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病房里的沉思

　　他厌憎病床就如一个溺水者厌憎大海。他讨厌被床单束缚着，以致他手脚都无法自如活动。
　　而且，他痛恨这病房，因为它带给他一种恐惧感。在门边有一架手推车，放满了各种工具，剪刀、绷带、瓶子，还有让人生畏的古怪物件，包裹在为上次圣餐仪式准备的白色亚麻布里。还有高高的水壶，被餐巾包住了半边身子，竖在那边就像一只等着撕开猎物内脏的白鹰，而小玻璃壶里缠绕着的橡胶管就跟蛇一样。他讨厌这里的一切，而且担惊受怕。他感觉燥热，汗流如瀑，又感觉发冷，冷汗裹身，在他的肋骨上如冰冷的血液般缓缓流淌着。日夜更迭，史迈利却无法辨识。他与睡眠做着无休无止的斗争，因为只要他一闭眼，视线便会转向混乱的大脑；有时候，他沉重的眼皮会拼死合拢，那他就会集中所有力气撑开眼睛，再次盯着头顶上摇曳不定的微光。
　　之后有人打开了百叶窗，冬日阴灰的光线洒了进来，实在是美好的一天。他听见外面车辆的声响，知晓自己最终活了下来。
　　于是，死亡再一次变成了学术问题——一项他要推延到富有时才会用自己的方式偿还的债务。有一种奢侈的感觉，几乎是圣洁的。他的思维惊人的清晰，如同普罗米修斯穿越整个世界般来回漫游；他在哪儿听到过“思想从身体上分离出来，统治着文件世界……”这句话来着？
　　只有头顶上的灯可看，这让他感到无聊，他希望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看。他对那些葡萄、蜂巢与花的香味以及巧克力感到腻味。他想要书籍，还有文学杂志；要是他们连书都没有给他的话，他怎么才能够赶得上自己的阅读进度呢？事实上，他钻研的十七世纪，并没有什么研究成果，也没有什么富有创见的评论。
　　过了三个星期曼德尔才被允许去看望他。他拿着一顶新帽子走了进来，还捎上了一本关于蜜蜂的书。他把帽子放在床尾，把书置于床头柜上。他咧开嘴笑了。
　　“我给你带了本书，”他开腔了，“讲蜜蜂的。这些聪明的小家伙。也许你会感兴趣。”
　　他坐在床沿上：“我整了顶新帽子。挺傻的。庆祝我的退休。”
　　“噢，对，我都给忘了。你也老不中用咯。”他们都笑了起来，继而又陷入沉默。
　　史迈利眯着眼睛：“我现在看不太清楚你。之前那副眼镜不让戴。他们要给我弄新的。”他停了停。“你不知道是谁对我下的手吧？”
　　“说不准。要看情况。有点头绪了，我想。我了解得不够多，这就是问题所在。我指的是你的工作。东德钢铁代表团有没有什么印象？”
　　“嗯，应该有。它四年前来到这里，想加入贸易委员会。”
　　曼德尔跟他讲与斯卡尔先生的交谈：“……那个人自称是荷兰人。斯卡尔要跟他联系，就只能通过一个报春花电话号码。我查过户主了，就是东德钢铁代表团，在贝塞兹公园。我派人去打探过。他们已经搬空了。那里什么都没有，家具什么的，一概不见踪影。就只有这个电话机，而电话线已经从插座上拔出来了。”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1月3日。就是芬南被谋杀那天。”他疑惑地看着史迈利。
　　史迈利想了会儿，说：“联系国防部的彼得·吉勒姆，明天带他来这儿。抓着他领子过来。”
　　曼德尔拿起帽子，走到了门边。
　　“再见，”史迈利说，“谢谢你的书。”
　　“明天见。”曼德尔说完就走了。
　　史迈利躺在床上休息。他的头在发痛。该死，他想，我还没谢他的蜂蜜呢。这也是福特纳姆的。
　　为什么早上会有那通电话呢？这件事最让他困惑不解了。这真荒唐，真的。史迈利认为，在这起案件当中，所有莫名其妙的事里头，这是最让他心焦的。
　　艾尔萨·芬南的解释就是痴人说梦，摆明就是不现实的。安恩，那是可能的，她要是乐意的话，能让传呼中心整个倒立；但艾尔萨·芬南就不会。她那张警觉、聪明的小脸以及完全独立的个性当中没有什么能够支持健忘这个说法。她本可以说传呼中心搞错了，电话不该是这天打的，扯什么都好。芬南呢，是的，他确实是健忘的。这是芬南性格中一个奇怪的矛盾，在面谈之前就已经是这样的了。一个痴狂的西部小说迷和一个热诚的象棋爱好者，一个音乐家和一个业余哲学家，一个沉思者——竟然是健忘的。曾经有过一次大争论，说他从外交部拿了些机密文件，结果却是他在回威利斯顿之前，把它们跟自己的《泰晤士报》以及晚报一块儿放到了公文包里而已。
　　艾尔萨·芬南会不会在惊慌中，自作主张把丈夫的责任归咎到自己身上？又或者是将她丈夫的动机说成她自己的？芬南是否让传呼中心提醒他自己一些事情，而艾尔萨把这个动机挪用到自己身上了？那到底芬南有什么事是需要人家提醒的——还有，他妻子极力掩藏的又是什么呢？
