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到公司后不久，方正公司里就传开了关于周鸿祎的故事。他比较爱管闲事，喜欢串门子，对别人的事情也爱指指点点。这还不算，公司当时没给新员工配笔记本电脑，但他一进公司就去申请了。
周鸿祎看到了什么？
研究生毕业后，周鸿祎重回中关村。
算起来，这是他第三次与这个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村”扯上关系了。
中关村这个地名最早出现，大约是在明朝。当时有不少宦官在这里修建庄园和庙宇，而宦官又称为“中官”，于是得了“中官屯”之名。1951年，此地被国务院有关部门看上，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址，入住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官”二字肯定是不能再用了，北师大校长陈垣先生提议改名为“中关村”。
1980年10月23日，中关村第一家企业——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出现。这也是中国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由中科院物理所核聚变专家、研究员陈春先创办。在胡耀邦、胡启立、方毅等中央领导的关注和支持下，中关村科技企业时代拉开了大幕。在80年代前期，中关村知名度还比较小。
中关村知名度的提升是从1986年开始的。那一年，中关村附近聚集了四通、科海、信通、联想等公司，联想当时还叫中科院计算所公司。随着这些公司知名度的不断扩大，中关村的名气不断攀升，但人们还是习惯叫它“电子一条街”。直到1987年12月，中共中央联合调查组进驻中关村，对这些公司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做出报告，后来《人民日报》又以标题“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在显著位置刊登，从此“中关村”出现在了“电子一条街”之前。
1988年5月10日，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我国第一家科技园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中关村逐渐声名显赫。1999年6月，“试验区”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沿用至今。
应该说，北大方正的发展历程，某种程度上正好代表了第一代中关村科技企业从懵懂向成熟、从野蛮向现代过渡的一条必由之路。1985年10月15日，楼滨龙出任北大新技术总公司总经理，此后7年，北大方正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公司账面自有资金达到2亿元左右，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校办企业、也是中关村最有钱的公司。
1993年，上海《文汇报》发文惊叹：“泸全部校办企业一年经营额不敌北京一家北大方正。”
原海淀试验区主任胡昭广这样评价：“北大方正公司是中关村公司中最具有竞争实力的黑马。”
这就不难理解它对于周鸿祎、李钊等人的吸引力了。但此时的北大方正其实也遇到了自己的“7年之痒”。家大业大，管理起来难度也大。由大学讲师蛻变为公司老板的楼滨龙面临三座“大山”：如何处理公司与北京大学的关系；如何处理公司内部有功之臣的竞争；如何处理公司与王选院士以及王选领导的北大计算机研究所的关系。结果第一座大山他都没翻过去，就被“雪藏”了。
他后来被著名的巨人集团的创始人史玉柱请去做总裁，但与史玉柱在经营策略上又发生很大分歧。北京巨人电脑公司也因为在电脑中安装盗版的微软公司软件被告上法庭，后来全军覆灭。楼滨龙从此退出了中关村。
那个时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就像两个磨合、交替中的齿轮，数不清的企业和人物随齿轮滚动，总有一些会因为齿轮之间的咬合和断链而遭遇不测，他们的血肉成为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润滑剂。机遇与残酷相伴而生，中关村只是一个缩影，而北大方正和楼滨龙更是缩影中的缩影。
