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巴汀顿车站附近的维多利亚式宅院，外表都粉刷得像豪华邮轮般雪亮，而内部却都像坟墓般阴暗。在这个星期六的早晨，西河苑也像其他宅院一样闪闪发亮，但通向瓦拉狄米尔住处的公共信道，一端被整堆烂床垫挡住，另一端则是一根破碎的船杆，像个边境的邮筒。
　　“谢谢你，载我到这里。”史迈利很有礼貌地说，付了出租车费，在床垫前下车。
　　他直接从汉普斯特德过来，膝盖都伸不直了。那个希腊司机整路都在谈塞浦路斯，出于礼貌，他必须在跳动的座位上屈身向前，才能在嘈杂的发动机声中，听见司机所说的话。瓦拉狄米尔，我们应该对你更好一些，他想，也注意到从阳台流下的污水，把人行道弄得脏污不堪。圆场对顶尖的人应该表现出更高的敬意。
　　这是有关睡魔的事，他想。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
　　他缓缓地走着，知道早晨是一天之中较宜外出，却不适合进入建筑之中的时间。巴士站排了一小队人。一个送牛奶的人正沿路送货，还有一个报童也是。一群栖陆的海鸥，在满溢出来的垃圾箱上优雅地觅食。如果海鸥都飞到了城市里来，他想，那么鸽子会飞到海上吗？穿过公共信道时，他看见一个摩托车骑士，骑着一辆附有挎斗的黑色公务车，在距路边石约一百码处停下他的坐骑。那人的一些神态让他想起送钥匙到安全公寓的信差——相同的专注稳定，即使隔了这么远的距离，充满敬意的亲切态度，几乎就是军人的那种模样。
　　树叶落尽的洋栗树为柱状的门廊投下阴影，一只伤痕犹在的猫留神盯着他。门铃是三十年代的代表作，但史迈利没按，他只一推，那扇双扉门就毫不设防地开了。映入眼帘的是同样萧条的回廊，漆上鲜亮的颜色，以掩盖墙上的涂鸦；同样铺着油毡布的楼梯，像医院推车般嘎嘎作响。他记得这一切。什么也没改变，一切都不会改变。没有灯光开关，随着他越爬越高，楼梯愈加昏暗。为何谋杀瓦拉狄米尔的人没偷走钥匙？他很纳闷，每走一步，就觉得钥匙好像轻刺了他的臀部一下。也许他们不需要钥匙。也许他们已有了整套的钥匙。他走上一个楼梯平台，身体挤过一辆豪华的婴儿车。他听见狗的嚎叫，德文的早间新闻，共享厕所的冲水声。他听见一个孩子对着母亲尖叫，然后是一个巴掌声与父亲对孩子的吼叫声。告诉麦斯，是有关睡魔的事。这儿有着咖喱、便宜油炸食物和消毒水的气味。这气味表示有太多口袋不丰的人挤在一起呼吸着太过稀薄的空气。他也记得这个。什么也没改变。
　　如果我们对他好一些，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史迈利想。被忽视的人太容易被杀了，与欧斯特拉柯娃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还记得他们带他到这里来的那一天，主教史迈利，邮差托比·伊斯特哈斯。他们开车到希思罗（伦敦的国际机场）去接他：托比这个协调人，满身江湖色彩，他就是这样说自己的。尽管托比车开得像风一样快，但他们还是几乎迟到。飞机已抵达。他们赶到闸门，他已在那儿：满头银发，威仪堂堂，一动也不动地矗立在入境区的临时信道上，无视其他凡夫俗子从身边呼啸而过。他记得他们郑重其事地拥抱——“麦斯，我的老朋友，真的是你吗？”“是我，瓦拉狄米尔，他们又把我们凑在一起了。”他记得托比带着他们穿过移民局宽阔的后信道，因为愤怒的法国警方在丢出这位老兄之前，没收了他的证件。他还记得他们在史考特店里吃饭的情景，他们三个一起，这位老兄意气风发，不仅喝了很多酒，也高谈阔论他们都知道他不会有的未来。“这次又是莫斯科，麦斯。或许我们对睡魔也还有机会呢。”第二天，他们去找公寓。“只是让你看看一些可能性，将军。”托比·伊斯特哈斯解释说。那时正值圣诞节，年度的再安置预算已用罄。史迈利向圆场的财务处求援。他游说拉康和财务处，希望追加预算，但徒劳无功。“一剂现实的药，可以让他脚踏实地。”拉康宣称，“运用你对他的影响力，乔治。这是你的任务。”第一剂现实之药，是位于肯辛顿的一个妓女窝。第二个是靠近滑铁卢车站，俯瞰铁道分辙场的房子。西河苑是他们看的第三幢房子。当托比领头带他们吱吱嘎嘎走上相同的楼梯时，老头子突然停住脚步，把他白发斑驳的大头往后一靠，夸张地皱起鼻子：
