刚打开《费加罗》，这样我就可以在另一份报纸上读到同样的句子。正好我已有很久没去看望德·盖尔芒特夫妇了，我将去拜访他们，借此机会通过他们了解人们对我的文章的看法。
　　我想到某位女读者，我是那么希望进入她的闺房，报纸即便不会给她带去我的思想（因为她不能理解它），至少也能带去我的名字，如同人们在她面前对我的一声赞扬。然而你不爱的东西受到赞扬不能牵动你的心，正如你不理解的思想不能吸引你的思想。而我其余的朋友呢？我对自己说，如果我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如果我不能去看他们，那么不妨继续写作，通过我的文章去接近他们，在字里行间与他们交谈，让他们按我的意向思考，让他们喜欢我，并接受我进入他们的心灵，这对我将是一件愉快的事。我这么想是因为社交关系迄今为止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一席位置，缺少这种关系的未来日子使我害怕；还因为在我身体恢复到能重新去看望朋友们之前，写作这一权宜之计能使我得到他们的关注，也许还能激起他们的赞赏，这对我是一个慰藉；我虽这么想，但我却感觉到这是不现实的，不错，我喜欢把朋友们的关心想象成我的乐趣之所在，然而这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的、主动的乐趣，这种乐趣不是他们所能给我的，也不是我跟他们交谈时所能得到的，而恰恰是在远离他们写作时我才能得到；如果开始写作是为了间接与他们见面，为了让他们对我有一个更好的看法，为了替自己在社交界取得一个更好的地位作准备，那么，日后也许写作会使我不再想见他们，而文学为我在社交界取得的地位，我也许不再想去享用它，因为那时我的乐趣就不是在社交活动中而是在文学创作之中了。
　　因此，午饭后我去德·盖尔芒特夫人家时，主要不是为了见德·埃博什维尔小姐，圣卢的一封电报已经使她这个人失去了最精彩的东西，而是为了在公爵夫人身上看到我的文章的女读者之一，从而想象公众，也就是《费加罗》的订户和买主们，对我那篇文章可能持有的看法。况且，我去德·盖尔芒特夫人家也并非没有乐趣。尽管我对自己说，对于我，这个沙龙与其他沙龙的差别在于它在我想象中已存在了很久，我虽明白这一差别的原因，却不能取消这一差别。而且在我心目中存在着好几个盖尔芒特姓氏。印在我记忆中的那个盖尔芒特，就像印在通讯地址录上的一样不能引起任何诗意的联想，但追溯到更早时期，即我不认识德·盖尔芒特夫人那个时期的几个盖尔芒特是能够在我心中恢复其诗意形象的，尤其当我好久没见她，当姓氏的神秘之光没有被凡夫俗子之身的刺目光亮遮没的时候。于是我就像遐想某种超脱于现实之外的东西一样又思念起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府邸来，正如我重又思念起早先我梦中的雾的巴尔贝克，好像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去过似的，或是重又想起一点五十分的那次列车，仿佛我没乘过这趟车似的。我知道这一切都不存在，只是我一时把这一点给忘了，正如有时我们想念一个亲爱的人，却一时忘了他（她）已经不在人间。后来，我走进公爵夫人的前厅时才恢复了对现实的概念。不过我安慰自己说，不管如何，她对于我是现实和梦幻之间的千真万确的交点。
　　一进客厅我便看见了那位金发姑娘，我曾在二十四小时中把她误当成圣卢和我谈起过的那位。她主动要公爵夫人把我重新介绍给她。的确，从走进客厅那一刻起，我也有一种和她早已熟识的感觉，但一听到公爵夫人说：“啊！您和德·福什维尔小组见过面？”这感觉当即烟消云散了。其实，我敢肯定自己从未被介绍给任何一位叫这名字的姑娘，否则，一定会留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听过关于奥黛特的爱情及斯万的妒忌心的史话，自那以后，德·福什维尔这名字在我记忆中简直太熟悉了。