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在国外的斗争
“萍姬！你自由了。我是多么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啊！”布托夫人热泪盈眶地迎接女儿。贝娜齐尔也几乎不相信自己自由了。昨天，不，就是今天凌晨2点钟以前，她还是阶下囚，而现在，她却自由了。
“是的，是的，她真的在这儿。”布托夫人在电话里对米尔和沙说，“你们从英国广播公司听到释放她的消息是真的。”
米尔、沙和贝娜齐尔都非常激动。贝娜齐尔把听筒压在那只好的耳朵上，对他们喊道：“你们好吗？”
“感谢真主，你还活着。我明天去看你。”米尔迫不及待地说。小弟弟沙也说：“呆上一星期，我也就能来看你了。”贝娜齐尔不无遗憾地说：“沙，我得到伦敦看病去。”姐弟俩承诺尽快见面。
自贝娜齐尔回到母亲的公寓，电话铃就响个不停，亲朋好友从世界各地打来电话祝贺。“我们都还活着”。布托夫人、萨娜姆和贝娜齐尔几乎难以置信这是真的。
第二天，贝娜齐尔终于见到分别了7年的大弟弟米尔。
“认认你的侄女”，米尔抱起他才18个月的女儿，送过来让贝娜齐尔亲吻。“你等着看沙吧”，米尔笑着说。
贝娜齐尔上次见到沙时，他不过18岁，还是孩子，可现在他已是蓄胡子的25岁小伙子了。
贝娜齐尔获释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流散于欧洲各地的巴基斯坦人流亡团体和集中居住着37.8万名巴基斯坦人的英国。当贝娜齐尔一行飞抵伦敦时，一大群巴基斯坦人聚集在希思罗机场迎接她们。听到空中回荡着激动人心的口号，贝娜齐尔仿佛回到了卡拉奇。
“你是不是打算过流亡生活？”有记者问。
“流亡？我为什么要流亡？我是来英国治病的。我生在巴基斯坦，也要死在巴基斯坦。我的祖父埋在那里。我的父亲也理在那里。我永远不会离开我的祖国。”
贝娜齐尔还对巴基斯坦人民说：“我不会抛弃你们。我将和你们并肩战斗直至最后一息。布托一家人不违背诺言。”
贝娜齐尔住在位于伦敦奈特桥地区的贝赫贾特姨妈家。新闻记者、牛津大学的老朋友、人民党的领导干部和支持者都打来电话要求见她。
“我只占你10分钟。”他们一个个都这样央求着。进出公寓的人连续不断。
但贝娜齐尔却惧怕见人。多年孤独的监狱生活，使她对伦敦马路上拥挤的人群也感到害怕，对那儿的人、声音，还有嘈杂声都不习惯。在别人面前，她总是藏起忧虑，显得十分自信。因为在巴基斯坦人民的心目中，贝娜齐尔非同常人，在英国她也是引人注目的人物。她不愿意让人们看到一个曾对军法管制政府挑战的人突然在海德公园一角被忧虑所困扰，贝娜齐尔不愿扫他们的兴。她暗暗告诫自己；“无论走到哪儿，都必须坚定、有信心。”
几天之后，贝娜齐尔同她的老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思见了面。这是两人从牛津分别后七年来第一次相见，而且各自的经历迥然不同。
彼得作为朋友，敦促她放弃危险的政治生活。他说：“在巴基斯坦你冒着被囚禁，甚至被暗杀的危险。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生活？也许你能取得助学金在哈佛国际事务中心就读。”
“我非常希望有机会读一读有关评述布托时期和军法管制时期的书，看看别人有什么观点。”贝娜齐尔感慨地说，“但是我首要的职责是领导党的工作。从政治的角度看，我呆在英国更好，因为在这儿的巴基斯坦人很多，而且比较集中。”
1月底，贝娜齐尔做了显微手术。手术效果很良好，但医生告诉她，在几个月至一年的时间内，她可能要做第二次手术。可贝娜齐尔已经迫不及待了，她已考虑回巴基斯坦的事了。
“暂时不要从政了，跟我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这次你回去后，齐亚会把你送进大牢，你恐怕就不能活着出来了。”布托夫人不无忧虑地劝说女儿。
在众亲友和医生的劝说下，贝娜齐尔勉强答应住下来。但她决心要利用这几个月时间，在国外揭露齐亚·哈克政府的暴行，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贝娜齐尔的病情好转后，她便根据自己在监狱时得知的情况和从巴基斯坦捎来的报告，开始整理政治迫害案件的材料。贝娜齐尔准备把材料交给世界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她相信这些材料是非常有价值的。恰好3月份的《民族报》登载了一篇文章，在谈到违犯人权的案件时称：“巴基斯坦拉合尔的拉扎·卡津最近下落不明是个令人惊奇的案件，……美国每年对巴基斯坦提供5.25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却对人权问题漠不关心……显然国务卿忘记了美国法律有关对外进行援助时的规定，‘援助不得给予……粗暴违犯国际公认的人权、对犯人进行折磨……未经指控便长期将他们拘留、或公然践踏人的生存、自由和人身安全权利的任何国家的政府！’”这与贝娜齐尔的主张不谋而合。
1984年3月，贝娜齐尔被邀请去华盛顿争取国际和平卡内基基金会发表演讲。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她兴奋地带着有关政治犯的材料飞赴美国。
贝娜齐尔又一次走在国会的长廊里。当年，贝娜齐尔同许多哈佛大学同学一起为抗议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曾来到这里，而今她来到这里却是要抗议自己国家中发生的不正常的现象。
贝娜齐尔同所有愿意听她谈论在巴基斯坦结束军法管制恢复民主的必要性的人交谈。她还当面感谢佩尔参议员为她获释所作的努力。在彼得·加尔布雷思的帮助下，贝娜齐尔有幸同国会中许多要人会晤，他们可以影响美国政府制定的对外政策。
当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拍西问贝娜齐尔是否赞成因核问题停止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时，贝娜齐尔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核问题一直是美巴两国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参议院以往通过援助的依据是不论巴基斯坦是否拥有“核弹”，而只看它是否已经试验过这种武器，从而回避了巴基斯坦的核问题。而1984年这个问题被提出，修正为：除非美国总统书面证明巴基斯坦既没有“核爆炸装置”，也没在谋求获取用于制造或起爆核武器的材料，否则不能对巴基斯坦进行援助。外交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这一修正案。如今，外交委员会就这问题来问贝娜齐尔，贝娜齐尔不是来华盛顿辩论核问题的，因而一时难以回答。犹豫了一会，贝娜齐尔才说：“参议员，停止援助只会在两国之间制造误会。如果把援助与在巴基斯坦恢复人权和民主联系起来，这对两国都更有益处。”
在卡内基基金会发表讲话的那晚，贝娜齐尔感到特别紧张。“要镇静”，在走上讲台时贝娜齐尔告诫自己，“就把这儿当作是牛津辩论社”。但是，贝娜齐尔发现自己做不到。这些听众都是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国会议员、前大使和新闻记者。西方舆论一直把齐亚·哈克称为“仁慈的独裁者”，称他给巴基斯坦带来了“稳定”。而今天，她却要揭露齐亚·哈克违反人权的行为，她能打动在座的各位听众吗？挽救数千名政治犯的生命和拯救国家政治前途就在这些人身上。