楼滨龙的下台拉开了北大方正内讧与争斗的大幕，也给中关村各大企业的老板们拉响了警报。他们特别认真地阅读这一案例的每个细节，放下暴发后的趾高气扬，开始低眉顺眼地织补与上级、银行、工商等各种人脉关系，防止别人把自己赶下台。“就连马路上的交通警察，我也要和他搞好关系”，有人这样说。
1993年，四通公司总裁段永基遭遇常务董事兼高级副总裁王安石、董事兼总工程师王辑志等5名董事的联合挑战，守住了“王位”。1994年，联想总裁柳传志也遭遇总工程师倪光南的挑战，也守住了“王位”。但是北大方正的第二任总裁晏懋询就没他俩的好运气了，1992年7月上台，1995年7月下台，被公司职工投票赶下台。
公司老板被职工赶下台，而不是被投资人赶下台，这种现象只有在那个中国特色的转轨时代才会发生，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谁赚钱谁为王”成为通行的商业准则，延续至今。
晏懋询下台之后，北大方正公司电脑门市部创始人、他的老上级张玉峰在北大校方、王选和公司员工的大力支持下就任总裁之位。这正是周鸿祎进入北大方正的历史背景——他虽然只是以一个技术人员的身份进去，但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选择。
在晏、张大战中，王选虽然支持了张玉峰，但后者的铁腕性格注定了他与王选的分歧和冲突难以避免，爆发只在早晚。在李钊的分析和建议下，周鸿祎选择了北大方正，而没有选择王选的计算机研究所。
周鸿祎到北大人事处去报到时，北大方正此时还不是独立公司，他是以北大老师的编制进去的。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1996年的中国，互联网已经可以使用了。
周鸿祎做了什么？
“组织部”里来了年轻人
到公司后不久，方正公司里就传开了关于周鸿祎的故事。
他比较爱管闲事，喜欢串门子，对别人的事情也爱指指点点。这还不算，公司当时没给新员工配笔记本电脑，但他一进公司就去申请了。
当时程序员用的都是台式机，优秀的程序员是4兆内存，普通的程序员是2兆内存，但是周鸿祎却盯上了公司那一批库存的很旧的笔记本电脑。虽然那只是黑白屏幕、档次很低的笔记本，但在1995年台式机都还不普及的情况下，笔记本跟“大哥大”一样，是身份的象征。
他找到领导周宁，说自己回到家还想干活儿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没想到周宁真给他批了，这一下子就捅了马蜂窝。虽然那台笔记本电脑很烂，但却是地位的体现，一个刚进公司的新人怎么能越过一大批老员工享受这种待遇呢，于是公司内部会议上经常有人说周鸿祎这人挺讨厌。
据说当时还有个副总在某次酒后也带着感情劝导周宁，让他别太放纵周鸿祎，说这种人是害群之马，会影响安定团结，一定要把他开掉。
周鸿祎是个聪明人，听到风声以后便知道自己混不下去了。好不容易进了方正，户口也进了北京，总不能给退回去吧。于是他找到周宁，说：我知道你对我挺好的，我也不挑挑拣拣了，公司哪里最艰苦，哪里有最难啃的骨头，你就把我扔到哪里去吧。当时新疆的项目大家都不愿意去，周宁就真的把他派到新疆去了。
周鸿祎倒是不在意，因为当时李钊也在新疆，他觉得两人也许可以合作干点儿什么。经过前面研究生阶段的一些积累，他觉得自己最大的优势是和技术人员合作，弥补他们的不足，一起成就项目。后来他把自己称作“程序员的催化剂”。而李钊当然是个很优秀的技术人员。
正如李钊之前担心的，周鸿祎的个性果然不为他人所容，还不到一个月就被“赶”出了北京。但李钊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赶”到新疆来跟自己混了。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7月20日到北大方正报道，8月初周鸿祎就到了新疆乌鲁木齐。在他去新疆之前，新疆那边早已严阵以待。关于他的各种传闻都已经飘过去了，大家知道来了一个刺儿头，来了一个狂妄的年轻人。
周鸿祎一去就感觉到了这种气氛。相应地，他一到新疆，就被派给另外一个刺儿头组长。也许是两个刺儿头反而对了脾气，组长对他还不错。组长那时到建行也不久，需要得力的帮手，就对他说：只要你不跑到其他组去乱说，只要不捣乱，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周鸿祎一听这意思就是把他当菩萨供着。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怎么甘心被供着混吃等死呢？但是因为在北京吃过了张扬的亏，这回他决定沉住气先观察观察，反正这时候对银行业务也没啥兴趣。