我两次弄错姓氏，一次是把“德·奥什维尔”误忆为“德·埃博什维尔”，一次是把“福什维尔”的误写纠正为“埃博什维尔”，这双重谬误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错就错在向别人介绍事物是按照它们本来的面目，介绍姓名是按它们原来的写法，介绍某人则按相片和心理学所给的一成不变的概念，而实际上我们感知到的通常远非如此。我们七颠八倒地看世界、听世界、设想世界。我们按自己听到的去重复一个名字，直到经验纠正我们的谬误，而且谬误并不总能得到纠正。在贡布雷，大家跟弗朗索瓦丝谈到萨士拉夫人有二十五年之久，而弗朗索瓦丝继续说“萨士兰”夫人，她这样做并非出于骄傲，有意坚持错误，虽然这是她的老脾气，而且往往因我们唱反调而变本加厉，这是她对一七八九年平等原则照耀下的法国圣安德雷德乡地区所作的全部贡献（她只要求一项公民权利，那就是不跟我们一样发音，并且坚持认为H?tel，été，air是阴性名词），而是因为事实上她听到的始终是“萨士兰”。这种永存的谬误恰恰就是“生活”，其千变万化的形式不仅表现在听觉世界和视觉世界，还表现在社交世界、感情世界和历史世界等等。在第一主席夫人的眼里，卢森堡公主只不过是个轻佻女人，这倒没什么严重后果；斯万认为，奥黛特是个不易相处的女人，那后果就比较严重了，因为他依据这一看法，构想了整个爱情故事，而后来他明白自己的错误时，只能更增加他的痛苦；在德国人看来，法国人梦寐以求的就是报复，这事的后果就更严重了。我们对万物只有一个未定形的、片面的看法，而后用一些主观的联想去补充，就是这些联想造成危险的暗示。因此，听到福什维尔这个姓，我本没什么可惊讶的（而且我已经在思忖，她是不是我以前常听人谈论的那个福什维尔的亲戚），可是金发姑娘大概想巧妙地防止别人提出一些可能是不愉快的问题，便先发制人地对我说：“您过去和您的朋友希尔贝特来我家时常看到我，您不记得了。我看出您认不出我了。我可是一下子就认出了您。”（她说这话好像她是在客厅里一下子认出我的，事实是她在街上就认出了我，还跟我打了招呼，而且德·盖尔芒特夫人后来对我说，德·福什维尔小姐曾当一件很滑稽、很不寻常的事向她叙述，我曾经如何把她当成轻佻女人尾随她，从她身旁擦过。）她走后我才知道为什么她叫德·福什维尔小姐。原来，斯万去世后，奥黛特（她表现出那么深沉、持久、真心的悲痛，令所有的人惊讶不已）顿时成了一位十分富有的寡妇。福什维尔娶了她，当然，在这以前他花了很长时间到各个庄园转了一趟，确信他家族的人会接待他的妻子。（这个家族起先刁难了一番，后来考虑到一个穷亲戚就要由近乎贫困的处境转为富足，今后用不着他们再接济了，就作了让步。）不久以后，斯万的一位叔父去世了，这位叔父生前从陆续仙逝的好几位亲戚那里得到一大笔遗产，现在全部财产留给了希尔贝特，这样希尔贝特便成了法国最有钱的女继承人之一。然而这时在德雷福斯事件的影响下，一个反犹太人的运动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却有更多的犹太人进入上流社会。政治家们认为司法错误的披露将给反犹太主义一个打击，他们的估计是正确的。但社交界的反犹太思潮却有增无减，日趋激化，至少暂时如此。福什维尔像任何稍有点身份的贵族子弟一样，从家族成员的谈话中得到一个信念，那就是他的姓氏比拉罗什富科这个姓氏还要古老，因此他认为，娶一个犹太人的遗孀为妻是做了一件善事，无异于一位百分富翁收留一个流落街头的妓女，把她从贫困和泥淖中拯救出来。他甚至准备把善心扩大到希尔贝特身上，这姑娘的百万家产虽然有助于她嫁个好人家，但斯万这个荒唐的姓氏却是个妨碍。于是他宣称收她为养女。众所周知，斯万结婚后，德·盖尔芒特夫人曾拒不接待他的妻子和女儿，这使她周围的人大为惊讶——再说她也有引起别人惊讶的爱好和习惯。表面看来这种态度对斯万来说尤其残酷，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和奥黛特结婚的前景对于他恰恰意味着能把女儿介绍给德·盖尔芒特夫人。他这样一个阅历很广的人也许本该知道，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为自己设想的图景是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可是这种种原因之中，有一个原因使他对未能介绍女儿感到遗憾。