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2)
贝多芬比查克·贝里更高级吗？
为了确保了解这三种人文主义分支的差异，请让我们比较几种人类体验。
体验1：音乐学教授坐在维也纳歌剧院，聆听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开场。“Pa pa pa PAM”，声音一波波撞击他的鼓膜，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至大脑，肾上腺让他的血液充满肾上腺素。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脖子起了鸡皮疙瘩，背脊如有电流通过。“Pa pa pa PAM”。
体验2：时间是1965年。一辆福特野马敞篷跑车在太平洋海岸公路上油门全开，从旧金山驶向洛杉矶。年轻强壮的驾驶员把摇滚乐手查克·贝里（Chuck Berry）的音量调到最大，“Go! Go Johnny go, go”，声音一波波撞击他的鼓膜，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至大脑，肾上腺让他的血液充满肾上腺素。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脖子起了鸡皮疙瘩，背脊如有电流通过。“Go! Go Johnny go, go”。
体验3：在刚果雨林深处，站着一个矮人族的猎人。他听到附近村落传来一群女孩合唱着成年曲。“Ye oh, oh.Ye oh, eh”，声音一波波撞击他的鼓膜，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至大脑，肾上腺让他的血液充满肾上腺素。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脖子起了鸡皮疙瘩，背脊如有电流通过。“Ye oh, oh.Ye oh, eh”。
体验4：一个满月的夜晚，在加拿大落基山脉某处。一匹狼站在小山顶，听着发情的母狼嚎叫。“Awoooooo, Awoooooo”，声音一波波撞击它的鼓膜，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至大脑，肾上腺让它的血液充满肾上腺素。它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脖子起了鸡皮疙瘩，背脊如有电流通过。“Awoooooo, Awoooooo”。
这四种体验里，哪种最有价值？
自由主义者大概会说，不管是音乐学教授、年轻驾驶员、刚果雨林猎人，每个人的经验价值都相同，值得同样珍惜。每个人类的体验都能提供某种独一无二的事物，用新的意义使世界更丰富。有人喜欢古典乐，有人喜欢摇滚乐，还有人喜欢非洲传统歌谣。学音乐的学生应该尽可能什么音乐都接触，最后再到iTunes（苹果公司的一款数字媒体播放应用程序）商店，输入信用卡号，买下自己喜欢的音乐。听起来美的，就是美，而且顾客永都是对的。再说到那匹狼，它不是人类，它的体验价值也就远低于人。正因此，狼命的价值远不及人命，杀一匹狼来救一个人再合理不过。毕竟，狼又不懂美，当然也不会有信用卡。
这种自由主义的概念，也体现在“航海家”太空探测器携带的黄金唱片上。1977年，美国人向外层空间发射了“航海家一号”（Voyager I）太空探测器。这艘探测器现在已经离开了太阳系，成为史上第一个进入星际空间的人造物体。在“航海家一号”上面，除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设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还放了一张黄金唱片，希望向任何好奇而前来查看的外星人介绍地球。
这张唱片上记录着关于地球及其居民的各种科学及文化信息，一些图像和声音，世界各地的几十首音乐，作为地球世俗艺术成就的样本。音乐样本不按排序收集许多经典乐曲，包括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第一乐章；当代流行乐，包括查克·贝里的《约翰尼·B. 古德》（Johnny B. Goode）；世界各地传统音乐，包括刚果矮人族女孩唱的成年曲。虽然唱片里也有犬类的号叫声，但并未归类于音乐样本，而是降级到另一个部分，与风声、雨声、浪声放在一起。因此，我们传给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那些可能听众的信息是：贝多芬、查克·贝里、矮人族仪式歌曲有同样的价值，但狼嚎声的价值完全处于另一个等级。
社会主义的看法大概有一点也和自由主义相同，就是认为狼的体验并没有价值。但讲到另外三种体验，社会主义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社会主义者会认为，音乐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个别倾听者的经验，而在于对他人及社会整体的影响。毛泽东就曾说：“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12
因此，要评价音乐体验的时候，社会主义注意的地方会是：贝多芬在欧洲即将进军征服非洲时，为欧洲白人上层阶级写出第五交响曲。这首交响曲反映了启蒙时代的理想，崇尚上层阶级的白人，并将征服非洲正当化，认为是“白人应肩负的使命”。