“对齐亚非法当局的支援使我们巴基斯坦人感到迷惑和失望”，贝娜齐尔终于开口说话了，“我们确实感谢你们的战略关心，但要求你们不要背弃巴基斯坦人民。”贝娜齐尔要求在座的政府官员将美国的援助同巴基斯坦的人权问题结合起来。贝娜齐尔的讲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贝娜齐年还应邀去纽约的“时代生活”大楼与《时代》杂志社的高级编辑们会晤。贝娜齐尔对他们说：“巴基斯坦很多人认为，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实际上是美国对齐亚的援助。如果舆论集中关注人权问题，你们可以帮助人们消除这种误解。对巴基斯坦的政治犯来说，宣传报道将使他们的生与死发生很大变化。”
对美国两个星期的访问就要结束了。4月3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推翻了因核问题要求停止对巴基斯坦援助的意见。这为贝娜齐尔在公众中赢得了信誉。
回到伦敦，贝娜齐尔住进了靠近圣保罗大教堂的一幢城堡式建筑巴比凯恩内的一套公寓。在这儿，贝娜齐尔感到很安全。巴比凯恩立即成了流亡在英国及其它国家的人民党成员的事实上的指挥中心，房间内堆满了人民党各支部的档案，这些支部分布在世界各地。巴基斯坦自愿人员组成的工作组立即投入工作。他们将政治犯的照片、案情介绍连同呼吁书寄给联合国秘书长、美国人权事务助理国务卿、各国外长、国际律师组织和国际贸易组织，同英国议会议员、“大赦国际”成员及其它各国领导人会晤，希望这能挽救巴基斯坦国内成千上万名政治犯的生命。但这无济于事，三名年轻人因被指控谋杀一名警察而于8月被绞死。贝娜齐尔痛心疾首地说：“如果欧洲和北美的政界及舆论界关心他们及成千上万被捕入狱的犯人的生命，带着镣铐被监禁三年的三名年轻人也许不致被处死。西方国家应该施加影响，大声疾呼，挽救那些面临绞刑的政治犯的生命……请对此紧急呼吁作出迅速有效的行动。”
尽管贝娜齐尔深知他们的活动对挽救成千上万名政治犯的生命作用微不足道，但他们一如既往地工作着，竭尽所能，揭露齐亚·哈克的所作所为，希望以此唤醒世人的良知以挽救犯人的生命。他们冲破重重阻力，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联系网，定期送来从狱中得到的犯人们自己写的材料。他们不断收到有关情报。
贝娜齐尔每天早晨7点起床，匆匆吃罢早餐，便投入紧张的工作中。他们创办了乌尔都语杂志《行动》，里面夹着几页英语，每月向国际机构、外交使团和流亡团体发送，使他们了解巴基斯坦的最新动向。他们将杂志偷偷运进巴基斯坦，那儿的活动分子将其中一部分影印，将它们散发给党的追随者。有些还被设法送进监狱，使政治犯们知道他们并未被忘记。
1984年8月，齐亚·哈克宣布要在1985年3月23日举行大选，在大选前，于12月20日举行全国公民投票。需要选民回答的问题是：赞成还是反对政府实现所有法律伊斯兰化进程以及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意识形态。齐亚·哈克说：“如果多数选民的回答是肯定的话，那就意味着巴基斯坦人民对现政府是信赖的，他们是赞成现政府推行的各项政策的，并且意味着已经选举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将军为总统，任期将为五年。”
“抵制公民投票！”人民党在《行动》杂志上，在会谈和演讲时，在新闻发布会上等各种场合向人民呼吁。“抵制公民投票！”在国内的“恢复民主运动”也提出厂同一呼吁，并且把12月19日公民投票日视作“国耻日”。但是支持政府的报刊大肆宣传：就国家重大问题举行公民投票，是全世界都承认的民主作法。显然人民党和“恢复民主运动”的号召没有起多大作用，选民们积极参加了投票。投票率为62.2％，齐亚赢得了97.7％的赞成票，当选为巴基斯坦总统，任期五年。就这次公民投票，伦敦《泰晤士报》发表评论说；“如果齐亚将军不用‘宗教’作掩护，而直率、勇敢地置身于这场公民投票之中，他很可能会输掉。这无疑就是他不会这样做的理由。”
贝娜齐尔刚到伦敦时就发表声明说：“人民党争取民主的目标没有变，我们将比人们预料的要早地返回巴基斯坦。”齐亚·哈克将军宣布1985年举行大选，这也许是回去的时候了。在人民党领导人会议上，有的人认为“现在是发起反对齐亚，哈克的运动的时候了。”有的人则认为“国内人民受压制的时间太长，对我们的号召不会作出很大反应。我们应继续努力，准备和齐亚最后决一雌雄。”两派争执不下。
“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把贝娜齐尔·布托小姐派回国去，那将使每个人都行动起来。”一位党内元老说。
“好吧。”贝娜齐尔表示同意。她说：“如果我回去在政治上是行得通的活，那么我们就得订个计划大家都回去。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每隔10天那样错开时间一个个回去，掀起反对齐亚的高潮？”一片沉默，接着是一个个反对之声，“回去？我不能回去。”
贝娜齐尔大为震惊，他们一致同意派她回去，但他们却畏缩不前。“要么我们好好安排一下。要么我们干脆就不要这么做。”贝娜齐尔恼怒地说。
1985年1月12日，齐亚·哈克宣布国民议会和省议会选举将在2月25日和28日进行，这次选举将在非政党基础上进行。这是自1977年政变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大选。是否应该参加选举？人民党内又发生了争论。“抵制选举！”人民党成员表示。贝娜齐尔陷入进退维谷的矛盾之中。父亲曾一再告诫她，绝不能错过任何机会，让敌人轻易得手。
“我想我应该回去。”贝娜齐尔对母亲说，“我需要就选举问题同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谈一谈，我们面临参加选举或抵制选举两种选择。我们必须就哪一种选择能使我们达到政治目的作出决定。”
布托夫人沉思了一会，说：“你是对的。现在有必要同巴基斯坦国内的人民党领导人讨论一下。”
布托夫人和女儿轮流给国内的人民党副主席打电话，但没打通。贝娜齐尔打电话给在国内的表姐法赫丽说；“让仆人们把克里夫顿70号清理一下，我过三四天就回去。”
“克里夫顿70号已被军队围住了。”尼亚齐医牛不久给贝娜齐尔来电话说，“我接到从卡拉奇来的消息，当局已发布了拘留你和你母亲的命令。所有机场已被戒严，每位戴着面罩从法国和伦敦去的妇女都要受到检查。”
不久，贝娜齐尔得知“恢复民主运动”已作出抵制选举的决定。贝娜齐尔有点心灰意冷了，抵制选举，那她回去还有什么用呢？贝娜齐尔现在能做的事就是用信德语和乌尔都语录音，号召人民抵制选举。磁带被偷运进巴基斯坦，在信德内地、旁遮普和全国各地散发。之后，便只有静静地等待。
选举如期举行，当局宣布投票率为53％。尽管人民党和“恢复民主运动”抵制选举，但这次选举还是相当成功的。选举之后组成了以穆罕默德·汗·居内久为总理的文官政府，为最终结束军法管制作好了准备。
贝娜齐尔及人民党其他领导人一如既往投入到挽救国内政治犯生命的斗争中，但收效甚微。
1985年7月，贝娜齐尔颇有些心力交瘁，她决定去法国南部同母亲及家人一起度假。7月17日，贝娜齐尔起程前往法国夏纳。