这个原因可以这样来解释：人们构想出各种生活画面，小至在日落中品尝鲈鱼，为此一个深居简出的人会决心乘一趟火车，大至渴望某个晚上乘坐一辆豪华马车停在一个高傲的女出纳面前让她大吃一惊，为此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会谋财害命，或者巴不得亲人死掉好独吞遗产，这要看他是胆大包天还是懒惰成性，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还是停留在酝酿计划的第一步，总之，不管构想什么样的画面，为了实现这一画面所采取的行动——旅行、结婚、犯罪等等，会使我们起深刻的变化，以至我们对自己成为旅客、丈夫、罪犯、孤独者（后者为获得荣誉而开始工作，但工作又使他对荣誉的渴望变得淡泊）之前构想的画面不再重现，也许连想也不去想了。再说，纵然我们下定决心不肯徒劳无益，也有可能日落景象未达到预想的效果，或者到那时我们因感到寒冷宁愿在火炉边喝汤而不想在露天品鲈鱼，也可能我们的马车丝毫未打动女出纳的心，她出于别种原因本来对我们十分敬重，而我们陡然摆阔反倒引起了她的猜疑。简而言之，我们发现婚后的斯万特别重视妻子和女儿与邦当夫人之间的关系，等等。
　　公爵夫人拒不让人向她引见斯万夫人和小姐有多种缘由，都出自于她对社交生活的盖尔芒特式的理解，在这些理由之外还可补充一点，那就是未堕入情网的人们常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冷眼旁观恋人们身上被他们认为荒唐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可以用爱情来解释。“哦，我才不去管这闲事呢；如果可怜的斯万有这份兴致来干蠢事，毁掉自己的一生，那是他的事，可是要把我拉进去那可不行，这事不会有好结果，我瞧他们怎么办。”当斯万早已不再钟情于奥黛特，也不再留恋维尔迪兰的小帮派时，他自己也劝我对维尔迪兰夫妇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第三者对自己未被卷入的激情和这些激情造成的难以理解的行为之所以能做到旁观者清，原因全在于此。
　　德·盖尔芒特夫人排斥斯万夫人和小姐时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令人颇为吃惊。当莫莱夫人和德·马桑特夫人已经开始和斯万夫人交往，并把很多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带到她家时，德·盖尔芒特夫人不仅依然毫不妥协，而且还设法破釜沉舟，要她的堂妹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也效法她。一天，那是在鲁维埃内阁时期，是德法两国危机最深重的时候。人们以为德法之间就要爆发一场战争了，我一个人和德·布雷奥代先生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吃晚饭，我觉得公爵夫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由于她是个喜欢过问政治的人，我还以为她的神情表明她担心爆发战争，就像有一天，她来吃饭时也是愁容满面，勉强用单音节的字回答别人的问话，有人怯生生地问她为什么事发愁，她神情严肃地说：“中国让我不安。”然而，过了一会儿，德·盖尔芒特夫人主动解释她为何心事重重（我曾把它归之于担心德法两国宣战），她对德·布雷奥代先生说：“据说玛丽埃那尔想给斯万一家一席地位，我明天上午无论如何得去拜访玛丽希尔贝，要她帮我阻止这件事，否则，还成什么社会。德雷福斯事件是很有意思，可这一来，街拐角的杂货铺老板娘只需自称是民族主义者就可以要我们接待她了。”这一席话与我期待的回答相比是那么无聊，因此我的惊奇不亚于一个读者在《费加罗》惯常的版面上寻找有关日俄战争的最新消息时，不料却看到给德·莫特马尔小姐赠送结婚礼物者的名单，贵族婚礼竟重要到把一场两国间的海陆之战挤到了报尾的程度。公爵夫人终于在她那过了分寸的坚持不懈的立场中满足了自己的孤傲，而且不放过任何表露这种心情的机会。“拔拔尔认为，”她说，“我们俩是巴黎最风雅的人，因为只有我和他不理斯万太太和斯万小姐。他断言风雅就是不认识斯万太太。”说着公爵夫人纵情笑起来。
