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你是说现在我们内部可能还有一个海登吗？”一位名叫迈格斯的学生大声地说道，他的同学在一旁起哄。“斯迈利先生，他的动机是什么？谁付他钱？他想干什么？”
自从迈格斯加入情报局以来，我就对他存有疑虑。他将进入新闻界，以记者为掩护身分从事情报工作，然而他现在却已具备了他那份未来职业中最恶劣的品性，老喜欢搬弄是非。但是斯迈利十分沉着，并未被激怒。
“噢，是这事啊。我相信在回顾过去时我们得感谢比尔，”他平静地回答。“他替一个长期濒临死亡边缘的情报机构打了一剂强心针。”他略微皱了一下眉头，显得有些困惑。“至于新的叛徒，我相信我们目前的这位领袖将会表达她的不满，不是吗？也许我就是其中一人。我真的发现自己上了年纪后反而更加激进。”
但是请你们相信我，我们当时并不感激比尔。
海登垮台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般撼动了整个情报局，突然间，每一个人都诉说着自己听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时身在何处，正在做什么。直到今天，那些老一辈的情报员还会相互谈起走廊里寂静的气氛，及餐厅里那些麻木逃避的冷峻面孔，和那些无人接听的电话。
最大的伤害是失去了信任感。我们只有渐渐地，像是刚经历过空袭而头晕目眩的人们，胆颤心惊地逐一走出被炸塌的房屋，慢慢着手重建这座城堡。根本性的改革被视为不可或缺，因此情报局放弃了“马戏团”这个古老绰号，并告别了剑桥情报局里弯弯曲曲的楼梯间和狄更斯时代的老旧走廊这些嵌着情报局昔日污点的景物。我们将此地改建为一座甚无品味、近似维多利亚风格的钢筋与玻璃建筑，强风刮起时，窗子常被弄破；走廊里亦散发着一股餐厅传来的烂菜味，以及打字机修正液的气味。只有英国人才会住在这种活像监狱的鬼地方来虐待自己。之后按照正式说法，我们成为“情报局”，然而“马戏团”这个名字偶尔还是会从我们的嘴里冒出来，就像是改用十进位制度以后，仍有好一阵子我们会说先令和便士一样。
我们的信任感之所以消弭，乃肇因于海登曾是这种信任感得以建立的重要支柱，然而他却做了叛徒，欺骗了大家。比尔并不是那种狂妄自大的人，口袋里老藏着手枪，四处挑衅。他完全像他自我解嘲时所描绘的那种人：适合任职于教会和间谍组织，父执辈隶属保守党委员会，在诺福克拥有一些荒废的田产，佃户们都称他为“威廉先生”。他是精心编织而成的英国权力网中的一股线头；我们曾自认为是中间派，不受这些权力斗争的影响。然而他却把我们扯进了这张网里。
就拿我自己的案例来说——我仍然认为这件事自己多少有点功劳——实际上我是在情报局的其他人员得知比尔被捕的二十四小时之后，才听说了此事，因为当时我人在梵蒂冈，而且正被困在一排豪华公寓后的一间没有窗子的中世纪地下室里。我当时正在指挥情报局的一支窃听小组，梵蒂冈当地的情报部门并派了一个眼窝凹陷的托钵修士为我们提供协助。这个修士情愿去找俄国人，也不愿到一哩外找那些罗马的同行求助。我们的任务是设法在一名堕落的天主教主教的接见室里安装一具窃听器，因为我国一个正在谋求独立的殖民地计划以毒品交换军火，而他也卷入这项交易中——呃，为什么我会这么难开口呢？因为那殖民地就是马尔他。
我和蒙帝那帮人乘机混了进来。我们蹑手蹑脚地走过圆顶土牢，进入前往地下室的楼梯，然后来到这个有利的位置。我们提议从这里凿开一个小洞，穿过一层三尺厚，用水泥灌造的界墙。在一致同意下，钻洞的直径不得超过两公分，因为这样的宽度刚好可让我们插进一根加长的塑胶吸管，将声音从目标房间导向我们的窃听器，而且这样的洞也不会太大，不至于会破坏教宗宫殿这座神圣的建筑。现在我们会使用较为精密的设备，但是当时是七〇年代，所以我们仍普遍使用探针。再说，即使你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设备，你也不会向梵蒂冈官方的联络员炫耀那些你引以为豪的宝贝，更不用说是对一名身穿黑色修道服的托钵修士——即使他看来像是已经脱离了宗教的约束。
