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历史上的典型探讨威望的奥秘
谷泽永一
透视《史记》的洞察力，《项羽与刘邦》清晰地展示了人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力学关系。个性鲜明的人物。
在这出惨痛激烈的戏剧中发光发热，故事在结尾处迎来高潮，如弦断般戛然而止。
这部作品的构思体现了日本历史意识的一种传统。众所周知，从文化发展的初期开始，日本就致力于“引进中国的汉字、汉书”。通过这种引进，“日本开始记录自己的历史”，但“在展示人间世相百态时，比起自己社会的实例，更爱借用汉文典籍中登场的中国古代典型历史人物”。这是日本人历史意识的一大特色。
《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汉书》，很久以来被并称为“左国史汉”，作为中国史书的代表，被奉为必读之书。日本人并不因它们是外国的历史而觉得有隔阖，其大前提在于，对日本人来说，历史本身反映包罗万象的人间世界，史书作为具有普遍性启示意义的典籍，为人们所尊重，更确切地说，是为人们所亲近，因此被奉为最重要的古代典籍。
引用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夏目漱石《文学论》那篇艰难晦涩的序中有一节说道：“我少时好读汉籍。虽浸淫未久，但文学究竟为何物，懵懂之中从左国史汉中似有所得。”也就是说，一流的中国史书本身，就代表了日本广义的文学概念。
特别是到了近世如中村幸彦（中央公论社版，著述集3卷16页)所评价的，日本式的汉诗文从其性质上来说，才是具有思想性的文学，担当了与大众文学相对应的纯文学的角色。汉诗文的题材和表现手法，不用说，主要是来自汉籍。特别是最具典型的项羽和刘邦的故事，最终超越了汉籍的世界。元禄三年作序、七年作跋的《通俗汉楚军谈》，与同为元禄年间成书的《通俗三国志》，并称为中国军事演义的双璧，广泛流传，并被收入明治末期的《通俗二十一史》、大正期的《有朋堂文库》，印刷出版。日本民众早已熟悉其中的人物角色，并通过这些人物角色思考着人类的历史。
司马辽太郎把这些背景总结为“古中国社会已经成为日本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日本人总觉得，古中国不是外国，而是自己曾经属于的文明圈”。以“左国史汉”为代表的史书，长久以来，成为日本人总结人生哲学的源泉，引以为鉴。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无法估量。
因此，司马辽太郎在构思《项羽与刘邦》时，想必是怀着数重的探求心吧。正如他在介绍故事大纲时谦虚地说过：“故事源自《汉书》和《史记》，我在参阅文献的同时，通过自己的想象，将当时人物所置身的时代风俗、思考方式、伦理习惯等进行还原。”谨慎的尝试、细致入微的洞察力，造就了这部作品。
这项尝试不仅艰难浩大，而且意味着对世界上最杰出的史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表现手法的直接挑战。透过司马迁的眼睛，透视历史记录的背面，对活跃在《史记》字里行间的“人们”多姿多彩的生活，进行更直接更普遍的人性分析。它不是《史记》的演绎或概括，而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重构。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
《项羽与刘邦》里性格各异的典型人物，不是与日本人毫无关系的外国人，而是曾启发我们对“什么是人类社会”进行种种反思的“实例”。从古到今，汉楚人物群像，对日本民众来说都是自己世界的一部分。在作品中，作者看似无意，但一直在探求一个谏题：这些典型人物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个体觉醮的时代司马辽太郎从时代背景出发来考察人物的思考和行动，非常重视中国战国时代社会澎湃的生命力。“战国这个称呼带着杀气，但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社会的成熟。”这个大趋势并非中国独有。回头来看，“日本列岛因大量人口定居较迟，比中国晚七八百年才形成较为统一的国家，因此战国时代的到来也晚很多。”
“尽管历史年代有差距，相似之处还是很多。”司马辽太郎的这些评论引人注意，是对形式本位的时代划分论猛烈的一击。
