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斯迈利自个儿打断了他的故事——故事中叙述一位中美洲外交官酷爱某个年代的英国火车模型，于是情报局就派遣蒙帝·奥尔勃克一行人设法从伦敦一家玩具博物馆里偷来了一个珍贵的蒸汽火车引擎送给他，因而换得了这名外交官对情报局的终生效忠。大家听了都放声大笑。一直到斯迈利突然地沉默下来，陷入沉思，大家也才跟着缄口不语，此刻斯迈利正以忧虑的眼神盯着屋外的某处。
“只有在偶尔出现的时刻里，我们才会去面对自己一向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现实。”他平静地说道。“一直到事情发生，我们都只是冷眼旁观。我们手下的间谍替我们实现我们的梦想，而我们这些专案主管却只是安全而惬意地坐在单向后视镜后，告诉自己只要亲眼看到事情完成，就和亲自去做没有两样。然而当真相大白时——如果你曾遇过这种情况的话——从那刻起我们就会在要求别人为我们做事时态度更谦和些。”
在他说这段话时，他看都没看我一眼。他并未暗示他心里想的人是谁。但是我们自己都知道所指何人，而且也清楚彼此都知道这是在说杰兹上校。
我看见他了，但是我什么也没告诉梅贝尔。也许是这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也或许是我习惯什么事都藏在心里。即使到了今天，如果发生任何意外事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抑制自己的反射动作。我们正在看九点的电视新闻。这些年来对梅贝尔和我来说，这已经像是某种形式的晚祷般，成为生活习惯的一部分，别问我为什么。突然间我看见了他，杰兹上校。我并没有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然后大叫：“天啊！梅贝尔！看站在后面的那个家伙！那是杰兹！”——这应该是任何一个普通人的正常反应——相反地，我继续看着电视，啜着我的威士忌加苏打水。接着，当屋里只剩下我一人时，我就在录影机里装进一卷新的空白带，这样就能在晚间新闻重播时将这段录下来。从那时之后——这已经是六星期前的事了——我想自己一定将这卷带子看上十几回了，因为每看一次总会找出一些细微的不同。
不过这个故事的部分内容我要放到结尾才说。我想最好还是照事情发生的顺序向你们叙述比较妥当，因为在慕尼黑除了西奥多教授的事件外还有其他的事件发生，而且在比尔·海登被揭发之后，我们不能光是等待伤口愈合，更要加紧进行更多的间谍活动。
杰兹上校是波兰人，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波兰人愿意为我们工作。我们再三地出卖了他们的国家，这种行径真让身为英国人的我觉得是奇耻大辱，如果我是波兰人，我一定会对着每个路过的英国人的背影吐痰，不论我是否曾经深受纳粹德国或苏联的迫害——英国人曾经将可怜的波兰人丢给这两个国家。而且我一定会设法在英国外交部所谓的“精英部门”安置一枚炸弹。我的天啊，我在写什么鬼话嘛？就在我写这些东西时，波兰人又再次被出乎意料的俄国熊和早可预期的德国牛两面夹攻。不过你们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如果波兰人需要一位好朋友帮助他们脱离困境，外交部里的那个“精英部门”一定会虚情假意地表示遗憾，并声称他们有更重要的工作得做。
尽管如此，我们的情报局在波兰却有着与此不成比例的成功斩获，一大批的波兰男女——数量多得让人感到尴尬，而且个个都具有波兰人那种大无畏的气概——竟甘冒个人及家人生命的危险，去为英国人从事间谍活动。
在海登事件之后，如果我们的波兰间谍网发生意外的频率相对地提高一些的话，那也不足为奇。感谢海登，英国人在出卖波兰人的一大串罪状上又添了一笔。接踵而来的挫败似乎是无法避免的，慕尼黑站所笼罩的沉痛气氛极其明显。我们既感到羞耻惭愧又觉得彷徨无助。每一个人都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海登垮台之前，波兰的安全部门——在他们行动部主任杰兹的有力领导下——一直对海登叛国之事守口如瓶，只自满于打进我们现有的间谍网，并利用它们作为传播假情报的管道——或者说，一旦他们成功地策反这些间谍，他们就能巧妙地利用他们来对付我们。
但是海登垮台以后，上校觉得再也没有必要忸怩作态了，于是短短几天之内，他们无情地杀害了那些效忠英国的间谍，在这之前他一直默许他们的存在。死亡人数逐日上升，我们称之为“杰兹的镇压名单”。我们沮丧受挫，并对那位杀害我们手下那些可敬间谍的凶手恨之入骨。有时，他根本不依循正常的审判方式，而是让他的审问员寻开心似地将他们凌虐而死。
将慕尼黑视为是进入波兰的跳板也许有点奇怪。然而数十年来，慕尼黑却一直是一系列波兰行动的指挥中心。郊区那座绿树成荫的领事馆附属建筑处屋顶的天线，不分昼夜地监听我们的波兰间谍发出的信号——常常都只是夹杂在公开广播节目里出现的哔一声，至于要发出回应时，我们会依照预定的时段，我们向他们表示慰问并传达新的指示。我们也会从慕尼黑寄出其中掺杂了密语的快信到波兰。如果为我们提供情报的人能到波兰境外来，我们就从慕尼黑飞过去听取他们的汇报，并设宴招待他们，听他们诉说心中的苦恼。
如果情况紧急，我们站里的人员也会从慕尼黑出发，进入波兰。我们只派一个人去，而且通常扮成参观某个贸易展的商人。我们的密使会在路边的野餐地点或者是后街的咖啡馆里，和我们那些宝贵的间谍面对面地进行短暂的晤谈，在确定间谍们重新受到鼓舞之后，他们便交代任务然后离开。没做过间谍的人是很难想像得出一个间谍所面对的信心煎熬。适时地和一位优秀的专案主管喝上一杯咖啡——哪怕是难以入口的劣质咖啡——也会使其手下间谍的士气维持数月之久。
这就是这件事发生的前因，当时我在慕尼黑的任期才刚进入后半段没多久（而且值得庆幸的是，西奥多教授和他的家属都已去了美国）。某个冬日里，我从华沙搭乘了一架波兰航空公司的客机欲前往格但斯克。我所携带的荷兰护照上写明我是一位住在奈美根的弗兰茨·约斯特，年约四十，而根据我的商务签证申请表上所填，我的任务是代表一家西德农业财团去视察一些预制式农业建筑。由于我又懂得一些工程方面的知识，因此便得以和他们的农业部官员交换名片，互相认识。
我的另一项任务就更复杂了。我在找一个叫奥斯卡的间谍。我们原先以为他死了，但是六个月后我们却收到了他的消息。走出情绪低潮后，奥斯卡用他秘密的书写工具写了一封信寄到我们一个旧的掩护地址，信中详述了从他听到有人遭到逮捕的消息那天起，到目前为止所做的每一件事。他保持警觉，坚守工作岗位。他以匿名方式告发了他所任职的档案科里的一个共党间谍，以便转移视听。他静观其变，几个星期之后那位共党间谍果然失踪了。精神为之一振的他又继续等着。接着他所听到的谣言是那名共党间谍已经招供了。这件事他曾得到杰兹上校的协助，因此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逐渐又萌生了安全感。如果现在上级愿意给他任务指示，他已准备重新出发。为了表达诚意，他在我们事先约好的定点位置——文中的第三个、第五个和第六个句号中——嵌进了微缩影片，放大以后，共计有十六页波兰国防部对上校那个部门所下达的极机密任务指示。情报局的分析人员宣称这些资料“极有可能，可信度很高”。这话既然是从他们的口中说出，就那表示他们一定是欣喜若狂地认定这些文件是绝对可靠的了。
你们现在可以想像一下奥斯卡的来信在站内所引发的骚动：虽然我从未见过他，我自己却也激动不已。奥斯卡！那些推崇他的人狂叫着。那个老鬼还活着！而且还在瓦砾下奋力挣扎着！奥斯卡一定能幸免于难！奥斯卡，我们这位刚毅的波兰海军总部办事员，驻守在格但斯克的海岸防卫司令部，他是站里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一位间谍！
只有那些最顽固的人，或那些就要退休的人，提出驳斥认为那封信是诱饵。在这种情况下，说“不是”很容易。但说“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然而，大家总是最容易听进那些说“不是”的人的意见，尤其是在海登垮台以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局里陷入了没人敢对海登的叛变表达意见的僵局。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写信给奥斯卡，要求他提供更多的佐证。他在回信中怒气冲冲地要求我们明白说出是否还信任他，而且这次他坚持要与我们会面。“不见面，什么都没有。”他说。会面地点在波兰；近期见面，否则不再来往。
在总部一直拿不定主意时，我请求上级允许我去见他。站内那些抱持不信任态度的人说我一定是疯了，而那些抱持信任态度的人则说唯有这样做才是对的。双方的意见都不能使我信服，不过我倒是很想弄清楚真相。也许我这么做是为了自己，因为梅贝尔近来流露出一些迹象，似乎是有意疏远我们之间的关系，而我也不想太高估自己在她心中的分量。总部不表同意。我提醒他们注意我曾在海军服役的背景。然而总部还是犹豫不决地说：“不可行，但不排除未来的可能性。”我又提醒他们我会说两种语言，而且我的荷兰籍身分经得起调查，因为我们在荷兰的联络人已同意我以其他方面的好处作为条件来换得他的荷兰身分。总部考虑了各种风险以及其他的可行方式，最后终于说：“可以，但只给两天时间。”也许他们是认定海登垮台后，我也没有多少秘密可以泄露了吧。我赶忙准备掩护身分所需的物品及证件，好赶在他们还来不及改变主意之前出发。当我搭机抵达格但斯克机场时，波兰的气温是零下六度。街上积满了厚厚的雪堆，而且天空还是不停地下着大雪，那种宁静的气氛让我在原先的谨慎心态中，多增添了些安全感。但是相信我，我绝对不会冒险。我也许是想弄清真相，不过我也不是什么傻瓜。