当时在新疆的同事都在做软件，给银行编系统，用的平台是Sco Unix、惠普的小型机，典型的云结构，所有的终端都会挂在那上面。他观察了一会儿，大概就看明白了。他对人机交互很熟悉和擅长。
毕竟研究了这么多年软件，他已经算得上是个好的产品人员。毕业设计他用的就是Visual C++。当时Visual C++令人惊讶的是它有MFC（微软基础类库），也就是说，它有一套自动化编程的东西，能让你所见即所得地拖拽一个界面并帮你自动生成消息循环，你只需要选某一个按钮按下去。
于是他跟大家说自己可以先做一套开发系统，也就是先做一套工具。他想先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做一个菜单系统，同事们都不相信，因为当时有一个研究生做了半年都没做出来。但这对周鸿祎来说却是驾轻就熟。
当初他遇到“病毒门”时使用的是 Unix小型机。他们常常睡在机房里研究，几乎把能找到的关于 Unix的几本书都看完了，后来还利用计算机管理员的疏忽把管理员的权限给拿走，得以随心所欲地玩儿了一阵子。但他犯了一个错误：把某一个文件给删除了，导致学校计算机瘫痪。
确实只用了一个星期，周鸿祎就给同事们做出了一个菜单系统。就像原来那套数字电路检测程序一样，这个系统也有一个引擎帮助大家把资源文件读出来，再根据菜单来读取不同的程序。
通过这件事，周鸿祎证明了自己不仅能说，还能做，同事们也开始支持他了。
在别人的平台上崭露头角
被人信任会让人意气风发。周鸿祎后来又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做了一件事：可视化编程，包括所有对话盒、按钮、对话框。Windows里那些控件功能他基本都给实现了。
他把所有带格式化的域在建立窗口表格的时候都做好，一旦输入的域不对，系统就不让你输下一个。这样一来，同事只需要按需求填函数体就行了。
大家非常惊讶。但这还只是做客户端界面，跟数据存储方还是没有结合起来，因此他们输入了数据还要自动往表里插。他们面对几十种库，上万个标段，很复杂。周鸿祎又趁热打铁做了一个数据字典翻译器。
他先编了一个程序理解数据字典，即在内存中的一个知识库，包括很多数据库定义。比如很多银行都在用“1”代表定存、“2”代表零存，但是要给出提示。这些都在数据库字典里，不仅可以定义格式，还可以提示含义。
他能做到这一点，得益于他大学时数据库理论学得比较好。
他建立了一张图，库、表关系就清晰了。银行里有很多通用的查询和查询条件，都被系统程序变成自动化了，显示的所有格式都和后台库、表保持一致。以他为主，李钊后来帮忙，这个系统做了大半年。
这套系统在建设银行内部引起了很大轰动，自然也改变了公司领导对他的看法，于是又把他调回北京。回到北京以后，领导们对他不错，但他却一时没什么事可干了。
也是这个阶段，1996年，他正好有大把的时间接触互联网。那时候北大可以自由上教育网。在这之前，他还没上过互联网。他当时给领导建议，能不能把公司也接入教育网。方正是最早接入互联网的公司之一。
但事实上，他当时对互联网的感觉并不好。没有邮箱的时候大家都在BBS（电子布告栏系统）上收站内信，很多人沉醉在MUD（多用户网络游戏）里面，但他没敢进去玩。后来他基本没有产生过做网络游戏的想法，也是有根源的。人不可能对所有的领域都有天赋和灵感，天赋和灵感很多时候都来自于自己的经历。
当时互联网给他最大的感觉就是免费，不仅免费还开源。
经历过计算机发展初期的人，对软件之难找大概都深有体会，更何况周鸿祎还因为拷软件吃过那样的苦头。当时拷一张盘要1块钱。突然发现互联网上有这么多免费的软件，他如获至宝，疯狂下载。
当时他对Delphi最感兴趣，这是一种可视化的集成开发环境，比微软的MFC更进了一步。
北大未名BBS被关后，他又上水木清华BBS。当时水木清华还很单纯，人们虽然未曾谋面但都非常友好，氛围也比较自由、民主和开放。这里面藏龙卧虎，后来出了不少各行业的精英人物。
周鸿祎想到了什么？
真正的人脉在于“公平交换”而非索取
梁建章与沈南鹏第一次见面是在1982年第一届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竞赛上。梁建章14岁，沈南鹏15岁，两个神童再神，也不可能预想到17年后会联手创造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一个奇迹。
