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1) 灯火楼台 第二章（2）(2)

除了赵继元对身在南洋而惟北洋之命是从的盛宣怀等人，刘坤一亦耿耿于怀，久已想动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刘瑞芬及上海制造局总办李兴锐，“调看该局帐目，逐款严查。”

刘瑞芬是安徽贵池人，出身是个秀才，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沪，主管军械的采购与转运，以军功保到道员，曾经督办淞沪厘金，署理过两淮盐运使，是淮军系统中一名很重要的文官。

刘瑞芬跟李鸿章的关系很密切，但奉命查办此案，却很认真，因为他为人比较正派，看不起盛宣怀那种奸诈取巧的小人行径；加以刘坤一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将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确实，他会另外派人再查，“那时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别怪我。”

其实盛宣怀搞的那套把戏，知道的人很多，刘瑞芬即令想为他掩饰也办不到；及至调出帐目来一看，疑问到处都是。刘瑞芬为了慎重起见，特为找了几个内行朋友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应春。

“帐本说商股只有四万多银人，可是盛杏荪当时具禀两江，说‘已于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议，即于十九日付给定银二十万两’，这二十万两银子是哪里来的？”

“根本没有这回事。”古应春说，“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话。”

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照西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怀当初跟沈葆桢说：“若逾十七之期，则受代人来，即无从更议。”即指新的年度开始而言。 然则中历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西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犹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无人办事，外商银行亦一律封关，所谓“定议”，所谓“付给定 银二十万两”，全属子虚乌有。

其次是各省所拨的官款，总计一百万两，照数转付旗昌银行，银数固然分毫不短，但古应春深知内幕，指出这一笔百万银子中，盛宣怀等人中饱了四十四万两。

“证据呢？”各省官款是实数，都由阜康汇来，招商局派人来提走了白花花的现银，转存外国银行。可是，付给旗昌的，不是现款，是旗昌的股票。”古应春有《申报》为凭，载明当时旗昌股票的行情是，票面一百两，实值五十六两。

这就是说，盛宣怀只须花五十六万两银子买进旗昌的股票，便可抵一百万银子的帐，岂非中饱了四十四万两。光是这两点，舞弊的证据便很确实了。

彻查的结果，掀开了整个内幕，盛宣怀与徐润等人所玩的花样是：

第一，以定银二万五千两，与旗昌订定收买的草约。

第二，挪用招商局的官款，收购每一百已贬值至五十六两的旗昌股票。

第三，以对抗洋商轮船公司，挽回利权的理由，捏词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说动沈葆桢拨给官本。

第四，捏称已付定银二十万两，造成既成事实，并以运道冻阻，无须咨商北洋为借口，迫使沈葆桢单独负责。

第五，取得旗昌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权，委托英籍律师担文，依法接收旗昌。

第六，官本一百万两汇到招商局后，盛宣怀等以旗昌股票，照面额十足抵换现银。

第七，应付旗昌余款，先由招商局官款中垫付四十余万两，尚短六十九万，由“官本缓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险费盈余等陆续给付。事实上现银与股票之间，仍有很大的一个差额，饱入私囊。

所谓“官本缓息”是江南各省拨交招商局的官款一百九十余万两，应付利息，暂时停止“商股存息”是商股利息暂付一半，所余一半改为股本。这样陆陆续续，东挪西凑牵扯不清，根本是一盘糊涂帐。

哪知刘坤一尚未出奏，盛宣怀等人先发制人，列举了十八条申辩的理由，具禀北洋，由李鸿章抢先出奏，希望造成朝廷的先入之见，发生排拒刘坤一的意见的作用。加以盛宣怀的大肆活动，刘坤一的复奏，果然“留中”了。