贝娜齐尔走下飞机，在尼斯机场四处搜寻，却没有发现母亲和弟弟。怎么回事？是不是他们忘记了来接我？贝娜齐尔心里正嘀咕。
“没料到吧！”沙·纳瓦兹从机场的一个大圆柱后突然窜出来，拥抱着贝娜齐尔。
“他出了个主意要藏起来。”布托夫人微笑着过来吻女儿。
沙提起姐姐的手提箱，沉甸甸的。“发财啦，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金子？”沙笑着问。
在弟妹中，贝娜齐尔最喜欢沙，他最小而她最大，也许因为这特殊的“最”把他们联系得更为紧密，而且沙总是无忧无虑、笑声不断。
“这回你给我们带来了哪儿产的芒果？”沙对着汽车反光镜问，“我们已经等了两个星期了。”
“信德的。”贝娜齐尔说，“不过我倒喜欢乔叟芒果，小而甜。”
“一个信德人不喜欢信德的芒果？”沙装着吃惊地说，“小姐，你肯定你是信德人吗？你是不是经常坦白这种叛逆行为？”
贝娜齐尔大笑起来。同沙在一起，总是那样轻松愉快。
“7月你们必须呆在我身边，其余时候就随你们便了。”布托夫人对儿女们说。
这是布托家族历尽劫难后的第二次聚会。一年前当他们在戛纳贝赫贾特姨妈家相聚时并不愉快。当时贝娜齐尔与弟弟米尔就反对齐亚·哈克统治的斗争方式的争论使得那次聚会不欢而散。
“齐亚已经使巴基斯坦成为武装的恐怖的国家”，米小说，“只有暴力才能对付暴力。”
“暴力只会导致暴力，”贝娜齐尔反驳道，“那种手段的斗争不能给人民带来长久的益处。只有在人民的支持下通过选举，和平地推翻齐亚，才能使国家发生长期的变化。”
“选举？什么选举？齐亚永远不会放弃权力。只有进行武装斗争才能赶走他。”米尔反对贝娜齐尔的观点。
“军队总拥有比任何游击力量更多的武器，”贝娜齐尔坚持自己的观点，“国家的力量总比任何反对派别的力量大得多。武装斗争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有反作用。”
姐弟俩越争嗓门越大。沙远远地走开了，去游泳，去咖啡馆，去任何见不着他们的地方。“看着你们俩那样争论，我受不了。”沙告诉姐姐。
是谁的错误？
1977年政变发生之后，米尔回到英国，他中断了在牛津大学的学习，投入到拯救父亲的活动中。但父亲最终还是被杀害了。后来他和沙流落到阿富汗，为反对齐亚·哈克政府，他们投入了危险的、充满阴影的“佐勒菲卡尔反抗运动”。在喀布尔，沙的工作是训练那些自愿加入“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的人员，他对此既充满热情又玩世不恭。
一天深夜，喀布尔正处于苏联军队的戒严之中，沙悄悄溜上街，去和他的“部队”共进早餐。米尔早晨发现不见他时吓坏了，而当米尔找到他时，他却对狂怒的米尔微笑着说：“要不然我怎么教我的人规避战术呢？”沙、米尔领导和指挥“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在巴基斯坦国内采取厂一系列恐怖行动。这些行动是在贝娜齐尔毫无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国内被监禁的6年中，她甚至对沙、米尔的“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一无所知。
姐弟仨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984年的那次争论当时并没有影响他们姐弟的感情。只是在10年后，贝娜齐尔与弟弟米尔才分道扬镳了。
1985年布托一家人第二次相聚，贝娜齐尔与米尔达成协议，不再谈论政治。
“你这回在夏纳呆多久？”沙问贝娜齐尔。
“到7月30日。”
“不行！”沙叫道，“你一定要多呆些时候。米尔30日要走，我不能让你也走。你最起码得跟我在一起再呆一星期。”
“好吧。”贝娜齐尔让步了。
她不想伤害沙。在家人中，沙为了她可谓煞费苦心。1984年春贝娜齐尔去巴黎，沙事先没通知姐姐，便飞往巴黎找她。“《红星报》的编辑要采访你。”旅馆接待员告诉贝娜齐尔。贝娜齐尔困惑不解，《红星报》？怎么从未听说过这份报纸。《红星报》编辑第三次来电话，贝娜齐尔接了电话。
“你比国家元首还难接近。”是沙，贝娜齐尔喜出望外，那边沙依旧笑着说，“同贝鲁特德鲁兹派总部的瓦利德·琼布拉特联系比找贝娜齐尔·布托小姐还容易。”
在巴黎，每天早晨沙给姐姐打电话，总是装着很惊讶；“你还在睡觉？起来，我们一起去吃饭。”
“我下午7点钟来接你们。”沙把母亲和姐姐送到公寓时说，“你们要先去看看我的新公寓，然后我们再一起去海边烤肉野餐。我已把什么都准备好了。你们所要做的就是好好地度过美妙的时光。”
夏纳的夜晚很美好。布托家族包括布托夫人、贝娜齐尔、米尔及其妻子弗芝亚和女儿法蒂、沙及其妻子利哈娜和女儿萨希、萨娜姆及其丈夫纳萨尔和女儿阿扎德赫、贝赫贾特姨妈和卡利姆大叔终于相聚了。
“我第一次感到这个世界真可爱”，沙感慨万端，“对我来说一切都很美满。”
一家人过了一个愉快而轻松的夜晚。
“真棒，不过别忘了明天。”沙提醒姐姐，他们计划明天去逛商店，买母亲要送给贝娜齐尔的生日礼物皮箱。“我对各种皮箱很有研究。等我们明天睡醒后，我就带你去尼斯买东西。”
第二天直到下午一点，贝娜齐尔还穿着睡衣，呆在房里。突然，萨娜姆破门而入。
“快！我们得快！”她边说边把她的孩子交给贝娜齐尔。
“怎么回事？”贝娜齐尔问。
“利哈娜说戈吉（沙·纳瓦兹的爱称）吃了毒药。”萨娜姆说着冲出了房间。
贝娜齐尔只觉两腿打颤。警察局，赶紧报警。一个念头闪过，贝娜齐尔照着电话上的呼救号码打通了。接着又抓起电话簿找医院。母亲和萨娜姆跑回来了。
“妈妈，你的法语比我好。如果我们叫不来警察，得赶紧找个医院”，贝娜齐尔对母亲说。
“我们为什么不去看看他究竟怎样了再说？”布托夫人说。
“不行，妈妈，还是安全些好。”
布托夫人听从女儿的话，打通了一家医院，又联系第二家医院。这时米尔神情沮丧地回来告诉她们，“他死了。”
“不会！”贝娜齐尔犹如五雷轰顶，“不会啊！”
“妈妈，这是真的。”米尔悲痛地低声说，“我见过死人。沙的身体已凉了。”
布托夫人放声恸哭。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尤其是母亲送儿子。
“叫辆救护车！”贝娜齐尔仍不死心，她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说，“看在真主的份上，快给医院打电话。他也许还活着。我们可以救醒他！”。
当她们急充充地赶到沙的住处时，沙·纳瓦兹静静地躺在地毯上。
“戈吉！”贝娜齐尔大声喊着弟弟，她多么希望弟弟只是睡着了，希望这一切只是恶作剧。“给他输氧！”贝娜齐尔对救护人员喊道，“给他按摩心脏！”
“他死了！”一个救护员无限同情地说。
“没有死！救救他！”贝娜齐尔喊道。
“萍姬，他浑身全凉了，”米尔说，“他已经死了好几小时了。”
沙怎么死的？自杀？他为什么要自杀？要知道他这些年一直是在危险中活过来的。在喀布尔，弗芝亚和利哈娜的一个家仆曾企图毒死沙和米尔，幸运的是狗先吃了食物中毒死了。那个仆人承认了他的罪行，跪在弟弟面前求饶。
“我是被游击队收买的。”他说。
“他们想让齐亚·哈克高兴高兴。”由于弗芝亚为仆人说情，弟弟饶了他一命。
他们俩在另一次事件中几乎被暗杀。他们坐在汽车的前排，沙掉了个东西，他们俩都低头去捡，一颗子弹刚好就在此时穿过他们坐着时的头部位置。目标可能是沙。在喀布尔时，来自巴基斯坦的一位巴丹人告诉米尔：“齐亚·哈克首先想要沙·纳瓦兹的头。他的命令是先杀沙，然后再杀穆尔塔扎。”这可能是真的。米尔曾经解释说；“我的行动主要是政治上的，而沙把全部时间都放在训练游击队上。沙在军事上很有经验，齐亚·哈克会把他看作是最眼前的威胁。”沙在多年的险恶环境下都苦苦挣扎着活过来，他没有理由在危险即将过去时自杀啊！