正是因为他们各自都很优秀，才可能非常要好，从而在命运的长河中碰撞出绚丽的火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层次不同，沟通的成本会很高。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没有大把的时间纯粹地帮助别人。所以，往往只有优秀的人才拥有有效的人脉。
不够优秀的人其实最应该做的，不是急于建立人脉，钻营圈子，那样只会让人暗地里瞧不起，甚至被贴上谄媚的标签。人脉是重要的，但它需要你自己去慢慢建立。有效的人脉圈子的扩展速度，基本等同于你的成长速度。
特别是对于草根出身的普通人来说，金钱、地位和光环都离得很远，所以很难短时间内就与别人实现公平交换。但这不要紧，除了这些，还有些资源是可以从零开始积累并实现赶超的，比如才华和学识，人品和智慧。这些的确是可以通过努力日积月累的。
试想，如果周鸿祎没有成功，以他那样带刺儿的个性，又有多少人愿意接纳他？但是他自己变厉害后，即便是重量级的竞争对手，也要平起平坐地跟他谈合作。
所以，只有自己变得优秀了，并且让别人看到了，才可能真正获得有价值的高效的人脉，甚至还会获得意外的帮助和机会。一个优秀的人必定会有其他优秀的人主动来进行价值交换。而建立在这样公平而无私的基础上的交情，才会沉淀为友谊和牢固的伙伴关系。
而变优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两点：专注于理想；独善其身并亲近那些独善其身的人。
学会了下沉
因为被人嫌弃，周鸿祎知道得做点儿事来证明自己，再加上不服输的劲头，到新疆后他沉了下来。虽然没人敢管他，把他分给了当时被边缘化的组，而且银行系统他也不感兴趣，但他再也不提要求，也不抱怨了，踏踏实实做了几款产品。
通过此事他发现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当年为了玩儿Unix昼夜不睡觉，研究生毕业设计时使用VC语言，当时他或许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用，却在新疆的工作中全面爆发出来。这些积累让他在新疆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而这张答卷本身，对大型系统项目的分析和把握又成为他未来的一个潜能积淀了下来。
其中更为珍贵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收获了信任。同事和朋友的信任，是一个创业者成功的基石之一。
不是开公司才叫创业
创业是个泛概念，不是只有开公司才叫创业。
什么是创业？如果敢向自己承诺，愿意拿出人生最黄金的10年、15年，甚至更长时间，决定玩儿这个游戏，愿意牺牲生活乐趣，甚至可能付出健康，这就是创业。艺术、文学、经济、政治，都是创业的舞台，它适合于任何不甘平庸、愿意承担风险的人，愿意为他人创造价值的人。
只要想创业，不管哪个阶段都能学习
周鸿祎在北大方正期间，是个纯粹的打工者，从最底层的程序员干起。但他的目标非常明确：是为了学习创业去的。所以他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公司，努力把每件事做好，也因此得到最大的收获与回报。
他早就开始了创业，而到方正打工不过是他创业的一个初始阶段：学习创业。
在方正他犯了几个错误：首先是进去之后因为领导喜欢而恃宠生骄，啥活儿还没干呢就要求这个，指点那个。比如他很想让方正做一套Windows系统，做一套面向对象的开发语言。但是当时他的视野还非常窄，虽然有点儿实践经验，但多是一些想当然的东西。如果能踏踏实实干点儿实事再提可行性建议，情况就会好很多。
刚进去的头一个月，仗着周宁赏识，他就经常找机会跟人家聊，可是也只能聊点儿宏观的东西，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只是朦朦胧胧感觉有些方向。有时候周宁也听不懂他想说什么，听着听着就急了，问他：你到底想干啥？
另外，他到公司的时候隐瞒了自己的创业经历。但是毕竟干过很多事，就总忍不住各部门瞎转，打着学习的幌子包打听、瞎指挥。不同的部门在做不同的系统集成，一个25岁的年轻人一进来就指点江山，忘了自己是谁，怎能不招人嫌弃？而这些，是他在自己之前的创业过程中学不到的。
