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不体面的俱乐部
第十一章 不体面的俱乐部
曼德尔看到史迈利穿戴整齐地坐在扶手椅，彼得·吉勒姆则在床上躺了个四仰八叉，手随便地抓着一个淡绿色的文件夹。外面，天色漆漆的，阴森可怖。
“第三个凶手进屋了。”吉勒姆一见曼德尔门便说。曼德尔坐在床尾，愉悦地向脸色苍白、情沮丧的史迈利点点头。
“恭喜恭喜。见到你恢复健康我就开心了。”
“谢了。我恐怕你要真看到我站起来，就不召唤死者会这样恭喜我了。我跟病猫一样弱。”
“他们什么时候放你走？”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肯让我出院——”
“你没问？”
“没有。”
“好吧，你最好还是问问。我有消息要跟你说。我还没搞清楚，但我相信这还是有价值的。”
“又来了，又来了，”吉勒姆说，“每个人都有消息告诉其他人。真是令人振奋。乔治一直在看我的家庭照片”——他稍稍扬了扬绿文件夹——“然后把所有老友都认了出来。”
曼德尔听得摸不着北，就没去理会。史迈利插话了：“明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再跟你说。明早我就出院，不管他们怎么说。我觉得我们已经找到了凶手，还发现不少东西。现在呢，还是听听你挖到的消息吧。”他的眼神里没有成功的喜悦。只有忧虑。
史迈利所属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并不被那些装点《名人录》的名流青睐。其创始者是离弃了小卡尔顿俱乐部的年轻人斯蒂德·阿斯普雷，他曾在一名南非主教的审讯中因为亵渎神明而被内政大臣驱逐。他说服之前在牛津时的房东离开她在霍里威尔的安静房子，到曼彻斯特广场接管两个房间和一个地下室，这是一名富有的亲戚交由他任意处置的。那里一度有40名会员，每个人一年支付50几尼。后来剩下31个人。那里没有女人，没有规矩，没有内政大臣，没有主教。你可以带着三明治去买一瓶啤酒，你也可以只带着三明治，什么都不买。只要你还算清醒，而且只管自己的事，那就没人会在意你穿什么，说什么，或者把谁带在身边。斯特基恩夫人不再在吧台打下手，或者帮人把排骨端到地下室的火炉前，而是舒舒服服地负责两名边防军团退休中士的起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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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会员自然都跟身处牛津的史迈利年纪相仿。这个俱乐部向来只为一代人提供服务，这样它便会跟会员一同步入暮年，走向死亡。战争把贾比迪和其他人的性命夺走，但没有任何人提议招揽新成员。此外，这个场地如今已经归他们所有，斯特基恩夫人的晚年也已经被安顿好，而俱乐部本身也不负有任何债务。那是星期六的一个晚上，那里一共只有六个人在。史迈利已经给大家点了餐，桌子已在地下室摆好，明亮的煤火正在砖炉里烧着。没有别的人同桌，他们吃的是沙朗牛排和红酒；外面的雨下个不停。对他们三人而言，那天晚上整个世界一派安宁，令人愉悦，尽管让他们齐聚一堂的是一件怪异的事情。
“为了让我即将跟你们说的故事听起来有意义，”到头来还是史迈利先开的口，这番言辞主要是对曼德尔说的，“我得先把自己的整个经历跟你们讲讲。我是个情报官，这你们都知道——我从一开始就加入了间谍机构，早在卷入白厅强权政治之前。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人手紧缺，工资微薄。在南非和中欧经过常规训练和试用之后，我接了一份在德国大学讲课的活儿，暗中观察哪些德国年轻人具备特工潜质。”他停了会儿，笑召唤死者着对曼德尔说：“不好意思，行话扯多了。”
曼德尔一本正经地点点头，史迈利又继续下去。曼德尔知道他比较爱炫耀，控制不了。
