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宰割烫手东尼的故事，后来已成为圆场里著名的传奇。烫手东尼是跟踪的人给格里高利耶夫取的奇怪化名。让他落网，其实是很罕见的机遇，是运气、时机与准备功夫完美结合的产物。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最大的问题是找到格里高利耶夫独处的时机，让他能在几个小时之后毫无异样地回到日常生活里。但是，在图恩银行那场演出之后的周末，他们反复深入研究格里高利耶夫的行为模式，却还是找不出适当的时机。在绝望中，托比的两个强悍的手下，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甚至还想出在他上班途中掳人的危险计划，打算在离家与大使馆几百米的人行道上动手。但托比否决了这个计划。一个女孩愿意当诱饵。或许她可以在什么地方绊住他？她牺牲小我的精神赢得喝彩，但并未解决实际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是，格里高利耶夫有双重安全保护。不只是大使馆的安全人员会按惯例查核他，还有他的妻子。跟踪的人很肯定，她对他与小娜塔莎的关系早已起疑。托比的监听小组想办法在街角的电话转接箱动了手脚之后，更证实了他们的疑虑。光是一天早上，格里高利耶娃就至少打了三次电话给丈夫，没有特别的缘故，就只为了确定他人在大使馆里。
“乔治，我就说这个女人是个彻头彻尾的怪物吧！”托比听到这个消息时，怒气冲冲地说，“爱情——我的意思是，那倒也罢了。但占有，只为了满足占有欲，是我绝对无法忍受的。这是我的原则。”
星期四下午有一个空当，也就是格里高利耶夫开他的奔驰去修车厂检修时。如果一个老练的汽车好手，如加拿大比尔，能在星期三晚上给发动机动个手脚——让车子还能动，但也就只是能动而已，那么，当格里高利耶夫在修车厂等技工找出毛病时，他们或许就能动手？这个计划有太多不可预测的变量了。即使所有的一切都没问题，他们又能留住格里高利耶夫多久呢？因为，每个星期四，格里高利耶夫都必须准时回家，好接待每周到访的信差克拉斯基。然而，这是他们惟一的计划，托比说糟得不能再糟，却聊胜于无。接下来，他们按兵不动，静静等候五天，在这段期间，托比和小组的组长们忙着筹划撤退方案，因为有太多的突发事件会迫使计划中止。每一个人都必须打包好行李，随时准备撤出旅馆，离境的证件和现金必须随身携带，无线电装备必须装箱，以美国人的身份存放在大银行的保险库里，如此一来，即便有任何蛛丝马迹，线索也都会指向美国表弟，而非他们自己；除了在人行道上边走边谈之外，不准有任何形式的聚会；波长每四小时变更一次。托比对瑞士警方很了解，他说。他以前曾在此地被追捕。如果事情暴露，他说，他的小伙子和小女孩们越少被捉去回答问题越好。
“我的意思是，感谢上帝，瑞士还只是保持中立，知道我的意思吗？”
为了聊以宽慰，也为了鼓舞监视者微妙的士气，史迈利和托比下令，在等候的这几天里，监视格里高利耶夫的行动不能丝毫放松。对布伦纳德瑞恩的监视必须二十四小时进行；汽车与脚踏车的巡视增加，每一个人都必须提高警觉，以防万一——尽管机会渺茫，但不敢说上帝会不会在一个不可预知的时刻决定插手此事。
事实上，上帝所做的，是让星期天有个晴朗闲适的好天气，而这正是具有决定性的关键。星期天早上十点钟，阿尔卑斯山区的太阳仿佛走下高地，照亮云雾深锁的低地的万事万物。在丽景皇宫，星期天的早晨格外宁静，一个侍者正为史迈利铺上餐巾。史迈利悠闲地喝着咖啡，正想专心阅读星期天版的《先锋论坛报》，一抬头，却看见领班法兰兹温文的身影站在他面前。
“巴拉克劳夫先生，电话。有位安瑟姆先生。”
电话在大厅，话筒里传来的是托比的声音。安瑟姆是他们约定好的名字，代表了紧急状况。“日内瓦办事处刚通知我们，常务董事此刻正在赶往伯恩的途中。”
日内瓦办事处是布伦纳德瑞恩岗哨的代号。
“他带妻子同行吗？”
“很不巧地，夫人因孩子的缘故不同行。”托比回答说，“也许你可以到办公室来，巴拉克劳夫先生？”
托比的办公室位于国会大厦旁边一个精雕细琢的花园里，就在一座遮阳亭下。史迈利五分钟后抵达。在他们的下方，流淌着绿色的河水。远方，蔚蓝的晴空下，伯恩高地的层叠山峰在阳光中耸立着。
“格里高利耶夫五分钟前独自离开大使馆，戴着帽子，穿着外套。”史迈利一抵达，托比就开始说，“他走路，往城区去。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在星期天监视他。他走路到大使馆，十分钟后，就往城区去了。他是要去看棋赛，乔治，毫无疑问。你怎么说？”
“谁跟着他？”
“史柯戴诺和狄·席尔斯基走路，一辆支持车在后面，还有两辆在前面。一组人正朝大教堂出动。我们要动手吗，乔治，还是不要？”
有那么一会儿，托比领会到每次在行动开始全速进行时似乎就会困扰史迈利的那种抽离的情绪——不能说是优柔寡断，而是不知为何却不愿前进的那种感觉。
他催促着：“绿灯吗，乔治？或者不是？乔治，拜托！我们讨论的可是分秒必争的事啊！”
“格里高利耶娃和小孩回来时，房子那边是不是还有人监视？”
“绝对是！”
在那一刻，史迈利迟疑起来。有那么一会儿，他衡量着利害得失，卡拉那遥远的灰色身影正在告诫他。
“绿灯。”史迈利说，“好，动手吧！”
他还没说完，托比已经站在离遮阳亭不到二十米处的电话亭了。
“我的心脏跳得像蒸汽发动机。”他后来说。而他眼中也闪动着战斗的光芒。
在沙拉特，甚至还有这个场景的比例尺缩小模型。偶尔，负责指挥的人会找出模型，述说这个故事。
伯恩的旧城区，就如同模型所展现的一般，最好是以山脉、城堡与半岛的混合体来加以说明。在克金菲德和谷仓桥之间，蜿蜒成马蹄形的阿勒河奔向令人目眩的悬崖——旧城即始于此——从山脚的中世纪街道盘旋而上，直到大教堂的晚期哥特式尖塔，形成山峰的顶点，也是旧城的荣耀。大教堂旁边，相同的高度，耸立着“讲坛”，从讲坛南面的边缘，不留心的游客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正俯瞰着上百英尺的岩面，直抵山脚涡旋奔淌的河流。这是个诱人寻短见的地方，毫无疑问，也确实有人无法抗拒诱惑。根据民间流传的历史，这里曾有个虔信上帝的人摔下马背，虽然摔下很远的距离，但上帝解救了他，让他继续为教堂服务三十年，直到高龄才安详辞世。讲坛的其他部分是非常安宁的地方，有着长椅、精心修葺的树木，与儿童的游戏场。近年来，这里也成为大家下棋的地方。棋子有两英尺高或更高，要够轻，便于移动，但也要够重，才能抵挡得住从周围山丘偶尔吹来的南风。缩小模型上甚至有这些棋子的复制品。
这个星期天的早晨，托比·伊斯特哈斯抵达时，出乎意料的，阳光吸引了一小群井然有序的棋赛爱好者，或站或坐在棋盘旁。在人群的中央，离托比站立之处六英尺远的地方，明显得不能再明显的身影，是苏联驻伯恩大使馆的领事（商务）安东·格里高利耶夫。他从工作与家庭间偷得浮生半日闲，正透过脸上的无边眼镜，追随着棋手的每一步动作。格里高利耶夫的背后，站着史柯戴诺和他的伙伴狄·席尔斯基，监视着格里高利耶夫。棋手很年轻，留着胡子，轻浮易变，即便不是学艺术的学生，也是希望其他人认为他们是。在众人的凝神注视下，他们异常兴奋地进行着殊死决斗。
托比以前也曾如此靠近格里高利耶夫，但这苏联人的注意力从未像此刻这般专注于某处。带着战斗来临前的宁静，托比估量着他，再次印证了他一直以来的看法：安东·格里高利耶夫并非实战人员。他着迷似的全神贯注，随着每一步棋的移动流露出毫无掩饰的率真表情，在莫斯科中央的钩心斗角之下，这样的天真神态绝对不可能幸存。