贝娜齐尔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沙会自杀。
“你不要看这场面了。”米尔对贝娜齐尔说，“他们已把沙运走了，警察说他像是得了心脏病。”
布托家族的成员都聚集在布托夫人的公寓里，心情万分悲痛地等待着法国当局对沙的尸体作出检验定论。根据穆斯林习俗，尸体应在24小时内埋葬，可沙的尸体却在一次又一次地被解剖。
“我将把沙的尸体带回巴基斯坦埋葬去。”一天下午，贝娜齐尔对家人说。
“不！”布托夫人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萍姬，你不能回去！我已丢了个儿子。我不能再失去个女儿。”
贝娜齐尔劝慰母亲说：“沙为我什么都干了，但从来没要我为他做什么。他一直想回拉卡纳。他常常问爸爸埋在什么地方，说要去拍几张照片。我得把他送回家去。”
“米尔，跟她说她不能回去。”布托夫人央求儿子去劝说女儿。
“如果你回去，我也去。”米尔对姐姐说。因为大家都清楚地回去后，齐亚·哈克肯定要杀了他。作为姐姐，这是贝娜齐尔最不愿看到的。
“你们都别去，我去。”贝赫贾特姨妈说。
萨娜姆和纳萨尔都表示要回去。
“好吧，我们一起回去。不过我先回去。”贝娜齐尔说，“我不愿给他举行一个悄悄的小型葬礼，我要让他享受他应有的尊严和荣誉。”
贝娜齐尔飞回伦敦，处理了一下巴比凯恩的事务。人们纷纷前来表示慰问。有人告诉贝娜齐尔，在巴基斯坦国内，人们也很悲痛，全国各地都为沙的灵魂举行了祈祷会，数千人来到克里夫顿70号为沙祈祷。尽管7月天气炎热，但在两个星期内，人们纷纷拥向拉卡纳，住满了旅店，他们都对沙的逝世表示哀悼。
1985年8月21日，贝娜齐尔带着沙回到巴基斯坦。
当局并不同意把沙埋在拉卡纳。但他们可能考虑到拒绝亲属参加布托的葬礼已经违背了穆斯林教义，而且这时在国内他们正在大肆倡导伊斯兰化，他们怕激起人们的愤慨，最后还是答应了贝娜齐尔和家人的要求。
对沙的回国，当局采取了特别措施。信德省的军队处于戒备状态，人民党领导人被软禁在家，卡拉奇机场戒备森严，市区各条大街上遍布全副武装的士兵。为了安抚人民，避免发生暴动，政府宣布12月30日结束军管。
贝娜齐尔扶送弟弟的灵柩回到卡拉奇，又从卡拉奇飞往莫亨焦达罗。
“我们走，我们走，我们到拉卡纳吉。你不知道他们今天要带沙·纳瓦兹回来吗？沙·纳瓦兹是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的儿子；沙·纳瓦兹是一个勇士；沙·纳瓦兹为了你和我献出了生命。来呀，来呀，我们走。让我们今天去迎接这位英雄。”
为沙谱写的这首歌曲响彻全巴基斯坦。人们不顾当局的禁令，潮水般涌向拉卡纳，露宿在田野和小路上，为的是能看到沙——他们的英雄最后一眼。从卡拉奇到拉卡纳，沿途数以万计的人为沙送葬。新闻界报道称人数超过百万。
贝娜齐尔在布托家族的墓地左边的角落上选了块地方，那儿离布托的墓有一段距离。贝娜齐尔本打算让亲戚们看一眼沙的脸，但当家仆们准备把沙的遗体抬进阿訇们等着给他洗澡的房间时，人们悲痛欲绝，妇女们更痛不欲生，将头向棺材上撞去，鲜血从她们头上淌下来。
“看在真主份上，赶紧将他们都弄出去，别再让他们伤害自己了。”贝娜齐尔叫道。“快把沙抬到房里去。”
“不早了。我们得赶紧”，妹夫纳萨尔·侯赛因提醒贝娜齐尔。
人们将沙的棺材抬进了救护车，纳萨尔·侯赛因急忙跟了过去。在水泄不通的人群中，贝娜齐尔差点没跟上。她听到祷告声，立即冲出门外，去追赶装着弟弟的棺材。啊，戈吉，你别走！救护车开动了，缓缓驶出了大门。在院内祈祷的500多名妇女开始放声恸哭。
贝娜齐尔站在穆尔塔扎门口，悲痛地望着救护车向墓地开去。
按照习俗，在葬礼举行3天后要为死者举行“祭奠”仪式，40天后要举行“恰勒姆”仪式。但贝娜齐尔不知道当局会不会给她40天自由，因此在同宗教头领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后，他们决定将40天从沙7月在法国死时算起，这样两个宗教仪式几乎在同一个时候举行。
“以最尊贵的、最仁慈的真主的名义”，贝娜齐尔同几百名哀悼者聚集在酷热的墓地里一起祈祷。
“祭奠”仪式完毕当晚，贝娜齐尔同妹妹、表姐一同回到卡拉奇，政治再一次使她们将个人的悲哀置于一边。几千人在卡拉奇机场迎接她门，她们无法穿过人群，人民党成员在她们周围手拉手硬是在人群中挤出了一条路。她们花了几小时才到达克里夫顿70号，很多人开着吉普车和摩托车伴送她们，并打出胜利的手势。
在克里夫顿70号，人山人海。面对这些脸庞，贝娜齐尔激动地说：“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我弟弟的方式，但他是反对暴政专制的勇士。在巴基斯坦经受苦难时，他的良心不允许他保持沉默。”
8月28日，贝娜齐尔在卡拉奇会见了各界人士的代表，并敦促他们要为实现佐·阿·布托总理提出的民主事业坚持斗争。29日，信德省C区军法管制副执行官宣布将她拘禁90天，指责她违犯了当局不允许她去“敏感地区”走访“恐怖主义分子”的警告。
在华盛顿，里根政府对贝娜齐尔被监禁表示“惊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巴基斯坦在恢复制宪政府的道路上正在迈出鼓舞人心的一步……将布托小姐软禁在家中似同这种进程不相一致。”
在被软禁的日子里，贝娜齐尔一直想着的就是弟弟不明不白的死，她怀疑这与政府有关，因为她听说，在暗杀发生前一个月，一个男子走访了卡拉奇几家报纸，索取沙最近的照片。是不是有人想找他的像片以便对认27岁的沙？
10月22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法国警察在夏纳逮捕了沙的妻子利哈娜。她被指控“未能帮助一个处于危险中的人”。几天之后的报道称，法国当局曾给贝娜齐尔发来传票，要她接受沙一案的审讯，但她拒绝前往。
什么传票？贝娜齐尔莫名其妙。她立即给内务部写信说：“你们称我不愿意接受审讯是没有根据的，我确实想去，但是，决定权在你们而不是我的手中。请转告法国法庭，我希望能出庭，但是你们阻止我去。”
11月3日，贝娜齐尔终于获准回法国。
“今天我就要踏上艰难、悲伤的旅程。我将去异国为我亲爱的弟弟沙·纳瓦兹的死出庭受讯。”贝娜齐尔在给人民党党员的声明中写道，“我一定尽快回来。”“愿真主帮助我。我希望在三个月内回国……不论后果如何。”
沙的死给布托全家投下了阴影。费芝亚和利哈娜是亲姐俩。沙死后，米尔和弗芝亚离婚了，萨希即沙的女儿同弗芝亚呆在一起。
1988年6月，经过两年的法庭调查。法国法庭判定利哈娜因未帮助一个生命垂危的人，根据法律可判1至5年监禁。法庭判定，贝娜齐尔等人关于沙·纳瓦兹是被人谋杀的指控由于证据不足。不能成立。这令布托一家人大失所望，他们深信沙是被谋杀的。1988年7月，法国当局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向利哈娜归还了护照。不久，利哈娜移居美国。
1985年是布托家的又一个不幸的灾难之年。对贝娜齐尔来说更是如此，她竭尽全力地企图挽救她的同志们的生命，但她未能做到；她失去了最可爱的弟弟，一个原来很完美的家庭倾刻间瓦解了。事业、亲情都在这一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即将到来的1986年又将是怎样的呢？