　　噢，如果我饿了，只消往走廊一站，吸一口气，肚子就不饿了！他用口音浓厚的法文说。这样一来，我一整个星期都不必吃东西了！
　　在当时，即使是瓦拉狄米尔都猜想他们会永远抛弃他。
　　史迈利回到现在。他继续往上爬，注意到下一层有乐音流泻出来。一扇门里以最大的音量播放着摇滚乐，另一扇门后则传来西贝流士(Sibelius)的音乐，还有培根的香味。从窗户外望，他看见两个人在洋栗树下闲荡。他进门时，那两个人已不在那里。团队是会这样做的，他想。只要有外人进入，团队就会部署哨站。另一个问题是，这是谁的团队？莫斯科的？督察长的？索尔·恩德比的？在路较远的那一头，那个高个子摩托车骑士抱了一叠画报，坐在车上读着。
　　史迈利身边的一扇门打开来，一位穿着晨袍的老妇人，肩上抱了只猫，走了出来。在她还没开口之前，他已从她的呼吸中嗅到昨夜的酒味。
　　“你是个小偷吗，亲爱的？”
　　“恐怕不是，”史迈利笑着回答，“只是个访客。”
　　“虽然如此，问一问还是好的，对不对啊？亲爱的。”她说。
　　“这倒是真的。”史迈利礼貌地回答。
　　最后一段楼梯既陡又窄，靠着斜面上射进来的微弱天光照明。顶楼有两扇门，都关着，也都很窄。其中一扇门，正面贴有一张打字的通告：“V·米勒先生，翻译”。史迈利还记得当时对瓦拉狄米尔化名的争论，他已成为伦敦人，必须保持低调。“米勒”没有问题。出于某些原因，这位老兄觉得“米勒”很气派。“米勒，很好。”他说，“米勒，我喜欢，麦斯。”但“先生”可就不妙了。他坚持要用“将军”，然后退而求其次地要求用“上校”。但史迈利以主教的身份，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让步。比起伪称的邪恶军队阶级，“先生”所引起的麻烦要小得多，他命令道。
　　他大胆地敲门，他知道轻声敲门比用力敲门更惹人猜疑。他听见回音，此外什么都没有。他没听见足球的声音，没有声音突然冻结的迹象。他从投信孔里叫着“瓦拉狄米尔”，仿佛是个来访的老友。他从那串钥匙中挑出一把来试开门锁，转不动，他又试另一把，转开了。他走进房里，关上门，等待着什么东西从背后袭击他的头，但他宁愿一枪轰上脸，头骨迸裂。他觉得头昏，赫然发现自己屏住呼吸。相同的白色油漆，他注意到，监狱似的空无一物，完全没变。依旧是寂静得出奇，像个电话亭；依旧混杂着各种气味。
　　这是我们站的地方，史迈利记得——我们三个，在那天下午。托比和我自己就像拖船一样，拉着我们之间的老战舰。不动产经纪人的介绍里说这是“阁楼”。
　　“没指望。”总是第一个开口的托比·伊斯特哈斯以带匈牙利腔的法文说，他已转身开门，准备离开。“我觉得糟透了，我的意思是，我应该先来看上一眼的，我真是个白痴。”瓦拉狄米尔没有动静，托比说：“将军，请接受我的道歉。这真的是太无礼了。”
　　史迈利也加上自己的担保。我们可以为你做得更好，瓦拉狄，好得多，只要我们坚待到底。
　　但老人的眼睛望向窗外，就像史迈利现在一样，望向栏杆外林立的烟囱顶管，与层层叠叠的瓦砌山形屋顶。突然，他用戴了手套的手掌拍着史迈利的肩膀：“你最好把钱省下来对付莫斯科那些猪猡，麦斯。”他建议说。
　　泪水淌下双颊，但脸上的微笑依然坚定，瓦拉狄米尔继续凝望着莫斯科的烟囱，怀抱着有朝一日再度生活在苏联天空下的褪色梦想。
　　“到此为止。”最后他以法文下令道，仿佛下达坚守最后防线的命令。
　　一张狭小的睡椅靠墙摆放，一只烹调铃放在窗沿上。从油灰的气味，史迈利猜想老人努力靠自己维持房间的洁白，用油漆去除房间的湿气填补裂缝。在他用来打字与吃饭的桌上，放了一部老旧的雷明顿打字机与两本破旧的字典。他的翻译工作，他想，一些微薄的额外收入，贴补他的养老金。他手肘往后扶背，仿佛脊椎有毛病似的，史迈利尽力克制自己激荡的心绪，代之以惯常面对死去情报员的固定仪式。一本爱沙尼亚《圣经》放在床边的松木置物柜上。他仔细地查看置物柜内部，然后整个翻倒过来，搜寻纸张或照片的踪迹。从拉出的橱柜抽屉里，他找到一瓶提振性功能的回春药丸，和三个嵌在铬条上的红军英勇奖章。