托比自己的外貌，也是这天另一桩可喜的机缘巧合。他无视于伯恩的周日气息，穿着深色外套，戴着黑色毛皮帽。因此，在这个事出突然的关键时刻，他看起来确似计划缜密，连最微小的细节也不放过的：他是个有地位的要人，在周日稍事轻松一下。
托比深色的眼睛抬起，望向大教堂的领地。负责载他们离开现场的车辆已准备就绪。
一阵笑声响起。一个留胡子的棋手夸张地举起他的皇后，假装棋子重得吓人，踉跄几步，呻吟着放下。格里高利耶夫看见这出乎意料的动作，脸色一沉，皱起眉头。托比点头示意，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一左一右地逼近格里高利耶夫，史柯戴诺的肩膀甚至已碰到他，但他丝毫未注意。其他的跟踪者随即开始在人群中漫步，在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背后形成第二个编组队形。托比并没有多作等待。他直接站到格里高利耶夫面前，微笑着举起帽子。格里高利耶夫报以微笑，不太确定的微笑，他或许以为对方是不太有印象的外交同僚，并举起帽子。
“你今天好吗，领事？”托比用俄文问，语气诙谐十足。格里高利耶夫更为疑惑，他说，谢谢，很好。
“我希望你还喜欢周五小小的乡间郊游。”托比仍然用轻松却相当平静的声音说，同时把手臂滑向格里高利耶夫。“我们在此地的一些高贵的外交使节团成员，对图恩的旧城不够欣赏。依我之见，图恩的古色古香值得一游，银行的服务更值得推荐。你难道不同意吗？”
这段俏皮的开场白够长，也够烦扰，让格里高利耶夫无力抵抗，就这样被带到人群边缘。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紧随其后。
“我的名字是寇特·塞贝尔，先生。”托比贴着格里高利耶夫的耳朵说，手仍抓着他，“我是图恩的伯恩标准银行首席调查员。我们对于阿道夫·葛拉瑟博士在敝行的私人账户有些问题。你必须假装你认识我们。”他们仍在走动。在他们背后，跟踪者形成交错的队伍，像是随时待命准备发动奇袭的橄榄球球员。“请不要引起注意。”托比继续说，一面注意着让格里高利耶夫跟上他的脚步，“如果你能为我们拨出一个小时，先生，我相信我们就能摆平这些事，不至于对你的家庭或事业上的地位造成困扰。拜托。”
在秘密情报员的世界里，安全与绝对冒险之间的墙界几乎不存在，只有一张吹弹可破的薄膜。他可能诱捕一个人许多年，养肥对方，就为了这个关卡。但这个关卡本身——“是吗，不是吗？”——就是个跃进的分界点，不是大获全胜，就是溃不成军。有那么一瞬间，托比觉得他已看见溃败近在眼前。格里高利耶夫停下脚步，转头瞪着托比，脸色苍白似病人。他下巴仰起，张开嘴，吐出抗议的咒骂。他扯着自已被抓住的手臂，想恢复自由，却只是让托比抓得更紧。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左右游移完全堵住了可能的逃跑路线，但车子仍在十五米外，对托比来说，要拖着一个矮胖的苏联人走过去，这个距离实在是太远了。此时，托比出于直觉，继续说着。
“这里有些违法的事，领事先生。严重的违法。我们有一份关于你的档案，读来令人悲叹。如果我把档案放在瑞士警方面前，全世界所有的外交抗议也无法让你免于最不堪的公开羞辱。我更不必提醒你，这会对你的事业造成什么样影响。拜托。我说，拜托。”
格里高利耶夫还是一动也不动。他似乎举棋不定，不知如何反应。托比推着他的手臂，但格里高利耶夫坚若岩石，对施加在他身体上的压力似乎毫无知觉。托比更加用力推，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也挨近前来，但格里高利耶夫似乎有着精神病人的顽固力量。他的嘴张开，似乎正忍气吞声，只目光愚钝地盯着托比。
“什么违法的事？”他声音里的惊吓与平静，还让托比抱有一线希望，但他粗壮的身体仍然僵直不动，拒绝前进。“你说的葛拉瑟是谁？”他声音沙哑地追问，仍然是惊魂未定的语气。“我不是葛拉瑟。我是外交官。格里高利耶夫。你说的那个账户，完全是正当合法的。我是商务领事，我有豁免权。我也有权利拥有外国银行账户。”
托比使出最后也是仅有的撒手锏。那笔钱和那个女孩，史迈利说，那笔钱和那个女孩是你惟一能玩弄他的筹码。
“关于你的婚姻，也有个小小的问题，先生。”托比又显出心不甘情不愿的表情。“我要警告你，你在大使馆里拈花惹草的风流韵事，可是会让你的家庭面临极大的危险。”格里高利耶夫瞪大眼睛，嘴里喃喃念着“银行职员”——到底他是在怀疑还是在嘲弄，就不得而知了。他闭上眼睛，嘴里反复念着，而这一次——根据史柯戴诺的说法——语气里带着格外鄙夷的意味。但他又开始向前走。车子的后门已打开。支持的车辆等在后面。托比絮絮叨叨地讲着瑞士银行账户滋生的利息应先扣缴所得税之类的废话，但他知道格里高利耶夫根本没在听。狄·席尔斯基迅速超前，跳进车子后座，史柯戴诺把格里高利耶夫塞进车里，自己在他身边坐下，然后关上车门。托比坐在前座；开车的是梅纳兹哈根家的一个女孩。托比用德文告诉她放轻松，看在老天的分上，别忘了这是伯恩的星期天。别让他听见英文，史迈利这么嘱咐他们。
开到车站附近时，格里高利耶夫似乎有了新的想法，继而制造了一阵小小的扭打，托比从镜子里查看时，看见格里高利耶夫满脸痛苦，两手捂住鼠蹊部。他们开到兰葛斯路——一条位于大学后面的沉寂长路。车一停下，公寓的大门就打开了。一个苗条的管家在门阶上等候。她是米莉·麦克雷格，圆场的老骑兵。一看见她的微笑，格里高利耶夫就收敛了。此刻，重要的是时间，而不是掩护。史柯戴诺跳上人行道，抓着格里高利耶夫的一条手臂，几乎是扯着他出来；狄·席尔斯基一定又搂了他——虽然狄·席尔斯基事后发誓说纯属意外——因为格里高利耶夫下车时缩着身子。两人架着格里高利耶夫，像挽着新娘，跨过门槛，冲到会客室里。史迈利坐在角落里等候他们。这是一间用棕色印花布与蕾丝花边布置的房间。门关着，这些诱拐者让自己稍事庆祝。史柯戴诺和狄·席尔斯基松了一口气，放声大笑。托比拿下毛帽，抹掉汗水。
“嘘。”他轻声说，要他们安静下来。他们立即从命。
格里高利耶夫揉着肩膀，除了疼痛之外似乎什么感觉也没有。史迈利审视着他，对他只注意自己的动作觉得很快慰。不自觉地，格里高利耶夫承认自己是个生活的失败者。史迈利记起基洛夫，记起他笨手笨脚地纠缠欧斯特拉柯娃，并费尽心血地吸收奥图·莱比锡。他看着格里高利耶夫，眼中所见尽是无可救药的平凡庸俗：身上那件崭新却不合宜的条纹西装，凸显他的肥胖；脚上那双昂贵的灰色皮鞋，显然太紧不舒服，不时要让脚出来透透气；那头烫卷的头发也一样看着不舒服。所有这些琐碎、无用的虚荣举止，都传达出他有远大的抱负，但史迈利知道——格里高利耶夫自己可能也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达成。
以前是学术研究人员，他记起恩德比在班的地方交给他的档案中曾提到，放弃大学教职，追求更大的官僚特权。
没用的东西，安恩一定会这么说，只消看一眼就能衡量他的性欲。别理他。
但史迈利无法不理他。格里高利耶夫是上钩的鱼，史迈利要考虑的则是如何拉他上岸。他戴着无边眼镜，下巴长出一圈肥肉，发油因身体发热而暖腻，散发出柠檬的气味。他一面揉着肩膀，一面开始环视绑架他的人。脸上汗流如雨。
“我在哪里？”他狂暴地追问，略过史迈利，把托比当成头头。他的声音刺耳，调儿很高。他说德文，带着斯拉夫的齿擦音。
苏联驻波茨坦一等秘书（商务），三年，史迈利记得，没有明显的情报接触。
“我要知道我在哪里。我是个资深的苏联外交官。我要求立即与我国大使谈话。”
他不断用手揉着受伤肩膀的动作，削弱了他愤愤不平的气势。
“我被绑架了！被带到这里，非自愿的！如果你不马上把我送回大使馆，就会引发严重的国际问题。”