“没过多久大战就开始了，那段时间在德国真是糟糕透顶，让人受不了，简直要疯掉。神经错乱的话才会去跟人接触。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可能隐姓埋名，在政治上和社交上都低调行事，推举候选人，让别人去招募。我想趁学生旅游的时机，带几个人到英国去待上一阵儿。我表过态，当我过来的时候，我不会跟军情局有任何联系，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在那个时候，德国反情报局的效率有多高。我不知道谁被接见过，当然，这样是再好不过的。我的意思是，说不定我会被曝光。
“我的故事实际上要从1938年说起。夏天的一个晚上，就我自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那天天气很不错，很温暖，很平静。那时我们可能还从没听说过法西斯主义。我穿着长袖衬衫，坐在靠窗的桌子前做事，但不是很用心，因为那个夜晚实在是太美妙了。”
他停了下来，不知为何有些难为情，于是就摆弄了下红葡萄酒。他的脸颊泛出两坨红晕。虽然他只喝了一点酒，却感到有点醉醺醺的。
“继续说吧，”他感觉自己有点胡闹，“对不起，我有点不会说话了……总之，我就坐在那里，一个年轻学生敲过门就进来了。其实也就十九岁，但看起来还要年轻些。他名叫戴尔特·弗雷。他是我的一个学生，头脑聪明，外貌出众。”
史迈利又停了下来，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也许这是他的心病，他的弱点，所以才在旧事重提时感到如此历历在目。
“戴尔特长得很帅，额头高高的，一头浓密的黑发乱蓬蓬的。他的下半身是畸形的，我看是因为小儿麻痹症。他拄着拐杖，走路的时候身子就重重地撑在上面。他在那所规模不大的大学里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传奇人物，那些人觉得他很有拜伦的风范。事实上，我从来没觉得他有多传奇。德国人对寻找天才少年很热衷，你们也知道，从赫尔德到施特凡·格奥尔格——有些人把他们从小就奉为名人。但你没法去膜拜戴尔特。他有一种很强烈的独立性，自身带有一种能把最有决心的人吓跑的冷酷。戴尔特的防御心理很强，这不仅是因为身体的残缺，更因为自己的种族，他是犹太人。到底他是怎么在学校里保持地位的，我不得而知。很可能他们并不知道他是个犹太人——他那帅气的模样可能很像南方人，我猜跟意大利人那样，但我还是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在我看来，他显而易见就是犹太人。
“戴尔特是个社会主义者。即便在那些日子里，他对自己的见解也是毫无遮挡的。我曾经考虑过把他招进来，但是招一个显然会被关进集中营的人，花工夫折腾起来也是白搭。再说，他太反复无常，太冲动行事，太引人注目，太自命不凡了。他在学校里是所有社团的头儿——辩论社，政治社，诗歌社等等。在所有的运动协会里，他也都有一个名誉职位。在大学这个新生必须通过喝酒来证明男子气概的地方，他也有胆量滴酒不沾。
“这就是戴尔特：高个子，帅小伙，威风凛凛的瘸子，同龄人的偶像；一个犹太人。这就是那个炎热的夏天夜晚来找我的人。
“我请他坐下，给他酒，他不要。我去煮咖啡，我想是这样的，就在一个小煤气炉上煮的。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的是我上次讲的济慈。我抱怨应用在英国诗歌上的德国批评方法，这引发了我们的一些讨论——跟往常一样——关于纳粹对‘颓废’的艺术阐释。戴尔特故意把旧事全部拎出来讲，然后慢慢变得直言不讳，从对现代德国的谴责讲到纳粹主义自身。我自然地保持着警惕——我觉得比起现在，当时我还不那么像个傻子。到最后，他直截了当地问我对纳粹的看法。我也直白地说，我不想批评自己的东道国，至少，我不觉得政治有什么乐趣。对他的回应，我一直忘不了。他非常愤怒，跺着双脚，用德语冲我大吼：‘我们不是在谈什么乐趣！’”
史迈利突然停下来，看着桌子对面的吉勒姆：“不好意思啊，彼得，我实在太啰嗦了。”
“哪里的话，老伙计。你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讲故事。”
曼德尔咕哝一声，表示同意；他坐在那里，双手颇为僵直地放在桌子上。房间里没别的光源，只有炉火的亮光，把他们的影子高高地投射到身后的毛坯墙上。酒瓶已经空了三分之一；史迈利给自己斟了一点，然后递过去。
