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菲尔特(3)

“几乎所有的菲尔特城的青少年都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他们穿着制 服，高唱进行曲，在街上列队行走，亨利和他弟弟在一旁瞧着，不懂为什么他们没有权利参加。”

“反希伯来主义是巴伐利亚的特征，并不是从希特勒时代才开始。”

曼纳欣·利昂说。“我们跟非犹太人孩子没有来往。我们看到非犹太人孩子走过来就害怕。我们经历了现代人想象不到的事情，但我们把这看作理所当然，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

基辛格的其他童年伙伴也有过类似的痛苦回忆。他们不能去游泳池、舞厅或茶室，他们到哪儿都能看到“犹太人禁止入内”的牌子。他们认为这些事情都存在于他们的潜意识中。“我们都在某种自卑的心态中长大。”弗兰克·哈瑞斯说。

纳粹的崛起对葆拉·基辛格打击最大。路易斯对所发生的一切噤若寒蝉、呆若木鸡，但葆拉却很敏感，并为此感到深深地痛苦。她是个生性活泼、好交际的女人，在 夏天，每天她和一些非犹太人朋友去游泳池游泳，当她的非犹太人朋友开始回避她，当犹太人禁止出入游泳池时，她开始意识到她的家庭在德国没有前途。

“这是我的决定，”她过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孩子们。我知道留下来没有生路。”

她有一个表亲多年前移居到美国曼哈顿的华盛顿高地，虽然她们从未见过面，葆拉于1935年底写信给她，问是否能让海因茨和瓦尔特到她那儿去生活。“不”，她的表亲回答，“整个基辛格一家应移居到那儿，不仅仅是孩子们。”

葆拉非常爱自己的父亲，不愿意离开他。他因为癌症正在死亡线上挣扎。但到1938年春季，她意识到别无选择。她的表亲已为他们办好进入美国的必要手续，他们离开德国所必需的所有文件已得到批准。

基辛格一家最后一次去拜访葆拉的父亲和后母。“我从未见过我父亲哭，但他跟我母亲的父亲告别时哭了，”基辛格说，“我极为震惊。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卷进了什么不可挽回的大事件中去了。这是我第一次碰上我父亲无法对付的事。”

1938年8月20日，基辛格一家坐船到了英国，在亲戚那儿作短暂停留后便去了美国。离开德国时他们只允许带上一些零花钱，家中大量藏书被迫留下。

不到三个月，纳粹暴徒捣毁了他们的犹太教堂和大部分犹太人的机构。随即基辛格的伯伯、姑姑、婶婶等13位亲戚先后丧生在纳粹集中营里。他们中有人曾认为希特勒不会持久，以致坐以待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