李鸿章的复奏，照例要抄送南洋；刘坤一一看，真正是“歪理十八条”。他的笔下很来得，当下亲自草拟奏稿，驳斥李鸿章。首先说明：李鸿章认为刘瑞芬 等，查案不无错误，为盛宣怀极力剖辩，奏请免议；此则朝廷自有权衡，非臣下所能置议。不过，刘瑞芬等所禀盛宣怀的贪诈情形，颇为明确，“有不敢不再陈于圣 主之前者。”

首先要驳的是，李鸿章所陈，当初收买旗昌，请拨官本银一百万，并饬两准盐运使劝盐商就“盐引”派搭股份，预计可得银八十万两，再通饬南洋各省藩司、 各海关道，随时劝谕富商搭股，并无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刘坤一先引沈葆桢当年所奏，“臣于病榻传见盛宣怀等，续据禀称，各商尽力攒凑，只能集成银 一百二十二万两，所短之数，拟请南洋各省，尽力筹拨一百万两”的原文，向李鸿章提出质问：“如盛宣怀无此凑集一百二十一万两之说，则沈葆桢何所据而云然？ 如谓此一百二十二万两即系原禀请饬藩运海关劝商搭股之项，则事既经官，沈葆桢何以不于折内明晰声叙；又何以不札饬各司道查照办理？”

李鸿章又说，藩司、运使、关道并未“帮同劝谕，各商亦未即附本，仅集股银四万余两”。虽有“官本缓息”等项，可以弥补此一百二十二万两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怀等不得不暂向钱庄借款来付旗昌，这也就是招商局利息负担甚重的由来。

对这一点，刘坤一分两方面来驳，一是由沈葆桢方面来看，倘如盛宣怀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而要动用官方力量劝谕商人附本，如此渺茫之事；沈葆桢能“轻掷百万库款”吗？

再是从盛宣怀方面来看，如果商股是照他所说的方法来凑集，那末“盐引”上派搭股份之事如何？各藩司关道劝谕富商附股，已有多少？理当具呈催问，而竟无一字之禀，甘愿以重息在外称贷，这是合理的吗？

由此分析，刘坤一作一论断：“是盛宣怀先有凑集百二十二万两之言，故不敢复有所请；而沈葆桢信以为实，无俟他谋也。”又说：“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 复筹商，至于数目，必须斟酌尽善，而后上闻，似不得执盛宣怀等饰词而抹煞沈葆桢奏案，以刘瑞芬等为未查原卷也。沈葆桢于光绪三年陈奏饷事，论及提拨招商局 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难言之隐矣。”接下来又说：“臣之所以奏参盛宣怀者，原不独此两端，”而是因为另有更不堪容忍的弊端，旗昌公司当时已濒临倒闭边缘， 即欲收买，应照西洋“折旧”之例，为何照原价承受。刘坤一最有力的指责是：“盛宣怀等收买旗昌轮船，原谓去一劲敌，可以收回利权，乃局面愈宽，而虚靡更 巨，去年系第五届，竟亏至二十四万六千有奇，国帑高资，势将付之乌有。随经候选道员叶廷春入局经理，是为第六届，遂余银至二十九万有奇，短长并计，实多出 银五十三万二千两，其收效如是之巨而且速，悉由力求节省而来，则盛宣怀等之滥用滥支，一年之内数十万两，岂不骇人听闻，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 请予以革职，已属格外从宽。”

原来此骗局成功后，局本大增，利息日重，而旧船、码头、仓库的管理，亦须大笔费用，成了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盛宣怀、唐廷枢计议，不如找个人来接办，以便脱身。多方物色，找到一个江苏的候补道叶廷春，同意接手，其时为光绪四年夏天；依照西洋会计年度跨年的算法，称之为“一届”，这年是第六届。

叶廷春接办后，实事求是，办求节流，至年底盈余二十九万两；到第二年会计年度届满，实盈五十三万余两，即是刘坤一所说的“短长并计”。

盛宣怀等人的原意是，金蝉脱壳，将叶廷春当作“替死鬼”，不过叶廷春居然能将这个烂摊子经理得有声有色，贪念一动，便又设计排挤；叶廷春一看不是路，知道盛宣怀心狠手辣，又有北洋的奥援，说不定会惹祸上身，因而急流勇通，招商局便又归盛宣怀等人把持了。