我们凿，蒙帝凿，那位托钵修士则在一旁观看。我们把水浇在炽热的凿头上，以及我们汗水淋漓的手上和脸上。我们使用液体泡沫来减弱开凿的声音，并且每隔几分钟就记录一下读数，以防一不小心就凿穿了那位圣人的公寓墙壁，因为按照我们的计划，我们必须在穿墙前一公分处停下，倾听隔着壁纸或表层水泥墙的房间内所发出的声音。
突然间我们凿透了，但是比凿透了更糟的是，我们竟然穿了过去。我们急忙进行真空取样，却只得到了一些外国丝绸的碎布。大家一时之间都怔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是不是我们碰到了家具、窗帘、卧床或是某位高级教士的礼袍缝边？在我们拍下侦查照片以后，那间接见室的摆设是否做了更动？
就在这个众人沮丧的时刻，那位托钵修士才猛然想起，并轻声地告诉大家，主教大人是位刺锈精品的收藏家，于是我们才意识到自己瞪大眼睛瞧着的布条既不是沙发椅套或窗帘碎片，甚至也不是某位神父的礼袍，而是戈布兰挂毯。那位托钵修士在知会大家一声后，便匆忙离去。
现在场景换到雷伊的肯特郡。奎尔家的两位小姐在此地经营挂毯修复的生意，而凑巧的是——或许你可以这么说，根据英国社会关系的必然法则——她们那个名叫亨利的哥哥正好是情报局的一名退休人员。亨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两姊妹从床上叫了起来，赶上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喷射飞机来到罗马的军用机场，然后再从那里坐上一辆轿车，风驰电掣地奔赴我们这儿。接着蒙帝若无其事地回到这栋建筑物前，并燃起一颗烟幕弹，遮没了半个梵蒂冈，这样我们的增援小组就可以在目标房间里得到宝贵的四个小时。当天下午二时左右，那条戈布兰挂毯就补好了，而我们的探测窃听器也已偷偷地装设完毕。
场景再次换到我们的梵蒂冈主人所举行的盛大宴会上。瑞士卫兵们雄赳赳地站在门口。蒙帝坐在两位娴静的奎尔小姐中间，脖子上搭着一块白色的餐巾。他一边将一片面包沾上餐盘里的最后一点奶油，一边津津乐道地向她们描述他女儿最近在骑术学校里的优异表现。
“露丝，这件事你一定还不知道，其实你也不一定非得知道，但是整个南克罗伊登区里，我的蓓基可是同年龄的孩子当中，小手长得最漂亮的……”
这时蒙帝突然完全静了下来。他是在看我递给他的一张纸条，而这张纸条又是罗马站的一位信差交给我的，上面写着：比尔·海登，情报局秘密行动主任，已经招认自己原为莫斯科中心的一名间谍。
有时我会纳闷这算不算是比尔所有罪行中最大的一项：他永远窃走了我俩曾经共享的美好时光。
我回到伦敦后，就被告知如果有我需要知道的事自然会有人告诉我。几天以后的一个上午，人事主管通知我，我已经被归为“半音裁缝”。这是情报局的行话，意指“只宜派往所有的友好国家”。这就像是有人告诉我，我的余生得在轮椅上度过一样。我没做错什么，也没有名誉扫地，事实正与此恰恰相反。然而干这一行，能掩护自己的身分就是美德，而我的身分却已暴露。
我收拾好办公桌，并放了自己半天假，驱车来到乡下。我一直想不起来一路驶来的情景，只记得我在东塞克斯丘陵地上散步，然后又走上了白雪覆顶的小山，其上的陡壁悬崖离地有五百尺高。
又过了一个月，我才知道自己所受的判决。“你恐怕得和那些移民一起回去，”人事主管以他那种惯用的腔调告诉我，“还是德国。津贴依旧十分可观，如果你爬得够高的话，滑滑雪也不坏。”