格但斯克的旅馆全都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我住的那家旅馆也不例外。大厅里有着一种像是消毒过的小便池所散发的异味；登记投宿的手续就像收养一个小孩那么繁琐，而且还更费时。我订的那间房间原本早已有人住了，而那个房客讲的话没人听得懂。等我找到另一个房间时，女服务生还得把前一名房客弄得又脏又乱的房间收拾好，此时已是黄昏时分，而我也该通知奥斯卡我已经到了。
每一个间谍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档案上说奥斯卡喜欢在夏季垂钓，而且我的前任者也曾经和他在河岸有过几次成功的晤谈。他们甚至还钓到了几条鱼，即使河水污染情形严重，他们钓起来的鱼根本不能吃。只是此刻正值严冬，只有小孩和被虐待狂才会去钓鱼。冬天里奥斯卡的喜好有所不同，他喜欢去船厂附近一家大多是基层官员光顾的俱乐部去打撞球。这家俱乐部有一具电话。我的前任者会说波兰语，所以他若想安排会面，只要打个电话到那里去，谎称他叫莱克，是奥斯卡在海军的一个老朋友，想邀他好好聊聊。然后奥斯卡会说，“好吧，我明天在我姊妹家里等你，到时咱们好好喝一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小时之内你开车到某某大街的转角处来接我”。
但是我不会说波兰语。此外，自海登案以后，谍报制度规定不能再沿用过去的程序和从前的谍员联络，令其重新活动。
奥斯卡在他的信中提供了三家咖啡厅的电话号码，以及他每家咖啡厅会出现的机率——之所以要有三家，是因为电话常常可能会故障或是有人在使用。如果这些电话都打不通，那么我们就用开车去接的方法。奥斯卡已经告诉我该在什么时间站在什么电车站等他，而且他也说了他那辆蓝色特拉班特汽车的车牌号码。
如果这一切让我显得是个被动的角色，这是因为举行这种会面时有一条铁律，那就是我们得完全听从当地间谍的安排，他可以全权决定怎么做最安全，选择最适合他的生活方式。然而我若是奥斯卡就不会做这样的建议，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见面之前我们一定得先用电话联络。不过，或许奥斯卡明白吧。或许他怕这会是个陷阱。也许他想先从我口中取得保证，再采取下一步行动。
也或许还有些其他方面的情况我得弄清楚：他带了一位朋友一起来；他希望我们立即救助他；或是他改变主意了。因为谍报制度还有另外一条铁律，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应该考虑到整个行动中所有会出现的风险。一位好的专案主管会想到在他拨电话时，整个格但斯克的电话系统可能全都瘫痪了；他会考虑到电车站可能正位于一项修路工程的中心位置，因而导致交通不便，或者是那天早上奥斯卡开车时撞上了路灯，或是突然发高烧到华氏一〇四度；也许他听了妻子的话，要在重新与我们接触之前先勒索价值一百万的黄金，或者是她妻子即将早产，所以奥斯卡得在医院陪她。所有技巧的重点便是我反覆地告诫我的学生而让他们不胜厌烦的那些话——就是坚守相信墨菲法则（只要事情有搞砸的可能性，就一定会搞砸），所以要做最坏的打算，其他的什么都别信。
就是做了这样的心理准备，我才花了一个小时不停地分别打电话到那三家咖啡厅。但是我却没等出什么结果。晚上九点十分时，我来到约定的电车站，等待奥斯卡那辆蓝色的特拉班特汽车从街道那头摸黑地开过来。虽然雪已经不下了，但是街上仍然空荡荡的，只能看到电车轨道旁两道车子驶过所形成的黑色轮胎印。街上仅有的几辆车子，如同从前线归来的幸存者，小心翼翼地驶过路面。
这就是古老的但泽，一个如同汉撒同盟中的雄伟港口；这就是现在的格但斯克，波兰的工业贫民窟。而电车站是在格但斯克。在我耐心等待时，左右两侧所见都是灯光昏暗的水泥公寓，看起来死气沉沉。在橘黄色的天空下，这些建筑显得特别低矮。我上下打量着这条街道，却看不到一丝显示人类之爱或欢乐的迹象。街上看不到咖啡厅、电影院，甚至是一盏漂亮的路灯，连两名在对街一幢楼房门口踉跄倒下的醉汉好像都不愿开口。一个高亢的笑声，或是为友谊与喜悦所发出的呐喊，在这座室外监狱的单调气氛中都显得突兀而愚昧。一辆汽车疾驶而过，但不是蓝色的，也不是辆特拉班特汽车。汽车两边的窗户上积满了雪，所以即使是看着它从我面前驶过，我也说不上来里面坐了几个人。汽车停了下来。不过不是停在路边，不是停在人行道上，也没有停在转弯角处或是路边停车位上；因为这些地方都盖满厚厚的积雪。那辆汽车就直接在路中央那两道黑色的车行痕迹上停下，然后引擎熄了，车灯也关了。
情侣，我这么想着。如果的确是这样，那他们也真是一对大胆的恋人，因为这是双向马路，来往的行人或驾驶人可都会看到他们在亲热呢。第二辆汽车出现了，行驶的方向与第一辆汽车相同，而且它也停了下来，不过还是没开到我的电车车站前来。又是对情侣？或者只是一个明智的驾驶，想与那辆停在它前面的车子保持足够的刹车距离？反正结果都一样：我的两侧各有一辆汽车。在我站在那儿等候时，我看到那两名默不作声的醉鬼站在对街房子的门口，而且看上去非常清醒。接着我便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出现，那声音就像是穿着一双卧室拖鞋踩在雪上，十分轻柔，但却离我很近。我知道自己不能有任何突发性的动作，那显然不是明智之举。我根本跑不掉，即使先发制人也无济于事，因为我一开始就在担心不是都没状况，就是所有状况一起出现。如果真的是什么状况都一起出现了，那我也无可奈何。
有一个人站在我的左边，近的可以碰到我。他穿着一件毛大衣，戴着一顶皮帽，拿着一把破伞，伞里说不定就藏着一根铅管。怪事，他和我一样，也在等电车。第二个人则站在我的右边：身上有一股马骚味。即使他像是骑马到这里来的，现在他也是在等电车。然后有个人以一口蹩脚的波兰英语对我说话。那声音既不是来自我的左边，也不是来自我的右边，而是来自我的正后方。也就是我刚才听到那个轻盈脚步声传出的方向。
“先生，我想奥斯卡今晚恐怕来不了啦。他六个月前就死了。”
不过这时他已经让我有了充裕的时间去思考下一步行动。实际上，似乎有一辈子那么长。我不认识什么奥斯卡。奥斯卡是谁？他从哪儿来的？我是荷兰人，只会说一点英语，而且就像我那些住在奈美根的叔伯阿姨一样，带着很重的荷兰口音。我暂时停止思考，以体会他这些话的含意；然后我转过身来——不过是慢吞吞，而且毫不在乎地。
“先生，你把我弄糊涂了，”我以单调平板的语气争辩着，这是我小时候坐在母亲的膝上学来的。“我叫弗兰茨·约斯特，荷兰人，我想我只是在等车，不是在等人。”
这时站在我两侧的人以烂熟的动作按住我的手臂，同时将我打倒在地，然后再一路把我拖上了第二辆汽车。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是认出了那个对我说话的人——身材矮胖，胡子灰白，眼里布满了血丝。他就是我们的杰兹上校，那位保卫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知名英雄。在他大肆逮捕并折磨我方间谍的那阵子，波兰的几家大报在头版上刊登了他那张面无表情的照片。
在潜意识里，我们早已为自己所选择的职业作好随时可能面临牺牲的准备。殡仪馆人员会设想着自己的葬礼，富人会为万一贫困时作打算，囚徒会推敲自己监禁期的长短，好色之徒会盘算自己是否会阳萎。有人告诉我，一名演员最担心的莫过于一边注视着空荡荡的剧场，一边还要空虚无助地努力想起自己的台词；这对他来说，除了是预告他将死亡的幻影之外，还会是什么？相对于公仆而言，当身边维护特权的围墙倒塌，他发现自己的处境并不比身边其他人好时，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也只能像一个说谎的丈夫一样，为自己的散漫及逃避责任提出解释。我的大多数同事，说句实话，都是这种类型的人：他们最怕的就是早上醒来，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真实姓名；在收音机和电视里听到别人谈论他们、揶揄他们、嘲笑他们，更糟糕的是还要遭受公众的质问，而他们原本自认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公众服务。他们早就知道这种公众的监督将是一场比败给敌人或是同行还要来得重大的灾难。那将会是他们的末日。
而对我来说，最糟糕的下场，也就是最大的考验，从我进入那道神秘的门开始，我就已作好了准备，而我现在正面临这种情形：接受考验，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勇气；迎接精神和肉体的试炼，直到最后一口气为止。我知道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制止死亡向自己逼近——在我的内部正进行着一场灵魂与肉体之间的致命搏斗，而施予痛苦的只不过是这场秘密的内心交战中那些受雇的佣兵。