刘坤一此奏，事实俱在，理由充足，盛宣怀本万无可免，哪知奏报到京，适逢慈安太后暴崩，这件案子便压了下来，胡雪岩原以为慈安的“大事”一过，会有 结果，盛宣怀等人撤职，招商局或者会派他接办。可是他没有想到，盛宣怀另外走了一条路子；同时李鸿章亦正有用他之处，两人一凑，竟得化险为夷。

盛宣怀新走的一条路子，便是慈禧太后的亲信、长春宫的总管太监李莲英。此人本学的皮毛行生意，京师称之为“毛毛匠”；又以制皮需用硝，所以李莲英的 外号叫做“皮硝李”。他是二十几时赌输了为债主所逼，无可奈何，“净身入宫”。作为逃避。原是“半路出家”，早先的许多同行、朋友，仍有往来，所以盛宣怀 得以找到关系，大事结纳。

至于李鸿章有重用盛宣怀之处是，正在开办电报。早在同治三年，俄国要求自恰克图铺设陆线，直达北京，朝廷断然拒绝，俄国改变计划，采取迂回的办法， 先将西伯利亚陆线延伸至海参崴，然后与丹麦大北公司合作，先在公海上敷设单心水线三条，一条是海参崴至长崎，一条是长崎至吴淞口外的大戢山岛，又一条是香 港至大戢山岛。先后在同治十年完工。大戢山岛已在中国领海之内，但朝廷认为无足轻重，置之不问。

于是大北公司得寸进尺，由大戢山岛沿长江伸一条水线进来，直通上海，在黄浦滩登陆，而且公然设局营业。这一来，俄国经海参崴、长崎而达上海；对于中国的政情、商务、瞬息之间便能传到圣彼得堡。当然欧洲各国，也能经由圣彼得堡的转运，获得同样的便利。

这条名为北钱。大北公司另有一条南钱，由大戢山岛经厦门鼓浪屿而达香港，长九百五十海里，再由香港通新加坡、槟榔屿以达欧洲。南北两线的电报最初只 用洋文，后来发明四个阿拉伯字编组的中文吗，一共七千字，印刷成书，普遍发售，于是，不识洋文的中国人，也能分享电报的便利了。

其次英国亦不甘让大北公司独擅利薮，同治九年由英国公使威妥玛策动英商东方电报公司，自英国设海线经大西洋、红海及印度洋而达印度；再另组大东电报 公司，由印度南境，延伸这条海线经新加坡、越南西贡等处至香港”及至正式向中国申请自香港铺钱经汕头、厦门、福州、宁波至上海时，却一直未获成议。到同治 十二年大北公司既在黄埔设局营业，大东公司毫不客气地自香港经福州，设海线至上海宝山，再转接至英租界，开张营业。

盛宣怀是早已看出电报这项万里一瞬，恍同晤对的通信利器，必有前途；但在内地架设陆线，颇为不易，最大的障碍是，破坏了人家的风水，一定会发生冲突，即令勉强架设好了，亦会遭人拔杆剪线，所以对此事的进行，一直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样到了光绪五年，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因为伊犁交涉，中俄关系大为紧张，除西北以外，东北及朝鲜的情势亦颇为不稳。李鸿章统筹军务全局，看人家有电 报之利，掌握军情，占尽先机，未战已先输一着，因而接纳盛宣怀的建议，延聘大北公司的技术人员，架设自大沽口北塘海口炮台起，到天津北洋公所的陆线，试办 军报，效果良好。这一来，盛宣怀自然要进一步建议，创设由天津至上海的陆线电报。光绪六年七月，李鸿章上奏：“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 求槍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陆路则有火轮车，飞行绝迹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玉帛相亲，战则兵戎相见，海围如户庭焉。近来俄罗 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以迟速悬殊，望尘莫及。”