“是的，是的，她真的在这儿。”布托夫人在电话里对米尔和沙说，“你们从英国广播公司听到释放她的消息是真的。”
米尔、沙和贝娜齐尔都非常激动。贝娜齐尔把听筒压在那只好的耳朵上，对他们喊道：“你们好吗？”
“感谢真主，你还活着。我明天去看你。”米尔迫不及待地说。小弟弟沙也说：“呆上一星期，我也就能来看你了。”贝娜齐尔不无遗憾地说：“沙，我得到伦敦看病去。”姐弟俩承诺尽快见面。
自贝娜齐尔回到母亲的公寓，电话铃就响个不停，亲朋好友从世界各地打来电话祝贺。“我们都还活着”。布托夫人、萨娜姆和贝娜齐尔几乎难以置信这是真的。
第二天，贝娜齐尔终于见到分别了7年的大弟弟米尔。
“认认你的侄女”，米尔抱起他才18个月的女儿，送过来让贝娜齐尔亲吻。“你等着看沙吧”，米尔笑着说。
贝娜齐尔上次见到沙时，他不过18岁，还是孩子，可现在他已是蓄胡子的25岁小伙子了。
贝娜齐尔获释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流散于欧洲各地的巴基斯坦人流亡团体和集中居住着37.8万名巴基斯坦人的英国。当贝娜齐尔一行飞抵伦敦时，一大群巴基斯坦人聚集在希思罗机场迎接她们。听到空中回荡着激动人心的口号，贝娜齐尔仿佛回到了卡拉奇。
“你是不是打算过流亡生活？”有记者问。
“流亡？我为什么要流亡？我是来英国治病的。我生在巴基斯坦，也要死在巴基斯坦。我的祖父埋在那里。我的父亲也理在那里。我永远不会离开我的祖国。”
贝娜齐尔还对巴基斯坦人民说：“我不会抛弃你们。我将和你们并肩战斗直至最后一息。布托一家人不违背诺言。”
贝娜齐尔住在位于伦敦奈特桥地区的贝赫贾特姨妈家。新闻记者、牛津大学的老朋友、人民党的领导干部和支持者都打来电话要求见她。
“我只占你10分钟。”他们一个个都这样央求着。进出公寓的人连续不断。
但贝娜齐尔却惧怕见人。多年孤独的监狱生活，使她对伦敦马路上拥挤的人群也感到害怕，对那儿的人、声音，还有嘈杂声都不习惯。在别人面前，她总是藏起忧虑，显得十分自信。因为在巴基斯坦人民的心目中，贝娜齐尔非同常人，在英国她也是引人注目的人物。她不愿意让人们看到一个曾对军法管制政府挑战的人突然在海德公园一角被忧虑所困扰，贝娜齐尔不愿扫他们的兴。她暗暗告诫自己；“无论走到哪儿，都必须坚定、有信心。”
几天之后，贝娜齐尔同她的老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思见了面。这是两人从牛津分别后七年来第一次相见，而且各自的经历迥然不同。
彼得作为朋友，敦促她放弃危险的政治生活。他说：“在巴基斯坦你冒着被囚禁，甚至被暗杀的危险。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生活？也许你能取得助学金在哈佛国际事务中心就读。”
“我非常希望有机会读一读有关评述布托时期和军法管制时期的书，看看别人有什么观点。”贝娜齐尔感慨地说，“但是我首要的职责是领导党的工作。从政治的角度看，我呆在英国更好，因为在这儿的巴基斯坦人很多，而且比较集中。”
1月底，贝娜齐尔做了显微手术。手术效果很良好，但医生告诉她，在几个月至一年的时间内，她可能要做第二次手术。可贝娜齐尔已经迫不及待了，她已考虑回巴基斯坦的事了。
“暂时不要从政了，跟我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这次你回去后，齐亚会把你送进大牢，你恐怕就不能活着出来了。”布托夫人不无忧虑地劝说女儿。
在众亲友和医生的劝说下，贝娜齐尔勉强答应住下来。但她决心要利用这几个月时间，在国外揭露齐亚·哈克政府的暴行，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贝娜齐尔的病情好转后，她便根据自己在监狱时得知的情况和从巴基斯坦捎来的报告，开始整理政治迫害案件的材料。贝娜齐尔准备把材料交给世界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她相信这些材料是非常有价值的。恰好3月份的《民族报》登载了一篇文章，在谈到违犯人权的案件时称：“巴基斯坦拉合尔的拉扎·卡津最近下落不明是个令人惊奇的案件，……美国每年对巴基斯坦提供5.25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却对人权问题漠不关心……显然国务卿忘记了美国法律有关对外进行援助时的规定，‘援助不得给予……粗暴违犯国际公认的人权、对犯人进行折磨……未经指控便长期将他们拘留、或公然践踏人的生存、自由和人身安全权利的任何国家的政府！’”这与贝娜齐尔的主张不谋而合。
1984年3月，贝娜齐尔被邀请去华盛顿争取国际和平卡内基基金会发表演讲。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她兴奋地带着有关政治犯的材料飞赴美国。
贝娜齐尔又一次走在国会的长廊里。当年，贝娜齐尔同许多哈佛大学同学一起为抗议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曾来到这里，而今她来到这里却是要抗议自己国家中发生的不正常的现象。
贝娜齐尔同所有愿意听她谈论在巴基斯坦结束军法管制恢复民主的必要性的人交谈。她还当面感谢佩尔参议员为她获释所作的努力。在彼得·加尔布雷思的帮助下，贝娜齐尔有幸同国会中许多要人会晤，他们可以影响美国政府制定的对外政策。
当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拍西问贝娜齐尔是否赞成因核问题停止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时，贝娜齐尔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核问题一直是美巴两国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参议院以往通过援助的依据是不论巴基斯坦是否拥有“核弹”，而只看它是否已经试验过这种武器，从而回避了巴基斯坦的核问题。而1984年这个问题被提出，修正为：除非美国总统书面证明巴基斯坦既没有“核爆炸装置”，也没在谋求获取用于制造或起爆核武器的材料，否则不能对巴基斯坦进行援助。外交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这一修正案。如今，外交委员会就这问题来问贝娜齐尔，贝娜齐尔不是来华盛顿辩论核问题的，因而一时难以回答。犹豫了一会，贝娜齐尔才说：“参议员，停止援助只会在两国之间制造误会。如果把援助与在巴基斯坦恢复人权和民主联系起来，这对两国都更有益处。”
在卡内基基金会发表讲话的那晚，贝娜齐尔感到特别紧张。“要镇静”，在走上讲台时贝娜齐尔告诫自己，“就把这儿当作是牛津辩论社”。但是，贝娜齐尔发现自己做不到。这些听众都是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国会议员、前大使和新闻记者。西方舆论一直把齐亚·哈克称为“仁慈的独裁者”，称他给巴基斯坦带来了“稳定”。而今天，她却要揭露齐亚·哈克违反人权的行为，她能打动在座的各位听众吗？挽救数千名政治犯的生命和拯救国家政治前途就在这些人身上。
