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史迈利的人马》是三部曲的第三本也是最后一本小说，描述英国情报组织（我称之为圆场）的乔治·史迈利与苏联格别乌（我称之为莫斯科中心）化名卡拉的对手，也是他的另一个自我，之间的斗智故事。三部曲的第一本小说是《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第二本是《荣誉学生》。我最初的雄心不仅是要写三本，而且打算写一整套——十本或十五本——史诗般的传奇，描写我笔下这两位旗鼓相当的主角，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交手经历，通过彼此的间谍活动，共同构筑一部冷战的“人性喜剧”。
间谍行动尽管有不同的形式，但都是冷战时期的主战场，而间谍们就是这场战争的地面部队。像朝鲜战争与越战这样的热战，会开始也会结束，但间谍行动却历久不衰。两大经济体系对彼此的认同、意图、实力和弱点无时无刻不挂在心上，导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相互戒备的态势，产生无边无际的偏执狂行为。双方都准备好要付出一切代价，承担一切风险，编造一切谎言，让自己的情报工作比对方更胜一筹。而双方似乎也都没察觉这个情势荒唐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所以，也难怪玩家最后终于看见彼此手中的牌时，会惊觉自己竟严重高估了对方的战略能力。就此而言，情报工作不免陷入虚构的形式，因为间谍并不必陈报敌方的实情，只须替敌人绘上令人胆战心惊的外衣，让警钟不断敲响，直到永远。
在这场荒诞战争的核心，另有一场敌对集团情报组织之间的战争——这是所有的间谍游戏里最无稽、最没有生产力，也最无法自拔的一环，因为这对供养他们的真实世界既无任何启发，也无任何助益，更把基本上非常单纯的侦察工作变成无休无止的镜子迷宫，只有专业人士才能一窥腹地，没有人能知晓究竟。如是之故，我希望通过作品传达我的淳淳善言，竭尽所能加以戏剧化，即使是煽动性的主张也不例外——例如，冷战所带来的道德沦丧，在西方世界与共产世界都无二致，以及冷战对谎言的赞颂崇拜如何渗透到西方公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致使国家内部的所有政府机构，自最基层的行政教区上溯，几乎都无可避免地召唤国家安全的恶灵来掩饰其偏见、无能与腐败。而史迈利就是我的斗士，我的代言人，我的游侠骑士。我的读者不会听我说，却会听他细诉。因为他是个比我更好的人，而且是一个宏伟故事里的主角。如果有一天，史迈利被某些秘密结社的美式猎巫组织送上他的同侨所组成的私刑法庭——这在当时确曾发生——以他潜藏悲悯之心不适任情报工作为由加以定罪，我的读者势必会群起捍卫，把这些控罪者清干扫净。我在脑海里构思了许多这样的素材，写在笔记本里的更多。
那么，是什么因素让我没实现这个伟大的计划？
部分原因出在史迈利。随着年岁增长，我愈想描写年轻的热情与变迁的社会。过去一段时间，史迈利曾是我的代理父亲，是听我告解的神父。但身为我的游侠骑士，他用太过苍老的眼光看这世界。看见沧桑变化，他感到痛苦。他洞明世事的眼光与英勇的过往曾经为我提供声音与伪装，但我却开始发现这些宝贵的资产同时也是负债。史迈利依旧是我的英雄，但他已力不从心。对我而言，他太过坚忍。他的激进止于思想，而非行动。于是，无论如何怀忧丧志，他总会屈服，完成工作，即使必须把他的良知关在门外。而艾力克·坚尼斯(AlecGuinness)无与伦比的精湛演出更增添了我的问题。《锅匠，裁缝，士兵，间谍》首度在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播出时，当时惟一的独立频道刚好举行罢工，整整六个星期，全英国的观众只能在BBC1与BBC2间选择。结果，我们每一集的收视观众高达一千一百万人，整部影集变成一种公众议题，广播里无休无止地讨论某人对于计谋了解得如何之深或如何之少，史迈利顿时成为戴近视眼镜的国民英雄，解开我们所有人一筹莫展的字谜。