最明显的实例是，曾纪泽从俄国打回来的电报，到上海只须一天；而上海至北京，由轮船传递，要六、七天，如果海道不通，由陆路驿递，最快也得十天，“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反迟十倍。”电报的灵捷，真令人梦想不到。

至于军务上的用途，李鸿章举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至天津的军报为例，说是“号如各营，顷刻响应”。这两句话对醇亲王来说，真有莫大的魅力，全力支持李鸿章的要求，亦即是接纳了盛宣怀的策划，决定建设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当然是委任盛宣怀负责筹备。

其时他在招商局舞弊的案子，已将发作，盛宣怀看得很清楚，筹办内陆电报一事办成功，可以将功折罪；但必须从速进行，而且要诸端并举，头绪搞得非常复 杂，非由他一手经理，换‘个人就无从措手不可，因为那一来即令有了处分，亦不能马上执行。只要一拖下来，等大功告成，李鸿章奏请奖叙，自然可以抵消原有的 处分。

因此，盛宣怀首先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奉到总办的差委外，立刻到上海聘请丹麦教习，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同时向外洋采买机器，三天一个禀帖；五天一 个条陈，把场面搞得非常热闹，至于最要紧的勘察线路，却不妨慢慢进行，他知道这件事很麻烦，不愿一上来便遭遇一片反对的声浪，且等机器买到了，人也训练好 了，诸事就绪，就差架线，那时用一道上谕，责成沿路各省督抚实力奉行，自然畅能无阻。

胡雪岩料事，一向总有七八分把握；在他以为盛宣怀这一关就算能过得去，“电报总局总办”这个差使，一定不保。哪知这一回的预料，完全落空。

依然是徐用仪那里来的消息，刘坤一的奏折，让慈禧太后塞在抽斗里了。凡是外省的奏折，由各省驻京的“提塘官。，直接送交内奏事处，用黄匣呈送御前 ——目前是送到长春宫由慈禧太后先看，在软而厚的折子上，用指甲掐出记号，内奏事处的太监看掐痕用朱笔代批，不外乎“知道了”、“该部知道”、“交议”， 以及请安折子上批一个“安”字之类。凡是重要事件，一定“交议”亦就是交军机，名为处议奏；在第二天一清早发交值班的军机章京，名为“早事”，奏折留中， “早事”不下，军机处根本不知有此一折，自然也就无从催问，当然也可以假作不知，故意不问；盛宣怀在军机都打点到了，所以绝无人谈论刘坤一有这么一个复 奏。

能使得慈禧太后作此釜底抽薪的措施，有人说是李莲英的功劳；但据徐用仪说，却得力于醇王的庇护；而醇王的肯出大力，主要还是盛宣怀那三寸不烂之舌厉害。

由于李莲英的保荐，醇王特地在宣武门内太平湖的府邸接见盛宣怀，原来从光绪皇帝接位以后，醇王是“皇帝本生父”的身分，大家怕他以“太上皇”自居， 所以近支亲贵及朝中重臣，都认为他不宜过问政务，投闲置散，只管着神机营，六七年下来，不免静极思动；如今慈安太后驾崩，慈禧太后大权独揽，而恭王当政二 十年，已有倦勤的模样，看样子起而代之的日子已不会远。一旦接了军机处，必定同时也接总理衙门，当今政事，最要紧的是洋务，听说盛宣怀在这方面是个难得的 人才；又听说电报是最得力的“耳目”，究竟如何得力？却还茫然不解，因而听得李鸿章谈起盛宣怀的能干，以及筹办电报总局如何尽心尽力，当即欣然表示：“我 很想找他来谈一谈。”