社会主义讲到摇滚乐，会认为这种音乐由受压迫的非洲裔美籍音乐家开创，灵感来自蓝调、爵士和福音歌曲等音乐。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摇滚乐遭到美国主流白人劫持，被迫服务消费主义、美帝国主义以及可口可乐殖民主义。于是摇滚乐被商业化，被享有特权的白人青少年挪用到他们那种小资产阶级幻想的叛逆中。查克·贝里自己就向资本主义屈服了，他原本的歌词是“一个名为约翰尼·B. 古德的有色男孩”，却在白人电台的压力下，改为“一个名为约翰尼·B. 古德的乡下男孩”。
至于刚果矮人族女孩合唱的成年曲：这正是父权结构的一部分，同时对男女两性洗脑，让他们遵循压抑的性别秩序。如果这种歌进了全球市场，则又只是用来加强西方对整个非洲的殖民幻想，特别是对非洲女性。
所以，哪种音乐最佳？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约翰尼·B. 古德，还是矮人族的成年曲？政府是该出资兴建歌剧院、摇滚乐演出场所，还是非洲文化展览厅？我们又该在中小学或大学教那些学音乐的学生什么呢？
像文化比较这种雷区，自由主义会小心绕开，以免做出政治不正确的失态举动。社会主义是一切交给政党来处理，要找出通过雷区的正确路途。进化人文主义却是开开心心地跳进来，把所有地雷都引爆，享受这场混乱。进化人文主义的第一步，可能就是指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会画条线把自己和其他动物隔开，直接认定人就是比狼优越，所以人类的音乐比狼嚎更有价值。然而人类也会受到进化力量的影响。正如人比狼优越，某些人类文化也会比其他文化先进。人类的体验也有明确的阶级层次之分，而我们不必对此说抱歉。泰姬陵就是比稻草屋更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就是比我5岁侄女刚做出的黏土雕像更好；贝多芬谱出的音乐也超越了查克·贝里或刚果雨林的矮人族。看吧，我们就是敢说！
进化人文主义认为，如果有人说所有的人类体验价值都一样，那么他要么是个笨蛋，要么是个懦夫。这种粗鄙或胆怯的态度，就会造成以文化相对论或社会平等这些名义来妨碍社会进步，会造成人类退化和灭绝。如果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回到石器时代，他们可能也不会特别欣赏拉斯科（Lascaux）洞穴或阿尔塔米拉（Altamira）洞穴的壁画，并且坚称尼安德特人的涂鸦也不输这些壁画。
宗教的人文战争
一开始，要区分自由人文主义、社会人文主义和进化人文主义有何不同，似乎是件无聊的事。毕竟，不论哪个人文主义教派，都与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印度教有巨大的差异。相较之下，不同人文主义流派之间的差别简直微不足道。只要我们都同意上帝已死、只有人类体验才能为宇宙带来意义，这个时候，再去讨论人类体验到底是一律平等还是有某些比较优越，真有那么重要吗？然而，随着人文主义征服世界，这些原本的内部分裂逐渐扩大，骤然引发史上死伤最惨重的一场宗教战争。
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间，正统教派的自由主义仍然对自己信心满满。他们相信，只要让个人享有最大的言论自由、随心而行，世界就能享有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虽然世界仍然受制于传统的阶层结构、蒙昧主义的宗教以及残酷无情的帝国，要彻底摆脱它们还需要一些时间。然而每过10年，都会出现新的自由和成就，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地球上创造天堂。1914年6月，原本日子还过得平静而幸福，自由主义者觉得历史也站在自己这一边。
等到1914年圣诞节，在连绵的战火下，自由主义者已经几乎得了炮弹休克症，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这套思想同时遭到左右夹攻。在社会主义看来，自由主义就像亚当的那片无花果树叶，是在为整个无情、剥削、种族歧视的制度遮羞。高举着“自由”的大旗，在意的其实却是“财富”。说着要让个体有权去做自己感觉良好的事，最后却多半演变成要保护中上阶层的财富和特权。如果连房租都付不起，还谈什么居住自由？如果连学费都付不起，又有什么学习自由？如果连车都买不起，旅行的自由又有什么意义？一则著名的嘲讽笑话就说，在自由主义之下，每个人都有饿死的自由。而更糟的是，自由主义鼓励每个人把自己视为独立的个体，于是同一阶级的成员各自独立，无法团结起来对抗压迫他们的制度。于是，自由主义让不平等永无止境，使大众走向贫困，让精英走向孤立。
自由主义先挨了左边来的这一拳，已经步履蹒跚，但进化人文主义又从右边袭来。在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眼中，自由主义妨碍了自然选择，造成人类退化。他们提出警告，如果认定所有人价值相同、生育机会相同，自然选择就无法运作。身为最适者的那些人无法继续进化成超人，只能被大批平庸的人淹没，人类终将灭绝。
