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外围圈子 初试立法 第一节 终于有了一个花园

　　至此，我和家人舒适地住进了位于肯特郡法恩伯勒的一幢较大的独门独院的房子。当时房租上涨失控，我们担心继续租用天鹅公寓费用会高得多，因此看到《乡村生活》上的广告后就决定买下“朵马斯”这所房子。无论如何，我们感到孩子们需要一个可在那儿玩耍的花园。
　　我们新买的房子原先是座好房子。现在尽管结构还好，前一家房主却没能好好地维护。房子没有中央供暖，一英亩半大的花园内杂草丛生。我喜欢立即动手改造这一切，尤其对整理花园热情高涨。我从小就想有个花园，可当父母终于搬进一处带狭长的大花园的房子时，我已不在家住了。因此“朵马斯”的花园使我第一次有机会戴上厚厚的园丁手套去铲除荆棘丛，用手推车从附近树林里运来腐叶土以改良土质，修建了几个花坛）并查阅了杜鹃花和大丽花的栽培要求。我们党在博地布拉其选区的主席正巧是个极出色*的园艺师，不过尽管他教给我许多窍门，我种的玫瑰花总也赶不上他的。
　　“朵马斯”成了我那对孪生孩子的极乐之地。新花园、新邻居和林中散步（尽管不让他们单独去）的刺激都是他们的新体验。我们的房子是一座庄园的一部分，周围没有车辆穿越，因此对孩子们很安全。为避免他们掉入池塘，一开始我就将池塘填埋，改成了玫瑰花坛。
　　我开始成为议员的时候马克和卡罗尔６岁了，已到了稍不留神就会惹许多麻烦的年龄。丹尼斯因工作需要经常出国，在家的时间不能如希望的那么多。由于议会内的工作使我无法每天在孩子们睡觉前回家，我就坚持全家人每天一起用早餐。我们也利用时间很长的议会休会期和议会开会期间的周未团聚。我十分感激孩子们的保姆芭芭拉和接替她的艾贝，芭芭拉后来嫁给了指导我整理花园的一位当地的园艺师，而艾贝后来则成为我们家的好友。当时她们管着孩子们，而我总是每天傍晚６点前从议会往家里打电话，了解一下是否一切正常，孩子们这时总会告诉我又出了什么麻烦。
　　我从母亲那儿学到，使家庭充满家庭气息是很重要的。我特别坚持要有一个温暖的厨房作为全家的中心，厨房须足够大，使全家人都可坐在那儿用餐。虽然我喜欢到处干净、整齐，但不愿为整洁而过于简朴，一所居家的房子应该又舒适又装饰得吸引人，要做到两者的结合并不像有时想象的那么困难和费钱。我和我母亲一样喜欢红木家具。在深色*的红木餐桌上没有什么比银餐具更显漂亮了，所以丹尼斯和我收藏了少量的银餐具。
　　古董店对我来说曾是危险的诱惑。当时古董价格已经令人吃惊地成倍上涨。尽管我小心地不看那些昂贵的大件，我还是会利用购物或政治工作的间隙去看看有什么新发现。古董或复制品家具一直是我所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官们不仅好看而且实用。某个星期五在里奇蒙公园我丢失了一个蓝宝石围巾扣（宝石是丹尼斯出差去锡兰时买回的）后，我用保险赔偿买了一件古董家具作鸡尾酒柜。丹尼斯认为我应多买些首饰，而我却在生自己的气，我对他说：“至少我不至于在里奇蒙公园丢失鸡尾酒柜。”就这样我们渐渐置齐了家具。
　　我家中并无大多的画。除了几张照片和日后添置的几幅素描和肖像外，丹尼斯和我都认为好的画太贵了，而挂不好的则毫无意义。我开始收集瓷器。墙上挂的瓷盘和陈列柜中的瓷人为我们家增色*不少。而且买单件有时显得不那么奢侈。有一次在弗林顿我姐姐穆里尔和她丈夫的农场作客时购置了我的第一套皇冠德比瓷器。还有一次，当我在芬奇利作了一晚游说后，发现我们的一位支部主席拥有一些为数不多但足以显示其无懈可击品位的瓷器收藏。从此，每当看到一些她认为我会喜欢的东西时，她就会告诉我。
　　在格兰瑟姆的童年经历使我确信，营造快乐家园的最好办法是保证家中热闹而活跃。这并不难做到。我自己的生活早已忙得不可开交。当议员之前，我既忙于法律工作和竟选议员，又得尽母亲和妻子之责。当选议员后生活节奏更加紧张。家里请了一位帮工料理日常家务，但有些事我坚持自己做。无论议会何时休会，甚至是清晨，我都驱车赶回法恩伯勒为丹尼斯和家人准备早餐，也为自己拿点水果或喝杯咖啡。然后我会把两个孩子、有时还有另一个当地的孩子一起送到学校，我们几个母亲轮流负责送孩子上学。随后我一般出去买点东西，再驱车４５分钟赶到威斯敏斯特，议会下午２点３０分开会。