“对齐亚非法当局的支援使我们巴基斯坦人感到迷惑和失望”，贝娜齐尔终于开口说话了，“我们确实感谢你们的战略关心，但要求你们不要背弃巴基斯坦人民。”贝娜齐尔要求在座的政府官员将美国的援助同巴基斯坦的人权问题结合起来。贝娜齐尔的讲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贝娜齐年还应邀去纽约的“时代生活”大楼与《时代》杂志社的高级编辑们会晤。贝娜齐尔对他们说：“巴基斯坦很多人认为，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实际上是美国对齐亚的援助。如果舆论集中关注人权问题，你们可以帮助人们消除这种误解。对巴基斯坦的政治犯来说，宣传报道将使他们的生与死发生很大变化。”
对美国两个星期的访问就要结束了。4月3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推翻了因核问题要求停止对巴基斯坦援助的意见。这为贝娜齐尔在公众中赢得了信誉。
回到伦敦，贝娜齐尔住进了靠近圣保罗大教堂的一幢城堡式建筑巴比凯恩内的一套公寓。在这儿，贝娜齐尔感到很安全。巴比凯恩立即成了流亡在英国及其它国家的人民党成员的事实上的指挥中心，房间内堆满了人民党各支部的档案，这些支部分布在世界各地。巴基斯坦自愿人员组成的工作组立即投入工作。他们将政治犯的照片、案情介绍连同呼吁书寄给联合国秘书长、美国人权事务助理国务卿、各国外长、国际律师组织和国际贸易组织，同英国议会议员、“大赦国际”成员及其它各国领导人会晤，希望这能挽救巴基斯坦国内成千上万名政治犯的生命。但这无济于事，三名年轻人因被指控谋杀一名警察而于8月被绞死。贝娜齐尔痛心疾首地说：“如果欧洲和北美的政界及舆论界关心他们及成千上万被捕入狱的犯人的生命，带着镣铐被监禁三年的三名年轻人也许不致被处死。西方国家应该施加影响，大声疾呼，挽救那些面临绞刑的政治犯的生命……请对此紧急呼吁作出迅速有效的行动。”
尽管贝娜齐尔深知他们的活动对挽救成千上万名政治犯的生命作用微不足道，但他们一如既往地工作着，竭尽所能，揭露齐亚·哈克的所作所为，希望以此唤醒世人的良知以挽救犯人的生命。他们冲破重重阻力，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联系网，定期送来从狱中得到的犯人们自己写的材料。他们不断收到有关情报。
贝娜齐尔每天早晨7点起床，匆匆吃罢早餐，便投入紧张的工作中。他们创办了乌尔都语杂志《行动》，里面夹着几页英语，每月向国际机构、外交使团和流亡团体发送，使他们了解巴基斯坦的最新动向。他们将杂志偷偷运进巴基斯坦，那儿的活动分子将其中一部分影印，将它们散发给党的追随者。有些还被设法送进监狱，使政治犯们知道他们并未被忘记。
1984年8月，齐亚·哈克宣布要在1985年3月23日举行大选，在大选前，于12月20日举行全国公民投票。需要选民回答的问题是：赞成还是反对政府实现所有法律伊斯兰化进程以及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意识形态。齐亚·哈克说：“如果多数选民的回答是肯定的话，那就意味着巴基斯坦人民对现政府是信赖的，他们是赞成现政府推行的各项政策的，并且意味着已经选举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将军为总统，任期将为五年。”
“抵制公民投票！”人民党在《行动》杂志上，在会谈和演讲时，在新闻发布会上等各种场合向人民呼吁。“抵制公民投票！”在国内的“恢复民主运动”也提出厂同一呼吁，并且把12月19日公民投票日视作“国耻日”。但是支持政府的报刊大肆宣传：就国家重大问题举行公民投票，是全世界都承认的民主作法。显然人民党和“恢复民主运动”的号召没有起多大作用，选民们积极参加了投票。投票率为62.2％，齐亚赢得了97.7％的赞成票，当选为巴基斯坦总统，任期五年。就这次公民投票，伦敦《泰晤士报》发表评论说；“如果齐亚将军不用‘宗教’作掩护，而直率、勇敢地置身于这场公民投票之中，他很可能会输掉。这无疑就是他不会这样做的理由。”
贝娜齐尔刚到伦敦时就发表声明说：“人民党争取民主的目标没有变，我们将比人们预料的要早地返回巴基斯坦。”齐亚·哈克将军宣布1985年举行大选，这也许是回去的时候了。在人民党领导人会议上，有的人认为“现在是发起反对齐亚，哈克的运动的时候了。”有的人则认为“国内人民受压制的时间太长，对我们的号召不会作出很大反应。我们应继续努力，准备和齐亚最后决一雌雄。”两派争执不下。
“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把贝娜齐尔·布托小姐派回国去，那将使每个人都行动起来。”一位党内元老说。
“好吧。”贝娜齐尔表示同意。她说：“如果我回去在政治上是行得通的活，那么我们就得订个计划大家都回去。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每隔10天那样错开时间一个个回去，掀起反对齐亚的高潮？”一片沉默，接着是一个个反对之声，“回去？我不能回去。”
贝娜齐尔大为震惊，他们一致同意派她回去，但他们却畏缩不前。“要么我们好好安排一下。要么我们干脆就不要这么做。”贝娜齐尔恼怒地说。
1985年1月12日，齐亚·哈克宣布国民议会和省议会选举将在2月25日和28日进行，这次选举将在非政党基础上进行。这是自1977年政变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大选。是否应该参加选举？人民党内又发生了争论。“抵制选举！”人民党成员表示。贝娜齐尔陷入进退维谷的矛盾之中。父亲曾一再告诫她，绝不能错过任何机会，让敌人轻易得手。
“我想我应该回去。”贝娜齐尔对母亲说，“我需要就选举问题同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谈一谈，我们面临参加选举或抵制选举两种选择。我们必须就哪一种选择能使我们达到政治目的作出决定。”
布托夫人沉思了一会，说：“你是对的。现在有必要同巴基斯坦国内的人民党领导人讨论一下。”
布托夫人和女儿轮流给国内的人民党副主席打电话，但没打通。贝娜齐尔打电话给在国内的表姐法赫丽说；“让仆人们把克里夫顿70号清理一下，我过三四天就回去。”
“克里夫顿70号已被军队围住了。”尼亚齐医牛不久给贝娜齐尔来电话说，“我接到从卡拉奇来的消息，当局已发布了拘留你和你母亲的命令。所有机场已被戒严，每位戴着面罩从法国和伦敦去的妇女都要受到检查。”
不久，贝娜齐尔得知“恢复民主运动”已作出抵制选举的决定。贝娜齐尔有点心灰意冷了，抵制选举，那她回去还有什么用呢？贝娜齐尔现在能做的事就是用信德语和乌尔都语录音，号召人民抵制选举。磁带被偷运进巴基斯坦，在信德内地、旁遮普和全国各地散发。之后，便只有静静地等待。
选举如期举行，当局宣布投票率为53％。尽管人民党和“恢复民主运动”抵制选举，但这次选举还是相当成功的。选举之后组成了以穆罕默德·汗·居内久为总理的文官政府，为最终结束军法管制作好了准备。
贝娜齐尔及人民党其他领导人一如既往投入到挽救国内政治犯生命的斗争中，但收效甚微。
1985年7月，贝娜齐尔颇有些心力交瘁，她决定去法国南部同母亲及家人一起度假。7月17日，贝娜齐尔起程前往法国夏纳。
贝娜齐尔走下飞机，在尼斯机场四处搜寻，却没有发现母亲和弟弟。怎么回事？是不是他们忘记了来接我？贝娜齐尔心里正嘀咕。
“没料到吧！”沙·纳瓦兹从机场的一个大圆柱后突然窜出来，拥抱着贝娜齐尔。
“他出了个主意要藏起来。”布托夫人微笑着过来吻女儿。