因此当剧烈的痛苦首次失控地爆发出来时，我的反应便只是承认事实罢了。我想着，嗨，你终于来了，我姓约斯特，那你呢？
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不拘形式的。他没有让我坐在桌边，然后套用银幕上审问的陈腔滥调说道，“不招供，你就得挨揍。这是你的自白书，在上面签上你的名字。”他也没有叫手下把我关在牢房里冷冷清清地过上几天，再让我自己决定最好还是在自白书上签字。他们只把我从车上拉出来，拖进可能是一幢私人住宅的大门，然后来到院子里。这里只有我们几个人，所以他们三人抬起了我的脚，就这样把我拖过厚厚的积雪。他们轮流对我拳打脚踢，一开始先对我的脸、下裆和腹部饱以老拳，然后又回过头来用手肘和膝盖攻击我的脸部。然后，当我痛得直不起身时，他们又把我当成是一头吓呆的猪似地踢我，使我滚过溜滑的圆石通道，好像他们已等不及进屋收拾我。
然而，进了屋之后，他们却变得按部就班。彷佛这间雅致的旧屋，也使他们产生了一种秩序感。他们用了一种比较文明的方式修理我——每个人轮流揍我，另外两个则负责抓住我，这种轮流方式可真是民主，不过在第五次或第六次轮到杰兹上校时，他下手太狠了，结果让我真的昏死过去了一阵子。等我醒来时，屋内只剩下我们两个。他坐在一张折叠桌旁，手肘支在桌上，两只擦破皮的手托着他那颗满脸愁容的脑袋，像是有些宿醉似地。他失望地回想着我在挨揍时，针对他的问题所做的回答，并且抬起头来看看我这副面目全非的模样。然后他痛苦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似乎是在说生命实在对他有欠公平，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才能帮助我明白这层道理。此时我才发觉已经过了一段较我想像中更长的时间，也许有几个小时吧。
此时发生的一切与我经常想像的情景完全吻合。我总是想像着，折磨我的人舒舒服服地坐在桌边，用行家的眼光打量着我，而我自己则四肢摊开地靠在发烫的水管上，两只手臂被铐在状似六角形手风琴的黑色两边，而散热器的边角有如炽热的牙齿般咬着我的背骨。我的嘴和鼻子一直都在流血，有一只耳朵也不住地滴下鲜血，而我的衬衫前襟看起来就像是屠夫的围裙一样血迹斑斑。不过现在血已凝固，我不再流血了，而这也是计算时间的另一种方式。当你被拷在格但斯克的一间宽敞空屋里的一根热水管上，端详着杰兹上校玩偶般的脸时，血要过多久才会凝结呢？
要恨他还真不容易，更何况此时我的背部如火烧般灼痛，更使我难以对他激起恨意。他是我唯一的救星。他一直盯着我看。即使是在低头对着桌子暗自祈祷时；起身点一根辛辣的波兰香烟时；或是来回在屋里走动舒展身体时，不管他在这个房间内的哪个角落，他那忧郁的目光似乎总是在凝视着我。他转过身去背对我，我看见了他那粗糙的秃头，以及有着斑痕的颈背。然而他的眼睛——与我磋商，与我理论，有时甚至像是在哀求我平息他心中痛楚的那双眼睛——仍然一直盯着我。我感到自我中的某一部分真的很想帮他，而这个念头随着我背上的烧痛更加急切炽热。因为那已不再只是灼烫的感觉，而是一种纯粹的痛楚，一种无法摆脱、不可抑制，甚至是永无止尽的痛楚。所以我几乎愿意给他任何东西，只要能使他高兴些——除了奉献我自己，除了奉献我内心得以使自己与他保持距离因而确保性命的那个部分。
“你叫什么？”他问我，仍然是那口波兰英语。
“约斯特。”他得弯下腰来才听得到我说话的声音。“弗兰茨·约斯特。”
“来自慕尼黑。”他提示着。他按着我的肩膀来支撑他的身体，同时将耳朵凑近我的嘴。
“生于奈美根。替法兰克福附近的陶努斯农民工作。”
“你已经忘了你的荷兰口音。”他摇了我一下，让我清醒过来。
“你根本听不出来。你是波兰人。我要见荷兰领事。”
“你是指英国领事吧。”
“是荷兰领事。”然后我想我大概把“荷兰”这个词重复了好几遍，而且还一再重复，直到他把冷水拨到我身上为止。然后他又灌了一点水到我嘴里，让我漱了口把水吐出来。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下颚的左前方断了一颗牙齿。也许是两颗。这很难说。
“你信上帝吗？”他问我。
当他这样俯视我时，他的脸颊如同婴儿一般往前倾，而一张嘴则噘起作接吻状，这使他看起来就像是个茫然失措的小天使。
“现在不信。”我说。
“为什么？”
“找荷兰领事来。你们抓错人了。”
我看得出来他不喜欢听到这句话。他不习惯听人吩咐，或是被人顶撞。他用右手背抹了下嘴唇，这是有时他在打我之前，会摆出的姿态，所以我等着他下手。后来他开始拍着口袋，我想他大概是在找什么工具。
“不，”他大叫，并叹了一口气。“是你错了。我抓对人了。”
他在我身边跪下；我想他已准备要杀我。因为我注意到，每当他显得最不悦的时候，也就是他最凶残的时候。然而此时他竟打开我的手铐，同时并把双手伸进我腋下挟着我——我几乎认为他想帮我——然后他把我拖到一间宽敞的浴室，里面有着一个盛着温水的旧浴缸。
“脱衣服。”他说道。在我脱掉一身褴褛的衣服时，他神情忧郁地在一旁望着。已精疲力竭的我，根本不在乎一旦入水他会怎么对付我：淹死我，煮熟我，冻僵我，或者把我扔到一根电线上。
他拿到了我放在旅馆里的皮箱。当我躺在浴缸里时，他取出几件干净的衣服，随手扔在一把椅子上。
“你明天要搭经由华沙前往法兰克福的飞机，所以一切都是误会。”他说。“我们向你表示歉意。我们会取消你的商务约会，并对外说明你碰上了一个肇事者逃跑的车祸。”
“我需要的不只是道歉。”
洗澡对我没什么好处。我担心如果再躺在里面，自己又会昏死过去，于是我费力地爬起来。杰兹伸手扶我，我抓住他的手臂站了起来，而且还摇晃了几下，差点摔倒。杰兹帮着我走出浴缸，然后递给我一条毛巾。我擦干了身体，穿上他替我取出的干净衣物，此时他一直愁眉不展地望着我。
他带我走出屋子，穿过中庭。他的一只手拿着我的皮箱，另一只手扶着我。洗完澡后，疼痛虽然减轻，但已使我虚弱不堪。我环视四周找他的手下，但却什么人也没看见。
“寒冷的空气对你有好处。”他以专家般的自信口吻告诉我。
他带我上了一辆事先停在那里的汽车，这辆汽车与那两辆逮捕我的汽车不一样，后座还摆着一个玩具方向盘。我们沿着空旷的街道驶去。途中我昏睡了几次。最后我们来到两扇由民兵守着的白铁门前。
“别看他们。”他对我下令，并向他们出示证件。这时我再度昏了过去。
我们走出车子，站在长满青草的悬崖峭壁上。一阵向岸风吹来，把我们的脸都冻僵了。我觉得自己的脸肿得有两个足球那么大，嘴巴则歪向左颊，一只眼睛闭着。天上没有月亮，一片迷雾后的大海波涛汹涌。唯一的光线是来自我们身后城市的灯火。偶尔磷光从我们身旁一闪而过；有时一阵白色的泡沫溅起，然后涌向黑暗之中。在我站在他身旁时，心想我就要死在这儿了。他先打了我一顿，然后又让我洗了个热水澡，现在他则准备开枪打死我并把我推下悬崖。但是此刻他双手垂着，手里并没有手枪；他的眼睛——据我所见——是在凝视不见星光的漆黑之处，而不是凝视着我；所以也许是另外一个人要下手，某个已经等在暗处的人。如果那时我还有力气的话，我很可能会先杀死杰兹。但是我已精疲力尽，而且也不觉得有此必要。我想起了梅贝尔，不过并没有什么得失之感。我只担心她要如何靠着微薄的抚恤金生活。斯泰芬妮小姐不在家，我想了起来……那么或许接电话的就是斯泰芬妮小姐，斯迈利是这么说的……我当时正在想，我还有好多的祷告没有获得回应，也还有好多祷告没有提出。我觉得非常困倦。
杰兹最后终于开口说话，而且声音不再像以前那么沮丧了。“我把你带到这里来，是因为这里没有窃听器监听我们的谈话。我希望为你的国家从事间谍工作。我需要一位优秀的职业间谍作中间人，而我已决定选择你。”
我再次失去了时空的观念，不过或许他也一样吧。他背对着大海，一只手抓住皮帽，以免被风吹走；他悲哀地注视着内陆的灯光，对着那些无须怒目以视的东西生闷气；有时他甚至用他的大拳头抹去脸上因风沙刺痛双眼而流出的泪水。
“为什么会有人要替荷兰做间谍呢？”我问他。
“那好，现在我提出为荷兰从事间谍工作的建议，”他咬文嚼字一番，有气无力地说道。“因此我需要一位优秀的‘专业’荷兰人，一个可以守口如瓶的人。我知道你们过去雇用了什么样的笨蛋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会有所选择是不难理解的。不过，你已经通过了考验，恭喜你，我选中你了。”
我想最好还是三缄其口。也许是我不相信他吧。
“在你皮箱的夹层里会有一叠波兰的秘密文件。”他以低沉的语调说道，“当然，在格但斯克机场，海关不会找你麻烦。我已经下令他们不要检查你的行李。他们只知道，你现在是我的间谍。到了法兰克福，你就算是回到了自己的地盘了。我将只为你工作。我们下一次会面将是五月五日在柏林，我会出席五一劳动节纪念工人阶级取得光荣胜利的庆祝活动。”
他试着点燃一根烟，但是风连续吹熄了好几根火柴。所以他摘下了帽子，随即在帽子里面点着了烟。他的那张肥脸朝下就像是低头喝着溪水一样。
“你们的人一定想知道我的动机。”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说道。“告诉他们……”他突然停了下来，缩起脖子，低头看着我，就像是在恳请我告诉他如何和白痴们打交道。“告诉他们，我已厌倦了。告诉他们，我讨厌这种工作。告诉他们，共产党是一群坏蛋。反正他们已经知道了，不过还是告诉他们。我是个天主教徒。犹太人。我是鞑靼人。他们想知道什么你就告诉他们什么。”
“也许他们想知道你为什么选择投靠荷兰人，”我说，“而不是美国人、法国人或其他国家。”