任何伟大的想法都要从一个点开始。而且如果没有在一个点上突破，谁又能证明这个点能成就一件伟大的事呢？他所说的方向是对的，但是由于并不了解情况，所以他说的那些东西听着都对，其实没什么实际价值。大而无当的想法，反而不如当初踏踏实实做反病毒卡，从一个点切入。
再者，处理人际关系也是创业者的必备素质。进入职场他才知道，光有老板喜欢不行，还有二老板三老板呢，还有副总、总监和部门经理呢。
人不可能啥错误都不犯就明白了所有道理，就算明白也不会印象深刻。如今周鸿祎会经常收到很多年轻人的邮件，他们甚至还没有他当年这些经历呢，一说就是自己有多么深刻的见解，动辄就要见一下李彦宏，要见一下马化腾。
可能按概率，有百分之一的点子不错，但很多公司是不会相信这些的，因为这些人实际上都是潜意识里急于求成想一步登天。实际上，一个点子最后成为一款产品并取得成功，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完全是创业过程的微缩版本。
周鸿祎从这一段经历中吸取了一些教训，也得到了磨炼——这似乎才是他来北大方正的目的。
周鸿祎看到了什么？
研究生毕业后，周鸿祎重回中关村。
算起来，这是他第三次与这个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村”扯上关系了。
中关村这个地名最早出现，大约是在明朝。当时有不少宦官在这里修建庄园和庙宇，而宦官又称为“中官”，于是得了“中官屯”之名。1951年，此地被国务院有关部门看上，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址，入住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官”二字肯定是不能再用了，北师大校长陈垣先生提议改名为“中关村”。
1980年10月23日，中关村第一家企业——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出现。这也是中国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由中科院物理所核聚变专家、研究员陈春先创办。在胡耀邦、胡启立、方毅等中央领导的关注和支持下，中关村科技企业时代拉开了大幕。在80年代前期，中关村知名度还比较小。
中关村知名度的提升是从1986年开始的。那一年，中关村附近聚集了四通、科海、信通、联想等公司，联想当时还叫中科院计算所公司。随着这些公司知名度的不断扩大，中关村的名气不断攀升，但人们还是习惯叫它“电子一条街”。直到1987年12月，中共中央联合调查组进驻中关村，对这些公司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做出报告，后来《人民日报》又以标题“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在显著位置刊登，从此“中关村”出现在了“电子一条街”之前。
1988年5月10日，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我国第一家科技园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中关村逐渐声名显赫。1999年6月，“试验区”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沿用至今。
应该说，北大方正的发展历程，某种程度上正好代表了第一代中关村科技企业从懵懂向成熟、从野蛮向现代过渡的一条必由之路。1985年10月15日，楼滨龙出任北大新技术总公司总经理，此后7年，北大方正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公司账面自有资金达到2亿元左右，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校办企业、也是中关村最有钱的公司。
1993年，上海《文汇报》发文惊叹：“泸全部校办企业一年经营额不敌北京一家北大方正。”
原海淀试验区主任胡昭广这样评价：“北大方正公司是中关村公司中最具有竞争实力的黑马。”