于是，从1914年到1989年，三种人文主义流派掀起了一场凶残的信仰之战，自由主义节节败退，而且自由主义核心思想这时看来不仅太过天真，甚至可能非常危险。只要让每个人都有自由，世界就能和平繁荣？瞧瞧世界变成了什么样。
从事后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是自由主义的伟大胜利，但当时看来可不是这样。战争在1939年9月开打，冲突的一方是强大的自由主义同盟国，另一方则是孤零零的纳粹德国。就连法西斯意大利一开始也是隔岸观火，直到1940年6月才参战。自由主义同盟国在兵力和经济上都大占优势。1940年，德国GDP为3.87亿美元，而德国的欧洲对手们的GDP总值为6.31亿美元（英、法、荷、比等国，不包括英国的海外属地）。但在1940年春天，德国只花了三个月，就攻下法国、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和丹麦，让同盟国挨了一记决定性重击。英国因隔着英吉利海峡，才免遭同样的命运。13
直到自由主义同盟国与苏联结盟，才终于打败德国。苏联承受了这场冲突的主要力道，付出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惨痛代价：在这场战争中，苏联人民死亡人数达到2500万，相较之下，英美则是各50万人。能够打败纳粹主义，大半功劳其实应该归于社会主义，而至少在短期看来，社会主义也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苏联参战时，是个孤立、不受重视的社会主义国家，接着却成了全球两大超级大国之一，领导着一个不断扩张的国际阵营。到1949年，东欧成为苏联的附庸，中国共产党赢得中国内战，美国则陷入了反共的歇斯底里。世界各地的革命和反殖民运动热切地将眼光投向莫斯科和北京，而自由主义却与种族主义的各个欧洲帝国画上等号。每当这些帝国崩溃后，取而代之的通常是军事独裁或社会主义政权，而非西方自由民主政体。1956年，赫鲁晓夫自信满满地向自由主义西方夸下海口：“不论你们喜不喜欢，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将会把你们埋葬！”
赫鲁晓夫真心如此相信，也有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和第一世界知识分子持同样的看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由主义在许多西方大学里成为辱骂对象。激进左派运动致力破坏自由秩序，让北美和西欧社会的动荡不断加剧。剑桥大学、索邦大学和伯克利大学（当时还有“伯克利人民共和国”的戏称）的学生，除了会翻阅毛主席的“红宝书”，也会把切·格瓦拉的英雄肖像挂在床头。
1968年，整个西方世界爆发抗议与骚动，左派浪潮达到高峰。有恶名昭彰的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Tlatelolco Massacre）——墨西哥安全部队杀害数十名学生。也有所谓的朱利亚峡谷街战役（Battle of Valle Giulia）——学生在罗马与意大利警方发生冲突。至于马丁·路德·金遭到暗杀，也在100多个美国城市引发暴动抗议。该年5月，学生占领了巴黎的街道，戴高乐总统逃到位于德国的法国军事基地，至于法国的有钱人则是在床上颤抖，做着断头台的噩梦。
到了1970年，全球有130个独立国家，但只有30个是自由民主政体，而且多半挤在欧洲的西北一隅。当时，在各大第三世界国家当中，只有印度在独立后走上自由的道路。就算印度，也与西方集团保持距离，而与苏联亲近。
1975年，自由主义阵营遭受最羞辱的一场失败：越战结束，北越如同大卫，打倒了美国这个巨人歌利亚。很快，社会主义便夺下南越、老挝与柬埔寨。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首都金边落入红色高棉手中。两周后，全球人民看着电视，看到直升机从美国驻西贡（胡志明市）大使馆的屋顶撤走最后一批美国人。许多人都认定，美国这个帝国正在崩溃。就在大家还来不及说出“骨牌效应”这个词之前，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突然宣布印度进入紧急状态。看起来，全球最大的民主政体也正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自由民主看起来越来越像老年白人帝国主义者的专属俱乐部，已经无法对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对自己国家的青年有任何贡献。华盛顿自诩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但大多数盟友却都是专制独裁的国王（比如沙特阿拉伯的哈立德国王、摩洛哥的哈桑国王和伊朗国王），或是军事独裁者（比如希腊的上校军团、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西班牙的弗朗哥将军、韩国的朴正熙将军、巴西的盖泽尔将军）。