格里高里耶夫搭起了自己的舞台，却只是自说自唱。只有乔治可以问问题，托比曾这么告诉他的团队，也只有乔治能回答问题。但是，史迈利只是静静坐着，像个殡葬业者；似乎没有任何事可以让他有反应。
“你们要赎金吗？”格里高利耶夫对着他们大叫。一个可怕的想法突然掠过他心头：“你们是恐怖分子？”他低声问，“但如果你们是恐怖分子，为什么不蒙住我的眼睛？为什么让我看到你们的脸？”他的目光扫过狄·席尔斯基，接着是史柯戴诺。“你们应该遮住脸的。遮住吧！我希望对你们一无所知！”
持续的静默激怒了格里高利耶夫，他举起肥胖的拳头捶打自己另一只张开的手掌，叫嚣着：“我抗议，我抗议。”此时，史迈利略微露出高级官员式的遗憾神色，像格里高利耶夫一向所做的那样，打开放在膝上的笔记本，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很官员式的：“你是苏联驻伯恩大使馆的格里高利耶夫领事？”他尽可能以最平淡单调的声音问。
“格里高利耶夫！我是格里高利耶夫！是的，没错，我是格里高利耶夫！你是谁，请问？你是谁？黑帮老大？凭什么像个人民委员似的对我说话？”
用人民委员来形容史迈利的态度并不见得是恭维，他强调的是那种漠不关心的姿态。
“那么，领事，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可以耽误，我必须请你看一下桌上的这些犯罪照片，就在你面前。”史迈利说，依然审慎地维持着平淡单调的语气。
“照片？什么照片？你怎么能说外交官犯罪？我要求立即打电话给我们大使！”
“我建议领事先看这些照片。”史迈利用阴郁、毫无口音的德文说，“只要领事看过照片，就有自由可以打电话给任何人。请先从左边那张开始。”他建议，“照片是从左到右排列的。”
被勒索的人有着我们所有人的弱点，史迈利想。他暗自观察格里高利耶夫搜寻桌上照片时的样子，像在外交餐会上审视自助餐台一般。被勒索的人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努力想躲开陷阱，却反而更深地陷入困境。史迈利自己动手排列了照片的顺序。他想像着在格里高利耶夫心中，奏起一串连续不断的灾难之歌。格里高利耶夫夫妇把他们的奔驰停在银行外面。脸上永远挂着不满神色的格里高利耶娃独自坐在驾驶座上等候，紧抓方向盘不放，像随时防范有人抢走她的车。长镜头捕捉到的格里高利耶夫和小娜塔莎，在一张长椅上，坐得非常近。接着是格里高利耶夫在银行里，有好几张，精良的镜头越过肩膀，拍到他在出纳的收据上签名，在他签名的上方，很清楚地打着全名：阿道夫·葛拉瑟。随后是格里高利耶夫很不安地骑在脚踏车上，正要进入疗养院；格里高利耶娃又很不情愿地坐到车上，这一次是在葛特斯许的谷仓后面，她自己的脚踏车还绑在车顶上。但史迈利注意到，让格里高利耶夫凝视最久的，是梅纳兹哈根家的女孩用模糊的长镜头捕捉到的照片。照片的品质并不好，但是车里的两个人，虽然嘴巴贴在一起，却仍然可以清楚辨识。一个是格里高利耶夫。另一个，头压着他，好像要把他生吞活剥似的，是小娜塔莎。
“电话任你使用，领事先生。”史迈利平静地说，格里高利耶夫毫无动静。
但格里高利耶夫仍然凝视着最后一张照片，一动也不动，从他的表情判断，他已不安至极。他不只是一个东窗事发的人，也是一个渴求爱情的男人。而今隐秘的恋情却突然公开，一切变得荒谬可笑。
史迈利依旧用他那公事公办的阴郁声调开始说明，卡拉可能会称之为施压。托比说，其他的审问者，可能会提供格里高利耶夫选择，如此一来，无可避免地会激起他顽固的苏联脾气，自我毁灭的苏联习性。巨大的压力很可能会导致巨大的灾难。其他的审问者会提高声音，威胁恫吓，诉诸恐吓性的甚至实质性的暴行。但乔治不会，从来不会。乔治的举止像个低调而无立场的官员，而格里高利耶夫，就像格里高利耶夫夫妇的世界已到末日似的，无可奈何，只能别无选择地接受。乔治完全不给格里高利耶夫选择的机会。乔治很平静，也很清楚地对格里高利耶夫说明，他跟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重要的是，领事，史迈利说，仿佛他说明的是税务问题，要想想如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防止照片发散，那么这些照片很快就会落到其他人手里，到时候会产生多大的冲击呢？首先是瑞士当局，一位驻瑞外交官滥用瑞士护照，一定会让他们很火大，更别提严重违反银行法。他们会签发最强烈的官方抗议，格里高利耶夫一家会连夜被送回莫斯科，全家人，永远无缘再享受派驻国外的丰裕生活。并且，回到莫斯科后，格里高利耶夫也无法平反。他在外交部的上司对他的行为会不敢苟同，无论是对于私人生活还是公务领域。格里高利耶夫在官场上的前途就此结束。他会在自己的国家里被流放，他的家人也一样。全家人都是。“想像一下，在外西伯利亚的荒原上，一天二十四小时面对格里高利耶娃的咒骂。”他的话奏效了。
格里高利耶夫跌坐在椅子里，双手抱头，仿佛头会爆炸开来。
“但最后，”史迈利说，他的目光从笔记本上抬起，虽然只是一瞬间——他在笔记本上看些什么，托比说，真是天知道，因为笔记本上只有一行行的线，此外一片空白——“最后，领事，我们必须思考，这些照片对某个国家安全机构所造成的影响。”
此时，格里高利耶夫的手放开头，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开始擦着额头，但无论他怎么用力擦，汗水还是不停地冒出来。汗水迅速滴落，就像史迈利自己在德里的审问室里与卡拉面对面坐着时一样。
史迈利非常投入自己的角色，代表官僚体系来宣达格里高利耶夫的最后命运。他又叹了一口气，一本正经地把笔记本翻过另一页。
“领事，我问你，你太太和家人去野餐，几点会回来？”
格里高利耶夫仍然不断用手帕擦着额头，似乎没听见史迈利的话。
“格里高利耶娃和孩子们在艾尔芬诺森林野餐。”史迈利提醒他，“我们有些问题要问你，但如果你没回家而引起关切可就不好了。”
格里高利耶夫拿开手帕。“你们是间谍？”他低声说，“你们是西方间谍？”
“领事，你最好别知道我们是谁。”史迈利真诚地说，“这些信息是危险的负担。只要你照我们的吩咐做，你就可以自由地离开这里。我们向你保证。你的妻子，甚至莫斯科中央，都永远不会知道。请告诉我，你的家人几点钟会从艾尔芬诺回来——”史迈利突然停住。
或许不是出于真心，格里高利耶夫竟然做出奋力一搏的样子。他站起来，转身冲向门。就一个硬汉来说，保利·史柯戴诺看起来或许有些怠倦无力，但在格里高利耶夫还来不及做出第二个动作之前，他的手臂就已紧紧扣住他，把他轻轻地压回椅子里，非常小心地不在他身上留下伤痕。格里高利耶夫又作态地呻吟，非常绝望地垂下手。他的脸涨得通红，并开始痉挛，宽阔的肩膀不断抖动，嘴里喃喃冒出自我斥责的字句，交杂着一半俄文和一半德文。他缓慢但激动地咒骂着自己，接着，他咒骂他的母亲，他的老婆，他的厄运，以及他身为人父的极端脆弱。他应该留在莫斯科，留在贸易部。他根本就不该离开学术界，只因为他那个蠢老婆想要外国衣服、音乐和特权。他老早以前就看穿她了，但他不忍放弃孩子，他是个笨蛋，是个小丑。他才应该住进庇护所，而不是那个女孩。他在莫斯科被找上时，他应该说不。他应该坚持程序。他应该在回来时把这件事向大使报告。
“噢，格里高利耶夫！”他大叫，“噢，格里高利耶夫！你太软弱了，太软弱了！”
接着，他开始长篇大论地斥责阴谋。他对阴谋深恶痛绝。在事业发展过程中，有好几次，他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冒进计划里受命与可恶的“邻居”合作。每次都是一场大灾难。搞情报的都是罪犯，骗子，笨蛋，一群怪物。为什么苏联人这么爱他们呢？噢，因为苏联人的灵魂里就有酷爱秘密的致命缺陷。