盛宣怀以前虽没有见过醇王，但醇王信任的一个门客“张师爷”，却早为盛宣怀所结纳，逢年过节，必有礼物；不一定贵重，但样数很多，而且常常有新奇之 物，显得情意殷勤，张师爷对盛宣怀颇有好感，所以在他未见醇王以前，特别关照两点：第一、醇王跟恭王不同，恭王认为中国要跟西洋学，醇王不以为中国人不如 洋人。第二、醇王虽然好武，但自己觉得书也读得很好，诗文都不差，所以说话时要当心，千万不能让他觉得人家以为他但明武略，并无文采。

盛宣怀心领神会，想起素有往来的工部尚书翁同齸，身为帝师，与醇王走得很近，常常吟诗唱和，便去抄了些醇王的诗稿来，念熟了好几首，以备“不时之需”。

在府中抚松草堂大礼谒见了醇王，自然是站着回话；略略报了履历，静听醇王发问。

“那电报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王爷的话，电报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全靠活用；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此而已。”

醇王听他能引用岳武穆的话，不免另眼相看，便即问说：“你也读过兵书？”

“在王爷面前，怎么敢说读过兵书？不过英法内犯，文宗显皇帝西狩，忧国忧民，竟致于驾崩。那时如果不是王爷神武，力擒三凶，大局真不堪设想了。”盛宣怀略停一下又说：“那时有血气的人，谁不想湔雪国耻；宣怀也就是在那时候，自不量力，看过一两部兵书。”

所谓“力擒三凶”，是指“辛酉政变”时，醇王受密命在热河回銮途中，夜擒肃顺；到京以后，又主持逮捕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那是醇王早年很得意的事，听盛宣怀提到，不由得就面露笑容了。

“宣怀在想，当年英法内犯时，如果也象去年那样，由大沽口到天津架设了电线，大局就完全不同了。”

“喔，”醇王很注意地问：“你倒说说其中的道理。”“有了电报，就是敌暗我明了。兵贵神速；制胜的要诀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洋人刚刚上岸，两眼漆黑，全靠他的器械精良，往前硬闯。可是他的耳目不灵，就可以智取；譬如他们有多少人？槍炮有多少？打算往哪一路进攻？我们打听好了，发电报过来，就可以在险要之处，部署埋伏，杀他个片甲不回。”

“啊，啊！”醇王不断握拳，仿佛不胜扼腕似的。“僧忠亲王的神武，天上闻名，八里桥那一仗，非战之罪；当时如果有电报，洋人决不能侥幸。”

“我想想。”醇王闭上眼，过了好一会才睁开来，“照你的说法，洋人的兵轮来了，如果炮台挡不住，一上了岸，行踪就完全在我掌握之中，简直是寸步难行了？”

“是！王爷真是明见万里。有了电报，不但洋人内犯，寸步难行，就是海口的炮台也挡得住。譬如说，登州到大沽口，沿线如果有电报，就可以把洋人兵轮的方向、大小，还有天气好坏，逐段报了过来，以逸待劳，有备无患，哪里会有挡不住的道理？”

“嗯，嗯。这道理也通。”醇王问道：“电报还有什么用处？”“用处要自己想，中国人的脑筋比洋人好，所以想得到的用处比洋人多，不过利用电报也可以做坏事，所以请王爷千万记住，将来管电报的人，一定要是王爷信得过的亲信。”

“喔，”醇王问道：“怎么能用电报做坏事？。“要防到捏造消息。”盛宣怀说，“打仗的时候，谎报军情，是件不得了的事？”

“说得不错，这一层倒真要当心。”醇王又问：“用电报还能做什么坏事？”

“有。”盛宣怀想了一下，“我说个笑话给王爷听。”

在他人看是笑话，身历其境的人却是欲哭无泪——数年前有个姓候补道，被派到外国去当参赞，无意间得罪了同僚；一个姓吕的庶务，在使馆经手采买，营私 舞弊，为胡参赞在不经意中所揭发，于是公使以此人“水土不服”为理由，奏请调遣回国，仍回原省候补。京中照准的公事一到，吕庶务方知其事，私下打听，才知 道是吃了胡参赞的亏，自然恨之入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