虽然西方得到诸多国王和将军的支持，但在军事上，华沙公约组织的数量优势仍然远超北约组织。光是想在常规军备达到平衡，西方国家就可能不得不放弃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成为永久处于战备状态的极权主义国家。最后西方国家靠着核武器，才拯救了命悬一线的自由民主。北约实行“相互确保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原则，就算苏联发动的是传统攻击，也会遭到北约发动全面核武响应。自由主义国家提出威胁：“如果攻击我们，我们一定会确保没人能活着走出来。”躲在这个恐怖而荒谬的盾牌背后，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守住了最后的堡垒，西方继续享受着性、摇滚乐，以及洗衣机、电视和冰箱。没有核武器，就不会有甲壳虫乐队，不会有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也不会有物资充盈的超市。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虽然有了核武器，似乎未来仍然属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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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一切都改变了。自由民主从历史的垃圾箱里爬了出来，抖了抖身子，接着征服了世界。事实证明，超市的力量远大于古拉格劳改营。这场闪电战始于南欧，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专制政权崩溃，让位给民主政府。1977年，英迪拉·甘地解除紧急状态，在印度重建民主。20世纪80年代，东亚和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政权也被民主政府取代，例如巴西、阿根廷和韩国。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由主义的浪潮化为一波十足的海啸，冲垮了强大的苏联，让人对于眼前的历史终局怀有更高的期望。经过数十年的失败和挫折，自由主义在冷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纵然千疮百孔，还是成了这场人文主义信仰战争最后的赢家。
随着苏联解体，自由民主政体不仅取代了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甚至取代了许多苏联加盟共和国，例如波罗的海三小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冷战胜利形成一股新动力，将自由主义模式传向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南亚和非洲。虽然也有某些自由主义的实验彻底失败，但成功案例的数量已足以令人叹服。比如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智利，虽然曾由军事强人统治数十年，但现在都以民主政体运作。
如果有个自由主义者在1914年6月沉沉睡去，直到2014年6月才醒来，大概还会觉得十分自在。我们再一次相信，只要让每个人拥有更多的自由，世界就能和平繁荣。整个20世纪看起来就像绕了一个大弯。回到1914年的春天，人类在自由主义这条公路上狂奔，却转错了弯，进了死路。过了80年，经历三次骇人的全球战争，我们才终于回到公路上。当然，这几十年并不是全然浪费，我们还是得到了抗生素、原子能、计算机，还有女权主义、去殖民主义，以及性解放。此外，自由主义本身在体验中受伤之后，也不再像一个世纪前那么自负。它向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些竞争对手学习各种观念和制度，特别承诺向大众提供教育、卫生和福利服务。但惊人的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几乎没有改变，仍然尊重个人自由，也仍然坚信选民最清楚、顾客永远是对的。在21世纪早期，这也成了我们唯一的选项。
电力、基因学、伊斯兰激进主义
到了2016年，除了由个人主义、人权、民主、自由市场组成的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之外，我们似乎没有什么真正值得考虑的替代方案。2011年曾有一波社会抗争运动席卷西方世界，比如占领华尔街或西班牙的15–M运动，但它们都并非反对民主、个人主义或人权，甚至也不是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正好相反，它们是责怪政府未能达成这些自由主义的理想。这些运动要求市场必须真正自由，而不是被那些“大而不倒”的企业或银行控制和操纵。它们要求真正有代表性的民主制度，能够照顾一般大众，而不只是照顾有钱的游说者和有势力的利益团体。就连那些用最严厉措辞抨击股票交易所和国会的人，也无法提出另一个可行的世界运作模式。虽然西方学者和运动人士最爱挑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的毛病，但至今仍未能提出任何更佳的选项。