“阴谋代替了宗教！”格里高利耶夫用德文对他们咆哮，“这是我们秘密的替代品！情报员是我们的阴谋家，这些卑鄙小人，他们毁了一切！”
他握起拳头，自责地捶打自己的脸颊。史迈利仍然翻动膝上的笔记本，厉声将他拉回眼前的问题：“想想格里高利耶娃和你的孩子，领事。”他说，“我们真的必须知道他们预定几点回家。”
每一个成功的审问——就像托比·伊斯特哈斯每谈及这个时刻都要特别训示的——都建立在一个无法弥补的疏失上。一个手势，无论是暗示的还是直接的，甚至只是半个微笑，或者是接受一根香烟，都代表了心态的转变，从反抗变成合作。而格里高利耶夫，在托比所描述的场景里，就在此时犯下严重的疏失。“她会在一点钟回家。”他喃喃地说，避开史迈利与托比的目光。
史迈利瞧了一眼手表。让托比暗自狂喜的是，格里高利耶夫也做了相同的动作。
“但她可能会迟一些？”史迈利反驳说。
“她从来不迟到。”格里高利耶夫闷闷不乐地说。
“那么，请你先告诉我，你和那个女孩的关系！欧斯特拉柯娃。”史迈利一面说，一面向右走到远处——托比说，他是在暗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延续格里高利耶娃不时会被问到的那些寻常事情罢了。然后，他准备好笔。如此一来，像格里高利耶夫这样的人可能会觉得必须给他一些信息，好写下来。
纵然如此，格里高利耶夫的抗拒并没有就此烟消云散。他的爱国情操至少还得再上演一回。他张开手，仿佛在向托比请求：“欧斯特拉柯娃！”他以夸张的轻蔑态度又重复一次，“他问我一个叫欧斯特拉柯娃的女人？我不认识这个人。也许他认识，但我不认识。我是个外交官。马上放了我，我有重要的公务要办。”
但这股气势，就像逻辑一样，很快就从他的抗议声中消失了。格里高利耶夫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清楚。
“亚莉珊卓·波里苏娜·欧斯特拉柯娃。”史迈利一面吟唱似的念出名字，一面用领带的下摆擦着眼镜。“一个苏联女孩，但有法国护照。”他重新戴上眼镜。“就像你一样，领事，是个苏联人，却有瑞士护照。用的是假名。你是怎么和她扯上关系的，我很好奇？”
“关系？现在告诉我，我和她扯上关系！你以为我这么下流，和一个疯女人睡觉？我被勒索了！就像你们现在勒索我一样，所以我被勒索了。施压！每次都施压，每次都是格里高利耶夫！”
“那么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勒索你的，”史迈利建议说，目光毫无遮掩地瞥了他一眼。
格里高利耶夫瞪着自己的手，举起来，又垂回膝上，又是徒劳无功。他用手帕擦着嘴，对这个世界的穷凶恶极只能摇头兴叹。
“我当时在莫斯科。”格里高利耶夫说。托比事后说，他听见天使合唱团在他耳里唱着哈利路亚。乔治的策略奏效了，格里高利耶夫开始招供。
另一方面，史迈利并没有为自己的成就欢呼庆祝；相反，他的胖脸却很不高兴地皱起眉来。
“请说日期，领事。”他说，仿佛地点根本不是重点，“告诉我你在莫斯科的日期。之后，也请交代每一件事的日期。”
这也是很经典的手法，托比喜欢加以说明，聪明的审问者总会故意点燃一些诱敌的火光。
“九月。”格里高利耶夫迷惑地说。
“哪一年？”史迈利一面问，一面写。
格里高利耶夫又很哀怨地看着托比。“哪一年？我说九月，他问哪一年的九月？他是个历史学家吗？我想他是个历史学家。今年九月。”他悻悻然地对史迈利说，“因为一项紧急的商务会议，我被召回莫斯科。我是一个高度专业的经济领域的专家。如果我没出席，这场会议就没意义了。”
“你的妻子陪你一起回去吗？”
格里高利耶夫无力地叹了口气。“现在他以为我们是资本主义者。”他对托比说，“他以为我们能带着老婆回去开两个礼拜的会，还搭瑞士航空头等舱呢。”
“‘今年的九月，我收到命令，要我单独飞回莫斯科，去参加为期两周的经济会议。’”史迈利说，仿佛大声念出格里高利耶夫的自白似的，“‘我的妻子留在伯恩。’请描述这次会议的目的。”
“我们高层讨论的主题是绝对机密。”格里高利耶夫认命地回答，“我们部里希望讨论具体的措施，贯彻苏联官方反对其他国家出售武器给中国的立场。我们讨论的就是，对违反的国家能采取哪些制裁措施。”
史迈利毫无个性的风格，以及佯装的不得不然的官僚神态，此时不仅已树立威信，而且还臻于完美。格里高利耶夫带着哲学式也是非常苏联式的悲观心态，全盘接受。其他在场的人事后都觉得难以置信，似乎他还没被带到公寓来之前，就已有意倾诉心声了。
“会议在哪里举行？”史迈利问，仿佛对他而言，形式的细节比机密的事务更值得关切。
“在贸易部。四楼……会议室。在洗手间对面。”他以绝望的轻浮态度回嘴说。
“你住在哪里？”
在资深官员住的招待所。他报出地址，甚至还带着讥讽意味地报出房号。有时候，我们的讨论结束得很晚，他说——己不吐不快似的主动提供信息；但在礼拜五，因为仍然是夏季气候，非常炎热，所以他们结束得较早，好给想到乡间避暑的人方便。但格里高利耶夫没有这样的计划。格里高利耶夫打算留在莫斯科度周末，而且另有缘由。
“我安排好了要到一个女孩的公寓住两天，她名叫爱芙朵琪亚，是我以前的秘书。她丈夫当兵去了，不在家。”他解释说，仿佛这是一般男人之间再正常不过的交心，至少是像托比这样心意相通的人可以理解的那样，尽管那些无血无泪的人民委员并不能体会。然后，很令托比惊讶的是，他竟单刀直入。他毫无预警也毫无其他引言地，从他与爱芙朵琪亚的调情，直接切入这次审问的核心。
“很不幸的，我安排的计划被破坏了，因为莫斯科中央第十三处，也就是大家称为卡拉处的人介入了。我被要求立刻去参加一场会谈。”
此刻，电话响起。托比接起电话，挂断，对史迈利说：“她回到家了。”依旧讲德文。
史迈利毫不迟疑地转头对格里高利耶夫说：“领事，我们得到通知，你太太已经回家了。现在，你必须打电话给她。”
“打电话给她？”格里高利耶夫一脸惊骇地转头看托比，“他告诉我，打电话给她！我该怎么说？‘格里高利耶娃，我是你亲爱的丈夫！我被西方间谍绑架了！’你们这些人民委员疯了！都疯了！”
“请你告诉她，你不得己要晚回家。”史迈利说。
他的沉着对格里高利耶夫的怒气无异火上加油：“我这样告诉我太太？告诉格里高利耶娃？你以为她会相信我吗？她会立刻向大使打我的小报告。‘大使，我的丈夫跑了，去找他吧！’”
“信差克拉斯基每个礼拜送来莫斯科的指令，是不是？”史迈利问。
“人民委员无所不知。”格里高利耶夫对托比说，一手轻拂过脸颊，“如果他无所不知，他干吗不自己对格里高利耶娃说？”
“你必须用公事公办的语气对她说，领事。”史迈利建议道，“别提到克拉斯基的名字，但暗示说，他要你立刻到城里某处和他见面，商讨机密。紧急状况。克拉斯基改变了计划。你不知道几点能回家，也不知道他要谈什么。如果她抗议，就斥责她。告诉她，这是国家机密。”
他们看到他面露忧色。他们看到他惊叹诧异。最后，他们看到一抹浅浅的微笑浮上他的脸。
“机密。”格里高利耶夫自言自语说，“国家机密。没错。”
他无畏地走向电话，拨了号码。托比站在他后面，一只手小心翼翼地准备着随时按下听筒，如果他胆敢耍把戏的话。但史迈利带着微笑摇摇头，示意托比走开。他们听到格里高利耶娃的声音，用德文说：“你好！”在她高声追问丈夫人在哪里之后，他们听到格里高利耶夫无畏的回答。他们看到他挺直身子，抬高下巴，换上官式的面孔；他们听见他断然说出几句简短的字句，问了一个显然没得到答案的问题。他们看到他挂掉电话，因喜悦而眼睛发亮，容光焕发，他高兴地挥动粗短的双臂，就像上阵得分的球员一样。接下来，他们知道的是，他开始大笑，又长、又充满激情的斯拉夫式的大笑，音调高低起伏。其他人也无法遏止地大笑起来——史柯戴诺、狄·席尔斯基和托比都笑起来。格里高利耶夫握着托比的手。