沙提起姐姐的手提箱，沉甸甸的。“发财啦，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金子？”沙笑着问。
在弟妹中，贝娜齐尔最喜欢沙，他最小而她最大，也许因为这特殊的“最”把他们联系得更为紧密，而且沙总是无忧无虑、笑声不断。
“这回你给我们带来了哪儿产的芒果？”沙对着汽车反光镜问，“我们已经等了两个星期了。”
“信德的。”贝娜齐尔说，“不过我倒喜欢乔叟芒果，小而甜。”
“一个信德人不喜欢信德的芒果？”沙装着吃惊地说，“小姐，你肯定你是信德人吗？你是不是经常坦白这种叛逆行为？”
贝娜齐尔大笑起来。同沙在一起，总是那样轻松愉快。
“7月你们必须呆在我身边，其余时候就随你们便了。”布托夫人对儿女们说。
这是布托家族历尽劫难后的第二次聚会。一年前当他们在戛纳贝赫贾特姨妈家相聚时并不愉快。当时贝娜齐尔与弟弟米尔就反对齐亚·哈克统治的斗争方式的争论使得那次聚会不欢而散。
“齐亚已经使巴基斯坦成为武装的恐怖的国家”，米小说，“只有暴力才能对付暴力。”
“暴力只会导致暴力，”贝娜齐尔反驳道，“那种手段的斗争不能给人民带来长久的益处。只有在人民的支持下通过选举，和平地推翻齐亚，才能使国家发生长期的变化。”
“选举？什么选举？齐亚永远不会放弃权力。只有进行武装斗争才能赶走他。”米尔反对贝娜齐尔的观点。
“军队总拥有比任何游击力量更多的武器，”贝娜齐尔坚持自己的观点，“国家的力量总比任何反对派别的力量大得多。武装斗争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有反作用。”
姐弟俩越争嗓门越大。沙远远地走开了，去游泳，去咖啡馆，去任何见不着他们的地方。“看着你们俩那样争论，我受不了。”沙告诉姐姐。
是谁的错误？
1977年政变发生之后，米尔回到英国，他中断了在牛津大学的学习，投入到拯救父亲的活动中。但父亲最终还是被杀害了。后来他和沙流落到阿富汗，为反对齐亚·哈克政府，他们投入了危险的、充满阴影的“佐勒菲卡尔反抗运动”。在喀布尔，沙的工作是训练那些自愿加入“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的人员，他对此既充满热情又玩世不恭。
一天深夜，喀布尔正处于苏联军队的戒严之中，沙悄悄溜上街，去和他的“部队”共进早餐。米尔早晨发现不见他时吓坏了，而当米尔找到他时，他却对狂怒的米尔微笑着说：“要不然我怎么教我的人规避战术呢？”沙、米尔领导和指挥“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在巴基斯坦国内采取厂一系列恐怖行动。这些行动是在贝娜齐尔毫无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国内被监禁的6年中，她甚至对沙、米尔的“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一无所知。
姐弟仨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984年的那次争论当时并没有影响他们姐弟的感情。只是在10年后，贝娜齐尔与弟弟米尔才分道扬镳了。
1985年布托一家人第二次相聚，贝娜齐尔与米尔达成协议，不再谈论政治。
“你这回在夏纳呆多久？”沙问贝娜齐尔。
“到7月30日。”
“不行！”沙叫道，“你一定要多呆些时候。米尔30日要走，我不能让你也走。你最起码得跟我在一起再呆一星期。”
“好吧。”贝娜齐尔让步了。
她不想伤害沙。在家人中，沙为了她可谓煞费苦心。1984年春贝娜齐尔去巴黎，沙事先没通知姐姐，便飞往巴黎找她。“《红星报》的编辑要采访你。”旅馆接待员告诉贝娜齐尔。贝娜齐尔困惑不解，《红星报》？怎么从未听说过这份报纸。《红星报》编辑第三次来电话，贝娜齐尔接了电话。
“你比国家元首还难接近。”是沙，贝娜齐尔喜出望外，那边沙依旧笑着说，“同贝鲁特德鲁兹派总部的瓦利德·琼布拉特联系比找贝娜齐尔·布托小姐还容易。”
在巴黎，每天早晨沙给姐姐打电话，总是装着很惊讶；“你还在睡觉？起来，我们一起去吃饭。”
“我下午7点钟来接你们。”沙把母亲和姐姐送到公寓时说，“你们要先去看看我的新公寓，然后我们再一起去海边烤肉野餐。我已把什么都准备好了。你们所要做的就是好好地度过美妙的时光。”
夏纳的夜晚很美好。布托家族包括布托夫人、贝娜齐尔、米尔及其妻子弗芝亚和女儿法蒂、沙及其妻子利哈娜和女儿萨希、萨娜姆及其丈夫纳萨尔和女儿阿扎德赫、贝赫贾特姨妈和卡利姆大叔终于相聚了。
“我第一次感到这个世界真可爱”，沙感慨万端，“对我来说一切都很美满。”
一家人过了一个愉快而轻松的夜晚。
“真棒，不过别忘了明天。”沙提醒姐姐，他们计划明天去逛商店，买母亲要送给贝娜齐尔的生日礼物皮箱。“我对各种皮箱很有研究。等我们明天睡醒后，我就带你去尼斯买东西。”
第二天直到下午一点，贝娜齐尔还穿着睡衣，呆在房里。突然，萨娜姆破门而入。
“快！我们得快！”她边说边把她的孩子交给贝娜齐尔。
“怎么回事？”贝娜齐尔问。
“利哈娜说戈吉（沙·纳瓦兹的爱称）吃了毒药。”萨娜姆说着冲出了房间。
贝娜齐尔只觉两腿打颤。警察局，赶紧报警。一个念头闪过，贝娜齐尔照着电话上的呼救号码打通了。接着又抓起电话簿找医院。母亲和萨娜姆跑回来了。
“妈妈，你的法语比我好。如果我们叫不来警察，得赶紧找个医院”，贝娜齐尔对母亲说。
“我们为什么不去看看他究竟怎样了再说？”布托夫人说。
“不行，妈妈，还是安全些好。”
布托夫人听从女儿的话，打通了一家医院，又联系第二家医院。这时米尔神情沮丧地回来告诉她们，“他死了。”
“不会！”贝娜齐尔犹如五雷轰顶，“不会啊！”
“妈妈，这是真的。”米尔悲痛地低声说，“我见过死人。沙的身体已凉了。”
布托夫人放声恸哭。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尤其是母亲送儿子。
“叫辆救护车！”贝娜齐尔仍不死心，她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说，“看在真主的份上，快给医院打电话。他也许还活着。我们可以救醒他！”。
当她们急充充地赶到沙的住处时，沙·纳瓦兹静静地躺在地毯上。
“戈吉！”贝娜齐尔大声喊着弟弟，她多么希望弟弟只是睡着了，希望这一切只是恶作剧。“给他输氧！”贝娜齐尔对救护人员喊道，“给他按摩心脏！”
“他死了！”一个救护员无限同情地说。
“没有死！救救他！”贝娜齐尔喊道。
“萍姬，他浑身全凉了，”米尔说，“他已经死了好几小时了。”
沙怎么死的？自杀？他为什么要自杀？要知道他这些年一直是在危险中活过来的。在喀布尔，弗芝亚和利哈娜的一个家仆曾企图毒死沙和米尔，幸运的是狗先吃了食物中毒死了。那个仆人承认了他的罪行，跪在弟弟面前求饶。
“我是被游击队收买的。”他说。
“他们想让齐亚·哈克高兴高兴。”由于弗芝亚为仆人说情，弟弟饶了他一命。
他们俩在另一次事件中几乎被暗杀。他们坐在汽车的前排，沙掉了个东西，他们俩都低头去捡，一颗子弹刚好就在此时穿过他们坐着时的头部位置。目标可能是沙。在喀布尔时，来自巴基斯坦的一位巴丹人告诉米尔：“齐亚·哈克首先想要沙·纳瓦兹的头。他的命令是先杀沙，然后再杀穆尔塔扎。”这可能是真的。米尔曾经解释说；“我的行动主要是政治上的，而沙把全部时间都放在训练游击队上。沙在军事上很有经验，齐亚·哈克会把他看作是最眼前的威胁。”沙在多年的险恶环境下都苦苦挣扎着活过来，他没有理由在危险即将过去时自杀啊！