自从迈格斯加入情报局以来，我就对他存有疑虑。他将进入新闻界，以记者为掩护身分从事情报工作，然而他现在却已具备了他那份未来职业中最恶劣的品性，老喜欢搬弄是非。但是斯迈利十分沉着，并未被激怒。
“噢，是这事啊。我相信在回顾过去时我们得感谢比尔，”他平静地回答。“他替一个长期濒临死亡边缘的情报机构打了一剂强心针。”他略微皱了一下眉头，显得有些困惑。“至于新的叛徒，我相信我们目前的这位领袖将会表达她的不满，不是吗？也许我就是其中一人。我真的发现自己上了年纪后反而更加激进。”
但是请你们相信我，我们当时并不感激比尔。
海登垮台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般撼动了整个情报局，突然间，每一个人都诉说着自己听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时身在何处，正在做什么。直到今天，那些老一辈的情报员还会相互谈起走廊里寂静的气氛，及餐厅里那些麻木逃避的冷峻面孔，和那些无人接听的电话。
最大的伤害是失去了信任感。我们只有渐渐地，像是刚经历过空袭而头晕目眩的人们，胆颤心惊地逐一走出被炸塌的房屋，慢慢着手重建这座城堡。根本性的改革被视为不可或缺，因此情报局放弃了“马戏团”这个古老绰号，并告别了剑桥情报局里弯弯曲曲的楼梯间和狄更斯时代的老旧走廊这些嵌着情报局昔日污点的景物。我们将此地改建为一座甚无品味、近似维多利亚风格的钢筋与玻璃建筑，强风刮起时，窗子常被弄破；走廊里亦散发着一股餐厅传来的烂菜味，以及打字机修正液的气味。只有英国人才会住在这种活像监狱的鬼地方来虐待自己。之后按照正式说法，我们成为“情报局”，然而“马戏团”这个名字偶尔还是会从我们的嘴里冒出来，就像是改用十进位制度以后，仍有好一阵子我们会说先令和便士一样。
我们的信任感之所以消弭，乃肇因于海登曾是这种信任感得以建立的重要支柱，然而他却做了叛徒，欺骗了大家。比尔并不是那种狂妄自大的人，口袋里老藏着手枪，四处挑衅。他完全像他自我解嘲时所描绘的那种人：适合任职于教会和间谍组织，父执辈隶属保守党委员会，在诺福克拥有一些荒废的田产，佃户们都称他为“威廉先生”。他是精心编织而成的英国权力网中的一股线头；我们曾自认为是中间派，不受这些权力斗争的影响。然而他却把我们扯进了这张网里。
就拿我自己的案例来说——我仍然认为这件事自己多少有点功劳——实际上我是在情报局的其他人员得知比尔被捕的二十四小时之后，才听说了此事，因为当时我人在梵蒂冈，而且正被困在一排豪华公寓后的一间没有窗子的中世纪地下室里。我当时正在指挥情报局的一支窃听小组，梵蒂冈当地的情报部门并派了一个眼窝凹陷的托钵修士为我们提供协助。这个修士情愿去找俄国人，也不愿到一哩外找那些罗马的同行求助。我们的任务是设法在一名堕落的天主教主教的接见室里安装一具窃听器，因为我国一个正在谋求独立的殖民地计划以毒品交换军火，而他也卷入这项交易中——呃，为什么我会这么难开口呢？因为那殖民地就是马尔他。
我和蒙帝那帮人乘机混了进来。我们蹑手蹑脚地走过圆顶土牢，进入前往地下室的楼梯，然后来到这个有利的位置。我们提议从这里凿开一个小洞，穿过一层三尺厚，用水泥灌造的界墙。在一致同意下，钻洞的直径不得超过两公分，因为这样的宽度刚好可让我们插进一根加长的塑胶吸管，将声音从目标房间导向我们的窃听器，而且这样的洞也不会太大，不至于会破坏教宗宫殿这座神圣的建筑。现在我们会使用较为精密的设备，但是当时是七〇年代，所以我们仍普遍使用探针。再说，即使你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设备，你也不会向梵蒂冈官方的联络员炫耀那些你引以为豪的宝贝，更不用说是对一名身穿黑色修道服的托钵修士——即使他看来像是已经脱离了宗教的约束。