“今天我真喜欢阴谋！”在两段更加激情的畅快笑声的空当，格里高利耶夫大叫，“今天，阴谋真是太棒了！”
然而，史迈利并没有加入这全体庆祝的行列。他有意扮演扫兴的角色，坐着翻阅笔记，等待欢笑结束。
“你说说看，第十三处的人是怎么找上你的。”当一切再度恢复平静之后，史迈利说，“第十三处，人称卡拉处。请继续你的叙述，领事。”
主要的问题是，格里高利耶夫有双重安全保护。不只是大使馆的安全人员会按惯例查核他，还有他的妻子。跟踪的人很肯定，她对他与小娜塔莎的关系早已起疑。托比的监听小组想办法在街角的电话转接箱动了手脚之后，更证实了他们的疑虑。光是一天早上，格里高利耶娃就至少打了三次电话给丈夫，没有特别的缘故，就只为了确定他人在大使馆里。
“乔治，我就说这个女人是个彻头彻尾的怪物吧！”托比听到这个消息时，怒气冲冲地说，“爱情——我的意思是，那倒也罢了。但占有，只为了满足占有欲，是我绝对无法忍受的。这是我的原则。”
星期四下午有一个空当，也就是格里高利耶夫开他的奔驰去修车厂检修时。如果一个老练的汽车好手，如加拿大比尔，能在星期三晚上给发动机动个手脚——让车子还能动，但也就只是能动而已，那么，当格里高利耶夫在修车厂等技工找出毛病时，他们或许就能动手？这个计划有太多不可预测的变量了。即使所有的一切都没问题，他们又能留住格里高利耶夫多久呢？因为，每个星期四，格里高利耶夫都必须准时回家，好接待每周到访的信差克拉斯基。然而，这是他们惟一的计划，托比说糟得不能再糟，却聊胜于无。接下来，他们按兵不动，静静等候五天，在这段期间，托比和小组的组长们忙着筹划撤退方案，因为有太多的突发事件会迫使计划中止。每一个人都必须打包好行李，随时准备撤出旅馆，离境的证件和现金必须随身携带，无线电装备必须装箱，以美国人的身份存放在大银行的保险库里，如此一来，即便有任何蛛丝马迹，线索也都会指向美国表弟，而非他们自己；除了在人行道上边走边谈之外，不准有任何形式的聚会；波长每四小时变更一次。托比对瑞士警方很了解，他说。他以前曾在此地被追捕。如果事情暴露，他说，他的小伙子和小女孩们越少被捉去回答问题越好。
“我的意思是，感谢上帝，瑞士还只是保持中立，知道我的意思吗？”
为了聊以宽慰，也为了鼓舞监视者微妙的士气，史迈利和托比下令，在等候的这几天里，监视格里高利耶夫的行动不能丝毫放松。对布伦纳德瑞恩的监视必须二十四小时进行；汽车与脚踏车的巡视增加，每一个人都必须提高警觉，以防万一——尽管机会渺茫，但不敢说上帝会不会在一个不可预知的时刻决定插手此事。
事实上，上帝所做的，是让星期天有个晴朗闲适的好天气，而这正是具有决定性的关键。星期天早上十点钟，阿尔卑斯山区的太阳仿佛走下高地，照亮云雾深锁的低地的万事万物。在丽景皇宫，星期天的早晨格外宁静，一个侍者正为史迈利铺上餐巾。史迈利悠闲地喝着咖啡，正想专心阅读星期天版的《先锋论坛报》，一抬头，却看见领班法兰兹温文的身影站在他面前。
“巴拉克劳夫先生，电话。有位安瑟姆先生。”
电话在大厅，话筒里传来的是托比的声音。安瑟姆是他们约定好的名字，代表了紧急状况。“日内瓦办事处刚通知我们，常务董事此刻正在赶往伯恩的途中。”
日内瓦办事处是布伦纳德瑞恩岗哨的代号。
“他带妻子同行吗？”
“很不巧地，夫人因孩子的缘故不同行。”托比回答说，“也许你可以到办公室来，巴拉克劳夫先生？”
托比的办公室位于国会大厦旁边一个精雕细琢的花园里，就在一座遮阳亭下。史迈利五分钟后抵达。在他们的下方，流淌着绿色的河水。远方，蔚蓝的晴空下，伯恩高地的层叠山峰在阳光中耸立着。
“格里高利耶夫五分钟前独自离开大使馆，戴着帽子，穿着外套。”史迈利一抵达，托比就开始说，“他走路，往城区去。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在星期天监视他。他走路到大使馆，十分钟后，就往城区去了。他是要去看棋赛，乔治，毫无疑问。你怎么说？”
“谁跟着他？”
“史柯戴诺和狄·席尔斯基走路，一辆支持车在后面，还有两辆在前面。一组人正朝大教堂出动。我们要动手吗，乔治，还是不要？”
有那么一会儿，托比领会到每次在行动开始全速进行时似乎就会困扰史迈利的那种抽离的情绪——不能说是优柔寡断，而是不知为何却不愿前进的那种感觉。
他催促着：“绿灯吗，乔治？或者不是？乔治，拜托！我们讨论的可是分秒必争的事啊！”
“格里高利耶娃和小孩回来时，房子那边是不是还有人监视？”
“绝对是！”
在那一刻，史迈利迟疑起来。有那么一会儿，他衡量着利害得失，卡拉那遥远的灰色身影正在告诫他。
“绿灯。”史迈利说，“好，动手吧！”
他还没说完，托比已经站在离遮阳亭不到二十米处的电话亭了。
“我的心脏跳得像蒸汽发动机。”他后来说。而他眼中也闪动着战斗的光芒。
在沙拉特，甚至还有这个场景的比例尺缩小模型。偶尔，负责指挥的人会找出模型，述说这个故事。
伯恩的旧城区，就如同模型所展现的一般，最好是以山脉、城堡与半岛的混合体来加以说明。在克金菲德和谷仓桥之间，蜿蜒成马蹄形的阿勒河奔向令人目眩的悬崖——旧城即始于此——从山脚的中世纪街道盘旋而上，直到大教堂的晚期哥特式尖塔，形成山峰的顶点，也是旧城的荣耀。大教堂旁边，相同的高度，耸立着“讲坛”，从讲坛南面的边缘，不留心的游客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正俯瞰着上百英尺的岩面，直抵山脚涡旋奔淌的河流。这是个诱人寻短见的地方，毫无疑问，也确实有人无法抗拒诱惑。根据民间流传的历史，这里曾有个虔信上帝的人摔下马背，虽然摔下很远的距离，但上帝解救了他，让他继续为教堂服务三十年，直到高龄才安详辞世。讲坛的其他部分是非常安宁的地方，有着长椅、精心修葺的树木，与儿童的游戏场。近年来，这里也成为大家下棋的地方。棋子有两英尺高或更高，要够轻，便于移动，但也要够重，才能抵挡得住从周围山丘偶尔吹来的南风。缩小模型上甚至有这些棋子的复制品。
这个星期天的早晨，托比·伊斯特哈斯抵达时，出乎意料的，阳光吸引了一小群井然有序的棋赛爱好者，或站或坐在棋盘旁。在人群的中央，离托比站立之处六英尺远的地方，明显得不能再明显的身影，是苏联驻伯恩大使馆的领事（商务）安东·格里高利耶夫。他从工作与家庭间偷得浮生半日闲，正透过脸上的无边眼镜，追随着棋手的每一步动作。格里高利耶夫的背后，站着史柯戴诺和他的伙伴狄·席尔斯基，监视着格里高利耶夫。棋手很年轻，留着胡子，轻浮易变，即便不是学艺术的学生，也是希望其他人认为他们是。在众人的凝神注视下，他们异常兴奋地进行着殊死决斗。
托比以前也曾如此靠近格里高利耶夫，但这苏联人的注意力从未像此刻这般专注于某处。带着战斗来临前的宁静，托比估量着他，再次印证了他一直以来的看法：安东·格里高利耶夫并非实战人员。他着迷似的全神贯注，随着每一步棋的移动流露出毫无掩饰的率真表情，在莫斯科中央的钩心斗角之下，这样的天真神态绝对不可能幸存。
托比自己的外貌，也是这天另一桩可喜的机缘巧合。他无视于伯恩的周日气息，穿着深色外套，戴着黑色毛皮帽。因此，在这个事出突然的关键时刻，他看起来确似计划缜密，连最微小的细节也不放过的：他是个有地位的要人，在周日稍事轻松一下。
托比深色的眼睛抬起，望向大教堂的领地。负责载他们离开现场的车辆已准备就绪。
一阵笑声响起。一个留胡子的棋手夸张地举起他的皇后，假装棋子重得吓人，踉跄几步，呻吟着放下。格里高利耶夫看见这出乎意料的动作，脸色一沉，皱起眉头。托比点头示意，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一左一右地逼近格里高利耶夫，史柯戴诺的肩膀甚至已碰到他，但他丝毫未注意。其他的跟踪者随即开始在人群中漫步，在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背后形成第二个编组队形。托比并没有多作等待。他直接站到格里高利耶夫面前，微笑着举起帽子。格里高利耶夫报以微笑，不太确定的微笑，他或许以为对方是不太有印象的外交同僚，并举起帽子。