要掩饰的何其多，史迈利想，不禁怀疑，瓦拉狄米尔和他那许多情妇们到底如何能挤在这么小的一张床上。一张马丁·路德的画像挂在床头。旁边是一张彩色照片，名为“古老塔林的红屋顶”，瓦拉狄米尔一定是从什么东西上撕下来，贴在硬纸板上。第二张照片是“卡萨利海岸”，第三张是“风车与倾圮的城堡”。他仔细地查看每一张照片的背后。床边的灯吸引了他的目光。他试试开关，发现不亮之后，他拔下插头，旋下灯泡，搜寻木头底座，但一无所获。只是个坏掉的灯泡，他想。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悲鸣，让他急忙后退，背抵墙边，但一镇定下来，他就发现，那不过是陆生海鸥的叫声——那一整群定居在烟囱管周遭的移民。他的目光再次越过栏杆，望向街道。那两个闲荡的人已经离开。他们正走上来，他想，我先发制人的优势已经结束了。他们一定不是警察，他们是刺客。那辆有着黑色挎斗的摩托车，就那样停在那，无人看管。他关上窗户，心想，不知有没有专为死去情报员所设的英灵殿，让他可以和瓦拉狄米尔相聚，弥补一切；他告诉自己，他已活过漫长的一生，这正是结束的时刻。但有那么一瞬间，他自己并不相信。
　　桌子的抽屉里有空白的纸张，一个订书机，一支旧铅笔，一些橡皮圈，和最近一季的电话账单，还没付清，总额是七十八英镑，令他非常吃惊，以瓦拉狄米尔简朴的生活状态来说，这笔金额高得超乎常理。他打开订书机，什么也没发现。他把电话账单放进口袋，留待稍后研究，同时继续搜查。他也知道，这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搜查，真正的搜查得要三个人花上好几天工夫，然后才能确定地说他们已找到要找的东西了。如果说他找的是某些特定的东西，那么可能就是通讯簿或日记，或用来做这些用途的东西，就算只是一小张纸也好。他知道，有时候老情报员，即使是最顶尖的也一样，就像老情人；当岁月悄悄袭上身，他们会开始自欺欺人，原因是害怕权力离他们而去。他们假装仍拥有记忆中的一切，私底下却努力抓住青春活力，他们会暗地里写下一些东西，通常是用自创的密码，但对于熟知这套把戏的人来说，只消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就可以破解开来。联络的姓名与地址，下属的情报员。没什么是神圣至善的。都是例行公事，会面的时间与地点、化名、电话号码，甚至是以社会安全号码与生日拼凑成的安全密码也一样。在史迈利的时代，他曾见过整个网络因此而陷入危险，只因为某个情报员不敢再信任自己的脑袋。他不相信瓦拉狄米尔会这样做，但什么事都有第一次。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
　　他正站在老人曾称之为厨房的地方：瓦斯管环在窗台上，一个自制的小食品柜，上面钻了孔，以便空气流通。我们这种自己下厨的男人只能算是半吊子，他想像他卷起袖子，托出炖锅与煎锅，在辣椒与干红椒里忙得团团转。在屋里的其他任何地方——甚至在床上——你都可以让自己与世隔绝，读你自己的书，让自己相信离群索居是最好的事。但在厨房里，却充斥着犹有不足的刺眼迹象。半条黑面包，半条劣质香肠，半个洋葱，半瓶牛奶，半个柠檬，半袋红茶，半个人。
　　他把所有能开的东西都打开来，他用手指探进干红椒里。他发现一片松脱的瓷砖，便剥了下来；他旋下煎锅的木柄。正准备拉开小衣橱时，他停了下来，仿佛再次倾耳聆听，但这一次，吸引他的是他眼中所见之物，而非他耳中所听见的声音。
　　食品柜上有一整条高卢牌凯帕罗（法国烟名）香烟，这是瓦拉狄米尔在没有苏联烟抽时的最爱。香烟倒了出来，他注意到，并读着上面不同的文字。“免税品”。“滤嘴”。标示着“输出品”与“法国制造”。玻璃纸包装。他把烟拿下来。一条里原有十包，但有一包已不见了。在烟灰缸里，有三根相同牌子的烟蒂。在空气里，除了食物与油灰的味道之外，现在他也闻到了法国烟淡淡的香味。
　　而且，口袋里没有半根烟，他回想。
　　史迈利用两手握着蓝色的包装盒，缓缓转动，想了解其中隐含的意义。直觉——或更好一些，是浮出表面的潜在认知——让他立即感觉到，这香烟有些不对劲。不是外观。不是盒里塞进了小型照相机、高爆破力或软头子弹，或其他这类老掉牙的把戏。