“他对我大发雷霆。他简直无法理解我能够用一套独立的批评标准去评论艺术，却对政治如此麻木，我怎么能在战火蔓延三分之一个欧洲的时候还忙着嚷嚷艺术自由。难道当代文明就要毁于一旦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吗？十八世纪有什么了不起的，还能让我把二十世纪给扔到一边去？他之所以来找我，是因为他喜欢我的研讨班，而且觉得我是个开明的人，结果他发现我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恶劣。
“我让他走了。除了这样，我还能做什么？不管怎么样，在理论上，他也是信不过的——一个在校的叛逆犹太人过得自由自在，实在不可思议。但我一直盯着他。那个学期很快就要结束了，然后就是一个长假。在三天之后的期末辩论上，他特别口无遮拦。他真是吓到人了，然后大家都不说话，心里慌慌的。那个学期结束时，戴尔特走了，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连道别都没有。我没想过还会再见到他。
“那大概是六个月之后的事。我到德累斯顿附近看朋友，那是戴尔特的家乡，我提前半小时到了车站。与其在月台逛来逛去，还不如出去散个步。车站几百米外，有一栋相当阴森的十七世纪高楼。楼前有一个小小的院子，竖着高高的铁栏杆，还有一道熟铁造的门。显然，这里被改成了一个临时监狱；一群被剃光头发的囚犯，有男有女，就在院子里绕着四周舒活筋骨。两个守卫拿着冲锋枪站在中央。我盯着那边看的时候，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比其他人都要高，走路一拐一拐的，努力跟上别人的节奏。那就是戴尔特。他们已经把他的拐杖拿走了。
“事后我想了想，显然我意识到盖世太保是不会逮捕学校里当红的学生的。我忘了自己还要坐车，折回城镇，在电话簿里找他父母的地址。我知道他父亲以前是当医生的，要找到并不难。我去了他家，只有他母亲在。他父亲已经死在集中营了。她不是很想谈论戴尔特，表现得好像他并没有去犹太人监狱，而是去了普通的那种，仅仅在表面上说是‘修整时期’。她觉得儿子三个月就能放回来了。我假装给他留了个口信，说他还有几本书在我那里，要是他能给我打个电话，我会很乐意还他的。
“1939年那些事恐怕是把我给打败了，因为我相信自己没再多想过戴尔特。没过多久，当我从德累斯顿回来后，军情局让我回英国。我收拾好行李，两天之内便回到伦敦，发现这里陷入了骚乱。我领了一个新任务，需要做好充分准备，还要做简单报告以及新人培训。我准备立马动身去欧洲，起用德国那些没有实战经验的情报员，招募他们本来就是为了应付这种紧急事件的。我开始记熟那十来个名字和地址。你可以想像当我发现戴尔特·弗雷榜上有名时的反应。
“我查看他的档案，发现他几乎是毛遂自荐的，直接闯到德累斯顿的领事馆，质问为什么没有人去制止对犹太人的迫害，连举手之劳都不愿意。”史迈利说到这便自己笑了起来，“戴尔特很能让其他人听他的话去做事。”他迅速地瞥了一眼曼德尔和吉勒姆。他们两人都把视线牢牢锁在他身上。
“我想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怄气。那男孩就在我眼前，但我就是没觉得他是合适人选——德累斯顿那家伙想打什么小算盘啊？然后我就被告诫说这个喜欢煽风点火的家伙得由我来负责，他那冲动的性子可真会让我跟其他人赔上性命。尽管我的样貌跟掩护身份都有一点点改变，但我显然应该以学校里那个普通的乔治·史迈利的身份跟他打个招呼，这样他就会把我捧到天上去了。这个开头糟糕透顶，我半下决心，搭建社交网络时把戴尔特排除在外。在这件事上我判断错了。他是个出色的特工。
“他仍是不遮不掩地夸夸其谈，却很有技巧地化用为一种虚实结合的诈骗术。因为残疾，特务机构没有让他进去，但是他自己在铁路部门找到了一份文职工作。不用多久，他就排除万难，坐上了一个有实权的位置，截获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比如部队派遣和军火运输的目的地和时间等方面的详情。自此之后，他就能汇报投弹的成效了，还能精确查明关键目标。他是个非常厉害的指挥员，我觉得正是这个专长救了他。他在铁道部门做得很好，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从早到晚都忙个不停，几乎没有任何污点。因为表现杰出，他们甚至给他颁发了市民勋章，我看，盖世太保是因为这个，而很识时务地把他的档案扔掉了。