“你今天好吗，领事？”托比用俄文问，语气诙谐十足。格里高利耶夫更为疑惑，他说，谢谢，很好。
“我希望你还喜欢周五小小的乡间郊游。”托比仍然用轻松却相当平静的声音说，同时把手臂滑向格里高利耶夫。“我们在此地的一些高贵的外交使节团成员，对图恩的旧城不够欣赏。依我之见，图恩的古色古香值得一游，银行的服务更值得推荐。你难道不同意吗？”
这段俏皮的开场白够长，也够烦扰，让格里高利耶夫无力抵抗，就这样被带到人群边缘。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紧随其后。
“我的名字是寇特·塞贝尔，先生。”托比贴着格里高利耶夫的耳朵说，手仍抓着他，“我是图恩的伯恩标准银行首席调查员。我们对于阿道夫·葛拉瑟博士在敝行的私人账户有些问题。你必须假装你认识我们。”他们仍在走动。在他们背后，跟踪者形成交错的队伍，像是随时待命准备发动奇袭的橄榄球球员。“请不要引起注意。”托比继续说，一面注意着让格里高利耶夫跟上他的脚步，“如果你能为我们拨出一个小时，先生，我相信我们就能摆平这些事，不至于对你的家庭或事业上的地位造成困扰。拜托。”
在秘密情报员的世界里，安全与绝对冒险之间的墙界几乎不存在，只有一张吹弹可破的薄膜。他可能诱捕一个人许多年，养肥对方，就为了这个关卡。但这个关卡本身——“是吗，不是吗？”——就是个跃进的分界点，不是大获全胜，就是溃不成军。有那么一瞬间，托比觉得他已看见溃败近在眼前。格里高利耶夫停下脚步，转头瞪着托比，脸色苍白似病人。他下巴仰起，张开嘴，吐出抗议的咒骂。他扯着自已被抓住的手臂，想恢复自由，却只是让托比抓得更紧。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左右游移完全堵住了可能的逃跑路线，但车子仍在十五米外，对托比来说，要拖着一个矮胖的苏联人走过去，这个距离实在是太远了。此时，托比出于直觉，继续说着。
“这里有些违法的事，领事先生。严重的违法。我们有一份关于你的档案，读来令人悲叹。如果我把档案放在瑞士警方面前，全世界所有的外交抗议也无法让你免于最不堪的公开羞辱。我更不必提醒你，这会对你的事业造成什么样影响。拜托。我说，拜托。”
格里高利耶夫还是一动也不动。他似乎举棋不定，不知如何反应。托比推着他的手臂，但格里高利耶夫坚若岩石，对施加在他身体上的压力似乎毫无知觉。托比更加用力推，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也挨近前来，但格里高利耶夫似乎有着精神病人的顽固力量。他的嘴张开，似乎正忍气吞声，只目光愚钝地盯着托比。
“什么违法的事？”他声音里的惊吓与平静，还让托比抱有一线希望，但他粗壮的身体仍然僵直不动，拒绝前进。“你说的葛拉瑟是谁？”他声音沙哑地追问，仍然是惊魂未定的语气。“我不是葛拉瑟。我是外交官。格里高利耶夫。你说的那个账户，完全是正当合法的。我是商务领事，我有豁免权。我也有权利拥有外国银行账户。”
托比使出最后也是仅有的撒手锏。那笔钱和那个女孩，史迈利说，那笔钱和那个女孩是你惟一能玩弄他的筹码。
“关于你的婚姻，也有个小小的问题，先生。”托比又显出心不甘情不愿的表情。“我要警告你，你在大使馆里拈花惹草的风流韵事，可是会让你的家庭面临极大的危险。”格里高利耶夫瞪大眼睛，嘴里喃喃念着“银行职员”——到底他是在怀疑还是在嘲弄，就不得而知了。他闭上眼睛，嘴里反复念着，而这一次——根据史柯戴诺的说法——语气里带着格外鄙夷的意味。但他又开始向前走。车子的后门已打开。支持的车辆等在后面。托比絮絮叨叨地讲着瑞士银行账户滋生的利息应先扣缴所得税之类的废话，但他知道格里高利耶夫根本没在听。狄·席尔斯基迅速超前，跳进车子后座，史柯戴诺把格里高利耶夫塞进车里，自己在他身边坐下，然后关上车门。托比坐在前座；开车的是梅纳兹哈根家的一个女孩。托比用德文告诉她放轻松，看在老天的分上，别忘了这是伯恩的星期天。别让他听见英文，史迈利这么嘱咐他们。
开到车站附近时，格里高利耶夫似乎有了新的想法，继而制造了一阵小小的扭打，托比从镜子里查看时，看见格里高利耶夫满脸痛苦，两手捂住鼠蹊部。他们开到兰葛斯路——一条位于大学后面的沉寂长路。车一停下，公寓的大门就打开了。一个苗条的管家在门阶上等候。她是米莉·麦克雷格，圆场的老骑兵。一看见她的微笑，格里高利耶夫就收敛了。此刻，重要的是时间，而不是掩护。史柯戴诺跳上人行道，抓着格里高利耶夫的一条手臂，几乎是扯着他出来；狄·席尔斯基一定又搂了他——虽然狄·席尔斯基事后发誓说纯属意外——因为格里高利耶夫下车时缩着身子。两人架着格里高利耶夫，像挽着新娘，跨过门槛，冲到会客室里。史迈利坐在角落里等候他们。这是一间用棕色印花布与蕾丝花边布置的房间。门关着，这些诱拐者让自己稍事庆祝。史柯戴诺和狄·席尔斯基松了一口气，放声大笑。托比拿下毛帽，抹掉汗水。
“嘘。”他轻声说，要他们安静下来。他们立即从命。
格里高利耶夫揉着肩膀，除了疼痛之外似乎什么感觉也没有。史迈利审视着他，对他只注意自己的动作觉得很快慰。不自觉地，格里高利耶夫承认自己是个生活的失败者。史迈利记起基洛夫，记起他笨手笨脚地纠缠欧斯特拉柯娃，并费尽心血地吸收奥图·莱比锡。他看着格里高利耶夫，眼中所见尽是无可救药的平凡庸俗：身上那件崭新却不合宜的条纹西装，凸显他的肥胖；脚上那双昂贵的灰色皮鞋，显然太紧不舒服，不时要让脚出来透透气；那头烫卷的头发也一样看着不舒服。所有这些琐碎、无用的虚荣举止，都传达出他有远大的抱负，但史迈利知道——格里高利耶夫自己可能也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达成。
以前是学术研究人员，他记起恩德比在班的地方交给他的档案中曾提到，放弃大学教职，追求更大的官僚特权。
没用的东西，安恩一定会这么说，只消看一眼就能衡量他的性欲。别理他。
但史迈利无法不理他。格里高利耶夫是上钩的鱼，史迈利要考虑的则是如何拉他上岸。他戴着无边眼镜，下巴长出一圈肥肉，发油因身体发热而暖腻，散发出柠檬的气味。他一面揉着肩膀，一面开始环视绑架他的人。脸上汗流如雨。
“我在哪里？”他狂暴地追问，略过史迈利，把托比当成头头。他的声音刺耳，调儿很高。他说德文，带着斯拉夫的齿擦音。
苏联驻波茨坦一等秘书（商务），三年，史迈利记得，没有明显的情报接触。
“我要知道我在哪里。我是个资深的苏联外交官。我要求立即与我国大使谈话。”
他不断用手揉着受伤肩膀的动作，削弱了他愤愤不平的气势。
“我被绑架了！被带到这里，非自愿的！如果你不马上把我送回大使馆，就会引发严重的国际问题。”
格里高里耶夫搭起了自己的舞台，却只是自说自唱。只有乔治可以问问题，托比曾这么告诉他的团队，也只有乔治能回答问题。但是，史迈利只是静静坐着，像个殡葬业者；似乎没有任何事可以让他有反应。
“你们要赎金吗？”格里高利耶夫对着他们大叫。一个可怕的想法突然掠过他心头：“你们是恐怖分子？”他低声问，“但如果你们是恐怖分子，为什么不蒙住我的眼睛？为什么让我看到你们的脸？”他的目光扫过狄·席尔斯基，接着是史柯戴诺。“你们应该遮住脸的。遮住吧！我希望对你们一无所知！”