　　然而，斯万一去世，德·盖尔芒特夫人便再也不能从拒绝接待他女儿的决定中得到她本来可以得到的傲气、独立自主和迫害欲方面的满足了。斯万在世时，她美滋滋地感到自己能抵制他，而他却不能叫她收回成命，现在斯万不在了，她的心满意足之感也就此告终。于是公爵夫人开始发布新决定，这些决定在活着的人身上实施，能使她感到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公爵夫人并不是想着斯万小姐，只是当别人向她谈起这位姑娘时，一种好奇心油然而生，好像人们谈的是一个她从未涉足过的地方，而且她不再因为必须抵制斯万的奢望而对自己掩盖这种好奇心，另外，一种感情里往往混有很多别的感情，所以也说不清她对斯万姑娘的兴趣里是否含有某种对斯万的情意。也许——因为在社会的各个层次，无聊的名利场的生活麻痹了人们的同情心，使人们失去了让死者在自己心中复活的能力——公爵夫人属于那种女人，她们需要某人的存在（而作为名副其实的盖尔芒特家族的一员，她最善于延长这种存在）才能真正爱他或恨他（后一种情况比较罕见）。因此她对人们怀有的善良感情往往在他们活着时由于他们的某些行为触怒了她而被中断，一俟他们去世，这些美好的感情便重新恢复。在这种情况下，她几乎产生一种弥补过去的愿望，因为这时他们在她的想象中，当然是极为模糊的想象，就只有优点，而没有他们活着时令她生气的那些小小的满足，小小的奢望。因而她的为人虽然浅薄，但有时她的行为却有某种高贵之处——其中也不乏卑劣的成分。确实，绝大部分人都只奉承活人而毫不考虑死者，她却往往在那些活着时被她亏待的人去世以后做一些他们生前希望的事。
　　至于希尔贝特，所有爱她并且稍稍维护她的自尊心的人恐怕都不会因为公爵夫人改变了对她的态度而高兴，除非他们以为希尔贝特如果轻蔑地拒绝公爵夫人的主动接近，就能一洗二十五年来所受的侮辱。可惜，心理的反应与情理的想象并不总是一致的。比如某人不恰当地辱骂了一个对他至关重要的人，便以为在他身旁实现雄心的希望从此成为泡影，不料恰恰相反，这一骂反而使他的雄心得以实现。希尔贝特对善待她的人相当冷淡，对傲慢无礼的德·盖尔芒特夫人却一直怀着崇拜之情，还琢磨为什么她如此傲慢无礼；有一次她甚至想写信给公爵夫人，问问她和一个从未冒犯过她的姑娘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她要是真这样做会叫所有对她有点好感的人为她羞死。盖尔芒特家族在她眼里具有其贵族身份也不可能赋予他们的宏大气势。她不仅把他们置于整个贵族阶层之上，而且把他们看得比所有的皇亲国戚还高。
　　斯万的生前女友们很关心希尔贝特。贵族阶层得知她不久前又得到一笔遗产，人们于是开始注意到她是多么有教养，她将会成为一个多么讨人喜欢的女人。有人声称，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一位表妹，德·尼埃弗尔公主有意让儿子娶她。德·盖尔芒特夫人把德·尼埃弗尔夫人恨得牙痒痒的。她到处扬言，这样的联姻将是一桩丑闻。德·尼埃弗尔夫人吓坏了，忙保证说她从未想过此事。一天午饭后，天气晴朗，德·盖尔芒特先生要和太太外出，德·盖尔芒特夫人对着穿衣镜整理头上的帽子，一双蓝眼睛端详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和那依然金灿灿的头发，贴身女仆手里拿着各色遮阳的小伞让女主人从中挑选一把。阳光从窗户大量照进来，于是夫妇俩决定趁这好天气去圣克鲁游览参观。德·盖尔芒特先生已穿戴停当，手上是珠灰色手套，头上是一顶大礼帽，他心想：“奥丽阿娜确实仍然很出众，我觉得她迷人极了。”这时他见妻子心情很好，便说：“对了，德·维尔莱夫人托我跟您讲件事。她希望您星期一去歌剧院。但是因为她带着斯万小姐，所以不敢跟您说，就请我试探试探。