“戴尔特有一套跟浮士德看法一样的理论。自己一个人闷着头想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把想法有效地付诸实践才行。他经常说人类最大的错误就是区分灵与肉：如果规定没有被践行，那么它就不存在。他老是引用克莱斯特的话：‘假如所有眼珠子都是用绿玻璃做的，又假如所有看似白色的东西其实都是绿色的，那么谁更聪明一些呢？’诸如此类的话。
“就像我说的那样，戴尔特是一个出色的情报员。他甚至能做到在适宜飞行的晚上为轰炸机安排运送特定物资这一步。他有自己的办法——那种能够胜任情报工作的天赋。想像这种局面还能延续下去似乎是很荒唐的，我们投弹的范围总是非常广，要是把这些工作全都交托给一个有二心的人，那是很幼稚的——更不用说戴尔特这种人还挂着藏不住话的臭名声。
“需要我去跟他打交道的那部分工作挺简单的。戴尔特跟以前一样需要到处跑——他有一份特殊的护照可以畅通无阻。跟其他情报员相比，我们的通讯就是儿戏。我们会时不时地碰个面，在咖啡馆里说上几句，或者他会开公家的车来接我，载我沿着主干道开上六七十哩，装成送我一程的样子。但更多的是，我们乘坐同一列车，然后在过道里交换公文包，或者到剧院存包，然后交换存包处的票据。他很少会给我传递命令的原始文件，而只给复写版。他会让秘书做很多事——他会叫秘书专门做好收集工作，好让他每隔三个月便能在午饭时间把文件都倒进公文包，以作‘销毁’。
“好了，到1943年，我被召回来。我猜那个时候我做生意的掩护身份不太行了，而且我也已经变得有点过气了。”说到这里，他从吉勒姆的盒子里取了一根香烟。
“但不要把戴尔特给忘了，”他说，“他是我最好的情报员，但不是唯一的一个。我自己有非常多令人头痛的事情——跟其他事相比，管他还是很轻松愉快的。战争结束之后，我从继任者身上打探戴尔特以及其他人的遭遇。他们有些人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重新安定下来，有些人就慢慢回到破败的家乡。根据我的推测，戴尔特拿不定主意。俄国人还待在德累斯顿，毫无疑问，他放心不下。最后他还是回去了——他真是只能走这一步了，因为他母亲的原因。无论如何，他讨厌美国人。而且，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后来我听说他在那边开始干出一番事业来。战争年代所积累的行政经验让他在新德国找到了一份政府工作。我认为他反叛的名声以及他的家庭遭受的苦难给他扫清了障碍。他肯定干得挺出色的。”
“为什么？”曼德尔问。
“直到一个月前，他才来这边管理钢铁代表团。”
“还不止，”吉勒姆快言快语道，“事情还没全部浮上水面，曼德尔，今天上午省得你又到韦布里奇走一趟，我直接去找了伊丽莎白·皮基恩。这是乔治的主意。”他转向史迈利：“她有几分像莫比·迪克，对吧——食人大白鲸。”
“然后呢？”曼德尔问。
“我给她看了那个名叫蒙特的年轻外交官的照片，就是在这边收拾残局那个。伊丽莎白一眼就认出这个帅哥就是拿走艾尔萨·芬南乐谱袋的人。有意思吧？”
“但是——”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这个聪明的年轻人。你想知道乔治是不是也认出他了。没错，乔治是认出来了。这跟想把他引到傍水街家里的人是同一个。难道他就不会到别的地方去吗？”
曼德尔开车回米特查姆。史迈利累得要死。雨又开始下了，天气很冷。史迈利把他的厚外套拢得紧紧的，不顾疲倦，安静愉悦地看着沿途伦敦的繁忙夜景。他一向都很喜欢旅行。即便是现在，要是他还能选择的话，他也会坐火车穿越法国，而不是坐飞机。他还可以应和横跨欧洲的夜间行程中那些神奇的噪声、出奇刺耳的报鸣声以及让他从英国梦境中忽然醒来的法国嗓音。安恩以前也挺爱这一切的，他们曾经两度在陆路交通中共享这些不舒服的旅程带来的暧昧欢乐。
他们一回到住处，史迈利便直接躺到床上，曼德尔则去泡茶。泡完后他们就在史迈利的房间里喝。
“我们现在怎么做？”曼德尔问。
“你应该在床上休息一天。你到那里去干什么？”
“去见艾尔萨·芬南。”
“你一个人去可不安全。最好还是让我跟着去。到时你去跟她聊，我就待在车里。她是个犹太人，没错吧？”