对自由主义来说，中国造成的挑战似乎要比西方那些社运抗议人士更为严峻。虽然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所开放，却仍然既非西方式民主国家，亦非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中国成为21世纪经济巨人的脚步。只不过，这个经济巨人却投下了一个非常小的阴影：甚至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现在似乎没人知道中国究竟信什么。中国仍然信奉共产主义，但行动上更为务实。这种状态，就让中国在面对从硅谷出现的种种新科技宗教时，成了一个希望无穷的栖息之所（科技宗教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然而，这些信仰长生不死与虚拟天堂的科技宗教，大概还需要一二十年才能站稳脚跟。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也尚未真正对自由主义提出替代方案。对于破产的希腊人来说，已经对自由主义模式感到绝望，但想靠着模仿中国找出替代方案，也不现实。
那么，试试伊斯兰激进主义如何？又或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弥赛亚犹太教、复兴主义印度教？一些人不知道自己信什么，但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却过于知道自己信什么了。在尼采宣称上帝已死超过一个世纪之后，上帝似乎又要重临人世，但这只是海市蜃楼，上帝确实死了，这不过就是摆脱身体那一瞬间的事而已。伊斯兰激进主义对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并不构成严重威胁，因为虽然他们满怀狂热，却并不真正了解21世纪的世界，对于我们身边种种新科技带来的全新危机和机会也提不出什么看法。
宗教和科技总是跳着一支优雅微妙的探戈。双方互相推动、互相依赖，不能与对方离得太远。科技之所以有求于宗教，是因为每种发明都有许多可能的应用方式，而工程师就需要一些先知做出关键的决定、指出需要的方向。因此在19世纪，工程师发明了火车、无线电和内燃机。但20世纪证明，运用同样的工具，也可以创造出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政权或西方自由民主政体。没有信仰，火车就不能决定要开往哪个方向。
科技也常常限制我们对宗教的想象，比如侍者递上菜单，多少就会限制我们想吃什么。新科技杀死旧神、催生新神，所以农业时代的神和狩猎采集时代的神不一样，工厂工人想象的天堂也与农民不同。有了21世纪的革命性新科技之后，出现前所未有的宗教的可能性，绝对远超让中世纪的信条起死回生。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可以继续像念咒一般复诵着“伊斯兰就是答案”，但只要宗教与当今的科技现实脱节，恐怕连民众所问的问题都无法理解。等到人工智能在大多数的认知工作上超越人类，就业市场会有何改变？如果出现许多在经济上完全没有用处的人，形成一个庞大的新阶级，会造成怎样的政治冲击？如果在纳米科技和再生医学的力量下，未来的80岁就像现在的50岁，对于人际关系、家庭和退休基金又有何影响？如果生物科技让我们能够定做婴儿，并让贫富之间出现前所未见的巨大鸿沟，人类社会又将如何？
对于这些问题，在《古兰经》《圣经》《论语》里都不可能找到解答，因为不论是中世纪的中东，还是古代中国，都不会有人懂计算机、基因学或纳米科技。伊斯兰激进主义或许能承诺在这个充满科技和经济风暴的世界提供一个下锚点，但如果想要冲出风暴，就不能只有下锚点，还需要航海图和方向舵。因此，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伊斯兰激进主义或许有其吸引力，但对于失业的西班牙青年或焦虑的中国亿万富翁来说，伊斯兰激进主义却没有一点吸引力。
确实，现在还有数十亿人口虔诚信奉着伊斯兰教、基督教或印度教。但对历史来说，单单人数的意义并不大。塑造历史的，往往是一小群向前看的创新者，而不是向后看的大众。1万年前，多数人都是狩猎采集者，整个中东只有寥寥可数的少数先驱者是农民，但未来是属于农民的。1850年，全球有超过90%的人是农民，而不管是在恒河、尼罗河，还是长江沿岸，都没有人知道蒸汽机、铁路或电报线。然而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一小群领导着工业革命的工程师、政治家和金融家，就已经决定了这90%农民的命运。蒸汽机、铁路和电报改变了食品、纺织品、车辆和武器的生产方式，让工业强国拥有远胜于传统农业国家的决定性优势。
就算当工业革命传遍世界各地，逆流而上渗透到恒河、尼罗河和长江沿岸，大多数人还是继续相信《吠陀经》《圣经》《古兰经》和《论语》，而非蒸汽机。而不管是今日或19世纪，世界上的各种祭司、神秘主义者或大师也从没少过，个个都宣传自己握有所有人类困境的解决方案，能处理包括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新问题。例如，在19世纪20~80年代，埃及（在英国支持下）征服了苏丹国，希望让该国现代化、纳入新的国际贸易网络。他们的作为破坏了传统苏丹社会的稳定，民怨四起、反抗频发。1881年，地方宗教领袖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本·阿卜杜拉宣称自己就是马赫迪（伊斯兰教的救世主），由真主所派，要在人间建立真主的律法。他的支持者击败了英、埃联军，并将联军指挥官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将军斩首，令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大为震惊。这些人接着在苏丹建立实行伊斯兰律法的神权国家，直到1898年才被推翻。