我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向您转达而已。说真的，我觉得我们似乎可以……”他又闪烁其词地补充了一句，因为他们俩对某个人的看法总是共同的，在各自的头脑里产生时就是一致的，他心里明白妻子对斯万小姐的敌意已经平息，而且很想认识她。德·盖尔芒特夫人整理完面纱，挑了一把阳伞，说：“您看着办吧，我无所谓。我看认识一下这个姑娘没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您很清楚，我从来没和她有什么过不去，只不过以前我不愿意让人觉得我们接待朋友中间的姘居男女。如此而已。”“您做得完全对，”公爵回答说，“您是明智的化身，夫人，而且，您戴着这顶帽子很漂亮。”“您太好了。”德·盖尔芒特夫人对丈夫微笑着说，一面向门口走去。但是在上车之前，她觉得有必要再向他解释几句：“眼下有不少人去看望她母亲，母亲也聪明，一年中倒有大半年生病在家。据说姑娘很讨人喜欢。大家都知道，斯万在世时我们对他很好，所以会觉得这件事顺理成章的。”随后他们就出发一起去圣克鲁了。
　　一个月以后，斯万姑娘（她当时还不叫福什维尔小姐）来盖尔芒特家吃午饭。大家谈天说地；席终，希尔贝特怯生生地说：“我想你们以前跟我父亲很熟。”“可不是吗。”德·盖尔芒特夫人用伤感的语气说，表明她很理解斯万女儿的悲伤，但那语气有意过分夸张，使人觉得她想掩饰她其实已记不太清楚斯万其人了。“我们跟他很熟，我完全记得他。”（她的确能记起他，二十五年里他几乎每天来看她）“我很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这就跟您说说，”她又说，好像她要跟女儿解释父亲是何许人，要向女儿提供一些有关父亲的情况似的，“他是我婆母的好朋友，和我的小叔子帕拉墨德斯交情也很深。”“他也到这儿来，甚至常在这儿吃午饭。”德·盖尔芒特先生补充道，为了炫耀自己是多么谦虚，多么注重事实的准确性。“您记得的，奥丽阿娜。噢，您父亲是个多好的人哪！大家完全能感觉到他多半出生于一个正派人家！而且过去我见过他的父亲和母亲。他和他的父母都是多么好的人啊！”
　　人们会觉得，倘若斯万和他的双亲还在人世，德·盖尔芒特公爵会毫不犹豫地举荐他们当一名花匠，圣日尔曼郊区便是如此对任何资产者谈论其他资产者的，也许是为了让对方高兴，因为在交谈的当儿，他（她）被看作一个例外；也许，更确切地说，是为了羞辱对方，或者两种意图兼而有之。比如一个反犹太分子在非常和蔼可亲地对待某个犹太人的同时，却对他大讲犹太人的坏话，不过用的是泛指的方式，这样既可伤害对方又不显得粗暴无礼。
　　德·盖尔芒特夫人是瞬时的主宰，在某个时刻，她确实能做到对您好得无以复加，简直下不了决心让您离去；然而她又是瞬时的奴隶。过去在谈兴正酣时，斯万曾有几次使公爵夫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对他有点好感，现在他再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了。“他很讨人喜欢。”公爵夫人带着忧郁的微笑说，同时用温柔的目光看着希尔贝特，如果碰巧姑娘很敏感，那么这目光便是向她表示得到了理解，还表示倘若她们俩是单独在一起，倘若当时的情况许可，德·盖尔芒特夫人真想向她袒露她那无限深厚的同情心。而德·盖尔芒特先生呢，也许他觉得客观情况正好不允许如此流露感情，也许他认为所有感情的夸张都是女人的事，男人无须过问，正如无须过问女人的其他权限，除了烹调和美酒（他把这两项权限划归自己，因为在这两方面他比公爵夫人更有学问），因此他虽然参加谈话，却认为最好不要为谈话添薪加柴，他是带着显而易见的不耐烦情绪听这场谈话的。德·盖尔芒特夫人在一阵同情心发作过后，便以社交界的无聊对希尔贝特说：“喏，我来告诉您，他是我的小叔子夏吕斯的很好很好的朋友，也很熟悉富瓦丝农（德·盖尔芒特亲王的庄园）。”她说这话就好像对斯万来说认识德·夏吕斯先生和亲王是一件偶然的事，好像公爵夫人的小叔子和堂兄弟是斯万在某种情况下偶然结交的两个人，其实斯万跟这一阶层所有的人都有来往，又仿佛她想让希尔贝特明白她父亲大体上是何许人，并通过某一特征替她父亲确定位置，正像人们为了解释怎么会跟一个本来不一定会认识的人有了来往，或者为了突出自己的叙述，便援引某个人给予的特殊保护。