史迈利点点头：“我爸也是犹太人。他可从来都没有这么大惊小怪庸人自扰。”
曼德尔看到史迈利穿戴整齐地坐在扶手椅，彼得·吉勒姆则在床上躺了个四仰八叉，手随便地抓着一个淡绿色的文件夹。外面，天色漆漆的，阴森可怖。
“第三个凶手进屋了。”吉勒姆一见曼德尔门便说。曼德尔坐在床尾，愉悦地向脸色苍白、情沮丧的史迈利点点头。
“恭喜恭喜。见到你恢复健康我就开心了。”
“谢了。我恐怕你要真看到我站起来，就不召唤死者会这样恭喜我了。我跟病猫一样弱。”
“他们什么时候放你走？”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肯让我出院——”
“你没问？”
“没有。”
“好吧，你最好还是问问。我有消息要跟你说。我还没搞清楚，但我相信这还是有价值的。”
“又来了，又来了，”吉勒姆说，“每个人都有消息告诉其他人。真是令人振奋。乔治一直在看我的家庭照片”——他稍稍扬了扬绿文件夹——“然后把所有老友都认了出来。”
曼德尔听得摸不着北，就没去理会。史迈利插话了：“明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再跟你说。明早我就出院，不管他们怎么说。我觉得我们已经找到了凶手，还发现不少东西。现在呢，还是听听你挖到的消息吧。”他的眼神里没有成功的喜悦。只有忧虑。
史迈利所属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并不被那些装点《名人录》的名流青睐。其创始者是离弃了小卡尔顿俱乐部的年轻人斯蒂德·阿斯普雷，他曾在一名南非主教的审讯中因为亵渎神明而被内政大臣驱逐。他说服之前在牛津时的房东离开她在霍里威尔的安静房子，到曼彻斯特广场接管两个房间和一个地下室，这是一名富有的亲戚交由他任意处置的。那里一度有40名会员，每个人一年支付50几尼。后来剩下31个人。那里没有女人，没有规矩，没有内政大臣，没有主教。你可以带着三明治去买一瓶啤酒，你也可以只带着三明治，什么都不买。只要你还算清醒，而且只管自己的事，那就没人会在意你穿什么，说什么，或者把谁带在身边。斯特基恩夫人不再在吧台打下手，或者帮人把排骨端到地下室的火炉前，而是舒舒服服地负责两名边防军团退休中士的起居生活。
wwｗ?99lｉｂ?neｔ
大部分会员自然都跟身处牛津的史迈利年纪相仿。这个俱乐部向来只为一代人提供服务，这样它便会跟会员一同步入暮年，走向死亡。战争把贾比迪和其他人的性命夺走，但没有任何人提议招揽新成员。此外，这个场地如今已经归他们所有，斯特基恩夫人的晚年也已经被安顿好，而俱乐部本身也不负有任何债务。那是星期六的一个晚上，那里一共只有六个人在。史迈利已经给大家点了餐，桌子已在地下室摆好，明亮的煤火正在砖炉里烧着。没有别的人同桌，他们吃的是沙朗牛排和红酒；外面的雨下个不停。对他们三人而言，那天晚上整个世界一派安宁，令人愉悦，尽管让他们齐聚一堂的是一件怪异的事情。
“为了让我即将跟你们说的故事听起来有意义，”到头来还是史迈利先开的口，这番言辞主要是对曼德尔说的，“我得先把自己的整个经历跟你们讲讲。我是个情报官，这你们都知道——我从一开始就加入了间谍机构，早在卷入白厅强权政治之前。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人手紧缺，工资微薄。在南非和中欧经过常规训练和试用之后，我接了一份在德国大学讲课的活儿，暗中观察哪些德国年轻人具备特工潜质。”他停了会儿，笑召唤死者着对曼德尔说：“不好意思，行话扯多了。”
曼德尔一本正经地点点头，史迈利又继续下去。曼德尔知道他比较爱炫耀，控制不了。
“没过多久大战就开始了，那段时间在德国真是糟糕透顶，让人受不了，简直要疯掉。神经错乱的话才会去跟人接触。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可能隐姓埋名，在政治上和社交上都低调行事，推举候选人，让别人去招募。我想趁学生旅游的时机，带几个人到英国去待上一阵儿。我表过态，当我过来的时候，我不会跟军情局有任何联系，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在那个时候，德国反情报局的效率有多高。我不知道谁被接见过，当然，这样是再好不过的。我的意思是，说不定我会被曝光。