与此同时，在印度，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Dayananda Sarasvati）发动印度教复兴运动，基本原则就是《吠陀经》绝对不会错。1875年，他创立雅利安社（Arya Samaj，意为“贵族社会”），致力传播《吠陀经》的知识；但老实说，达耶难陀对《吠陀经》的解释常与自由主义惊人的相似，比如早在西方出现平权思想前，便已支持妇女应享有平等权利。
与达耶难陀同时代的教皇庇护九世对女性的看法就保守得多，但与达耶难陀同样认为有高于一般人的权威存在。庇护九世发动一系列天主教教义改革，确立“教皇永无谬误”这项新原则，认定教皇在信仰问题上不可能出现谬误。这种概念乍看之下可能还以为来自中世纪，但其实是近到1870年，才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天主教教义，当时距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已过了11年。
而在教皇发现自己不可能犯错的30年前，失意的清代文人洪秀全大病一场，病中出现幻觉，看到上帝以一位老人的形象现身，说洪秀全正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上帝接着交付洪秀全一项神圣的使命，要他驱逐自17世纪以来统治中国的清朝政权，在地上建立“太平天国”。当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现代工业与欧洲帝国步步紧逼，数百万劳苦大众深感绝望，而洪秀全的话则让他们大受鼓舞。可惜，洪秀全并未把他们带向太平天国，只引发了反清的太平天国运动，时间从1850年到1864年，是整个19世纪最惨烈的一场战争，惨烈程度远超过拿破仑战争或美国内战。
就在工业化的工厂、铁路和轮船遍布世界的同时，还是有数以亿计的人，坚信洪秀全、达耶难陀、庇护九世和马赫迪提出的宗教教条。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讲到19世纪，并不会认为这是个信仰的时代。谈到19世纪有远见的人，我们想到的大概不会是马赫迪、庇护九世或洪秀全，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确实也该如此。虽然社会主义在1850年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声势迅速扩大，对世界带来的改变，要远大于在中国和苏丹那些自称救世主的人。如果你也认为全国的卫生服务、退休基金和义务教育十分重要，应该感谢马克思和列宁（以及俾斯麦），而大概不会感谢洪秀全或马赫迪。
到头来，为什么马克思和列宁成功，而洪秀全和马赫迪失败？不是因为社会人文主义哲学优于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神学，而是因为马克思和列宁更努力地理解当代的科技和经济现实，没有忙着精读古代经典和预言中的梦想。蒸汽机、铁路、电报和电力造成前所未闻的问题，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都市无产者形成一个新的阶级，而这些人的体验、需求和希望当然与《圣经》时代的农民大不相同。为了响应这些需求和希望，马克思和列宁研究蒸汽机如何运作、煤矿如何经营、铁路如何塑造经济，以及电力如何影响政治。
曾有人希望列宁用一句话来定义共产主义。他回答：“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没有电力、铁路、无线电，就不会有共产主义。所以，16世纪的俄国不可能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因为共产主义需要将信息及资源集中在一个枢纽上。要达到马克思所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就必须让距离遥远的各种产品都能够方便集中及分配，而且整个国家也要能够监控和协调国内所有的活动。
马克思等人了解新的科技现实及人类的新体验，因此能够针对工业社会的新问题提出切中要点的答案，也能提出原创的想法，告诉众人如何从前所未有的机会中得利。为了一个美丽新世界，社会主义打造了一个美丽新愿景，承诺以科技与经济为工具。于是，这成了史上第一个科技主义，也改变了意识形态话语的基础。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定义和区分彼此的标准是对上帝的看法，而不是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之后，比起关于灵魂和来世的辩论，科技与经济结构问题远为重要，造成的分裂也更加严重。在20世纪下半叶，生产方式成了热议的主题，让人类几乎忘了自己的存在。