司马辽太郎认为，“必须看到，战国出现的先决条件是，与古代社会相比，农业生产力有了飞跃发展，自耕农明显增多，人们从农奴的地位解放出来，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独立精神。由此产生了亚洲式的‘个体’，个体的形成，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发明的不断涌现。战国前的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层出不穷，是中国思想史上最绚烂的时代，也同样产生于这样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作者点破：“经历了战国和秦朝灭亡的刘邦和他手下的关系，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觉醒的个体，他们是由俠义这种相互扶助的精神像黏合剂一样黏合起来的，后来这种精神在中国消失了。
“但是，尽管‘在战国时代，中国的个体及其尊严确立起来了’，”、“此后的中国史上，这种精神却衰落下去”，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色。
故事落幕之后，司马辽太郞一边感叹一边总结道：“中国历史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后世的文化统一性高，但好奇心、求知心却减弱了。后汉末期开始，所谓亚洲型文化开始停滞，令人惊叹的是，这种停滞，竟一直持续到近代”。最后我们不得不觉悟到：历史不能简单地用发展阶段一概而论。
另一方面，与其后的朝代相比，“先秦时代到汉代，中国社会生机勃勃，这个时期的人跟其他朝代的人简直不像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这吋出现的个体典型，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魅力，至今仍焕发着光彩。
《史记》描写了这一时期的典型人物。武田泰淳曾在《司马迁》（讲谈社文库）中指出，《史记》“重点在于项羽和高袓这一对立要素的运动”。司马辽太郎抓住了中国历史上最富活力的时期，最富戏剧性的对决，深入挖掘，向我们呈现了其周边千丝万缕的细节。
众多探讨对象中，值得人们深人思考的重要探讨对象之一，是人类建构的所谓思想的功能结构。最原始的一种思想——阴阳五行说——认为：“哲理不可说破”。司马辽太郎剔除了一般逻辑上的构成原理。“公理不可证明。因其不能证明，才成为绝对真理”，这才是普遍的规律。
他还观察到，放眼世界，“从古到今，人类创建出许多理论体系，并信奉这些体系。其实大多数体系都是建立在谎言这样脆弱的基础之上的，为了让人相信这些谎言，在此之上建构的体系必须尽可能严密，为此人们殚精竭智。”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看到，“所谓理论的核心就是谎言”，因此，“理论只要抽去一根支柱就会像海市蜃楼一样消失”。所以，“刘邦没有学识，也正是因为他没有学识，不论是懦家还是道家学问中那种虚伪的东西，他也没有沾染。”
自蓴心谋士范增揣摩项羽的性格时，对自己说：“这个人缺点很多，但他仍是一块刚出土未经雕琢的璞玉。”司马辽太郎看到了项羽其他方面的优点，评价说：“项羽比范增所看到的更优秀”，“项羽虎背熊腰”，“并非只有匹夫之勇”。陈平对刘邦这样说：“项王是人中之杰。人品高贵，对诸将以礼相待，对部下毫不粗暴，决不因为对方是下人而加以侮辱。”
司马辽太郎解释说，事实上，“项羽与刘邦不同，是名门之后，知书达理。项羽比常人热血十倍，愤怒时会狂暴如虎，憎恨时会大肆屠杀敌方军民，还有他流放并杀死奉为主公的怀王的行为都给人残暴的印象。同时，与此相矛盾的是，他厚待同伴，礼遇长者。这表现了项羽绅士的一面。”
确实，“项羽能使人感到他伟岸的灵魂。但是，这伟岸的灵魂中，也隐藏了比常人更多的孩子气。这种孩子气，使他有时勇敢，有时表露出异常澄澈的感情。但是，孩子所具有的功利性和残酷性.他却无法控制。”项羽是这样一个不能用常理衡量的人。
而且，“项羽好勇”，“以勇为衡量人的第一标准”，因此，“项羽认为有功的都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勇将，对在后方做坚强后盾者的功劳不屑一顾”。所以“他的论功行赏，常常招致混乱和反叛，或是使人对他灰心失望”。
司马辽太郎明确指出：“项羽也有慈悲和恻隐之心，甚至比常人更多。但是如果项羽自己没有感受到对方的美，没有产生爱怜之情，那么他的慈悲之心就会封闭起来，让人丝毫看不到。唯有当他的自尊心得到满足，且对方完全仰仗他时，他才施予他的慈悲。项羽对美的认识，就像门缝透出的阳光那样狭隘和微弱。虽然如此，他也并不是愚人。他从不为阿谀奉承所动，他的性格真是微妙。”也就是说，“自尊心太强的人都看不见他人”这一规律发生作用，“这与项羽在政治和战略上都缺乏灵敏的触觉不无关系”吧。