持续的静默激怒了格里高利耶夫，他举起肥胖的拳头捶打自己另一只张开的手掌，叫嚣着：“我抗议，我抗议。”此时，史迈利略微露出高级官员式的遗憾神色，像格里高利耶夫一向所做的那样，打开放在膝上的笔记本，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很官员式的：“你是苏联驻伯恩大使馆的格里高利耶夫领事？”他尽可能以最平淡单调的声音问。
“格里高利耶夫！我是格里高利耶夫！是的，没错，我是格里高利耶夫！你是谁，请问？你是谁？黑帮老大？凭什么像个人民委员似的对我说话？”
用人民委员来形容史迈利的态度并不见得是恭维，他强调的是那种漠不关心的姿态。
“那么，领事，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可以耽误，我必须请你看一下桌上的这些犯罪照片，就在你面前。”史迈利说，依然审慎地维持着平淡单调的语气。
“照片？什么照片？你怎么能说外交官犯罪？我要求立即打电话给我们大使！”
“我建议领事先看这些照片。”史迈利用阴郁、毫无口音的德文说，“只要领事看过照片，就有自由可以打电话给任何人。请先从左边那张开始。”他建议，“照片是从左到右排列的。”
被勒索的人有着我们所有人的弱点，史迈利想。他暗自观察格里高利耶夫搜寻桌上照片时的样子，像在外交餐会上审视自助餐台一般。被勒索的人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努力想躲开陷阱，却反而更深地陷入困境。史迈利自己动手排列了照片的顺序。他想像着在格里高利耶夫心中，奏起一串连续不断的灾难之歌。格里高利耶夫夫妇把他们的奔驰停在银行外面。脸上永远挂着不满神色的格里高利耶娃独自坐在驾驶座上等候，紧抓方向盘不放，像随时防范有人抢走她的车。长镜头捕捉到的格里高利耶夫和小娜塔莎，在一张长椅上，坐得非常近。接着是格里高利耶夫在银行里，有好几张，精良的镜头越过肩膀，拍到他在出纳的收据上签名，在他签名的上方，很清楚地打着全名：阿道夫·葛拉瑟。随后是格里高利耶夫很不安地骑在脚踏车上，正要进入疗养院；格里高利耶娃又很不情愿地坐到车上，这一次是在葛特斯许的谷仓后面，她自己的脚踏车还绑在车顶上。但史迈利注意到，让格里高利耶夫凝视最久的，是梅纳兹哈根家的女孩用模糊的长镜头捕捉到的照片。照片的品质并不好，但是车里的两个人，虽然嘴巴贴在一起，却仍然可以清楚辨识。一个是格里高利耶夫。另一个，头压着他，好像要把他生吞活剥似的，是小娜塔莎。
“电话任你使用，领事先生。”史迈利平静地说，格里高利耶夫毫无动静。
但格里高利耶夫仍然凝视着最后一张照片，一动也不动，从他的表情判断，他已不安至极。他不只是一个东窗事发的人，也是一个渴求爱情的男人。而今隐秘的恋情却突然公开，一切变得荒谬可笑。
史迈利依旧用他那公事公办的阴郁声调开始说明，卡拉可能会称之为施压。托比说，其他的审问者，可能会提供格里高利耶夫选择，如此一来，无可避免地会激起他顽固的苏联脾气，自我毁灭的苏联习性。巨大的压力很可能会导致巨大的灾难。其他的审问者会提高声音，威胁恫吓，诉诸恐吓性的甚至实质性的暴行。但乔治不会，从来不会。乔治的举止像个低调而无立场的官员，而格里高利耶夫，就像格里高利耶夫夫妇的世界已到末日似的，无可奈何，只能别无选择地接受。乔治完全不给格里高利耶夫选择的机会。乔治很平静，也很清楚地对格里高利耶夫说明，他跟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重要的是，领事，史迈利说，仿佛他说明的是税务问题，要想想如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防止照片发散，那么这些照片很快就会落到其他人手里，到时候会产生多大的冲击呢？首先是瑞士当局，一位驻瑞外交官滥用瑞士护照，一定会让他们很火大，更别提严重违反银行法。他们会签发最强烈的官方抗议，格里高利耶夫一家会连夜被送回莫斯科，全家人，永远无缘再享受派驻国外的丰裕生活。并且，回到莫斯科后，格里高利耶夫也无法平反。他在外交部的上司对他的行为会不敢苟同，无论是对于私人生活还是公务领域。格里高利耶夫在官场上的前途就此结束。他会在自己的国家里被流放，他的家人也一样。全家人都是。“想像一下，在外西伯利亚的荒原上，一天二十四小时面对格里高利耶娃的咒骂。”他的话奏效了。
格里高利耶夫跌坐在椅子里，双手抱头，仿佛头会爆炸开来。
“但最后，”史迈利说，他的目光从笔记本上抬起，虽然只是一瞬间——他在笔记本上看些什么，托比说，真是天知道，因为笔记本上只有一行行的线，此外一片空白——“最后，领事，我们必须思考，这些照片对某个国家安全机构所造成的影响。”
此时，格里高利耶夫的手放开头，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开始擦着额头，但无论他怎么用力擦，汗水还是不停地冒出来。汗水迅速滴落，就像史迈利自己在德里的审问室里与卡拉面对面坐着时一样。
史迈利非常投入自己的角色，代表官僚体系来宣达格里高利耶夫的最后命运。他又叹了一口气，一本正经地把笔记本翻过另一页。
“领事，我问你，你太太和家人去野餐，几点会回来？”
格里高利耶夫仍然不断用手帕擦着额头，似乎没听见史迈利的话。
“格里高利耶娃和孩子们在艾尔芬诺森林野餐。”史迈利提醒他，“我们有些问题要问你，但如果你没回家而引起关切可就不好了。”
格里高利耶夫拿开手帕。“你们是间谍？”他低声说，“你们是西方间谍？”
“领事，你最好别知道我们是谁。”史迈利真诚地说，“这些信息是危险的负担。只要你照我们的吩咐做，你就可以自由地离开这里。我们向你保证。你的妻子，甚至莫斯科中央，都永远不会知道。请告诉我，你的家人几点钟会从艾尔芬诺回来——”史迈利突然停住。
或许不是出于真心，格里高利耶夫竟然做出奋力一搏的样子。他站起来，转身冲向门。就一个硬汉来说，保利·史柯戴诺看起来或许有些怠倦无力，但在格里高利耶夫还来不及做出第二个动作之前，他的手臂就已紧紧扣住他，把他轻轻地压回椅子里，非常小心地不在他身上留下伤痕。格里高利耶夫又作态地呻吟，非常绝望地垂下手。他的脸涨得通红，并开始痉挛，宽阔的肩膀不断抖动，嘴里喃喃冒出自我斥责的字句，交杂着一半俄文和一半德文。他缓慢但激动地咒骂着自己，接着，他咒骂他的母亲，他的老婆，他的厄运，以及他身为人父的极端脆弱。他应该留在莫斯科，留在贸易部。他根本就不该离开学术界，只因为他那个蠢老婆想要外国衣服、音乐和特权。他老早以前就看穿她了，但他不忍放弃孩子，他是个笨蛋，是个小丑。他才应该住进庇护所，而不是那个女孩。他在莫斯科被找上时，他应该说不。他应该坚持程序。他应该在回来时把这件事向大使报告。
“噢，格里高利耶夫！”他大叫，“噢，格里高利耶夫！你太软弱了，太软弱了！”
接着，他开始长篇大论地斥责阴谋。他对阴谋深恶痛绝。在事业发展过程中，有好几次，他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冒进计划里受命与可恶的“邻居”合作。每次都是一场大灾难。搞情报的都是罪犯，骗子，笨蛋，一群怪物。为什么苏联人这么爱他们呢？噢，因为苏联人的灵魂里就有酷爱秘密的致命缺陷。
“阴谋代替了宗教！”格里高利耶夫用德文对他们咆哮，“这是我们秘密的替代品！情报员是我们的阴谋家，这些卑鄙小人，他们毁了一切！”
他握起拳头，自责地捶打自己的脸颊。史迈利仍然翻动膝上的笔记本，厉声将他拉回眼前的问题：“想想格里高利耶娃和你的孩子，领事。”他说，“我们真的必须知道他们预定几点回家。”
每一个成功的审问——就像托比·伊斯特哈斯每谈及这个时刻都要特别训示的——都建立在一个无法弥补的疏失上。一个手势，无论是暗示的还是直接的，甚至只是半个微笑，或者是接受一根香烟，都代表了心态的转变，从反抗变成合作。而格里高利耶夫，在托比所描述的场景里，就在此时犯下严重的疏失。“她会在一点钟回家。”他喃喃地说，避开史迈利与托比的目光。