他在黑暗中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想着这个问题。“你们荷兰人有一些好间谍，”他若有所思地说。“我刚好非常了解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他们干得很不错，直到出现了那个混蛋海登。”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告诉他们，我的父亲是参加过不列颠之战的飞行员，”他这样告诉我。“在肯特郡上空被击落。这样会让他们高兴的。你知道肯特郡吗？”
“为什么一个荷兰人应该知道肯特郡呢？”我说。
如果我心软，我可能会告诉他，在我和梅贝尔所谓的“友善”分居期间，我们在顿布立治威尔买了一栋房子，但是我并没有这么说。这样也好，因为总部在查证杰兹所说的一切时，并未发现有任何资料记载着杰兹的父亲曾“驾驭”过比风筝更大的东西。而在几年后当我把这件事告诉杰兹时——那时他对背信忘义的英国人所表现的忠诚早已获得证实——他只是放声大笑，说他的父亲是个老糊涂，只喜欢伏特加酒和马铃薯。
那这究竟是为什么？
在五年的时间内，杰兹是我的秘密情报来源，但是他对动机本身的藐视——特别是他自己的动机——从来就未曾减少过。他说，我们这些笨蛋一开始总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再去找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正当理由。他告诉我，对他来说，所有人都是笨蛋，而我们这些间谍正是最无可救药的笨蛋。
起初我怀疑他是为了报复才投靠我们，也许是他的上司轻视他，于是他就愤而出走。他痛恨他们，特别是他自己。
接着我又以为他为我们做间谍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而他的愤世嫉俗只是想掩饰他在中年所产生的一些对更美好事物的渴望。然而当我企图诱骗他摘下面具时——杰兹，你的家庭。你的母亲，杰兹。你当了爷爷，一定感到很自豪把——我却发现他愤世嫉俗的态度更是变本加厉。他反驳说自己对他们都没有什么感情。正是由于他如此无情的态度，使我认为他真的就如他自己所坚称的那样，痛恨全人类，而他的凶残，或许还有他的变节，也都只是这种仇恨的表现。
至于西方，那里也由同样的笨蛋掌握着，这些人甚至掌握了全世界，所以这有什么差别呢？当我告诉他事情并不只是这样时，他变得如同其他狂热分子般，咄咄逼人地为自己的虚无主义信念辩护。于是我只好克制自己，免得真的惹他发火了。
所以到底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拿自己的性命，自己的生活，以及他所厌恶的家庭作赌注，铤而走险地去为一个他所鄙视的世界效力呢？
宗教的力量呢？我也这么问过。然而他就如同我现在所想的，大为气恼。他反驳说耶稣基督是个患有忧郁症的疯子。耶稣基督要当众自杀，所以他就不断地激怒当道者，直到他们成全了他。“那些推崇上帝的人都是一个样儿。”他带着鄙视的口吻说道。“我折磨过他们。我知道。”
像多数愤世嫉俗的人一样，他也是个清教徒，而这种矛盾在许多方面经常反覆出现。当我们按照惯例付钱给他，并替他在瑞士银行开了个帐户，他就和平常一样，勃然大怒地来告诉我们，他不是那些“低俗的告密者”。我找了一个适当的时机——根据总部的指示——向他保证，如果任何事情出了差错，我们会不遗余力地把他救出来，并给他一个新的身分让他留在西方，然而他却表现出彻底的鄙视：“我是一个波兰的小人，但是我宁愿面对由自己的同胞组成的行刑队，也不愿叛逃到一个资本主义的肮脏地方苟且偷生。”
至于生活中的其他享乐，我们可以完全供给他的所需。他说，他的妻子是个泼妇，使得他在办公室里累了一天后回家，感到索然无味。而他的情妇则是个年轻的傻瓜，只要跟她在一起一个小时，他宁可去打一局撞球，也不愿再和她多说一句话。
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在我依照情报局的标准动机查核表一一检视之后，我继续这样问自己。
在此同时，杰兹则继续提供情报。他就像海登曾对我们做的那样，把他那个情报部门的资料全都交了出来。当莫斯科中心下令给他时，我们会在他向下传达命令之前，先行得知其中的内容。他尽其所能把资料全拍了下来，我只好请他不要冒这种险。他如此不在乎生死，所以有时真使我感到纳闷，他是否正像他自己彻底否定的耶稣基督一样，在寻求被当众处死。只不过他在掩护工作上的表现卓有成效。才使他免遭怀疑。因为那是让他保持平衡工作的黑暗面：上帝保佑那位被请去主动向杰兹告白的西方间谍，不管是否真有其人或只是凭空捏造。
在我手下工作的那五年内，只有一次，他似乎是有意地透露了我正在寻找的线索。那次他已疲累不堪。当时他正出席一项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华沙公约国家情报部门首长会议，而在此同时，波兰国内也有人指控他的情报部门粗暴而腐败，使得他必须为此极力辩解。我们在西柏林的一栋我们用来招待优秀的情报人员的公寓里见了面。他真的已经是一个精疲力竭的拷问者。他坐在我的床上，抽着烟，回答我针对他上次送来的一大堆资料所提出的后续问题。他的眼里布满血丝。当我们结束询问时，他要了一杯威士忌，喝完之后又要了一杯。
“没有危险就没有生命，”他说道，顺手又往床单上扔了三卷底片。“生命就是要冒险。”他拿出棕色的脏手帕，小心地擦拭他那张疲倦的面孔。“如果不要危险的话，你最好待在家里照顾婴儿。”
我倒是宁愿认为他不是在谈论危险。我推断他是在谈论一种感觉，那种不再感到自己已经停止存在的恐惧——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如此热衷地把感觉灌输到别人身上的原因吧。就在那一刻，我想自己开始有点明白为什么他会抛却了以往的原则与顾忌，和我一起坐在屋里，他是要在自己的生命行将枯萎之际，努力地保持自己的活力。
同一天晚上，我和斯泰芬妮在一家美国餐馆吃饭。那里离我和杰兹会面的那栋公寓只有十分钟路程。我从她一个住在慕尼黑的妹妹那里打听到了她的电话号码。斯泰芬妮依然身材修长，美丽动人，和我记忆中没有两样，而且她竭力地要我相信她过得很幸福。她郑重地告诉我，奈德，噢，生命是完美的，她和那位极富盛名的学者住在一起，那人年纪不小——不过你看，我们也不再年轻了——然而他十分令人崇拜，同时又聪明博学。她告诉我他的名字。对我来说，这个名字毫无意义。她说她已经怀了他的孩子。可是我看不出来。
“奈德，那你呢，你过得怎样？”她问道，好像我们是相互报告着各自彪炳战功的将军。
我报以极富自信的微笑。那是在我数年前见过她以后，曾经为我赢得手下那些间谍以及同事百般信任的微笑。
“噢，我想一切都还挺顺利的吧，谢谢。”我带着英国式的轻描淡写口吻说道。“话又说回来，你不能期望一个人完全符合你的需要，对吧？我得说，这是一种很好的伙伴关系。和平相处。”
“你还在做那份工作吗？”她说。“班的工作？”
“是的。”
这是我们俩第一次提到班。她说，他现在住在爱尔兰。他有一个表哥在科克郡买了一幢破败不堪的房屋，当他表哥不在时，班就替他看家，帮他喂鱼、照顾农场等等。
我问她是否见过他。
“没有。”她说。“他不想见我。”
我想开车送她回去，但是她宁可搭计程车。结果我们站在街上等了好长一段时间车子才来。我替她关上车门时，她的头往前倾斜，像是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似地。我向她挥手告别，直到她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但是她却没有向我挥手。
九点的新闻正播报着团结工联在格但斯克举行户外集会的实况，一位波兰的枢机主教正在规劝众人保持理智。梅贝尔觉得没什么意思，于是把《每日电讯报》放在腿上，继续做她的填字游戏。刚开始时，群众听不清楚枢机主教的讲话，而后以信仰虔诚闻名的波兰人才肃静下来。枢机主教讲完话后，便在他的教徒之间走动，赐予祝福并接受敬意。一位又一位的名人被引领到他面前，而这时我看到了杰兹正在远处徘徊，就像是个被排拒在宴会之外的脏孩子。自从退休以后，他瘦了许多。我猜想大概是社会的变迁让他无法适应。他披在身上的那件夹克显得极不合身，而那双曾经令人生畏的拳头则缩在衣袖里，几乎令人看不出来。
突然间，枢机主教就像我一样地看见了他。
枢机主教愣在那里，似乎是在怀疑自己的感觉。过了一会儿，他稍微稳住自己的情绪后，他便十分自然地夹紧了手肘，并且挺起肩膀注视着杰兹。然后他又缓缓地举起手来，向他的附众之一下达了命令，然而那名年轻的神父似乎不太情愿。枢机主教又命令了一遍，于是那名神父才替杰兹清出一条路来。秘密警察和枢机主教此时四目相对。杰兹直往后退，彷佛有着理解上的痛苦。枢机主教倾身向前，并对着杰兹附耳说话。最后杰兹笨拙地跪了下来，接受枢机主教的祝福。
每当我重放这个镜头时，我都会看到杰兹痛苦万分地闭上眼睛，但是他在忏悔什么呢？是他的残暴？是他对一个虚幻目标所抱持的忠诚？或者是他对它的背叛？或者紧闭双眼只是一个加害者接受被害者宽恕时的直觉反应？
我去钓鱼。我沉浸在幻想之中。可能的话，我对英国风光的热爱正与日俱增。我想起了斯泰芬妮和蓓拉，以及我曾拥有过的其他女人。我为那条肮脏的河流去向我们的国会议员进行游说。他是一位保守党议员，但是他真的知道自己在保守些什么吗？我还参加了一个更有意义的环保人士组织，处处找人在请愿书上签名。然而这份请愿书却无人问津。我不打高尔夫球，我永远也不会去打那玩意儿。不过如果梅贝尔星期三下午要一个人去打高尔夫球，我就会陪她去走走。我会为她打气。我们的小狗也自得其乐。退休生活并不是用来漫无目的地游荡直到迷路，或是苦思如何重新创造人类这种没有答案的事。