问题还不止于此。乔治·史迈利，不论我喜欢与否，自此而后就成为艾力克·坚尼斯——声音、格调、所有的一切。我很喜欢。我非常非常喜欢。作家的运气再好，要找到一位演员把他笔下的角色诠释到十全十美的境界，也是一生难求的。而艾力克做到了。他演出的史迈利与西瑞尔·库赛克(Cyril Cusack)在《柏林谍影》中扮演的老总一样精彩，甚至更出色。另一方面，对于史迈利成为公众人物的这个事实，我却也有点难以释怀。那是十分奇特的情绪，而且不尽舒坦，当我想把艾力克演完的这个角色收回来时，却发现自己拿到的是二手货。我甚至有被背叛的感觉。
我之所以没能完成这个大计划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写作方法产生了自己至今仍难以言明的彻底改变。《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创作过程是静态的，我坐在科尼什写下书稿。尽管书中的场景遍及香港、德里和布拉格，但我却没有为了写小说而去造访这些地方。我运用记忆和想像力，侥幸过关。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开始写《荣誉学生》时，便开始长途跛涉。我以香港为据点，马不停蹄走访泰国东北部、老挝、柬埔寨、越南和台湾地区，并在旅途中写作。在这一趟旅程中，我第一次尝到热战的滋味，虽然浅尝辄止，但在亲眼目睹我想看的场景之后，我开始觉得史迈利和卡拉是不必要的累赘。《荣誉学生》颇受好评，但我仍然相信如果没有他俩的存在，这会是一本更好的小说。
基于这种种原因，《史迈利的人马》就成为老间谍的挽歌，对我而言，这也是极其自然的结果。史迈利在《秘密朝圣者》里再次现身，但只是回忆的角色。为了壮大欢送的阵容，我集合了所有的“涉嫌者”：彼得·吉勒姆、托比·伊斯特哈斯、康妮·沙赫斯，当然还有那只化名卡拉的老狐狸。最后一幕在分裂的柏林登场。我还能选择什么地方呢？在《柏林谍影》里，史迈利就是在柏林围墙听见呼喊利玛斯别回到女友丽兹身边的叫声。在最后一场行动，史迈利会回到此地，心底暗自祈求卡拉别离开东边。史迈利赢了，卡拉输了。但他们两人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面对面，他们是两个在孤绝之境的孤绝之人。卡拉牺牲了他的政治信仰，史迈利牺牲的则是他的人道精神。
我一直记得一位柏林喜剧演员在柏林墙出乎所有人预期终于倒下时所说的话：“正确的一方输了，而错误的一方赢了。”我想，他的意思是，在柏林墙倒下之后，我们仍然必须面对如何处理我们自己的贪婪，以及对自己以外世界的人类苦难漠不关心的问题。我敢说，如果乔治·史迈利仍与我们同在的话，他一定也还在苦苦思索。
约翰·勒卡雷
科尼什，二○○○年十月
间谍行动尽管有不同的形式，但都是冷战时期的主战场，而间谍们就是这场战争的地面部队。像朝鲜战争与越战这样的热战，会开始也会结束，但间谍行动却历久不衰。两大经济体系对彼此的认同、意图、实力和弱点无时无刻不挂在心上，导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相互戒备的态势，产生无边无际的偏执狂行为。双方都准备好要付出一切代价，承担一切风险，编造一切谎言，让自己的情报工作比对方更胜一筹。而双方似乎也都没察觉这个情势荒唐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所以，也难怪玩家最后终于看见彼此手中的牌时，会惊觉自己竟严重高估了对方的战略能力。就此而言，情报工作不免陷入虚构的形式，因为间谍并不必陈报敌方的实情，只须替敌人绘上令人胆战心惊的外衣，让警钟不断敲响，直到永远。
在这场荒诞战争的核心，另有一场敌对集团情报组织之间的战争——这是所有的间谍游戏里最无稽、最没有生产力，也最无法自拔的一环，因为这对供养他们的真实世界既无任何启发，也无任何助益，更把基本上非常单纯的侦察工作变成无休无止的镜子迷宫，只有专业人士才能一窥腹地，没有人能知晓究竟。如是之故，我希望通过作品传达我的淳淳善言，竭尽所能加以戏剧化，即使是煽动性的主张也不例外——例如，冷战所带来的道德沦丧，在西方世界与共产世界都无二致，以及冷战对谎言的赞颂崇拜如何渗透到西方公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致使国家内部的所有政府机构，自最基层的行政教区上溯，几乎都无可避免地召唤国家安全的恶灵来掩饰其偏见、无能与腐败。而史迈利就是我的斗士，我的代言人，我的游侠骑士。我的读者不会听我说，却会听他细诉。因为他是个比我更好的人，而且是一个宏伟故事里的主角。如果有一天，史迈利被某些秘密结社的美式猎巫组织送上他的同侨所组成的私刑法庭——这在当时确曾发生——以他潜藏悲悯之心不适任情报工作为由加以定罪，我的读者势必会群起捍卫，把这些控罪者清干扫净。我在脑海里构思了许多这样的素材，写在笔记本里的更多。