　　塞缪尔·芬南。新旧世界在他身上融合。地道的犹太人，富有教养，见多识广，独立自主，勤奋刻苦并且感觉敏锐；对于史迈利，他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是时代之子，被迫害，就像艾尔萨那样，并被驱使从业已移居的德国来到英国的大学。凭借一己之力，他把缺点与偏见撇到一边，最终进驻外交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仅仅依靠自己的才智。而要是他在面对俗人做出的决定时有那么一点骄傲自大，一点不情不愿，谁又能责怪他呢？当芬南宣称自己支持德国分裂时是有些让人尴尬，但这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当他开始处理亚洲事务，这件事就没人记得了。在其他方面，他对过错宽宏大度，在白厅以及萨里都受人欢迎。在萨里，他每周都会花上几小时投身公益事业。他热爱滑雪。每年他都会一次性使用所有的休假时间，在瑞士或奥地利待上六个星期。史迈利只去过德国一次，他记得——那是跟他的妻子四年前去的。
　　在牛津的时候，芬南理应加入左派，这再正常不过了。那是大学共产主义的大好蜜月期，而其理念，天知道是什么，他心中清楚得很。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西班牙佛朗哥的叛乱，美国经济的萧条，特别是反犹太主义在欧洲的席卷——芬南自然要找到一个发泄愤怒与反感的渠道。再说，党在那时受人尊敬；工党以及联合政府的失败让许多知识分子相信，光是共产主义便足以替代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就是令人兴奋的地方，随处可见的同仇敌忾以及同志关系一定吸引了好出风头的芬南，让他在孤寂中得到慰藉。当时还谈到前往西班牙；有些人已经走了，就像剑桥的康福德，一去不复返。
　　史迈利能够想像得出芬南那段时期的样子——反复无常，真诚热切，就像初学者当中的老手，毫无疑问会给他的同伴带去真正的磨难。他的父母已经过世——他的银行家父亲富有远见，在瑞士留有一个小账户。钱虽然不多，但是足以供他念完牛津，而且能让他免遭贫寒之苦。
　　和芬南的那次面谈，史迈利记忆犹新：虽是众多面谈当中的又一次，却与众不同。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交谈方式。芬南的表达非常清晰、快速、不容置疑。
　　“他们最美好的一天，”他曾经说过，“就是矿工来的那天。他们来自朗达，你也知道，对同志们而言，自由精神随着他们一同从山上来到这里。那是一场绝食游行。团体里的人似乎没有想到，那些游行者是会饿得扛不住的，但我想到了。我们租了一辆货车，女孩子们炖了汤——炖了很多很多。市场上一个有同情心的屠夫，低价卖给我们好些肉。我们开着货车出去见他们。他们喝了汤又继续游行示威。他们并不是真心喜欢我们，并不信任我们。”他笑了。
　　“他们那么瘦小——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个——就跟小精灵一样，又小又黑。我们希望他们能唱首歌，他们也唱了。但不是为我们唱——是为他们自己唱的。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威尔士人。
　　“这让我对自己的种族加深了了解，我觉得——我是犹太人，你知道的。”
　　史迈利点了点头。
　　“当威尔士人离开之后，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当你梦想成真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他们当时认识到为什么党不怎么在乎知识分子了。我觉得他们大多感到自身的低贱，还觉得羞耻。他们为自己的高床软枕和舒适居室感到羞耻，为自己的酒足饭饱和漂亮文章感到羞耻，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风趣幽默感到羞耻。他们总是在说凯尔·哈迪是如何用一截粉笔在采煤场自学速记的，这故事你也知道。他们对自己拥有铅笔和纸张感到羞耻。但把纸笔就这样丢到一边是无济于事的，对吧？这是我在最后悟出的道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退了党。”