即使是最严词批评马克思和列宁的人，也接受了他们对历史和社会的基本态度，更仔细地思考科技和生产，而上帝和天堂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19世纪中叶，还很少有人如同马克思一样见识敏锐，因此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快速开始工业化。也就是这少数几个国家，征服了整个世界。大多数社会连发生了什么事都还不清楚，也就没搭上这班进步的列车。例如，达耶难陀的印度和马赫迪的苏丹，当时多半还是一心想着上帝，而非蒸汽机，于是遭到工业化英国的占领和剥削。一直到最近这几年，印度才终于取得重大进展，缩小了和英国之间在经济与地缘政治上的差距。至于苏丹，目前仍在远远的后方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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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进步的列车将再次离站，而且这可能是“智人”这站发出的末班车。错过的人，永远都不会再有上车的机会。想上车，就必须了解21世纪的科技，特别是生物科技和计算机算法的力量。这些力量的潜能远大于蒸汽机和电报，而且不会只用来生产食品、纺织品、车辆和武器。21世纪的主要产品将会是人的身体、大脑和心智，懂得与不懂如何进行这些大脑及身体工程的两种人，彼此的差距将远远大于狄更斯的英国和马赫迪的苏丹。事实上，还会大于智人与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差距。在21世纪，搭上列车，就能获得创造和毁灭的神力，留在原地，就面临灭绝。
100年前有些曾经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跟上新科技。苏联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古巴前总统卡斯特罗坚守着马克思和列宁在蒸汽时代构思的想法，未能理解计算机和生物科技的力量。反观自由主义，适应信息时代的能力高出许多。这也就能够部分解释，为何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预言从未实现，为何最后竟是自由主义导致了苏联解体。如果马克思重回人世，他可能会劝他的追随者，多花点时间研究互联网和人类基因组。
伊斯兰激进主义甚至还未能学会接受工业革命，也就难怪对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几乎无话可说。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其他传统宗教至今仍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它们现在多半是守旧的，而不像过去曾经是一股创造力量。举例来说，基督教过去就曾经传播“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异端”概念，改变了人类的政治结构、社会阶级制度甚至性别关系。耶稣的“山上宝训”还更进一步，讲到温顺和受压迫的人是上帝最爱的子民，于是翻转了整个权力金字塔，为世世代代的革命提供了依据。
除了社会和伦理上的变革，基督教也曾推动重要的经济和科技创新。天主教会建立了中世纪欧洲最先进的行政系统，并率先使用档案管理、目录、时间表和其他数据处理技术。在12世纪的欧洲，最像硅谷的地方大概就是梵蒂冈。教会建立了欧洲最早的经济合作组织：修道院，在1000年间引领欧洲经济，并引进先进的农业和行政措施。修道院是最早使用时钟的机构，而且几个世纪以来，修道院和教会学校一直是欧洲最重要的学习中心，协助成立诸多欧洲顶尖大学，例如，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以及萨拉曼卡大学。
今日，天主教会仍享有数亿信众的忠诚和什一税。但天主教和其他有神论宗教，却早已从创造转为因循守旧，而非率先开创新科技、新经济方法，或是突破性的社会思想。它们现在主要做的，是对各种拓展科技、方法及思想的运动感到无奈。生物学家发明避孕药，而教皇不知该如何反应。计算机科学家发展互联网，而拉比还在讨论是否该允许正统派犹太教徒上网。女权主义思想家呼吁女性收回自己身体的所有权，而学识渊博的穆夫提还在辩论该如何应对如此煽动的想法。
让我们问问自己：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发现、发明或创造是什么？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候选实在太多：有抗生素之类的科学发现，有计算机之类的科技发明，也有女权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创造。让我们再问问：在20世纪，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等传统宗教，最有影响力的发现、发明或创造是什么？你也会发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这是因为候选项实在太少。在20世纪，神父、拉比和穆夫提究竟有何发现，能和抗生素、计算机或女权主义相提并论？细察这两个问题后，如果说21世纪将会发生重大改变，你认为会出自何处？是“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还是谷歌？确实，“伊斯兰国”也懂得怎么把视频放在YouTube上，但除了展示酷刑，最近他们在叙利亚或伊拉克究竟发明了什么？