那么，是什么因素让我没实现这个伟大的计划？
部分原因出在史迈利。随着年岁增长，我愈想描写年轻的热情与变迁的社会。过去一段时间，史迈利曾是我的代理父亲，是听我告解的神父。但身为我的游侠骑士，他用太过苍老的眼光看这世界。看见沧桑变化，他感到痛苦。他洞明世事的眼光与英勇的过往曾经为我提供声音与伪装，但我却开始发现这些宝贵的资产同时也是负债。史迈利依旧是我的英雄，但他已力不从心。对我而言，他太过坚忍。他的激进止于思想，而非行动。于是，无论如何怀忧丧志，他总会屈服，完成工作，即使必须把他的良知关在门外。而艾力克·坚尼斯(AlecGuinness)无与伦比的精湛演出更增添了我的问题。《锅匠，裁缝，士兵，间谍》首度在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播出时，当时惟一的独立频道刚好举行罢工，整整六个星期，全英国的观众只能在BBC1与BBC2间选择。结果，我们每一集的收视观众高达一千一百万人，整部影集变成一种公众议题，广播里无休无止地讨论某人对于计谋了解得如何之深或如何之少，史迈利顿时成为戴近视眼镜的国民英雄，解开我们所有人一筹莫展的字谜。
问题还不止于此。乔治·史迈利，不论我喜欢与否，自此而后就成为艾力克·坚尼斯——声音、格调、所有的一切。我很喜欢。我非常非常喜欢。作家的运气再好，要找到一位演员把他笔下的角色诠释到十全十美的境界，也是一生难求的。而艾力克做到了。他演出的史迈利与西瑞尔·库赛克(Cyril Cusack)在《柏林谍影》中扮演的老总一样精彩，甚至更出色。另一方面，对于史迈利成为公众人物的这个事实，我却也有点难以释怀。那是十分奇特的情绪，而且不尽舒坦，当我想把艾力克演完的这个角色收回来时，却发现自己拿到的是二手货。我甚至有被背叛的感觉。
我之所以没能完成这个大计划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写作方法产生了自己至今仍难以言明的彻底改变。《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创作过程是静态的，我坐在科尼什写下书稿。尽管书中的场景遍及香港、德里和布拉格，但我却没有为了写小说而去造访这些地方。我运用记忆和想像力，侥幸过关。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开始写《荣誉学生》时，便开始长途跛涉。我以香港为据点，马不停蹄走访泰国东北部、老挝、柬埔寨、越南和台湾地区，并在旅途中写作。在这一趟旅程中，我第一次尝到热战的滋味，虽然浅尝辄止，但在亲眼目睹我想看的场景之后，我开始觉得史迈利和卡拉是不必要的累赘。《荣誉学生》颇受好评，但我仍然相信如果没有他俩的存在，这会是一本更好的小说。
基于这种种原因，《史迈利的人马》就成为老间谍的挽歌，对我而言，这也是极其自然的结果。史迈利在《秘密朝圣者》里再次现身，但只是回忆的角色。为了壮大欢送的阵容，我集合了所有的“涉嫌者”：彼得·吉勒姆、托比·伊斯特哈斯、康妮·沙赫斯，当然还有那只化名卡拉的老狐狸。最后一幕在分裂的柏林登场。我还能选择什么地方呢？在《柏林谍影》里，史迈利就是在柏林围墙听见呼喊利玛斯别回到女友丽兹身边的叫声。在最后一场行动，史迈利会回到此地，心底暗自祈求卡拉别离开东边。史迈利赢了，卡拉输了。但他们两人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面对面，他们是两个在孤绝之境的孤绝之人。卡拉牺牲了他的政治信仰，史迈利牺牲的则是他的人道精神。
我一直记得一位柏林喜剧演员在柏林墙出乎所有人预期终于倒下时所说的话：“正确的一方输了，而错误的一方赢了。”我想，他的意思是，在柏林墙倒下之后，我们仍然必须面对如何处理我们自己的贪婪，以及对自己以外世界的人类苦难漠不关心的问题。我敢说，如果乔治·史迈利仍与我们同在的话，他一定也还在苦苦思索。
约翰·勒卡雷
科尼什，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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