“只有在偶尔出现的时刻里，我们才会去面对自己一向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现实。”他平静地说道。“一直到事情发生，我们都只是冷眼旁观。我们手下的间谍替我们实现我们的梦想，而我们这些专案主管却只是安全而惬意地坐在单向后视镜后，告诉自己只要亲眼看到事情完成，就和亲自去做没有两样。然而当真相大白时——如果你曾遇过这种情况的话——从那刻起我们就会在要求别人为我们做事时态度更谦和些。”
在他说这段话时，他看都没看我一眼。他并未暗示他心里想的人是谁。但是我们自己都知道所指何人，而且也清楚彼此都知道这是在说杰兹上校。
我看见他了，但是我什么也没告诉梅贝尔。也许是这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也或许是我习惯什么事都藏在心里。即使到了今天，如果发生任何意外事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抑制自己的反射动作。我们正在看九点的电视新闻。这些年来对梅贝尔和我来说，这已经像是某种形式的晚祷般，成为生活习惯的一部分，别问我为什么。突然间我看见了他，杰兹上校。我并没有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然后大叫：“天啊！梅贝尔！看站在后面的那个家伙！那是杰兹！”——这应该是任何一个普通人的正常反应——相反地，我继续看着电视，啜着我的威士忌加苏打水。接着，当屋里只剩下我一人时，我就在录影机里装进一卷新的空白带，这样就能在晚间新闻重播时将这段录下来。从那时之后——这已经是六星期前的事了——我想自己一定将这卷带子看上十几回了，因为每看一次总会找出一些细微的不同。
不过这个故事的部分内容我要放到结尾才说。我想最好还是照事情发生的顺序向你们叙述比较妥当，因为在慕尼黑除了西奥多教授的事件外还有其他的事件发生，而且在比尔·海登被揭发之后，我们不能光是等待伤口愈合，更要加紧进行更多的间谍活动。
杰兹上校是波兰人，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波兰人愿意为我们工作。我们再三地出卖了他们的国家，这种行径真让身为英国人的我觉得是奇耻大辱，如果我是波兰人，我一定会对着每个路过的英国人的背影吐痰，不论我是否曾经深受纳粹德国或苏联的迫害——英国人曾经将可怜的波兰人丢给这两个国家。而且我一定会设法在英国外交部所谓的“精英部门”安置一枚炸弹。我的天啊，我在写什么鬼话嘛？就在我写这些东西时，波兰人又再次被出乎意料的俄国熊和早可预期的德国牛两面夹攻。不过你们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如果波兰人需要一位好朋友帮助他们脱离困境，外交部里的那个“精英部门”一定会虚情假意地表示遗憾，并声称他们有更重要的工作得做。
尽管如此，我们的情报局在波兰却有着与此不成比例的成功斩获，一大批的波兰男女——数量多得让人感到尴尬，而且个个都具有波兰人那种大无畏的气概——竟甘冒个人及家人生命的危险，去为英国人从事间谍活动。
在海登事件之后，如果我们的波兰间谍网发生意外的频率相对地提高一些的话，那也不足为奇。感谢海登，英国人在出卖波兰人的一大串罪状上又添了一笔。接踵而来的挫败似乎是无法避免的，慕尼黑站所笼罩的沉痛气氛极其明显。我们既感到羞耻惭愧又觉得彷徨无助。每一个人都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海登垮台之前，波兰的安全部门——在他们行动部主任杰兹的有力领导下——一直对海登叛国之事守口如瓶，只自满于打进我们现有的间谍网，并利用它们作为传播假情报的管道——或者说，一旦他们成功地策反这些间谍，他们就能巧妙地利用他们来对付我们。
但是海登垮台以后，上校觉得再也没有必要忸怩作态了，于是短短几天之内，他们无情地杀害了那些效忠英国的间谍，在这之前他一直默许他们的存在。死亡人数逐日上升，我们称之为“杰兹的镇压名单”。我们沮丧受挫，并对那位杀害我们手下那些可敬间谍的凶手恨之入骨。有时，他根本不依循正常的审判方式，而是让他的审问员寻开心似地将他们凌虐而死。
将慕尼黑视为是进入波兰的跳板也许有点奇怪。然而数十年来，慕尼黑却一直是一系列波兰行动的指挥中心。郊区那座绿树成荫的领事馆附属建筑处屋顶的天线，不分昼夜地监听我们的波兰间谍发出的信号——常常都只是夹杂在公开广播节目里出现的哔一声，至于要发出回应时，我们会依照预定的时段，我们向他们表示慰问并传达新的指示。我们也会从慕尼黑寄出其中掺杂了密语的快信到波兰。如果为我们提供情报的人能到波兰境外来，我们就从慕尼黑飞过去听取他们的汇报，并设宴招待他们，听他们诉说心中的苦恼。
如果情况紧急，我们站里的人员也会从慕尼黑出发，进入波兰。我们只派一个人去，而且通常扮成参观某个贸易展的商人。我们的密使会在路边的野餐地点或者是后街的咖啡馆里，和我们那些宝贵的间谍面对面地进行短暂的晤谈，在确定间谍们重新受到鼓舞之后，他们便交代任务然后离开。没做过间谍的人是很难想像得出一个间谍所面对的信心煎熬。适时地和一位优秀的专案主管喝上一杯咖啡——哪怕是难以入口的劣质咖啡——也会使其手下间谍的士气维持数月之久。
这就是这件事发生的前因，当时我在慕尼黑的任期才刚进入后半段没多久（而且值得庆幸的是，西奥多教授和他的家属都已去了美国）。某个冬日里，我从华沙搭乘了一架波兰航空公司的客机欲前往格但斯克。我所携带的荷兰护照上写明我是一位住在奈美根的弗兰茨·约斯特，年约四十，而根据我的商务签证申请表上所填，我的任务是代表一家西德农业财团去视察一些预制式农业建筑。由于我又懂得一些工程方面的知识，因此便得以和他们的农业部官员交换名片，互相认识。
我的另一项任务就更复杂了。我在找一个叫奥斯卡的间谍。我们原先以为他死了，但是六个月后我们却收到了他的消息。走出情绪低潮后，奥斯卡用他秘密的书写工具写了一封信寄到我们一个旧的掩护地址，信中详述了从他听到有人遭到逮捕的消息那天起，到目前为止所做的每一件事。他保持警觉，坚守工作岗位。他以匿名方式告发了他所任职的档案科里的一个共党间谍，以便转移视听。他静观其变，几个星期之后那位共党间谍果然失踪了。精神为之一振的他又继续等着。接着他所听到的谣言是那名共党间谍已经招供了。这件事他曾得到杰兹上校的协助，因此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逐渐又萌生了安全感。如果现在上级愿意给他任务指示，他已准备重新出发。为了表达诚意，他在我们事先约好的定点位置——文中的第三个、第五个和第六个句号中——嵌进了微缩影片，放大以后，共计有十六页波兰国防部对上校那个部门所下达的极机密任务指示。情报局的分析人员宣称这些资料“极有可能，可信度很高”。这话既然是从他们的口中说出，就那表示他们一定是欣喜若狂地认定这些文件是绝对可靠的了。
你们现在可以想像一下奥斯卡的来信在站内所引发的骚动：虽然我从未见过他，我自己却也激动不已。奥斯卡！那些推崇他的人狂叫着。那个老鬼还活着！而且还在瓦砾下奋力挣扎着！奥斯卡一定能幸免于难！奥斯卡，我们这位刚毅的波兰海军总部办事员，驻守在格但斯克的海岸防卫司令部，他是站里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一位间谍！
只有那些最顽固的人，或那些就要退休的人，提出驳斥认为那封信是诱饵。在这种情况下，说“不是”很容易。但说“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然而，大家总是最容易听进那些说“不是”的人的意见，尤其是在海登垮台以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局里陷入了没人敢对海登的叛变表达意见的僵局。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写信给奥斯卡，要求他提供更多的佐证。他在回信中怒气冲冲地要求我们明白说出是否还信任他，而且这次他坚持要与我们会面。“不见面，什么都没有。”他说。会面地点在波兰；近期见面，否则不再来往。
在总部一直拿不定主意时，我请求上级允许我去见他。站内那些抱持不信任态度的人说我一定是疯了，而那些抱持信任态度的人则说唯有这样做才是对的。双方的意见都不能使我信服，不过我倒是很想弄清楚真相。也许我这么做是为了自己，因为梅贝尔近来流露出一些迹象，似乎是有意疏远我们之间的关系，而我也不想太高估自己在她心中的分量。总部不表同意。我提醒他们注意我曾在海军服役的背景。然而总部还是犹豫不决地说：“不可行，但不排除未来的可能性。”我又提醒他们我会说两种语言，而且我的荷兰籍身分经得起调查，因为我们在荷兰的联络人已同意我以其他方面的好处作为条件来换得他的荷兰身分。总部考虑了各种风险以及其他的可行方式，最后终于说：“可以，但只给两天时间。”也许他们是认定海登垮台后，我也没有多少秘密可以泄露了吧。我赶忙准备掩护身分所需的物品及证件，好赶在他们还来不及改变主意之前出发。当我搭机抵达格但斯克机场时，波兰的气温是零下六度。街上积满了厚厚的雪堆，而且天空还是不停地下着大雪，那种宁静的气氛让我在原先的谨慎心态中，多增添了些安全感。但是相信我，我绝对不会冒险。我也许是想弄清真相，不过我也不是什么傻瓜。