目前仍有几十亿人，包括许多科学家，将宗教经典视为权威的来源，但这些文本已经无法带来创造力。例如，基督教有些较进步的教派，已经能够接受同性恋婚姻或女性神职人员。他们为什么能接受？不是因为读了《圣经》，或圣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的著作，而是因为读了如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或是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半机械人宣言》（A Cyborg Manifesto）。15然而，不管多进步，只要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就无法坦承自己的伦理来自福柯或哈拉维。所以他们又回到《圣经》、圣奥古斯丁和马丁·路德，翻天覆地彻底搜索，一页接着一页、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集中最大的注意力，最后终于找到他们需要的：有些箴言、比喻或裁定，只要解释的方式够有创意，就能代表上帝也为同性婚姻赐福，女性也能领受司铎。然后，他们就能假装这个想法来自《圣经》，虽然其实来自福柯。《圣经》早已不再真正启发灵感，但仍被尊为权威的来源。
就是因为如此，传统宗教才无法提出对自由主义的替代品。传统宗教经典对基因工程或人工智能无法提出任何意见，不管是牧师、神父、拉比还是穆夫提，多半都并不了解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最新突破。想了解这些突破别无他法，只能阅读科技文章，进实验室做实验，而不是去背诵和辩论古代文本。
但这也不代表自由主义就能安享荣耀、高枕无忧。确实，自由主义在人文主义宗教战争当中胜出，而且在当下，我们也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选项。然而，它成功的时候，可能也已播下败亡的种子。获胜的自由主义理想正在推动人类走向长生不死、快乐幸福并化身为神。而由于据说顾客和选民的期望永远都是对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将越来越多的心力投入这些自由主义计划。但科学家发现、工程师开发的这一切，很有可能就会不知不觉暴露出自由主义世界观自身的不足，以及顾客和选民有哪些错误。等到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彻底发挥潜力，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概念，可能就会变得像燧石刀和录音带一样过时。
本书一开始，曾预测人类在21世纪会尝试让自己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并化身为神。这项预测并不是真的那么原创或有远见，而只是反映自由人文主义的传统理想。人文主义长期崇拜人类的生命、情感及欲望，于是人文主义文明希望让人有最长的生命、最大的幸福、最强的力量，也就不足为奇。
但本书的第三部分认为，为了实现这种人文主义梦想，将会出现新的后人文（post-humanist）科技，从根本上颠覆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相信自己的“感觉”，于是我们在与现代性的契约中虽然得利，却无须付出代价。我们不需要有神来限制我们的力量、赋予我们意义，只要从顾客和选民的自由选择，就能得到所需的意义。但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发现原来顾客和选民从来就没有自由选择，能用科技来计算、设计或击败他们的感觉，一切会变得怎样？现在的整个世界似乎都与人类体验唇齿相依，但如果以后人类的体验也成了可设计的产品，就像能在超市里买到的任何商品，情况又将如何发展？
[1] LGBT是女同性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双性恋者（bisexual）和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首字母缩写。——编者注
[2] 这里的公式用的是乘法，因为两项元素需要彼此才能运作。至少在中世纪学者看来，没有逻辑，就不可能理解《圣经》。如果你的逻辑值为零，就算你把《圣经》每一页都读得滚瓜烂熟，知识总值仍然为零。反过来，如果你的经文值为零，逻辑再好也没用。如果公式里用的是加法，代表的就是如果逻辑很好，就算不读经文也能拥有很多知识，这在你我看来可能觉得合理，但中世纪学术圈并不同意。
[3] 在美国政治里，常常把自由主义解释得太过狭隘，与“保守主义”相对。但广义而言，多数美国保守派其实仍然属于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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