至于希尔贝特，她正好一直在设法改变话题，因此，见谈话终于结束心里特别高兴，她继承了父亲那种细腻的识时务知分寸的直觉，又聪明可爱，公爵和公爵夫人都看出了这一点，并且大为赏识，她们请希尔贝特不久以后再去。此外，他们像所有缺乏生活目标的人一样对细枝末节观察入微，有时在与他们交往的人身上发现一些其实是极普通的优点，他们会大呼小叫赞叹不已，那份天真就像城里人在乡下发现了一根小草；有时他们又用显微镜看别人的细微缺点，将其无限扩大，深恶痛绝，评论个没完，而且常常是对同一个人这样时褒时贬。在希尔贝特身上，闲得无聊的德·盖尔芒特先生和夫人那洞察秋毫的眼光首先注意到的是她的可爱之处。“您注意到她吐某些字的方式没有，”公爵夫人在希尔贝特走后问丈夫说，“完全是斯万的风格，我简直以为是他在讲话呢。”“我正要发表同样的看法，奥丽阿娜。”“她很风趣，完全是她父亲的气质。”“我甚至觉得她胜过她父亲。您记得她讲海水浴的事讲得多精彩吗？她有一种斯万所没有的生动活泼。”“噢！他也是很幽默的。”“我不是说他不幽默，我是说他缺乏生动活泼。”德·盖尔芒特先生用呻吟般的声调说，因为痛风病使他心烦，当他不能向其他人表明自己烦躁时，总是冲着公爵夫人发脾气。但他自己也不甚明白其中的原因，于是就做出一副不被人理解的样子。
　　公爵和公爵夫人既已对她有好感，其他人有必要时也会对她说一声“您去世的父亲”，不过这已无济于事了，因为大约在同一时期，福什维尔先生已收她为养女。她称福什维尔“我的父亲”，她的彬彬有礼、高雅脱俗的言谈举止深得寡居的老夫人们的欢心，大家一致公认，福什维尔固然待她很好，但姑娘也很有良心，懂得感恩图报。也许因为她希望显得洒脱自如，有时也确能做到洒脱自如，她对我讲了她是谁，并且在我面前谈起她的亲生父亲。但这只是一次例外，平时人们不敢在她面前提起斯万的名字。
　　刚才走进客厅时，我碰巧注意到两幅埃尔斯蒂尔的素描，过去这两幅素描一直被束之高阁，放在楼上一间书房里，我也是偶然见过。如今埃尔斯蒂尔时兴了。德·盖尔芒特夫人曾把这位画家的那么多作品给了她的堂妹，现在心里懊恼不已，倒不是因为这些画时兴了，而是因为她现在欣赏它们了。其实所谓时髦乃是一群人的热衷造成的，而德·盖尔芒特夫妇则是这类人的代表人物。但她无意再买几幅这位画家的其他作品，因为那些画的价格上升得惊人地高，她想至少客厅里总得摆点什么埃尔斯蒂尔的东西，于是命人把这两幅素描从楼上搬下来，并且宣称她“喜欢他的素描甚于他的油画”。希尔贝特认出了画家的笔法。“好像是埃尔斯蒂尔的作品。”她说。“正是，”公爵夫人冒冒失失地答道，“这正是您的……这是几位朋友建议我们买的。真是妙极了。依我看，比他的油画更高一筹。”我呢，没听见她们之间的这段对话，只顾走过去观赏素描，“咦，这两幅埃尔斯蒂尔的素描是……”这时我看见德·盖尔芒特夫人拼命向我示意。“啊，对了，这两幅埃尔斯蒂尔的素描是我在楼上常常欣赏的。挂在这儿比挂在楼道里更合适。说到埃尔斯蒂尔，昨天我在《费加罗》写的一篇文章里提到他。您看过那篇文章了吗？”“您在《费加罗》报上写了文章？”德·盖尔芒特先生惊呼道，其惊奇程度就仿佛他在喊：“咦，这不是我的表妹吗！”“是的，昨天。”“在《费加罗》报，您肯定？这不太可能，因为我们俩各人都订有一份《费加罗》，即使一个人没注意到您的文章，另一个人也会看到的。是不是，奥丽阿娜？报上根本没有。”公爵命人拿《费加罗》来，见是真的才相信了，好像在这以前，更可能是我弄错自己在什么报上写文章的了。“什么？我不明白，这么说您在《费加罗》上写了篇文章？”公爵夫人对我说，看来要谈一件她不感兴趣的事很费力气。“好了，巴赞，您以后再读吧。”“让他读吧，公爵的大胡子垂在报纸上的样子很有派头。”希尔贝特说。“我回家后立即看这篇文章。”“是啊，现在大家都把胡子剃了，他反倒留起胡子来了，”公爵夫人说，“他从来不跟任何人雷同，我们结婚以后，他不仅剃掉了胡须，连唇髭也不留了。那些不认识他的农民都不相信他是法国人。那时他的称号是德·洛姆亲王。”“现在还有德·洛姆亲王吗？”