也就是说，“项羽习惯把世界分为敌我分明的黑白两部分，与此相对，刘邦则把世界看成灰色，有时会变成黑色，有时会变成白色。”
虚怀若谷刘邦这个人物，就人的魅力在何处这个难以捉摸的话题来说，是一个稀有难得的事例，这个事例太大，而让人一时不知从何处入手分析。《项羽与刘邦》正面挑战了这个深奥难解的问题，对人情世态进行了细致人微的观察和解析。全篇散见对刘邦的多角度描写，书中充满多重复杂而清晰的共鸣音，领域宽广而余韵无穷。聚焦于一个人物，不断转移视点从各个侧面进行描写，这在司马辽太郎的作品中也属罕见。
萧何曾问夏侯婴为何追随刘邦，他考虑了一会儿说：“没有我，刘大哥就只是一个呆木瓜。”这时萧何发现了刘邦的可爱之处。萧何从这个角度评价刘邦：“刘邦没有什么德行，却十分可爱可亲。这种品质，也是世上少有啊。”也就是说，萧何开始认识到，亲和力是刘邦的光源，这种光芒掩盖了他的无德无能。
“刘邦有个特点，好像生来就不知道有‘小我’，这确实是世上少有，而且，‘刘邦’自己不能之事就委托他人”，这形成了他独特的优势。不用说，“刘邦也像普通人一样有分辨利害得失的判断力，但他藏而不露，像包着空气的大袋一样虚心。”这就是所谓的“虚心使人聪明”。
刘邦“在韩信眼里，是一个可亲的愚人。当然并不是说他蠢，而是说他这个人总是一览无余，没有鲜明的主张和立场，就像一个大袋子。没装东西的袋子形状不固定，也没有自己的思考和主张，唯一的好处是有容量。这反而比贤者更能成为栋梁吧。贤者自己的思考力不论多么优秀也总有界限，袋子却能容纳贤者为己所用。”
因此，“他总是需要献策者。他善于采纳别人的智慧。有多个献策者，他就选择最好的策略。刘邦有这种选择的能力。刘邦的能力还在于，他具有能激发别人为他献计献策的人格。”
刘邦年轻时，“喜欢刘邦的人和街上的小流氓们都自然聚集到‘沛县的小酒馆’”，“他们只要看见刘邦就觉得高兴，一起在酒馆吹侃闲聊，刘邦有事离开，酒馆就马上冷清下来，大家也都没了兴致，作鸟兽散”，从这里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刘邦那种胸怀宽广的个性。
总之，《项羽和刘邦》是一部围绕“什么是威望”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集大成之作。
1984年4月
透视《史记》的洞察力，《项羽与刘邦》清晰地展示了人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力学关系。个性鲜明的人物。
在这出惨痛激烈的戏剧中发光发热，故事在结尾处迎来高潮，如弦断般戛然而止。
这部作品的构思体现了日本历史意识的一种传统。众所周知，从文化发展的初期开始，日本就致力于“引进中国的汉字、汉书”。通过这种引进，“日本开始记录自己的历史”，但“在展示人间世相百态时，比起自己社会的实例，更爱借用汉文典籍中登场的中国古代典型历史人物”。这是日本人历史意识的一大特色。
《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汉书》，很久以来被并称为“左国史汉”，作为中国史书的代表，被奉为必读之书。日本人并不因它们是外国的历史而觉得有隔阖，其大前提在于，对日本人来说，历史本身反映包罗万象的人间世界，史书作为具有普遍性启示意义的典籍，为人们所尊重，更确切地说，是为人们所亲近，因此被奉为最重要的古代典籍。
引用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夏目漱石《文学论》那篇艰难晦涩的序中有一节说道：“我少时好读汉籍。虽浸淫未久，但文学究竟为何物，懵懂之中从左国史汉中似有所得。”也就是说，一流的中国史书本身，就代表了日本广义的文学概念。
特别是到了近世如中村幸彦（中央公论社版，著述集3卷16页)所评价的，日本式的汉诗文从其性质上来说，才是具有思想性的文学，担当了与大众文学相对应的纯文学的角色。汉诗文的题材和表现手法，不用说，主要是来自汉籍。特别是最具典型的项羽和刘邦的故事，最终超越了汉籍的世界。元禄三年作序、七年作跋的《通俗汉楚军谈》，与同为元禄年间成书的《通俗三国志》，并称为中国军事演义的双璧，广泛流传，并被收入明治末期的《通俗二十一史》、大正期的《有朋堂文库》，印刷出版。日本民众早已熟悉其中的人物角色，并通过这些人物角色思考着人类的历史。
司马辽太郎把这些背景总结为“古中国社会已经成为日本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日本人总觉得，古中国不是外国，而是自己曾经属于的文明圈”。以“左国史汉”为代表的史书，长久以来，成为日本人总结人生哲学的源泉，引以为鉴。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无法估量。