格但斯克的旅馆全都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我住的那家旅馆也不例外。大厅里有着一种像是消毒过的小便池所散发的异味；登记投宿的手续就像收养一个小孩那么繁琐，而且还更费时。我订的那间房间原本早已有人住了，而那个房客讲的话没人听得懂。等我找到另一个房间时，女服务生还得把前一名房客弄得又脏又乱的房间收拾好，此时已是黄昏时分，而我也该通知奥斯卡我已经到了。
每一个间谍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档案上说奥斯卡喜欢在夏季垂钓，而且我的前任者也曾经和他在河岸有过几次成功的晤谈。他们甚至还钓到了几条鱼，即使河水污染情形严重，他们钓起来的鱼根本不能吃。只是此刻正值严冬，只有小孩和被虐待狂才会去钓鱼。冬天里奥斯卡的喜好有所不同，他喜欢去船厂附近一家大多是基层官员光顾的俱乐部去打撞球。这家俱乐部有一具电话。我的前任者会说波兰语，所以他若想安排会面，只要打个电话到那里去，谎称他叫莱克，是奥斯卡在海军的一个老朋友，想邀他好好聊聊。然后奥斯卡会说，“好吧，我明天在我姊妹家里等你，到时咱们好好喝一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小时之内你开车到某某大街的转角处来接我”。
但是我不会说波兰语。此外，自海登案以后，谍报制度规定不能再沿用过去的程序和从前的谍员联络，令其重新活动。
奥斯卡在他的信中提供了三家咖啡厅的电话号码，以及他每家咖啡厅会出现的机率——之所以要有三家，是因为电话常常可能会故障或是有人在使用。如果这些电话都打不通，那么我们就用开车去接的方法。奥斯卡已经告诉我该在什么时间站在什么电车站等他，而且他也说了他那辆蓝色特拉班特汽车的车牌号码。
如果这一切让我显得是个被动的角色，这是因为举行这种会面时有一条铁律，那就是我们得完全听从当地间谍的安排，他可以全权决定怎么做最安全，选择最适合他的生活方式。然而我若是奥斯卡就不会做这样的建议，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见面之前我们一定得先用电话联络。不过，或许奥斯卡明白吧。或许他怕这会是个陷阱。也许他想先从我口中取得保证，再采取下一步行动。
也或许还有些其他方面的情况我得弄清楚：他带了一位朋友一起来；他希望我们立即救助他；或是他改变主意了。因为谍报制度还有另外一条铁律，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应该考虑到整个行动中所有会出现的风险。一位好的专案主管会想到在他拨电话时，整个格但斯克的电话系统可能全都瘫痪了；他会考虑到电车站可能正位于一项修路工程的中心位置，因而导致交通不便，或者是那天早上奥斯卡开车时撞上了路灯，或是突然发高烧到华氏一〇四度；也许他听了妻子的话，要在重新与我们接触之前先勒索价值一百万的黄金，或者是她妻子即将早产，所以奥斯卡得在医院陪她。所有技巧的重点便是我反覆地告诫我的学生而让他们不胜厌烦的那些话——就是坚守相信墨菲法则（只要事情有搞砸的可能性，就一定会搞砸），所以要做最坏的打算，其他的什么都别信。
就是做了这样的心理准备，我才花了一个小时不停地分别打电话到那三家咖啡厅。但是我却没等出什么结果。晚上九点十分时，我来到约定的电车站，等待奥斯卡那辆蓝色的特拉班特汽车从街道那头摸黑地开过来。虽然雪已经不下了，但是街上仍然空荡荡的，只能看到电车轨道旁两道车子驶过所形成的黑色轮胎印。街上仅有的几辆车子，如同从前线归来的幸存者，小心翼翼地驶过路面。
这就是古老的但泽，一个如同汉撒同盟中的雄伟港口；这就是现在的格但斯克，波兰的工业贫民窟。而电车站是在格但斯克。在我耐心等待时，左右两侧所见都是灯光昏暗的水泥公寓，看起来死气沉沉。在橘黄色的天空下，这些建筑显得特别低矮。我上下打量着这条街道，却看不到一丝显示人类之爱或欢乐的迹象。街上看不到咖啡厅、电影院，甚至是一盏漂亮的路灯，连两名在对街一幢楼房门口踉跄倒下的醉汉好像都不愿开口。一个高亢的笑声，或是为友谊与喜悦所发出的呐喊，在这座室外监狱的单调气氛中都显得突兀而愚昧。一辆汽车疾驶而过，但不是蓝色的，也不是辆特拉班特汽车。汽车两边的窗户上积满了雪，所以即使是看着它从我面前驶过，我也说不上来里面坐了几个人。汽车停了下来。不过不是停在路边，不是停在人行道上，也没有停在转弯角处或是路边停车位上；因为这些地方都盖满厚厚的积雪。那辆汽车就直接在路中央那两道黑色的车行痕迹上停下，然后引擎熄了，车灯也关了。
情侣，我这么想着。如果的确是这样，那他们也真是一对大胆的恋人，因为这是双向马路，来往的行人或驾驶人可都会看到他们在亲热呢。第二辆汽车出现了，行驶的方向与第一辆汽车相同，而且它也停了下来，不过还是没开到我的电车车站前来。又是对情侣？或者只是一个明智的驾驶，想与那辆停在它前面的车子保持足够的刹车距离？反正结果都一样：我的两侧各有一辆汽车。在我站在那儿等候时，我看到那两名默不作声的醉鬼站在对街房子的门口，而且看上去非常清醒。接着我便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出现，那声音就像是穿着一双卧室拖鞋踩在雪上，十分轻柔，但却离我很近。我知道自己不能有任何突发性的动作，那显然不是明智之举。我根本跑不掉，即使先发制人也无济于事，因为我一开始就在担心不是都没状况，就是所有状况一起出现。如果真的是什么状况都一起出现了，那我也无可奈何。
有一个人站在我的左边，近的可以碰到我。他穿着一件毛大衣，戴着一顶皮帽，拿着一把破伞，伞里说不定就藏着一根铅管。怪事，他和我一样，也在等电车。第二个人则站在我的右边：身上有一股马骚味。即使他像是骑马到这里来的，现在他也是在等电车。然后有个人以一口蹩脚的波兰英语对我说话。那声音既不是来自我的左边，也不是来自我的右边，而是来自我的正后方。也就是我刚才听到那个轻盈脚步声传出的方向。
“先生，我想奥斯卡今晚恐怕来不了啦。他六个月前就死了。”
不过这时他已经让我有了充裕的时间去思考下一步行动。实际上，似乎有一辈子那么长。我不认识什么奥斯卡。奥斯卡是谁？他从哪儿来的？我是荷兰人，只会说一点英语，而且就像我那些住在奈美根的叔伯阿姨一样，带着很重的荷兰口音。我暂时停止思考，以体会他这些话的含意；然后我转过身来——不过是慢吞吞，而且毫不在乎地。
“先生，你把我弄糊涂了，”我以单调平板的语气争辩着，这是我小时候坐在母亲的膝上学来的。“我叫弗兰茨·约斯特，荷兰人，我想我只是在等车，不是在等人。”
这时站在我两侧的人以烂熟的动作按住我的手臂，同时将我打倒在地，然后再一路把我拖上了第二辆汽车。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是认出了那个对我说话的人——身材矮胖，胡子灰白，眼里布满了血丝。他就是我们的杰兹上校，那位保卫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知名英雄。在他大肆逮捕并折磨我方间谍的那阵子，波兰的几家大报在头版上刊登了他那张面无表情的照片。
在潜意识里，我们早已为自己所选择的职业作好随时可能面临牺牲的准备。殡仪馆人员会设想着自己的葬礼，富人会为万一贫困时作打算，囚徒会推敲自己监禁期的长短，好色之徒会盘算自己是否会阳萎。有人告诉我，一名演员最担心的莫过于一边注视着空荡荡的剧场，一边还要空虚无助地努力想起自己的台词；这对他来说，除了是预告他将死亡的幻影之外，还会是什么？相对于公仆而言，当身边维护特权的围墙倒塌，他发现自己的处境并不比身边其他人好时，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也只能像一个说谎的丈夫一样，为自己的散漫及逃避责任提出解释。我的大多数同事，说句实话，都是这种类型的人：他们最怕的就是早上醒来，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真实姓名；在收音机和电视里听到别人谈论他们、揶揄他们、嘲笑他们，更糟糕的是还要遭受公众的质问，而他们原本自认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公众服务。他们早就知道这种公众的监督将是一场比败给敌人或是同行还要来得重大的灾难。那将会是他们的末日。
而对我来说，最糟糕的下场，也就是最大的考验，从我进入那道神秘的门开始，我就已作好了准备，而我现在正面临这种情形：接受考验，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勇气；迎接精神和肉体的试炼，直到最后一口气为止。我知道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制止死亡向自己逼近——在我的内部正进行着一场灵魂与肉体之间的致命搏斗，而施予痛苦的只不过是这场秘密的内心交战中那些受雇的佣兵。
因此当剧烈的痛苦首次失控地爆发出来时，我的反应便只是承认事实罢了。我想着，嗨，你终于来了，我姓约斯特，那你呢？