“我的故事实际上要从1938年说起。夏天的一个晚上，就我自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那天天气很不错，很温暖，很平静。那时我们可能还从没听说过法西斯主义。我穿着长袖衬衫，坐在靠窗的桌子前做事，但不是很用心，因为那个夜晚实在是太美妙了。”
他停了下来，不知为何有些难为情，于是就摆弄了下红葡萄酒。他的脸颊泛出两坨红晕。虽然他只喝了一点酒，却感到有点醉醺醺的。
“继续说吧，”他感觉自己有点胡闹，“对不起，我有点不会说话了……总之，我就坐在那里，一个年轻学生敲过门就进来了。其实也就十九岁，但看起来还要年轻些。他名叫戴尔特·弗雷。他是我的一个学生，头脑聪明，外貌出众。”
史迈利又停了下来，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也许这是他的心病，他的弱点，所以才在旧事重提时感到如此历历在目。
“戴尔特长得很帅，额头高高的，一头浓密的黑发乱蓬蓬的。他的下半身是畸形的，我看是因为小儿麻痹症。他拄着拐杖，走路的时候身子就重重地撑在上面。他在那所规模不大的大学里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传奇人物，那些人觉得他很有拜伦的风范。事实上，我从来没觉得他有多传奇。德国人对寻找天才少年很热衷，你们也知道，从赫尔德到施特凡·格奥尔格——有些人把他们从小就奉为名人。但你没法去膜拜戴尔特。他有一种很强烈的独立性，自身带有一种能把最有决心的人吓跑的冷酷。戴尔特的防御心理很强，这不仅是因为身体的残缺，更因为自己的种族，他是犹太人。到底他是怎么在学校里保持地位的，我不得而知。很可能他们并不知道他是个犹太人——他那帅气的模样可能很像南方人，我猜跟意大利人那样，但我还是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在我看来，他显而易见就是犹太人。
“戴尔特是个社会主义者。即便在那些日子里，他对自己的见解也是毫无遮挡的。我曾经考虑过把他招进来，但是招一个显然会被关进集中营的人，花工夫折腾起来也是白搭。再说，他太反复无常，太冲动行事，太引人注目，太自命不凡了。他在学校里是所有社团的头儿——辩论社，政治社，诗歌社等等。在所有的运动协会里，他也都有一个名誉职位。在大学这个新生必须通过喝酒来证明男子气概的地方，他也有胆量滴酒不沾。
“这就是戴尔特：高个子，帅小伙，威风凛凛的瘸子，同龄人的偶像；一个犹太人。这就是那个炎热的夏天夜晚来找我的人。
“我请他坐下，给他酒，他不要。我去煮咖啡，我想是这样的，就在一个小煤气炉上煮的。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的是我上次讲的济慈。我抱怨应用在英国诗歌上的德国批评方法，这引发了我们的一些讨论——跟往常一样——关于纳粹对‘颓废’的艺术阐释。戴尔特故意把旧事全部拎出来讲，然后慢慢变得直言不讳，从对现代德国的谴责讲到纳粹主义自身。我自然地保持着警惕——我觉得比起现在，当时我还不那么像个傻子。到最后，他直截了当地问我对纳粹的看法。我也直白地说，我不想批评自己的东道国，至少，我不觉得政治有什么乐趣。对他的回应，我一直忘不了。他非常愤怒，跺着双脚，用德语冲我大吼：‘我们不是在谈什么乐趣！’”
史迈利突然停下来，看着桌子对面的吉勒姆：“不好意思啊，彼得，我实在太啰嗦了。”
“哪里的话，老伙计。你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讲故事。”
曼德尔咕哝一声，表示同意；他坐在那里，双手颇为僵直地放在桌子上。房间里没别的光源，只有炉火的亮光，把他们的影子高高地投射到身后的毛坯墙上。酒瓶已经空了三分之一；史迈利给自己斟了一点，然后递过去。
“他对我大发雷霆。他简直无法理解我能够用一套独立的批评标准去评论艺术，却对政治如此麻木，我怎么能在战火蔓延三分之一个欧洲的时候还忙着嚷嚷艺术自由。难道当代文明就要毁于一旦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吗？十八世纪有什么了不起的，还能让我把二十世纪给扔到一边去？他之所以来找我，是因为他喜欢我的研讨班，而且觉得我是个开明的人，结果他发现我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恶劣。