因此，司马辽太郎在构思《项羽与刘邦》时，想必是怀着数重的探求心吧。正如他在介绍故事大纲时谦虚地说过：“故事源自《汉书》和《史记》，我在参阅文献的同时，通过自己的想象，将当时人物所置身的时代风俗、思考方式、伦理习惯等进行还原。”谨慎的尝试、细致入微的洞察力，造就了这部作品。
这项尝试不仅艰难浩大，而且意味着对世界上最杰出的史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表现手法的直接挑战。透过司马迁的眼睛，透视历史记录的背面，对活跃在《史记》字里行间的“人们”多姿多彩的生活，进行更直接更普遍的人性分析。它不是《史记》的演绎或概括，而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重构。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
《项羽与刘邦》里性格各异的典型人物，不是与日本人毫无关系的外国人，而是曾启发我们对“什么是人类社会”进行种种反思的“实例”。从古到今，汉楚人物群像，对日本民众来说都是自己世界的一部分。在作品中，作者看似无意，但一直在探求一个谏题：这些典型人物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个体觉醮的时代司马辽太郎从时代背景出发来考察人物的思考和行动，非常重视中国战国时代社会澎湃的生命力。“战国这个称呼带着杀气，但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社会的成熟。”这个大趋势并非中国独有。回头来看，“日本列岛因大量人口定居较迟，比中国晚七八百年才形成较为统一的国家，因此战国时代的到来也晚很多。”
“尽管历史年代有差距，相似之处还是很多。”司马辽太郎的这些评论引人注意，是对形式本位的时代划分论猛烈的一击。
司马辽太郎认为，“必须看到，战国出现的先决条件是，与古代社会相比，农业生产力有了飞跃发展，自耕农明显增多，人们从农奴的地位解放出来，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独立精神。由此产生了亚洲式的‘个体’，个体的形成，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发明的不断涌现。战国前的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层出不穷，是中国思想史上最绚烂的时代，也同样产生于这样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作者点破：“经历了战国和秦朝灭亡的刘邦和他手下的关系，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觉醒的个体，他们是由俠义这种相互扶助的精神像黏合剂一样黏合起来的，后来这种精神在中国消失了。
“但是，尽管‘在战国时代，中国的个体及其尊严确立起来了’，”、“此后的中国史上，这种精神却衰落下去”，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色。
故事落幕之后，司马辽太郞一边感叹一边总结道：“中国历史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后世的文化统一性高，但好奇心、求知心却减弱了。后汉末期开始，所谓亚洲型文化开始停滞，令人惊叹的是，这种停滞，竟一直持续到近代”。最后我们不得不觉悟到：历史不能简单地用发展阶段一概而论。
另一方面，与其后的朝代相比，“先秦时代到汉代，中国社会生机勃勃，这个时期的人跟其他朝代的人简直不像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这吋出现的个体典型，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魅力，至今仍焕发着光彩。
《史记》描写了这一时期的典型人物。武田泰淳曾在《司马迁》（讲谈社文库）中指出，《史记》“重点在于项羽和高袓这一对立要素的运动”。司马辽太郎抓住了中国历史上最富活力的时期，最富戏剧性的对决，深入挖掘，向我们呈现了其周边千丝万缕的细节。
众多探讨对象中，值得人们深人思考的重要探讨对象之一，是人类建构的所谓思想的功能结构。最原始的一种思想——阴阳五行说——认为：“哲理不可说破”。司马辽太郎剔除了一般逻辑上的构成原理。“公理不可证明。因其不能证明，才成为绝对真理”，这才是普遍的规律。