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不拘形式的。他没有让我坐在桌边，然后套用银幕上审问的陈腔滥调说道，“不招供，你就得挨揍。这是你的自白书，在上面签上你的名字。”他也没有叫手下把我关在牢房里冷冷清清地过上几天，再让我自己决定最好还是在自白书上签字。他们只把我从车上拉出来，拖进可能是一幢私人住宅的大门，然后来到院子里。这里只有我们几个人，所以他们三人抬起了我的脚，就这样把我拖过厚厚的积雪。他们轮流对我拳打脚踢，一开始先对我的脸、下裆和腹部饱以老拳，然后又回过头来用手肘和膝盖攻击我的脸部。然后，当我痛得直不起身时，他们又把我当成是一头吓呆的猪似地踢我，使我滚过溜滑的圆石通道，好像他们已等不及进屋收拾我。
然而，进了屋之后，他们却变得按部就班。彷佛这间雅致的旧屋，也使他们产生了一种秩序感。他们用了一种比较文明的方式修理我——每个人轮流揍我，另外两个则负责抓住我，这种轮流方式可真是民主，不过在第五次或第六次轮到杰兹上校时，他下手太狠了，结果让我真的昏死过去了一阵子。等我醒来时，屋内只剩下我们两个。他坐在一张折叠桌旁，手肘支在桌上，两只擦破皮的手托着他那颗满脸愁容的脑袋，像是有些宿醉似地。他失望地回想着我在挨揍时，针对他的问题所做的回答，并且抬起头来看看我这副面目全非的模样。然后他痛苦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似乎是在说生命实在对他有欠公平，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才能帮助我明白这层道理。此时我才发觉已经过了一段较我想像中更长的时间，也许有几个小时吧。
此时发生的一切与我经常想像的情景完全吻合。我总是想像着，折磨我的人舒舒服服地坐在桌边，用行家的眼光打量着我，而我自己则四肢摊开地靠在发烫的水管上，两只手臂被铐在状似六角形手风琴的黑色两边，而散热器的边角有如炽热的牙齿般咬着我的背骨。我的嘴和鼻子一直都在流血，有一只耳朵也不住地滴下鲜血，而我的衬衫前襟看起来就像是屠夫的围裙一样血迹斑斑。不过现在血已凝固，我不再流血了，而这也是计算时间的另一种方式。当你被拷在格但斯克的一间宽敞空屋里的一根热水管上，端详着杰兹上校玩偶般的脸时，血要过多久才会凝结呢？
要恨他还真不容易，更何况此时我的背部如火烧般灼痛，更使我难以对他激起恨意。他是我唯一的救星。他一直盯着我看。即使是在低头对着桌子暗自祈祷时；起身点一根辛辣的波兰香烟时；或是来回在屋里走动舒展身体时，不管他在这个房间内的哪个角落，他那忧郁的目光似乎总是在凝视着我。他转过身去背对我，我看见了他那粗糙的秃头，以及有着斑痕的颈背。然而他的眼睛——与我磋商，与我理论，有时甚至像是在哀求我平息他心中痛楚的那双眼睛——仍然一直盯着我。我感到自我中的某一部分真的很想帮他，而这个念头随着我背上的烧痛更加急切炽热。因为那已不再只是灼烫的感觉，而是一种纯粹的痛楚，一种无法摆脱、不可抑制，甚至是永无止尽的痛楚。所以我几乎愿意给他任何东西，只要能使他高兴些——除了奉献我自己，除了奉献我内心得以使自己与他保持距离因而确保性命的那个部分。
“你叫什么？”他问我，仍然是那口波兰英语。
“约斯特。”他得弯下腰来才听得到我说话的声音。“弗兰茨·约斯特。”
“来自慕尼黑。”他提示着。他按着我的肩膀来支撑他的身体，同时将耳朵凑近我的嘴。
“生于奈美根。替法兰克福附近的陶努斯农民工作。”
“你已经忘了你的荷兰口音。”他摇了我一下，让我清醒过来。
“你根本听不出来。你是波兰人。我要见荷兰领事。”
“你是指英国领事吧。”
“是荷兰领事。”然后我想我大概把“荷兰”这个词重复了好几遍，而且还一再重复，直到他把冷水拨到我身上为止。然后他又灌了一点水到我嘴里，让我漱了口把水吐出来。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下颚的左前方断了一颗牙齿。也许是两颗。这很难说。
“你信上帝吗？”他问我。
当他这样俯视我时，他的脸颊如同婴儿一般往前倾，而一张嘴则噘起作接吻状，这使他看起来就像是个茫然失措的小天使。
“现在不信。”我说。
“为什么？”
“找荷兰领事来。你们抓错人了。”
我看得出来他不喜欢听到这句话。他不习惯听人吩咐，或是被人顶撞。他用右手背抹了下嘴唇，这是有时他在打我之前，会摆出的姿态，所以我等着他下手。后来他开始拍着口袋，我想他大概是在找什么工具。
“不，”他大叫，并叹了一口气。“是你错了。我抓对人了。”
他在我身边跪下；我想他已准备要杀我。因为我注意到，每当他显得最不悦的时候，也就是他最凶残的时候。然而此时他竟打开我的手铐，同时并把双手伸进我腋下挟着我——我几乎认为他想帮我——然后他把我拖到一间宽敞的浴室，里面有着一个盛着温水的旧浴缸。
“脱衣服。”他说道。在我脱掉一身褴褛的衣服时，他神情忧郁地在一旁望着。已精疲力竭的我，根本不在乎一旦入水他会怎么对付我：淹死我，煮熟我，冻僵我，或者把我扔到一根电线上。
他拿到了我放在旅馆里的皮箱。当我躺在浴缸里时，他取出几件干净的衣服，随手扔在一把椅子上。
“你明天要搭经由华沙前往法兰克福的飞机，所以一切都是误会。”他说。“我们向你表示歉意。我们会取消你的商务约会，并对外说明你碰上了一个肇事者逃跑的车祸。”
“我需要的不只是道歉。”
洗澡对我没什么好处。我担心如果再躺在里面，自己又会昏死过去，于是我费力地爬起来。杰兹伸手扶我，我抓住他的手臂站了起来，而且还摇晃了几下，差点摔倒。杰兹帮着我走出浴缸，然后递给我一条毛巾。我擦干了身体，穿上他替我取出的干净衣物，此时他一直愁眉不展地望着我。
他带我走出屋子，穿过中庭。他的一只手拿着我的皮箱，另一只手扶着我。洗完澡后，疼痛虽然减轻，但已使我虚弱不堪。我环视四周找他的手下，但却什么人也没看见。
“寒冷的空气对你有好处。”他以专家般的自信口吻告诉我。
他带我上了一辆事先停在那里的汽车，这辆汽车与那两辆逮捕我的汽车不一样，后座还摆着一个玩具方向盘。我们沿着空旷的街道驶去。途中我昏睡了几次。最后我们来到两扇由民兵守着的白铁门前。
“别看他们。”他对我下令，并向他们出示证件。这时我再度昏了过去。
我们走出车子，站在长满青草的悬崖峭壁上。一阵向岸风吹来，把我们的脸都冻僵了。我觉得自己的脸肿得有两个足球那么大，嘴巴则歪向左颊，一只眼睛闭着。天上没有月亮，一片迷雾后的大海波涛汹涌。唯一的光线是来自我们身后城市的灯火。偶尔磷光从我们身旁一闪而过；有时一阵白色的泡沫溅起，然后涌向黑暗之中。在我站在他身旁时，心想我就要死在这儿了。他先打了我一顿，然后又让我洗了个热水澡，现在他则准备开枪打死我并把我推下悬崖。但是此刻他双手垂着，手里并没有手枪；他的眼睛——据我所见——是在凝视不见星光的漆黑之处，而不是凝视着我；所以也许是另外一个人要下手，某个已经等在暗处的人。如果那时我还有力气的话，我很可能会先杀死杰兹。但是我已精疲力尽，而且也不觉得有此必要。我想起了梅贝尔，不过并没有什么得失之感。我只担心她要如何靠着微薄的抚恤金生活。斯泰芬妮小姐不在家，我想了起来……那么或许接电话的就是斯泰芬妮小姐，斯迈利是这么说的……我当时正在想，我还有好多的祷告没有获得回应，也还有好多祷告没有提出。我觉得非常困倦。
杰兹最后终于开口说话，而且声音不再像以前那么沮丧了。“我把你带到这里来，是因为这里没有窃听器监听我们的谈话。我希望为你的国家从事间谍工作。我需要一位优秀的职业间谍作中间人，而我已决定选择你。”
我再次失去了时空的观念，不过或许他也一样吧。他背对着大海，一只手抓住皮帽，以免被风吹走；他悲哀地注视着内陆的灯光，对着那些无须怒目以视的东西生闷气；有时他甚至用他的大拳头抹去脸上因风沙刺痛双眼而流出的泪水。
“为什么会有人要替荷兰做间谍呢？”我问他。
“那好，现在我提出为荷兰从事间谍工作的建议，”他咬文嚼字一番，有气无力地说道。“因此我需要一位优秀的‘专业’荷兰人，一个可以守口如瓶的人。我知道你们过去雇用了什么样的笨蛋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会有所选择是不难理解的。不过，你已经通过了考验，恭喜你，我选中你了。”
我想最好还是三缄其口。也许是我不相信他吧。
“在你皮箱的夹层里会有一叠波兰的秘密文件。”他以低沉的语调说道，“当然，在格但斯克机场，海关不会找你麻烦。我已经下令他们不要检查你的行李。他们只知道，你现在是我的间谍。到了法兰克福，你就算是回到了自己的地盘了。我将只为你工作。我们下一次会面将是五月五日在柏林，我会出席五一劳动节纪念工人阶级取得光荣胜利的庆祝活动。”
他试着点燃一根烟，但是风连续吹熄了好几根火柴。所以他摘下了帽子，随即在帽子里面点着了烟。他的那张肥脸朝下就像是低头喝着溪水一样。
“你们的人一定想知道我的动机。”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说道。“告诉他们……”他突然停了下来，缩起脖子，低头看着我，就像是在恳请我告诉他如何和白痴们打交道。“告诉他们，我已厌倦了。告诉他们，我讨厌这种工作。告诉他们，共产党是一群坏蛋。反正他们已经知道了，不过还是告诉他们。我是个天主教徒。犹太人。我是鞑靼人。他们想知道什么你就告诉他们什么。”
“也许他们想知道你为什么选择投靠荷兰人，”我说，“而不是美国人、法国人或其他国家。”
他在黑暗中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想着这个问题。“你们荷兰人有一些好间谍，”他若有所思地说。“我刚好非常了解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他们干得很不错，直到出现了那个混蛋海登。”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告诉他们，我的父亲是参加过不列颠之战的飞行员，”他这样告诉我。“在肯特郡上空被击落。这样会让他们高兴的。你知道肯特郡吗？”