希尔贝特问，一切与那些很长时期里不愿和她打招呼的人们有关的事都使她感兴趣。“不，没有了。”公爵夫人回答，目光带着忧郁和抚爱的神情。“那么好听的封号！法国最雅的封号之一！”希尔贝特说，因为有时有些聪明人也会说出某一类的平庸之辞，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时钟到点就要鸣响一样。“可不是吗，我也惋惜。巴赞希望由他妹妹的儿子恢复封号，不过这就不是一码事了；说到底也可以是一码事，因为不一定非得长子继承封号，可以由长子转给次子。刚才我讲到巴赞当时把胡须刮得精光；有一天，正是朝圣的日子，您记得吗，我的小伙子，”她对丈夫说，“是去帕赖勒莫尼亚勒朝圣，我的小叔子夏吕斯颇喜欢和农民聊天，他不时问问这个，又问问那个：‘你是哪儿人，你？’而且他很慷慨，总要赏给他们点什么，还带他们去喝酒。没有一个人能像麦麦那样既高傲又平易近人。他可能不屑于向一位公爵夫人行礼，因为觉得她不配当公爵夫人；但他可能待一个管猎狗的仆人好得无以复加。于是，我对巴赞说，‘瞧，巴赞，您也跟他们聊聊嘛。’我丈夫并不总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承蒙嘉许，奥丽阿娜，”公爵说，并继续专心致志地阅读我的文章。“他一眼瞧见一个农民，便一字不差地重复他兄弟的问话：‘你呢，你是哪儿人？’‘我是洛姆人。’‘你是洛姆人？那么我是你的亲王。’农民看看巴赞刮得发青的脸，回答说：‘不可能。您，您是个英国人。’”就这样，在公爵夫人的简短叙述里，常会突然冒出像德·洛姆亲王这样高贵而杰出的封号，他们恢复了应有的位置、原来的状况和地方色彩，就像在某些祈祷书里，人们能在当时的一大片尖塔中认出布尔日教堂的尖塔。
　　有人把听差刚放下的名片拿了过来。“我不明白他是怎么了，我并不认识她。这得感谢您，巴赞。可是结交这一类关系并不是您之所长，我可怜的朋友，”随后她又转过身对希尔贝特说，“我甚至无法向您解释她是谁，您肯定不认识她，她叫鲁弗斯·伊斯拉埃尔夫人。”希尔贝特的脸顿时绯红：“我不认识她，”她说（这是撒谎，因为伊斯拉埃尔夫人在斯万去世前两年与他重归于好，并且对希尔贝特始终直呼其名），“不过我从别人那里知道您说的这个人是谁。”
　　我听说有位姑娘不知是出于恶意还是出于笨拙，问她的父亲——不是养父而是亲生父亲——姓什么，她因心情纷乱，同时也是有意让说出来的话走样，竟然把父亲的姓发成斯凡而不是斯万，后来她意识到这一音变产生了贬义，因为把原来英国人的姓变成了德国人的姓。她甚至还补充说：“关于我的出身众说不一，我呢，还是一概不予理会为好。”她说这话像在贬低自己，实为抬高自己的身价。在想到父母时（因为斯万太太在女儿心目中是个好母亲，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希尔贝特尽管有时也会为自己对待生活的这种态度感到十分羞愧，但不幸的是应该承认，她的生活观中的某些成分无疑来自她的父母，须知，我们本身不是七拼八凑起来的。母亲身上的利己主义与父亲家族固有的另一种利己主义加在了一起，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相加，甚至也不是简单地互为倍数，而是构成一种新的利己主义，它比前两种要强大、可怕无数倍。自有世界以来，自家族间联姻以来，一个家族的某一缺点与另一家族的形式不同的同一缺点也互相结合，从而在孩子身上形成这一缺点的登峰造极、可憎之至的变种，这样聚积起来的利己主义（这里仅以利己主义为例）的威力之大足以摧毁整个人类，幸亏从祸害本身产生出天然的限制物，将其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就像纤毛虫的天敌阻止它无止境地增殖，使地球不致被纤毛虫毁灭，单性受粉使植物免于灭绝等等。有时，一种好品德与利己主义组成一种新的、无私的力量。这真可谓精神化学，它通过化合作用把变得过分危险的成分固定下来，并使其成为无害成分。化合形式是无穷的，它们可以使家族史丰富多彩得令人目眩神迷。再说，与积聚的利己主义（希尔贝特身上大约就有）同时存在的还有从父母那儿继承来的这种或那种讨人喜欢的品德；这种品德会单独来一段小小的插曲，真心诚意地扮演一会儿动人的角色。希尔贝特有时向别人暗示她可能是某位大人物的私生女，也许她并不总做得这样出格；但她一般都掩盖自己的出身。或许她只是觉得承认自己的出身太难堪了，宁愿人们从别人嘴里知道。或许她真以为能瞒得住，这是一种没有把握的信念，但又不等于怀疑，它为我们的企望保留了一点实现的可能性，缪塞所说的对上帝的希望就是这类信念的一个例子。