他还观察到，放眼世界，“从古到今，人类创建出许多理论体系，并信奉这些体系。其实大多数体系都是建立在谎言这样脆弱的基础之上的，为了让人相信这些谎言，在此之上建构的体系必须尽可能严密，为此人们殚精竭智。”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看到，“所谓理论的核心就是谎言”，因此，“理论只要抽去一根支柱就会像海市蜃楼一样消失”。所以，“刘邦没有学识，也正是因为他没有学识，不论是懦家还是道家学问中那种虚伪的东西，他也没有沾染。”
自蓴心谋士范增揣摩项羽的性格时，对自己说：“这个人缺点很多，但他仍是一块刚出土未经雕琢的璞玉。”司马辽太郎看到了项羽其他方面的优点，评价说：“项羽比范增所看到的更优秀”，“项羽虎背熊腰”，“并非只有匹夫之勇”。陈平对刘邦这样说：“项王是人中之杰。人品高贵，对诸将以礼相待，对部下毫不粗暴，决不因为对方是下人而加以侮辱。”
司马辽太郎解释说，事实上，“项羽与刘邦不同，是名门之后，知书达理。项羽比常人热血十倍，愤怒时会狂暴如虎，憎恨时会大肆屠杀敌方军民，还有他流放并杀死奉为主公的怀王的行为都给人残暴的印象。同时，与此相矛盾的是，他厚待同伴，礼遇长者。这表现了项羽绅士的一面。”
确实，“项羽能使人感到他伟岸的灵魂。但是，这伟岸的灵魂中，也隐藏了比常人更多的孩子气。这种孩子气，使他有时勇敢，有时表露出异常澄澈的感情。但是，孩子所具有的功利性和残酷性.他却无法控制。”项羽是这样一个不能用常理衡量的人。
而且，“项羽好勇”，“以勇为衡量人的第一标准”，因此，“项羽认为有功的都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勇将，对在后方做坚强后盾者的功劳不屑一顾”。所以“他的论功行赏，常常招致混乱和反叛，或是使人对他灰心失望”。
司马辽太郎明确指出：“项羽也有慈悲和恻隐之心，甚至比常人更多。但是如果项羽自己没有感受到对方的美，没有产生爱怜之情，那么他的慈悲之心就会封闭起来，让人丝毫看不到。唯有当他的自尊心得到满足，且对方完全仰仗他时，他才施予他的慈悲。项羽对美的认识，就像门缝透出的阳光那样狭隘和微弱。虽然如此，他也并不是愚人。他从不为阿谀奉承所动，他的性格真是微妙。”也就是说，“自尊心太强的人都看不见他人”这一规律发生作用，“这与项羽在政治和战略上都缺乏灵敏的触觉不无关系”吧。
也就是说，“项羽习惯把世界分为敌我分明的黑白两部分，与此相对，刘邦则把世界看成灰色，有时会变成黑色，有时会变成白色。”
虚怀若谷刘邦这个人物，就人的魅力在何处这个难以捉摸的话题来说，是一个稀有难得的事例，这个事例太大，而让人一时不知从何处入手分析。《项羽与刘邦》正面挑战了这个深奥难解的问题，对人情世态进行了细致人微的观察和解析。全篇散见对刘邦的多角度描写，书中充满多重复杂而清晰的共鸣音，领域宽广而余韵无穷。聚焦于一个人物，不断转移视点从各个侧面进行描写，这在司马辽太郎的作品中也属罕见。
萧何曾问夏侯婴为何追随刘邦，他考虑了一会儿说：“没有我，刘大哥就只是一个呆木瓜。”这时萧何发现了刘邦的可爱之处。萧何从这个角度评价刘邦：“刘邦没有什么德行，却十分可爱可亲。这种品质，也是世上少有啊。”也就是说，萧何开始认识到，亲和力是刘邦的光源，这种光芒掩盖了他的无德无能。
“刘邦有个特点，好像生来就不知道有‘小我’，这确实是世上少有，而且，‘刘邦’自己不能之事就委托他人”，这形成了他独特的优势。不用说，“刘邦也像普通人一样有分辨利害得失的判断力，但他藏而不露，像包着空气的大袋一样虚心。”这就是所谓的“虚心使人聪明”。
刘邦“在韩信眼里，是一个可亲的愚人。当然并不是说他蠢，而是说他这个人总是一览无余，没有鲜明的主张和立场，就像一个大袋子。没装东西的袋子形状不固定，也没有自己的思考和主张，唯一的好处是有容量。这反而比贤者更能成为栋梁吧。贤者自己的思考力不论多么优秀也总有界限，袋子却能容纳贤者为己所用。”
因此，“他总是需要献策者。他善于采纳别人的智慧。有多个献策者，他就选择最好的策略。刘邦有这种选择的能力。刘邦的能力还在于，他具有能激发别人为他献计献策的人格。”
刘邦年轻时，“喜欢刘邦的人和街上的小流氓们都自然聚集到‘沛县的小酒馆’”，“他们只要看见刘邦就觉得高兴，一起在酒馆吹侃闲聊，刘邦有事离开，酒馆就马上冷清下来，大家也都没了兴致，作鸟兽散”，从这里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刘邦那种胸怀宽广的个性。
总之，《项羽和刘邦》是一部围绕“什么是威望”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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