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寓批判于间谍小说中
南方朔
2003年底，以冷战时代间谍及叛国故事为材料的英国名作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1931—）再出新著《挚友》（Absolute Friends）。他的“间谍小说作家”身份未变，但背景已延伸到了后冷战时代，而美国的军事间谍活动成为新的主要背景。
《挚友》在美国评论界，反应非常两极化，由于勒卡雷的间谍小说从来就不是单纯而狭义的消遣式间谍小说，而是要借着间谍小说来呈现世界的真实、间谍官僚体制的腐化，以及间谍的人性荒芜，因而在这部新著里，遂出现了这样的夹叙夹议：“任何人看看发生在伊拉克的事情好了，它只不过是一场为了夺取石油的殖民征服战而已，但却包装成好像是宣扬西方式生活与自由的十字军。而这场战争的发动者，则是一小群对战争充满了饥渴的犹太基督教地缘政治狂热分子，他们绑架了媒体，剥削着美国人在‘9·11’之后的心理创伤。”
勒卡雷的这种议论，在好战右派当道的此刻，当然是不会被容忍的，当然，对他的挞伐也随之而至。勒卡雷要把他的间谍小说时代背景由冷战推向后冷战，势不可免地将会冲撞到美国军事特务的霸权意识形态，这对他那种寓批判于间谍小说的写作风格，已注定将是一条崎岖坎坷的路，但如果路不崎岖，又怎么可能造就出勒卡雷这个“间谍小说泰斗”的名号呢？
间谍小说，乃是大英帝国高峰的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延长。它赞扬英国式士绅官僚的能力与价值，并将它投射到大英帝国扩张之后的那个间谍战的战场。在20世纪里因而出现许多杰出的间谍小说作家，如巴肯（John Buchan，1875—1940）、毛姆（W.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安布勒（EricAmbler，1909—1998），弗莱明（Ian Fleming，1908—1964），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戴顿（Len Deighton，1929—）等。而这些作家里，本身就曾当过间谍的，以毛姆为始，接着有安布勒、弗莱明、勒卡雷。
勒卡雷乃是笔名，他的本名是大卫·康威尔（David John Moore Cornwell）。他的父亲罗纳德·康威尔（Ronald Comwdl）曾是一个非常精明、浮华、顽固的商人，在他五岁时，因破产背信而入狱，他出狱后曾经再婚与再度经商，但仍延续着过去的浮华作风，1975年在看电视时死亡，他当年积欠英格兰银行相当于三千万美元的债务，始终未曾清偿。有关勒卡雷的“父亲意象”，在他第十一本具有半自传性的小说《完美的间谍》（A Meet Spy）里，有着隐晦的透露。
有关勒卡雷自己的间谍经验，开始得极早，1948年当他十八岁时，进入陆军服役，驻扎维也纳，就已替陆军情报处工作。根据《完美的间谍》所说的情节，人们认为他在牛津念书时也曾继续间谍工作。从牛津毕业后，他到著名的统治者预备学校“伊顿公学”任教十二年，而后转入外交部工作，在这样的生涯过程里，使他对间谍这个领域有着最本质性的理解。间谍、背叛以及间谍变成追查同僚背叛等题材，因而成了他作品的最主要特色，这也就是说，他的间谍小说接上了英国文学里更大的那个批判传统，他的小说遂和别人的极为不同。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最重视的，乃是间谍世界的内在精神分裂症。
因此，勒卡雷的间谍世界与早了他至少一个世代的弗莱明的“007邦德系列小说”可以说乃是完全不同的对比，在弗莱明的间谍世界里，善恶分明，它乃是在替刚刚兴起的冷战时代打造大众的意识形态，并借此创造新的“大众英雄”。而除了冷战意识形态外，“007邦德系列小说”最明显的特色，乃是它把新的“大众英雄”放到了一个新的消费文化脉络里。于是俊男美女、高度的物质讲究、软性情色、正义的暴力、炫耀式的间谍科技，以及仿佛观光度假的场景，还有各式各样的异国情调等，遂做了万花筒式的大会串。
但勒卡雷的间谍世界却显然完全不同了。他曾经说过：“所谓间谍，就是在扮演自己时，也同时扮演着‘外在的自己’（outside of themselves）。”这是间谍自我的内在分裂性，而显露在间谍体制上的，则是就在那个尔虞我诈的世界里，忠贞、爱国、勇敢、献身等又和贪婪、权力、腐化、败德、出卖、背叛等相互叠映，造成了另一种精神和体制的荒芜。勒卡雷自己就说过：“我们在以自由为本的前提下所做的间谍工作，其实经常是反正义的。而这样的间谍活动也因而反馈到我们社会本身。”也正因此，他的间谍小说遂不像“007邦德系列小说”那么鲜亮，反而是充满了破碎、无奈与荒凉。但也正因此，它反而能给人更大的思考空间。有些评论家认为，勒卡雷的作品所注解的，乃是大英帝国的没落，因而它的间谍世界也是各类病灶丛生的新阶段。这样的评价或许不无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强盛的帝国即无间谍这样的病灶。当代美国最重要的间谍与特务问题专家大卫·怀斯(David Wise），他著作等身，反对间谍与特务也最力。他就一再指出，间谍是一种制度与心灵之癌，用它来针对别人时，自己也被下了蛊。