“我让他走了。除了这样，我还能做什么？不管怎么样，在理论上，他也是信不过的——一个在校的叛逆犹太人过得自由自在，实在不可思议。但我一直盯着他。那个学期很快就要结束了，然后就是一个长假。在三天之后的期末辩论上，他特别口无遮拦。他真是吓到人了，然后大家都不说话，心里慌慌的。那个学期结束时，戴尔特走了，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连道别都没有。我没想过还会再见到他。
“那大概是六个月之后的事。我到德累斯顿附近看朋友，那是戴尔特的家乡，我提前半小时到了车站。与其在月台逛来逛去，还不如出去散个步。车站几百米外，有一栋相当阴森的十七世纪高楼。楼前有一个小小的院子，竖着高高的铁栏杆，还有一道熟铁造的门。显然，这里被改成了一个临时监狱；一群被剃光头发的囚犯，有男有女，就在院子里绕着四周舒活筋骨。两个守卫拿着冲锋枪站在中央。我盯着那边看的时候，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比其他人都要高，走路一拐一拐的，努力跟上别人的节奏。那就是戴尔特。他们已经把他的拐杖拿走了。
“事后我想了想，显然我意识到盖世太保是不会逮捕学校里当红的学生的。我忘了自己还要坐车，折回城镇，在电话簿里找他父母的地址。我知道他父亲以前是当医生的，要找到并不难。我去了他家，只有他母亲在。他父亲已经死在集中营了。她不是很想谈论戴尔特，表现得好像他并没有去犹太人监狱，而是去了普通的那种，仅仅在表面上说是‘修整时期’。她觉得儿子三个月就能放回来了。我假装给他留了个口信，说他还有几本书在我那里，要是他能给我打个电话，我会很乐意还他的。
“1939年那些事恐怕是把我给打败了，因为我相信自己没再多想过戴尔特。没过多久，当我从德累斯顿回来后，军情局让我回英国。我收拾好行李，两天之内便回到伦敦，发现这里陷入了骚乱。我领了一个新任务，需要做好充分准备，还要做简单报告以及新人培训。我准备立马动身去欧洲，起用德国那些没有实战经验的情报员，招募他们本来就是为了应付这种紧急事件的。我开始记熟那十来个名字和地址。你可以想像当我发现戴尔特·弗雷榜上有名时的反应。
“我查看他的档案，发现他几乎是毛遂自荐的，直接闯到德累斯顿的领事馆，质问为什么没有人去制止对犹太人的迫害，连举手之劳都不愿意。”史迈利说到这便自己笑了起来，“戴尔特很能让其他人听他的话去做事。”他迅速地瞥了一眼曼德尔和吉勒姆。他们两人都把视线牢牢锁在他身上。
“我想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怄气。那男孩就在我眼前，但我就是没觉得他是合适人选——德累斯顿那家伙想打什么小算盘啊？然后我就被告诫说这个喜欢煽风点火的家伙得由我来负责，他那冲动的性子可真会让我跟其他人赔上性命。尽管我的样貌跟掩护身份都有一点点改变，但我显然应该以学校里那个普通的乔治·史迈利的身份跟他打个招呼，这样他就会把我捧到天上去了。这个开头糟糕透顶，我半下决心，搭建社交网络时把戴尔特排除在外。在这件事上我判断错了。他是个出色的特工。
“他仍是不遮不掩地夸夸其谈，却很有技巧地化用为一种虚实结合的诈骗术。因为残疾，特务机构没有让他进去，但是他自己在铁路部门找到了一份文职工作。不用多久，他就排除万难，坐上了一个有实权的位置，截获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比如部队派遣和军火运输的目的地和时间等方面的详情。自此之后，他就能汇报投弹的成效了，还能精确查明关键目标。他是个非常厉害的指挥员，我觉得正是这个专长救了他。他在铁道部门做得很好，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从早到晚都忙个不停，几乎没有任何污点。因为表现杰出，他们甚至给他颁发了市民勋章，我看，盖世太保是因为这个，而很识时务地把他的档案扔掉了。