史迈利瞧了一眼手表。让托比暗自狂喜的是，格里高利耶夫也做了相同的动作。
“但她可能会迟一些？”史迈利反驳说。
“她从来不迟到。”格里高利耶夫闷闷不乐地说。
“那么，请你先告诉我，你和那个女孩的关系！欧斯特拉柯娃。”史迈利一面说，一面向右走到远处——托比说，他是在暗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延续格里高利耶娃不时会被问到的那些寻常事情罢了。然后，他准备好笔。如此一来，像格里高利耶夫这样的人可能会觉得必须给他一些信息，好写下来。
纵然如此，格里高利耶夫的抗拒并没有就此烟消云散。他的爱国情操至少还得再上演一回。他张开手，仿佛在向托比请求：“欧斯特拉柯娃！”他以夸张的轻蔑态度又重复一次，“他问我一个叫欧斯特拉柯娃的女人？我不认识这个人。也许他认识，但我不认识。我是个外交官。马上放了我，我有重要的公务要办。”
但这股气势，就像逻辑一样，很快就从他的抗议声中消失了。格里高利耶夫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清楚。
“亚莉珊卓·波里苏娜·欧斯特拉柯娃。”史迈利一面吟唱似的念出名字，一面用领带的下摆擦着眼镜。“一个苏联女孩，但有法国护照。”他重新戴上眼镜。“就像你一样，领事，是个苏联人，却有瑞士护照。用的是假名。你是怎么和她扯上关系的，我很好奇？”
“关系？现在告诉我，我和她扯上关系！你以为我这么下流，和一个疯女人睡觉？我被勒索了！就像你们现在勒索我一样，所以我被勒索了。施压！每次都施压，每次都是格里高利耶夫！”
“那么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勒索你的，”史迈利建议说，目光毫无遮掩地瞥了他一眼。
格里高利耶夫瞪着自己的手，举起来，又垂回膝上，又是徒劳无功。他用手帕擦着嘴，对这个世界的穷凶恶极只能摇头兴叹。
“我当时在莫斯科。”格里高利耶夫说。托比事后说，他听见天使合唱团在他耳里唱着哈利路亚。乔治的策略奏效了，格里高利耶夫开始招供。
另一方面，史迈利并没有为自己的成就欢呼庆祝；相反，他的胖脸却很不高兴地皱起眉来。
“请说日期，领事。”他说，仿佛地点根本不是重点，“告诉我你在莫斯科的日期。之后，也请交代每一件事的日期。”
这也是很经典的手法，托比喜欢加以说明，聪明的审问者总会故意点燃一些诱敌的火光。
“九月。”格里高利耶夫迷惑地说。
“哪一年？”史迈利一面问，一面写。
格里高利耶夫又很哀怨地看着托比。“哪一年？我说九月，他问哪一年的九月？他是个历史学家吗？我想他是个历史学家。今年九月。”他悻悻然地对史迈利说，“因为一项紧急的商务会议，我被召回莫斯科。我是一个高度专业的经济领域的专家。如果我没出席，这场会议就没意义了。”
“你的妻子陪你一起回去吗？”
格里高利耶夫无力地叹了口气。“现在他以为我们是资本主义者。”他对托比说，“他以为我们能带着老婆回去开两个礼拜的会，还搭瑞士航空头等舱呢。”
“‘今年的九月，我收到命令，要我单独飞回莫斯科，去参加为期两周的经济会议。’”史迈利说，仿佛大声念出格里高利耶夫的自白似的，“‘我的妻子留在伯恩。’请描述这次会议的目的。”
“我们高层讨论的主题是绝对机密。”格里高利耶夫认命地回答，“我们部里希望讨论具体的措施，贯彻苏联官方反对其他国家出售武器给中国的立场。我们讨论的就是，对违反的国家能采取哪些制裁措施。”
史迈利毫无个性的风格，以及佯装的不得不然的官僚神态，此时不仅已树立威信，而且还臻于完美。格里高利耶夫带着哲学式也是非常苏联式的悲观心态，全盘接受。其他在场的人事后都觉得难以置信，似乎他还没被带到公寓来之前，就已有意倾诉心声了。
“会议在哪里举行？”史迈利问，仿佛对他而言，形式的细节比机密的事务更值得关切。
“在贸易部。四楼……会议室。在洗手间对面。”他以绝望的轻浮态度回嘴说。
“你住在哪里？”
在资深官员住的招待所。他报出地址，甚至还带着讥讽意味地报出房号。有时候，我们的讨论结束得很晚，他说——己不吐不快似的主动提供信息；但在礼拜五，因为仍然是夏季气候，非常炎热，所以他们结束得较早，好给想到乡间避暑的人方便。但格里高利耶夫没有这样的计划。格里高利耶夫打算留在莫斯科度周末，而且另有缘由。
“我安排好了要到一个女孩的公寓住两天，她名叫爱芙朵琪亚，是我以前的秘书。她丈夫当兵去了，不在家。”他解释说，仿佛这是一般男人之间再正常不过的交心，至少是像托比这样心意相通的人可以理解的那样，尽管那些无血无泪的人民委员并不能体会。然后，很令托比惊讶的是，他竟单刀直入。他毫无预警也毫无其他引言地，从他与爱芙朵琪亚的调情，直接切入这次审问的核心。
“很不幸的，我安排的计划被破坏了，因为莫斯科中央第十三处，也就是大家称为卡拉处的人介入了。我被要求立刻去参加一场会谈。”
此刻，电话响起。托比接起电话，挂断，对史迈利说：“她回到家了。”依旧讲德文。
史迈利毫不迟疑地转头对格里高利耶夫说：“领事，我们得到通知，你太太已经回家了。现在，你必须打电话给她。”
“打电话给她？”格里高利耶夫一脸惊骇地转头看托比，“他告诉我，打电话给她！我该怎么说？‘格里高利耶娃，我是你亲爱的丈夫！我被西方间谍绑架了！’你们这些人民委员疯了！都疯了！”
“请你告诉她，你不得己要晚回家。”史迈利说。
他的沉着对格里高利耶夫的怒气无异火上加油：“我这样告诉我太太？告诉格里高利耶娃？你以为她会相信我吗？她会立刻向大使打我的小报告。‘大使，我的丈夫跑了，去找他吧！’”
“信差克拉斯基每个礼拜送来莫斯科的指令，是不是？”史迈利问。
“人民委员无所不知。”格里高利耶夫对托比说，一手轻拂过脸颊，“如果他无所不知，他干吗不自己对格里高利耶娃说？”
“你必须用公事公办的语气对她说，领事。”史迈利建议道，“别提到克拉斯基的名字，但暗示说，他要你立刻到城里某处和他见面，商讨机密。紧急状况。克拉斯基改变了计划。你不知道几点能回家，也不知道他要谈什么。如果她抗议，就斥责她。告诉她，这是国家机密。”
他们看到他面露忧色。他们看到他惊叹诧异。最后，他们看到一抹浅浅的微笑浮上他的脸。
“机密。”格里高利耶夫自言自语说，“国家机密。没错。”
他无畏地走向电话，拨了号码。托比站在他后面，一只手小心翼翼地准备着随时按下听筒，如果他胆敢耍把戏的话。但史迈利带着微笑摇摇头，示意托比走开。他们听到格里高利耶娃的声音，用德文说：“你好！”在她高声追问丈夫人在哪里之后，他们听到格里高利耶夫无畏的回答。他们看到他挺直身子，抬高下巴，换上官式的面孔；他们听见他断然说出几句简短的字句，问了一个显然没得到答案的问题。他们看到他挂掉电话，因喜悦而眼睛发亮，容光焕发，他高兴地挥动粗短的双臂，就像上阵得分的球员一样。接下来，他们知道的是，他开始大笑，又长、又充满激情的斯拉夫式的大笑，音调高低起伏。其他人也无法遏止地大笑起来——史柯戴诺、狄·席尔斯基和托比都笑起来。格里高利耶夫握着托比的手。
“今天我真喜欢阴谋！”在两段更加激情的畅快笑声的空当，格里高利耶夫大叫，“今天，阴谋真是太棒了！”
然而，史迈利并没有加入这全体庆祝的行列。他有意扮演扫兴的角色，坐着翻阅笔记，等待欢笑结束。
“你说说看，第十三处的人是怎么找上你的。”当一切再度恢复平静之后，史迈利说，“第十三处，人称卡拉处。请继续你的叙述，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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