就以这本《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为例，即可举一反三看出勒卡雷笔下间谍世界的荒凉。在他的作品里，以史迈利（George Smitey）为主角的自成一个小系列，这本即是核心之作。
小说以一个一线行动的间谍吉姆·普莱多（Jim Prideaux）外出活动受伤，幸而逃过一劫，而被勒令退休开场。接着，由另外的案件察觉出间谍机构上层有卧底的对方间谍，于是巳退休的史迈利被召回来清查，他通过档案整理及阅读，抽丝剥茧，终于得到了答案。
然而，尽管情节看似简单，但它的整个故事被镶嵌在有如拜占庭式的国际间谍背景和众多间谍案例中，因而它整体就像座迷宫一样，显得扑朔迷离。而除了这些基本大纲外，真正重要的，乃是他对这些间谍人物、间谍官僚体系所作的叙述。他们并不是什么三头六臂，仿佛007的英雄人物。他们平凡一如其他众生，各有其弱点与问题，而间谍官僚体系里则在争权夺利中又有着许多随性和本身的运作逻辑，而出卖与背叛也就自动地存在于其中。像普莱多这样的外勤工作者的遭遇，当然也就不足讶异了。而外勤工作者的灌遇，也是勒卡雷长期关注的课题。
而本书中最独特的，当然仍是主角史迈利了，他长得平凡，甚至妻子也跟人跑了，作为一个后中年但退职的老间谍官僚，他毫无任何可以成为“英雄”的特质，但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当他受命为事，那种老派的精明、千练，在档案文件里追查线索的能力与聪慧，却无疑地显示出他才真是完美的“间谍”。像他这样的间谍与任事态度，或许就是大英帝国黄金时代最后一抹残旧的斜阳，阅读勒卡雷的间谍小说，不像阅读弗莱明“007邦德系列小说”那么轻松，勒卡雷的间谍小说深沉有味，他的人物没有被卡通化，因而显得更加实在，那一个个破碎残缺的人物，浓缩着间谍世界的破碎荒凉。这或许乃是他寓批判于小说中的本意吧！
2003年底，以冷战时代间谍及叛国故事为材料的英国名作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1931—）再出新著《挚友》（Absolute Friends）。他的“间谍小说作家”身份未变，但背景已延伸到了后冷战时代，而美国的军事间谍活动成为新的主要背景。
《挚友》在美国评论界，反应非常两极化，由于勒卡雷的间谍小说从来就不是单纯而狭义的消遣式间谍小说，而是要借着间谍小说来呈现世界的真实、间谍官僚体制的腐化，以及间谍的人性荒芜，因而在这部新著里，遂出现了这样的夹叙夹议：“任何人看看发生在伊拉克的事情好了，它只不过是一场为了夺取石油的殖民征服战而已，但却包装成好像是宣扬西方式生活与自由的十字军。而这场战争的发动者，则是一小群对战争充满了饥渴的犹太基督教地缘政治狂热分子，他们绑架了媒体，剥削着美国人在‘9·11’之后的心理创伤。”
勒卡雷的这种议论，在好战右派当道的此刻，当然是不会被容忍的，当然，对他的挞伐也随之而至。勒卡雷要把他的间谍小说时代背景由冷战推向后冷战，势不可免地将会冲撞到美国军事特务的霸权意识形态，这对他那种寓批判于间谍小说的写作风格，已注定将是一条崎岖坎坷的路，但如果路不崎岖，又怎么可能造就出勒卡雷这个“间谍小说泰斗”的名号呢？
间谍小说，乃是大英帝国高峰的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延长。它赞扬英国式士绅官僚的能力与价值，并将它投射到大英帝国扩张之后的那个间谍战的战场。在20世纪里因而出现许多杰出的间谍小说作家，如巴肯（John Buchan，1875—1940）、毛姆（W.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安布勒（EricAmbler，1909—1998），弗莱明（Ian Fleming，1908—1964），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戴顿（Len Deighton，1929—）等。而这些作家里，本身就曾当过间谍的，以毛姆为始，接着有安布勒、弗莱明、勒卡雷。