　　“我本人不认识她。”希尔贝特又说。她让别人称呼她德·福什维尔小姐时，是否希望人家不知道她是斯万的女儿？也许这是对某些人而言，不过她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人扩大到近乎所有的人。至于这些人目前的数目有多少，她对此大概不抱太大的幻想，而且她兴许也知道不少人会在她背后窃窃私语：“这是斯万的女儿。”然而她知道这一点犹如我们知道就在我们赴舞会的时候有人因穷困而自尽，也就是说那是一种遥远而模糊的认识，而且我们并不用从直接印象中得来的明确认识来代替它。正像事物离我们越远就显得越小，越不清晰，危险性也减弱，希尔贝特希望，当有些人发现她生下来姓斯万时，她最好不在这些人旁边。我们往往觉得自己想象得出的人就离我们近，而我们能想象人们在读他们的报纸，于是希尔贝特希望报纸上最好称她德·福什维尔小姐。诚然，在她必需承担责任的文字如信件上，她的签名是G.S.福什维尔，以便有一段时间的过渡。在这个签名里，“Gil-berte”一字被省掉的字母比Swann多，这正是虚伪之所在。因为，通过把无辜的名字缩减为G，德·福什维尔小姐似乎在向她的朋友们暗示，她砍掉Swann的后面几个字母也是出于缩写的动机，她甚至给S一种特殊的重要性，把S的下面一勾拉得长长的，像一条尾巴，一直甩到G字上，不过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个尾巴也是过渡性的，注定要消失的，正像猴子还有长长的尾巴，人就没有了。
　　尽管如此，希尔贝特的附庸风雅里包含一点斯万的聪慧的好奇心。我记得那天下午她问德·盖尔芒特夫人可认识迪洛先生，公爵夫人回答说迪洛先生身体不好，常年足不出户，希尔贝特又问他是怎样一个人，因为她常听到人们谈起他，她补充这句话时脸微微一红。（的确，迪洛侯爵在斯万结婚前曾是斯万的一位知交，希尔贝特甚至可能看见过他，不过那时她对这个圈子里的人还不感兴趣。）“他是不是类似德·布雷奥代先生或者德·阿格里让特亲王那种人？”她问。“噢，一点不像，”德·盖尔芒特夫人大声说，她对外省之间的差异极为敏感，而且常用她那甜蜜而沙哑的嗓音，简单几句话就色彩鲜明地勾勒出某些人物的音容笑貌，这种时候她那双紫色的眼睛总闪出柔和的光。“不，一点不像。迪洛是贝里戈尔的乡绅，很可爱，他那个省份的文雅举止和不拘小节他全兼而有之。和迪洛交情很深的英格兰王驾临盖尔芒特庄园时每次打猎回来后都要用午茶；这时迪洛总喜欢脱掉半统靴，换上粗笨的毛线鞋。嘿，他并不因为爱德华陛下和那么多大公在场而感到丝毫的拘束，照旧穿着毛线鞋来到楼下大客厅。他认为他是阿勒芒斯的迪洛侯爵，无需为英格兰王约束自己。他和那个可爱的加西莫多·德·布勒德耶是我最喜欢的两个人。而且他们也是……（她差点说‘您父亲的好朋友’，但立即打住了。）不，他同格里格里和布雷奥代都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他是地地道道的贝里戈尔大乡绅。麦麦引用过圣西门描写一位阿勒芒斯侯爵的一段文字，真是活脱脱一个迪洛。”我于是引了那段文字的头几句：“德·阿勒芒斯先生是贝里戈尔贵族中的出众人物，不仅由于他出身高贵，也由于他有大才大德，贝里戈尔所有的人都把他视为全体的仲裁人，每个人有事都求助于他，因为他廉正、能干、待人温和，他们还把他视为外省的公鸡……”“是的，是有那么点味儿，”德·盖尔芒特夫人说，“尤其是他的脸总是红得像公鸡。”“是的，我记得听到过这段描绘。”希尔贝特说，并不进一步明确是听到她父亲引用过，她父亲生前确实对圣西门佩服得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