“戴尔特有一套跟浮士德看法一样的理论。自己一个人闷着头想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把想法有效地付诸实践才行。他经常说人类最大的错误就是区分灵与肉：如果规定没有被践行，那么它就不存在。他老是引用克莱斯特的话：‘假如所有眼珠子都是用绿玻璃做的，又假如所有看似白色的东西其实都是绿色的，那么谁更聪明一些呢？’诸如此类的话。
“就像我说的那样，戴尔特是一个出色的情报员。他甚至能做到在适宜飞行的晚上为轰炸机安排运送特定物资这一步。他有自己的办法——那种能够胜任情报工作的天赋。想像这种局面还能延续下去似乎是很荒唐的，我们投弹的范围总是非常广，要是把这些工作全都交托给一个有二心的人，那是很幼稚的——更不用说戴尔特这种人还挂着藏不住话的臭名声。
“需要我去跟他打交道的那部分工作挺简单的。戴尔特跟以前一样需要到处跑——他有一份特殊的护照可以畅通无阻。跟其他情报员相比，我们的通讯就是儿戏。我们会时不时地碰个面，在咖啡馆里说上几句，或者他会开公家的车来接我，载我沿着主干道开上六七十哩，装成送我一程的样子。但更多的是，我们乘坐同一列车，然后在过道里交换公文包，或者到剧院存包，然后交换存包处的票据。他很少会给我传递命令的原始文件，而只给复写版。他会让秘书做很多事——他会叫秘书专门做好收集工作，好让他每隔三个月便能在午饭时间把文件都倒进公文包，以作‘销毁’。
“好了，到1943年，我被召回来。我猜那个时候我做生意的掩护身份不太行了，而且我也已经变得有点过气了。”说到这里，他从吉勒姆的盒子里取了一根香烟。
“但不要把戴尔特给忘了，”他说，“他是我最好的情报员，但不是唯一的一个。我自己有非常多令人头痛的事情——跟其他事相比，管他还是很轻松愉快的。战争结束之后，我从继任者身上打探戴尔特以及其他人的遭遇。他们有些人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重新安定下来，有些人就慢慢回到破败的家乡。根据我的推测，戴尔特拿不定主意。俄国人还待在德累斯顿，毫无疑问，他放心不下。最后他还是回去了——他真是只能走这一步了，因为他母亲的原因。无论如何，他讨厌美国人。而且，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后来我听说他在那边开始干出一番事业来。战争年代所积累的行政经验让他在新德国找到了一份政府工作。我认为他反叛的名声以及他的家庭遭受的苦难给他扫清了障碍。他肯定干得挺出色的。”
“为什么？”曼德尔问。
“直到一个月前，他才来这边管理钢铁代表团。”
“还不止，”吉勒姆快言快语道，“事情还没全部浮上水面，曼德尔，今天上午省得你又到韦布里奇走一趟，我直接去找了伊丽莎白·皮基恩。这是乔治的主意。”他转向史迈利：“她有几分像莫比·迪克，对吧——食人大白鲸。”
“然后呢？”曼德尔问。
“我给她看了那个名叫蒙特的年轻外交官的照片，就是在这边收拾残局那个。伊丽莎白一眼就认出这个帅哥就是拿走艾尔萨·芬南乐谱袋的人。有意思吧？”
“但是——”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这个聪明的年轻人。你想知道乔治是不是也认出他了。没错，乔治是认出来了。这跟想把他引到傍水街家里的人是同一个。难道他就不会到别的地方去吗？”
曼德尔开车回米特查姆。史迈利累得要死。雨又开始下了，天气很冷。史迈利把他的厚外套拢得紧紧的，不顾疲倦，安静愉悦地看着沿途伦敦的繁忙夜景。他一向都很喜欢旅行。即便是现在，要是他还能选择的话，他也会坐火车穿越法国，而不是坐飞机。他还可以应和横跨欧洲的夜间行程中那些神奇的噪声、出奇刺耳的报鸣声以及让他从英国梦境中忽然醒来的法国嗓音。安恩以前也挺爱这一切的，他们曾经两度在陆路交通中共享这些不舒服的旅程带来的暧昧欢乐。
他们一回到住处，史迈利便直接躺到床上，曼德尔则去泡茶。泡完后他们就在史迈利的房间里喝。
“我们现在怎么做？”曼德尔问。
“你应该在床上休息一天。你到那里去干什么？”
“去见艾尔萨·芬南。”
“你一个人去可不安全。最好还是让我跟着去。到时你去跟她聊，我就待在车里。她是个犹太人，没错吧？”
史迈利点点头：“我爸也是犹太人。他可从来都没有这么大惊小怪庸人自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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