贝娜齐尔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沙会自杀。
“你不要看这场面了。”米尔对贝娜齐尔说，“他们已把沙运走了，警察说他像是得了心脏病。”
布托家族的成员都聚集在布托夫人的公寓里，心情万分悲痛地等待着法国当局对沙的尸体作出检验定论。根据穆斯林习俗，尸体应在24小时内埋葬，可沙的尸体却在一次又一次地被解剖。
“我将把沙的尸体带回巴基斯坦埋葬去。”一天下午，贝娜齐尔对家人说。
“不！”布托夫人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萍姬，你不能回去！我已丢了个儿子。我不能再失去个女儿。”
贝娜齐尔劝慰母亲说：“沙为我什么都干了，但从来没要我为他做什么。他一直想回拉卡纳。他常常问爸爸埋在什么地方，说要去拍几张照片。我得把他送回家去。”
“米尔，跟她说她不能回去。”布托夫人央求儿子去劝说女儿。
“如果你回去，我也去。”米尔对姐姐说。因为大家都清楚地回去后，齐亚·哈克肯定要杀了他。作为姐姐，这是贝娜齐尔最不愿看到的。
“你们都别去，我去。”贝赫贾特姨妈说。
萨娜姆和纳萨尔都表示要回去。
“好吧，我们一起回去。不过我先回去。”贝娜齐尔说，“我不愿给他举行一个悄悄的小型葬礼，我要让他享受他应有的尊严和荣誉。”
贝娜齐尔飞回伦敦，处理了一下巴比凯恩的事务。人们纷纷前来表示慰问。有人告诉贝娜齐尔，在巴基斯坦国内，人们也很悲痛，全国各地都为沙的灵魂举行了祈祷会，数千人来到克里夫顿70号为沙祈祷。尽管7月天气炎热，但在两个星期内，人们纷纷拥向拉卡纳，住满了旅店，他们都对沙的逝世表示哀悼。
1985年8月21日，贝娜齐尔带着沙回到巴基斯坦。
当局并不同意把沙埋在拉卡纳。但他们可能考虑到拒绝亲属参加布托的葬礼已经违背了穆斯林教义，而且这时在国内他们正在大肆倡导伊斯兰化，他们怕激起人们的愤慨，最后还是答应了贝娜齐尔和家人的要求。
对沙的回国，当局采取了特别措施。信德省的军队处于戒备状态，人民党领导人被软禁在家，卡拉奇机场戒备森严，市区各条大街上遍布全副武装的士兵。为了安抚人民，避免发生暴动，政府宣布12月30日结束军管。
贝娜齐尔扶送弟弟的灵柩回到卡拉奇，又从卡拉奇飞往莫亨焦达罗。
“我们走，我们走，我们到拉卡纳吉。你不知道他们今天要带沙·纳瓦兹回来吗？沙·纳瓦兹是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的儿子；沙·纳瓦兹是一个勇士；沙·纳瓦兹为了你和我献出了生命。来呀，来呀，我们走。让我们今天去迎接这位英雄。”
为沙谱写的这首歌曲响彻全巴基斯坦。人们不顾当局的禁令，潮水般涌向拉卡纳，露宿在田野和小路上，为的是能看到沙——他们的英雄最后一眼。从卡拉奇到拉卡纳，沿途数以万计的人为沙送葬。新闻界报道称人数超过百万。
贝娜齐尔在布托家族的墓地左边的角落上选了块地方，那儿离布托的墓有一段距离。贝娜齐尔本打算让亲戚们看一眼沙的脸，但当家仆们准备把沙的遗体抬进阿訇们等着给他洗澡的房间时，人们悲痛欲绝，妇女们更痛不欲生，将头向棺材上撞去，鲜血从她们头上淌下来。
“看在真主份上，赶紧将他们都弄出去，别再让他们伤害自己了。”贝娜齐尔叫道。“快把沙抬到房里去。”
“不早了。我们得赶紧”，妹夫纳萨尔·侯赛因提醒贝娜齐尔。
人们将沙的棺材抬进了救护车，纳萨尔·侯赛因急忙跟了过去。在水泄不通的人群中，贝娜齐尔差点没跟上。她听到祷告声，立即冲出门外，去追赶装着弟弟的棺材。啊，戈吉，你别走！救护车开动了，缓缓驶出了大门。在院内祈祷的500多名妇女开始放声恸哭。
贝娜齐尔站在穆尔塔扎门口，悲痛地望着救护车向墓地开去。
按照习俗，在葬礼举行3天后要为死者举行“祭奠”仪式，40天后要举行“恰勒姆”仪式。但贝娜齐尔不知道当局会不会给她40天自由，因此在同宗教头领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后，他们决定将40天从沙7月在法国死时算起，这样两个宗教仪式几乎在同一个时候举行。
“以最尊贵的、最仁慈的真主的名义”，贝娜齐尔同几百名哀悼者聚集在酷热的墓地里一起祈祷。
“祭奠”仪式完毕当晚，贝娜齐尔同妹妹、表姐一同回到卡拉奇，政治再一次使她们将个人的悲哀置于一边。几千人在卡拉奇机场迎接她门，她们无法穿过人群，人民党成员在她们周围手拉手硬是在人群中挤出了一条路。她们花了几小时才到达克里夫顿70号，很多人开着吉普车和摩托车伴送她们，并打出胜利的手势。
在克里夫顿70号，人山人海。面对这些脸庞，贝娜齐尔激动地说：“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我弟弟的方式，但他是反对暴政专制的勇士。在巴基斯坦经受苦难时，他的良心不允许他保持沉默。”
8月28日，贝娜齐尔在卡拉奇会见了各界人士的代表，并敦促他们要为实现佐·阿·布托总理提出的民主事业坚持斗争。29日，信德省C区军法管制副执行官宣布将她拘禁90天，指责她违犯了当局不允许她去“敏感地区”走访“恐怖主义分子”的警告。
在华盛顿，里根政府对贝娜齐尔被监禁表示“惊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巴基斯坦在恢复制宪政府的道路上正在迈出鼓舞人心的一步……将布托小姐软禁在家中似同这种进程不相一致。”
在被软禁的日子里，贝娜齐尔一直想着的就是弟弟不明不白的死，她怀疑这与政府有关，因为她听说，在暗杀发生前一个月，一个男子走访了卡拉奇几家报纸，索取沙最近的照片。是不是有人想找他的像片以便对认27岁的沙？
10月22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法国警察在夏纳逮捕了沙的妻子利哈娜。她被指控“未能帮助一个处于危险中的人”。几天之后的报道称，法国当局曾给贝娜齐尔发来传票，要她接受沙一案的审讯，但她拒绝前往。
什么传票？贝娜齐尔莫名其妙。她立即给内务部写信说：“你们称我不愿意接受审讯是没有根据的，我确实想去，但是，决定权在你们而不是我的手中。请转告法国法庭，我希望能出庭，但是你们阻止我去。”
11月3日，贝娜齐尔终于获准回法国。
“今天我就要踏上艰难、悲伤的旅程。我将去异国为我亲爱的弟弟沙·纳瓦兹的死出庭受讯。”贝娜齐尔在给人民党党员的声明中写道，“我一定尽快回来。”“愿真主帮助我。我希望在三个月内回国……不论后果如何。”
沙的死给布托全家投下了阴影。费芝亚和利哈娜是亲姐俩。沙死后，米尔和弗芝亚离婚了，萨希即沙的女儿同弗芝亚呆在一起。
1988年6月，经过两年的法庭调查。法国法庭判定利哈娜因未帮助一个生命垂危的人，根据法律可判1至5年监禁。法庭判定，贝娜齐尔等人关于沙·纳瓦兹是被人谋杀的指控由于证据不足。不能成立。这令布托一家人大失所望，他们深信沙是被谋杀的。1988年7月，法国当局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向利哈娜归还了护照。不久，利哈娜移居美国。
1985年是布托家的又一个不幸的灾难之年。对贝娜齐尔来说更是如此，她竭尽全力地企图挽救她的同志们的生命，但她未能做到；她失去了最可爱的弟弟，一个原来很完美的家庭倾刻间瓦解了。事业、亲情都在这一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即将到来的1986年又将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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