勒卡雷乃是笔名，他的本名是大卫·康威尔（David John Moore Cornwell）。他的父亲罗纳德·康威尔（Ronald Comwdl）曾是一个非常精明、浮华、顽固的商人，在他五岁时，因破产背信而入狱，他出狱后曾经再婚与再度经商，但仍延续着过去的浮华作风，1975年在看电视时死亡，他当年积欠英格兰银行相当于三千万美元的债务，始终未曾清偿。有关勒卡雷的“父亲意象”，在他第十一本具有半自传性的小说《完美的间谍》（A Meet Spy）里，有着隐晦的透露。
有关勒卡雷自己的间谍经验，开始得极早，1948年当他十八岁时，进入陆军服役，驻扎维也纳，就已替陆军情报处工作。根据《完美的间谍》所说的情节，人们认为他在牛津念书时也曾继续间谍工作。从牛津毕业后，他到著名的统治者预备学校“伊顿公学”任教十二年，而后转入外交部工作，在这样的生涯过程里，使他对间谍这个领域有着最本质性的理解。间谍、背叛以及间谍变成追查同僚背叛等题材，因而成了他作品的最主要特色，这也就是说，他的间谍小说接上了英国文学里更大的那个批判传统，他的小说遂和别人的极为不同。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最重视的，乃是间谍世界的内在精神分裂症。
因此，勒卡雷的间谍世界与早了他至少一个世代的弗莱明的“007邦德系列小说”可以说乃是完全不同的对比，在弗莱明的间谍世界里，善恶分明，它乃是在替刚刚兴起的冷战时代打造大众的意识形态，并借此创造新的“大众英雄”。而除了冷战意识形态外，“007邦德系列小说”最明显的特色，乃是它把新的“大众英雄”放到了一个新的消费文化脉络里。于是俊男美女、高度的物质讲究、软性情色、正义的暴力、炫耀式的间谍科技，以及仿佛观光度假的场景，还有各式各样的异国情调等，遂做了万花筒式的大会串。
但勒卡雷的间谍世界却显然完全不同了。他曾经说过：“所谓间谍，就是在扮演自己时，也同时扮演着‘外在的自己’（outside of themselves）。”这是间谍自我的内在分裂性，而显露在间谍体制上的，则是就在那个尔虞我诈的世界里，忠贞、爱国、勇敢、献身等又和贪婪、权力、腐化、败德、出卖、背叛等相互叠映，造成了另一种精神和体制的荒芜。勒卡雷自己就说过：“我们在以自由为本的前提下所做的间谍工作，其实经常是反正义的。而这样的间谍活动也因而反馈到我们社会本身。”也正因此，他的间谍小说遂不像“007邦德系列小说”那么鲜亮，反而是充满了破碎、无奈与荒凉。但也正因此，它反而能给人更大的思考空间。有些评论家认为，勒卡雷的作品所注解的，乃是大英帝国的没落，因而它的间谍世界也是各类病灶丛生的新阶段。这样的评价或许不无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强盛的帝国即无间谍这样的病灶。当代美国最重要的间谍与特务问题专家大卫·怀斯(David Wise），他著作等身，反对间谍与特务也最力。他就一再指出，间谍是一种制度与心灵之癌，用它来针对别人时，自己也被下了蛊。
就以这本《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为例，即可举一反三看出勒卡雷笔下间谍世界的荒凉。在他的作品里，以史迈利（George Smitey）为主角的自成一个小系列，这本即是核心之作。
小说以一个一线行动的间谍吉姆·普莱多（Jim Prideaux）外出活动受伤，幸而逃过一劫，而被勒令退休开场。接着，由另外的案件察觉出间谍机构上层有卧底的对方间谍，于是巳退休的史迈利被召回来清查，他通过档案整理及阅读，抽丝剥茧，终于得到了答案。
然而，尽管情节看似简单，但它的整个故事被镶嵌在有如拜占庭式的国际间谍背景和众多间谍案例中，因而它整体就像座迷宫一样，显得扑朔迷离。而除了这些基本大纲外，真正重要的，乃是他对这些间谍人物、间谍官僚体系所作的叙述。他们并不是什么三头六臂，仿佛007的英雄人物。他们平凡一如其他众生，各有其弱点与问题，而间谍官僚体系里则在争权夺利中又有着许多随性和本身的运作逻辑，而出卖与背叛也就自动地存在于其中。像普莱多这样的外勤工作者的遭遇，当然也就不足讶异了。而外勤工作者的灌遇，也是勒卡雷长期关注的课题。
而本书中最独特的，当然仍是主角史迈利了，他长得平凡，甚至妻子也跟人跑了，作为一个后中年但退职的老间谍官僚，他毫无任何可以成为“英雄”的特质，但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当他受命为事，那种老派的精明、千练，在档案文件里追查线索的能力与聪慧，却无疑地显示出他才真是完美的“间谍”。像他这样的间谍与任事态度，或许就是大英帝国黄金时代最后一抹残旧的斜阳，阅读勒卡雷的间谍小说，不像阅读弗莱明“007邦德系列小说”那么轻松，勒卡雷的间谍小说深沉有味，他的人物没有被卡通化，因而显得更加实在，那一个个破碎残缺的人物，浓缩着间谍世界的破碎荒凉。这或许乃是他寓批判于小说中的本意吧！
微信扫码关注
随时手机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