　　尽管须经常从事选区工作，周未还是有机会整理家务，并像在格兰瑟姆时那样做许多烘烤食品。夏天的几个月里丹尼斯、我和孩子们就在花园里干活，孩子们边干边玩。但在橄榄球季的每个周六，丹尼斯很可能去作裁判或观看球赛，这是自我们结婚之初就定下的严格的、雷打不动的安排。有时，当他去给一场重要的比赛做裁判时，我也一同前往，不过我的注意力常常受一些绝非赞美裁判的话打扰，英国观众喜欢对裁判的做法品头论足。每星期天，我们带两个孩子参加法恩伯勒教区教堂的家庭仪式。丹尼斯信圣公会教，但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去同一所教堂孩子们会无所适从。好在我们当地的教堂属低教会派，这使得身为卫理公会教徒的我比较容易转变。不管怎么说，就像约翰·威斯利至死都称自己为英国国教教徒一样，我也没觉得自己跨越了什么大的神学分水岭。
　　周未对我来说是一种无价的强身怡神的补品。全家外出度假也是如此。我还记得自己去斯克格尼斯度假时的愉快和不愉快的事。我的结论是，对小孩子们来说，最好的莫过于铁桶、铁锨和大量的活动。因此我们曾在萨塞克斯海边紧靠海滩的一所房子里住了一个月，周围总能见到其他有小孩的家庭。后来我们定期去怀特岛上西维的一家家庭旅馆或在村里租个公寓。乘渡轮过索伦特海峡对孩子们就像一次历险， 和所有孪生子女一样， 他们总爱互相嬉闹比试。去海边的路上要经过一处叫“四个马克”的地方，我总也回答不了马克关于这四人到底是谁的问题，同样也没能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来答复卡罗尔，她认为这太不公平了，应该有个叫“四个卡罗尔”的地名。马克不甘示弱，指出圣诞颂歌并没有一个男性*的称呼，这同样不公平。
　　１９６０年我们计划带孩子们出国到布列培尼去度夏季假日。但临出发前马克出了水痘，旅行只得取消，这令每个人失望。为了弥补，我们决定圣诞节去瑞士的伦策海德滑雪，这可是更加冒险的事。我们以前谁也没滑过雪，所以先参加了斯隆广场的一个滑雪俱乐部，并在出发前在利里怀茨上了一堂滑雪课。那次度假真是太妙了，以后我们每年都去那儿并都住同一个旅馆。我喜欢那儿的景致和运动，而且后来越来越爱吃那儿的热巧克力和点心。
　　家庭生活中，人们既能享受快乐，又得承受痛苦，这话虽然显得有点陈词滥调，但对每个人却都是千真万确的。身后有个家庭作依靠会使从政者感到有巨大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家人受到的折磨会使人感情受伤害。我总为马克担心，他似乎容易受到一切细菌的感染，某年冬天他在伦策海德还得了肺炎。有一次他得了阑尾炎，我只得急忙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那是我生活中最糟的一段时间。以后的几周内我花很多时间陪他，却又担心卡罗尔会感到被冷落了。于是我给她买了一只非常漂亮的玩具熊，给它取名为亨弗里。不管卡罗尔如何看待这位新朋友，我却变得离不开它了，甚至把它带到了唐宁街。不过后来它那脏兮兮的样子令我不快，我把它洗了洗，它却因此可怜得四分五裂了。“亨弗里竟只能如此短暂地辉煌”。
　　我不知道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更操心他的孩子，是他们在跟前时呢，还是当他们远离自己时。我要求两个孩子在年幼时呆在家里，后来我还是同意让他们进了住宿学校，１９６１年马克上学的那所附近的小学要关闭了，丹尼斯说服我让他去贝尔蒙特预科学校，至少贝尔蒙特就在芬奇利旁边，我可以常带他出来吃午饭。我也知道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他离得并不太远。当然，卡罗尔也不甘被冷落，她决定也要上住宿学校，两年后她如愿以偿。他们走后家里显得空荡荡的。
　　这个时候我的生活中出现了又一个永远无法填补的空洞，１９６０年我的母亲去世，我失去了母亲。她一直是全家稳定的基石。她操持家务，需要时到店里帮忙，招待客人，支持我父亲的工作，作为市长夫人，为教堂做了许多自愿性*的社会工作，还显示了诸如缝制衣服等一系列的实用家政技能，我们从没听她抱怨过什么。就像许多只为他人而活着的人一样，她使她的丈夫和女儿们有如此成就。她的一生很不容易。尽管成年后我更多地谈及父亲对我政治上的影响，但从母亲那儿我继承了将繁忙生活中的诸多职责组织和结合起来的能力。虽然她的去世并非来之突然，我还是深感震动。母亲发病时我们正在埃塞克斯的姐姐家，丹尼斯和我驱车送她去格兰瑟姆作急救手术。此后她一直没有完全康复，几个月后便去世了。连年幼的孩子们也沉浸在悲痛中。母亲的葬礼后，父亲到“朵马斯”来与我们同住一段日子。一天晚上给他铺床时，我看到枕头上有马克写的一小张纸条：“亲爱的外祖父，姥姥死了我真难过。”看了叫人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