　　史迈利想问芬南他自己有什么感想，但芬南又开始讲了起来。他跟他们没有什么共同点，他后来明白了这点。他们不是成年人，只是小孩，他们渴望明天便有自由之火、吉普赛音乐以及大同世界，他们骑着白马穿过比斯开湾，或者带着孩童般的喜悦，给挨饿的威尔士小精灵买啤酒；这群孩子无法抵挡东方的太阳，只能顺从地让自己蓬乱的头朝着它转。他们相互喜爱，而且相信他们热爱全人类，他们又相互打斗，相信他们在与世界搏斗。
　　很快他便感觉滑稽。对他而言，他们还不如去给士兵织袜子。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驱使他对二者进行了一番细致考量；他把全副精力投放到哲学与历史书籍的阅读上，然后惊讶地发现了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浑然理性中的慰藉与平和。他尽情享受这种理性的坚忍，为它的无畏以及对传统价值观的学术性颠覆而感到振奋。到头来，在寂寞岁月中赐予他力量的并不是党，而是这种哲学，这种要求为不容置疑的信条牺牲一切的哲学，这种使他受辱却又令他鼓舞的哲学；而当他最后收获了财富与名望之际，他又痛心地背弃了它们，他一手创立了英国独立工党。就如同那是一件珍宝，当他年岁过大时，便不得不将它连同年轻的时光一起，遗留在牛津。
　　芬南就是这样描绘的，而史迈利能够理解。这故事几乎不见愤怒与怨恨的踪迹，不同于史迈利在这类面谈中预见的那样，但是（可能正因如此）这显得更为真实。关于这次面谈还有一件事：史迈利深信芬南对某些重要的事情选择了闭口不谈。
　　傍水街事件和芬南的死亡之间是否有确凿的关联？史迈利责怪自己思绪飘出太远。纵观全局，一连串事件都表明芬南跟史迈利同陷于一个问题之中。
　　一连串事件加上史迈利的直觉、经验，或者是——那种促使他按下门铃而非插入钥匙的意识，尽管这意识并未警告他，在夜里有一个凶手正拿着一杆铅管等待着。
　　那次面谈并不是正式的，这没有错。在公园里的散步让他想起牛津多于白厅。在公园里的散步，在米尔班克的咖啡馆——对了，这里也有一个程序上的差异，但这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外交部的官员在公园里散步，热切地跟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攀谈……除非这小人物并不是籍籍无名的！
　　史迈利拿了一本平装书，用铅笔在扉页上写下：
　　我们先做一个尚未被证实的假设：谋杀芬南以及试图杀害史迈利这两件事之间确有关联。那么在芬南死之前，史迈利是如何与他关联上的呢？
　　1.在1月2日周一的面谈之前，我从没见过芬南。我是在军情局查看他的档案的，而且我已对要提的问题做了准备。
　　2.1月2日，我独自打车去外交部。外交部安排了面谈，但并没有，重复一遍，并没有提前获知谁去问话。芬南因此不会预先知道我的身份，军情局外的人也不会得知。
　　3.问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外交部，办公室里人们穿来穿去，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第二部分则是在外面，任何人都可能见到我们。
　　接下来是什么呢？什么都没有，除非……
　　没错，结果只有一种可能：除非有人看到他们在一起，不仅认出了芬南，还认出了史迈利，而且强烈反对他们的来往。
　　为什么？史迈利在哪方面具有危险性？他的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当然——有一个方面，仅有一个方面——他是安全部官员。
　　他放下了铅笔。
　　这样的话，杀萨姆·芬南的人感觉焦虑，是认为他不应该跟一名安全部官员有言语接触。也许那是某个外交部的人。但必然，他也认识史迈利。一个芬南在牛津便认识的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怕被曝光的人，这个人以为芬南会说出来，或者已经说出来了？而要是他已经说了出来，那史迈利理所当然也得被干掉——要迅速灭口，趁他还没把这些写进报告里。
　　那就解释了为什么芬南会被谋杀，而史迈利会被袭击。这还是有道理的，但不是很充分。他已经尽可能高地搭建了一座纸牌屋，而他手头上仍然有牌。那艾尔萨呢，她的连篇谎话，她的串通一气，她的心惊胆战，又该怎么解释？那车子以及八点半的电话呢？那封匿名信呢？要是凶手害怕史迈利和芬南接触，他就不会通过告发芬南来引起注意。那么又会是谁呢？谁？
　　他躺了下来，合上眼睛。他的头又抽痛了。也许彼得·吉勒姆能够帮帮忙。他是唯一的希望了。他头晕目眩，痛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