我们凿，蒙帝凿，那位托钵修士则在一旁观看。我们把水浇在炽热的凿头上，以及我们汗水淋漓的手上和脸上。我们使用液体泡沫来减弱开凿的声音，并且每隔几分钟就记录一下读数，以防一不小心就凿穿了那位圣人的公寓墙壁，因为按照我们的计划，我们必须在穿墙前一公分处停下，倾听隔着壁纸或表层水泥墙的房间内所发出的声音。
突然间我们凿透了，但是比凿透了更糟的是，我们竟然穿了过去。我们急忙进行真空取样，却只得到了一些外国丝绸的碎布。大家一时之间都怔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是不是我们碰到了家具、窗帘、卧床或是某位高级教士的礼袍缝边？在我们拍下侦查照片以后，那间接见室的摆设是否做了更动？
就在这个众人沮丧的时刻，那位托钵修士才猛然想起，并轻声地告诉大家，主教大人是位刺锈精品的收藏家，于是我们才意识到自己瞪大眼睛瞧着的布条既不是沙发椅套或窗帘碎片，甚至也不是某位神父的礼袍，而是戈布兰挂毯。那位托钵修士在知会大家一声后，便匆忙离去。
现在场景换到雷伊的肯特郡。奎尔家的两位小姐在此地经营挂毯修复的生意，而凑巧的是——或许你可以这么说，根据英国社会关系的必然法则——她们那个名叫亨利的哥哥正好是情报局的一名退休人员。亨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两姊妹从床上叫了起来，赶上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喷射飞机来到罗马的军用机场，然后再从那里坐上一辆轿车，风驰电掣地奔赴我们这儿。接着蒙帝若无其事地回到这栋建筑物前，并燃起一颗烟幕弹，遮没了半个梵蒂冈，这样我们的增援小组就可以在目标房间里得到宝贵的四个小时。当天下午二时左右，那条戈布兰挂毯就补好了，而我们的探测窃听器也已偷偷地装设完毕。
场景再次换到我们的梵蒂冈主人所举行的盛大宴会上。瑞士卫兵们雄赳赳地站在门口。蒙帝坐在两位娴静的奎尔小姐中间，脖子上搭着一块白色的餐巾。他一边将一片面包沾上餐盘里的最后一点奶油，一边津津乐道地向她们描述他女儿最近在骑术学校里的优异表现。
“露丝，这件事你一定还不知道，其实你也不一定非得知道，但是整个南克罗伊登区里，我的蓓基可是同年龄的孩子当中，小手长得最漂亮的……”
这时蒙帝突然完全静了下来。他是在看我递给他的一张纸条，而这张纸条又是罗马站的一位信差交给我的，上面写着：比尔·海登，情报局秘密行动主任，已经招认自己原为莫斯科中心的一名间谍。
有时我会纳闷这算不算是比尔所有罪行中最大的一项：他永远窃走了我俩曾经共享的美好时光。
我回到伦敦后，就被告知如果有我需要知道的事自然会有人告诉我。几天以后的一个上午，人事主管通知我，我已经被归为“半音裁缝”。这是情报局的行话，意指“只宜派往所有的友好国家”。这就像是有人告诉我，我的余生得在轮椅上度过一样。我没做错什么，也没有名誉扫地，事实正与此恰恰相反。然而干这一行，能掩护自己的身分就是美德，而我的身分却已暴露。
我收拾好办公桌，并放了自己半天假，驱车来到乡下。我一直想不起来一路驶来的情景，只记得我在东塞克斯丘陵地上散步，然后又走上了白雪覆顶的小山，其上的陡壁悬崖离地有五百尺高。
又过了一个月，我才知道自己所受的判决。“你恐怕得和那些移民一起回去，”人事主管以他那种惯用的腔调告诉我，“还是德国。津贴依旧十分可观，如果你爬得够高的话，滑滑雪也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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