“为什么一个荷兰人应该知道肯特郡呢？”我说。
如果我心软，我可能会告诉他，在我和梅贝尔所谓的“友善”分居期间，我们在顿布立治威尔买了一栋房子，但是我并没有这么说。这样也好，因为总部在查证杰兹所说的一切时，并未发现有任何资料记载着杰兹的父亲曾“驾驭”过比风筝更大的东西。而在几年后当我把这件事告诉杰兹时——那时他对背信忘义的英国人所表现的忠诚早已获得证实——他只是放声大笑，说他的父亲是个老糊涂，只喜欢伏特加酒和马铃薯。
那这究竟是为什么？
在五年的时间内，杰兹是我的秘密情报来源，但是他对动机本身的藐视——特别是他自己的动机——从来就未曾减少过。他说，我们这些笨蛋一开始总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再去找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正当理由。他告诉我，对他来说，所有人都是笨蛋，而我们这些间谍正是最无可救药的笨蛋。
起初我怀疑他是为了报复才投靠我们，也许是他的上司轻视他，于是他就愤而出走。他痛恨他们，特别是他自己。
接着我又以为他为我们做间谍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而他的愤世嫉俗只是想掩饰他在中年所产生的一些对更美好事物的渴望。然而当我企图诱骗他摘下面具时——杰兹，你的家庭。你的母亲，杰兹。你当了爷爷，一定感到很自豪把——我却发现他愤世嫉俗的态度更是变本加厉。他反驳说自己对他们都没有什么感情。正是由于他如此无情的态度，使我认为他真的就如他自己所坚称的那样，痛恨全人类，而他的凶残，或许还有他的变节，也都只是这种仇恨的表现。
至于西方，那里也由同样的笨蛋掌握着，这些人甚至掌握了全世界，所以这有什么差别呢？当我告诉他事情并不只是这样时，他变得如同其他狂热分子般，咄咄逼人地为自己的虚无主义信念辩护。于是我只好克制自己，免得真的惹他发火了。
所以到底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拿自己的性命，自己的生活，以及他所厌恶的家庭作赌注，铤而走险地去为一个他所鄙视的世界效力呢？
宗教的力量呢？我也这么问过。然而他就如同我现在所想的，大为气恼。他反驳说耶稣基督是个患有忧郁症的疯子。耶稣基督要当众自杀，所以他就不断地激怒当道者，直到他们成全了他。“那些推崇上帝的人都是一个样儿。”他带着鄙视的口吻说道。“我折磨过他们。我知道。”
像多数愤世嫉俗的人一样，他也是个清教徒，而这种矛盾在许多方面经常反覆出现。当我们按照惯例付钱给他，并替他在瑞士银行开了个帐户，他就和平常一样，勃然大怒地来告诉我们，他不是那些“低俗的告密者”。我找了一个适当的时机——根据总部的指示——向他保证，如果任何事情出了差错，我们会不遗余力地把他救出来，并给他一个新的身分让他留在西方，然而他却表现出彻底的鄙视：“我是一个波兰的小人，但是我宁愿面对由自己的同胞组成的行刑队，也不愿叛逃到一个资本主义的肮脏地方苟且偷生。”
至于生活中的其他享乐，我们可以完全供给他的所需。他说，他的妻子是个泼妇，使得他在办公室里累了一天后回家，感到索然无味。而他的情妇则是个年轻的傻瓜，只要跟她在一起一个小时，他宁可去打一局撞球，也不愿再和她多说一句话。
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在我依照情报局的标准动机查核表一一检视之后，我继续这样问自己。
在此同时，杰兹则继续提供情报。他就像海登曾对我们做的那样，把他那个情报部门的资料全都交了出来。当莫斯科中心下令给他时，我们会在他向下传达命令之前，先行得知其中的内容。他尽其所能把资料全拍了下来，我只好请他不要冒这种险。他如此不在乎生死，所以有时真使我感到纳闷，他是否正像他自己彻底否定的耶稣基督一样，在寻求被当众处死。只不过他在掩护工作上的表现卓有成效。才使他免遭怀疑。因为那是让他保持平衡工作的黑暗面：上帝保佑那位被请去主动向杰兹告白的西方间谍，不管是否真有其人或只是凭空捏造。
在我手下工作的那五年内，只有一次，他似乎是有意地透露了我正在寻找的线索。那次他已疲累不堪。当时他正出席一项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华沙公约国家情报部门首长会议，而在此同时，波兰国内也有人指控他的情报部门粗暴而腐败，使得他必须为此极力辩解。我们在西柏林的一栋我们用来招待优秀的情报人员的公寓里见了面。他真的已经是一个精疲力竭的拷问者。他坐在我的床上，抽着烟，回答我针对他上次送来的一大堆资料所提出的后续问题。他的眼里布满血丝。当我们结束询问时，他要了一杯威士忌，喝完之后又要了一杯。
“没有危险就没有生命，”他说道，顺手又往床单上扔了三卷底片。“生命就是要冒险。”他拿出棕色的脏手帕，小心地擦拭他那张疲倦的面孔。“如果不要危险的话，你最好待在家里照顾婴儿。”
我倒是宁愿认为他不是在谈论危险。我推断他是在谈论一种感觉，那种不再感到自己已经停止存在的恐惧——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如此热衷地把感觉灌输到别人身上的原因吧。就在那一刻，我想自己开始有点明白为什么他会抛却了以往的原则与顾忌，和我一起坐在屋里，他是要在自己的生命行将枯萎之际，努力地保持自己的活力。
同一天晚上，我和斯泰芬妮在一家美国餐馆吃饭。那里离我和杰兹会面的那栋公寓只有十分钟路程。我从她一个住在慕尼黑的妹妹那里打听到了她的电话号码。斯泰芬妮依然身材修长，美丽动人，和我记忆中没有两样，而且她竭力地要我相信她过得很幸福。她郑重地告诉我，奈德，噢，生命是完美的，她和那位极富盛名的学者住在一起，那人年纪不小——不过你看，我们也不再年轻了——然而他十分令人崇拜，同时又聪明博学。她告诉我他的名字。对我来说，这个名字毫无意义。她说她已经怀了他的孩子。可是我看不出来。
“奈德，那你呢，你过得怎样？”她问道，好像我们是相互报告着各自彪炳战功的将军。
我报以极富自信的微笑。那是在我数年前见过她以后，曾经为我赢得手下那些间谍以及同事百般信任的微笑。
“噢，我想一切都还挺顺利的吧，谢谢。”我带着英国式的轻描淡写口吻说道。“话又说回来，你不能期望一个人完全符合你的需要，对吧？我得说，这是一种很好的伙伴关系。和平相处。”
“你还在做那份工作吗？”她说。“班的工作？”
“是的。”
这是我们俩第一次提到班。她说，他现在住在爱尔兰。他有一个表哥在科克郡买了一幢破败不堪的房屋，当他表哥不在时，班就替他看家，帮他喂鱼、照顾农场等等。
我问她是否见过他。
“没有。”她说。“他不想见我。”
我想开车送她回去，但是她宁可搭计程车。结果我们站在街上等了好长一段时间车子才来。我替她关上车门时，她的头往前倾斜，像是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似地。我向她挥手告别，直到她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但是她却没有向我挥手。
九点的新闻正播报着团结工联在格但斯克举行户外集会的实况，一位波兰的枢机主教正在规劝众人保持理智。梅贝尔觉得没什么意思，于是把《每日电讯报》放在腿上，继续做她的填字游戏。刚开始时，群众听不清楚枢机主教的讲话，而后以信仰虔诚闻名的波兰人才肃静下来。枢机主教讲完话后，便在他的教徒之间走动，赐予祝福并接受敬意。一位又一位的名人被引领到他面前，而这时我看到了杰兹正在远处徘徊，就像是个被排拒在宴会之外的脏孩子。自从退休以后，他瘦了许多。我猜想大概是社会的变迁让他无法适应。他披在身上的那件夹克显得极不合身，而那双曾经令人生畏的拳头则缩在衣袖里，几乎令人看不出来。
突然间，枢机主教就像我一样地看见了他。
枢机主教愣在那里，似乎是在怀疑自己的感觉。过了一会儿，他稍微稳住自己的情绪后，他便十分自然地夹紧了手肘，并且挺起肩膀注视着杰兹。然后他又缓缓地举起手来，向他的附众之一下达了命令，然而那名年轻的神父似乎不太情愿。枢机主教又命令了一遍，于是那名神父才替杰兹清出一条路来。秘密警察和枢机主教此时四目相对。杰兹直往后退，彷佛有着理解上的痛苦。枢机主教倾身向前，并对着杰兹附耳说话。最后杰兹笨拙地跪了下来，接受枢机主教的祝福。
每当我重放这个镜头时，我都会看到杰兹痛苦万分地闭上眼睛，但是他在忏悔什么呢？是他的残暴？是他对一个虚幻目标所抱持的忠诚？或者是他对它的背叛？或者紧闭双眼只是一个加害者接受被害者宽恕时的直觉反应？
我去钓鱼。我沉浸在幻想之中。可能的话，我对英国风光的热爱正与日俱增。我想起了斯泰芬妮和蓓拉，以及我曾拥有过的其他女人。我为那条肮脏的河流去向我们的国会议员进行游说。他是一位保守党议员，但是他真的知道自己在保守些什么吗？我还参加了一个更有意义的环保人士组织，处处找人在请愿书上签名。然而这份请愿书却无人问津。我不打高尔夫球，我永远也不会去打那玩意儿。不过如果梅贝尔星期三下午要一个人去打高尔夫球，我就会陪她去走走。我会为她打气。我们的小狗也自得其乐。退休生活并不是用来漫无目的地游荡直到迷路，或是苦思如何重新创造人类这种没有答案的事。
微信扫码关注
随时手机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