　　纯粹只是这条烟出现的地方，在这里而非其他地方，不对劲。这么新，一尘不染，一包不见了，三根烟蒂。
　　而且，他口袋里没半根烟。
　　他加快进行的速度，渴望着离开。这公寓太高了。太空虚，也太满溢。他越来越觉得有些东西无法连贯起来。他们为何不拿走他的钥匙？他拉开小衣柜，里头放着衣服和纸片，但瓦拉狄米尔这两样东西拥有的数量都不多。纸片大多是复印的小册，有俄文、英文，还有一些史迈利认为是波罗的海文字。一个卷宗夹放了集团在巴黎旧总部的来信，和一些写着“记得拉脱维亚”、“记得爱沙尼亚”、“记得立陶宛”字样的海报，想来是作为公开展示之用。一盒学校用的粉笔，黄色的，有几支已经不见了。还有瓦拉狄米尔珍藏的诺福克外套，从挂钩上掉落地板。外套之所以会掉下来，或许，是因为瓦拉狄米尔关上衣柜门时太匆忙了。
　　而瓦拉狄米尔这么好面子？史迈利想。他的外表这么军人作风？却会把他最好的外套丢在衣柜地板上？或者，是另一双不如瓦拉狄米尔细心的手，没将外套吊回挂钩上？
　　拾起外套，史迈利翻找口袋，然后挂回衣柜里。他用力摔上门，看看外套会不会掉下来。
　　会的。
　　他们没拿走钥匙，他们也没搜索公寓，他想。他们搜过瓦拉狄米尔，但依督察长之见，他们并未得逞。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
　　他回到厨房，站在食品柜前，再次仔细地看了放在顶上的蓝色包装盒一眼。接着看着废纸篓。又看了烟灰缸，满怀悼念。接着是垃圾桶，只为了以防万一那包不见了的烟，可能揉成一团丢在里面。但没有，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有些欣慰。
　　该走了。
　　但他没走，没真的离开。接下来的十五分钟，史迈利竖起耳朵防范可能的干扰，到处挖掘探测，挪移复原，继续搜寻着松脱的地板，或架子后面可能会有的壁龛。但这一次，他希望什么都没发现。这一次，他希望确认什么东西都没有。一直到他勉强满意了，才悄悄地走到楼梯平台，锁上背后的门。在一楼的楼梯口，他遇见一个戴着GPO(邮政总局）臂章的临时邮差，从另一条走廊现身。史迈利碰碰他的手肘。
　　“如果有要给六B的信，我可以让你省掉爬楼梯的麻烦。”他客气地说。
　　邮差忙乱翻找，拿出一个棕色信封，盖着巴黎邮戳，日期是五天前，第十五区。史迈利偷偷放进口袋里。二楼的楼梯口，有一道只能从里向外开启的防火门。他拾级而上，心中作好盘算。他一推，门就打开来。他走下一道粗劣的混凝土楼梯，穿过天井，到一个废弃的马厩。他心中仍不断思考着遗漏之处。为何他们没搜索他的公寓？他觉得很纳闷。莫斯科中央，就像其他的庞大官僚体系一样，有一套固定程序。你决定杀一个人。所以你在他房子外面布设圈套，你派出定点岗哨盯住他的日常路线，你派出暗杀团队，你杀了他。这是标准的做法。那么，他们为何没有搜索他的公寓呢？——瓦拉狄米尔，一个光棍，住在一间陌生人来来去去的建筑里——为何在他采取行动时他们并未布设圈套？因为他们知道他会带在身上，史迈利想。至于对尸体的搜查，督察长觉得如此草率的搜身，有没有可能是他们不是受到阻挠，而是已经找到他们想要的？
　　他招了一部出租车，告诉司机：“切尔西的水滨街，请走国王街。”
　　回家，他想。泡个澡，好好想一想。刮胡子。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会带来。
　　突然，他倾身向前，敲着玻璃隔屏，改变了他的目的地。出租车一回转，高个子的摩托车骑士在车后紧急煞车，并下车若无其事地把他那辆大型的黑色挎斗摩托车转进对面的巷子。一个行人，史迈利想，窥伺着他。一个行人，推着载茶的手推车。像个官方的随扈，弓着背，伸展开手肘。摩托车骑士尾随他们穿过卡姆登水门外闸，然后，仍保持固定的距离，缓缓爬上山丘。出租车停下来，史迈利倾身向前付了车费。就在此时，那个庞大的黑影从他们身边若无其事地驶过，一条手臂从手肘举起，行了个夸张的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