这就不难理解它对于周鸿祎、李钊等人的吸引力了。但此时的北大方正其实也遇到了自己的“7年之痒”。家大业大，管理起来难度也大。由大学讲师蛻变为公司老板的楼滨龙面临三座“大山”：如何处理公司与北京大学的关系；如何处理公司内部有功之臣的竞争；如何处理公司与王选院士以及王选领导的北大计算机研究所的关系。结果第一座大山他都没翻过去，就被“雪藏”了。
他后来被著名的巨人集团的创始人史玉柱请去做总裁，但与史玉柱在经营策略上又发生很大分歧。北京巨人电脑公司也因为在电脑中安装盗版的微软公司软件被告上法庭，后来全军覆灭。楼滨龙从此退出了中关村。
那个时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就像两个磨合、交替中的齿轮，数不清的企业和人物随齿轮滚动，总有一些会因为齿轮之间的咬合和断链而遭遇不测，他们的血肉成为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润滑剂。机遇与残酷相伴而生，中关村只是一个缩影，而北大方正和楼滨龙更是缩影中的缩影。
楼滨龙的下台拉开了北大方正内讧与争斗的大幕，也给中关村各大企业的老板们拉响了警报。他们特别认真地阅读这一案例的每个细节，放下暴发后的趾高气扬，开始低眉顺眼地织补与上级、银行、工商等各种人脉关系，防止别人把自己赶下台。“就连马路上的交通警察，我也要和他搞好关系”，有人这样说。
1993年，四通公司总裁段永基遭遇常务董事兼高级副总裁王安石、董事兼总工程师王辑志等5名董事的联合挑战，守住了“王位”。1994年，联想总裁柳传志也遭遇总工程师倪光南的挑战，也守住了“王位”。但是北大方正的第二任总裁晏懋询就没他俩的好运气了，1992年7月上台，1995年7月下台，被公司职工投票赶下台。
公司老板被职工赶下台，而不是被投资人赶下台，这种现象只有在那个中国特色的转轨时代才会发生，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谁赚钱谁为王”成为通行的商业准则，延续至今。
晏懋询下台之后，北大方正公司电脑门市部创始人、他的老上级张玉峰在北大校方、王选和公司员工的大力支持下就任总裁之位。这正是周鸿祎进入北大方正的历史背景——他虽然只是以一个技术人员的身份进去，但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选择。
在晏、张大战中，王选虽然支持了张玉峰，但后者的铁腕性格注定了他与王选的分歧和冲突难以避免，爆发只在早晚。在李钊的分析和建议下，周鸿祎选择了北大方正，而没有选择王选的计算机研究所。
周鸿祎到北大人事处去报到时，北大方正此时还不是独立公司，他是以北大老师的编制进去的。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1996年的中国，互联网已经可以使用了。
周鸿祎做了什么？
“组织部”里来了年轻人
到公司后不久，方正公司里就传开了关于周鸿祎的故事。
他比较爱管闲事，喜欢串门子，对别人的事情也爱指指点点。这还不算，公司当时没给新员工配笔记本电脑，但他一进公司就去申请了。
当时程序员用的都是台式机，优秀的程序员是4兆内存，普通的程序员是2兆内存，但是周鸿祎却盯上了公司那一批库存的很旧的笔记本电脑。虽然那只是黑白屏幕、档次很低的笔记本，但在1995年台式机都还不普及的情况下，笔记本跟“大哥大”一样，是身份的象征。
他找到领导周宁，说自己回到家还想干活儿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没想到周宁真给他批了，这一下子就捅了马蜂窝。虽然那台笔记本电脑很烂，但却是地位的体现，一个刚进公司的新人怎么能越过一大批老员工享受这种待遇呢，于是公司内部会议上经常有人说周鸿祎这人挺讨厌。
据说当时还有个副总在某次酒后也带着感情劝导周宁，让他别太放纵周鸿祎，说这种人是害群之马，会影响安定团结，一定要把他开掉。
周鸿祎是个聪明人，听到风声以后便知道自己混不下去了。好不容易进了方正，户口也进了北京，总不能给退回去吧。于是他找到周宁，说：我知道你对我挺好的，我也不挑挑拣拣了，公司哪里最艰苦，哪里有最难啃的骨头，你就把我扔到哪里去吧。当时新疆的项目大家都不愿意去，周宁就真的把他派到新疆去了。
周鸿祎倒是不在意，因为当时李钊也在新疆，他觉得两人也许可以合作干点儿什么。经过前面研究生阶段的一些积累，他觉得自己最大的优势是和技术人员合作，弥补他们的不足，一起成就项目。后来他把自己称作“程序员的催化剂”。而李钊当然是个很优秀的技术人员。
正如李钊之前担心的，周鸿祎的个性果然不为他人所容，还不到一个月就被“赶”出了北京。但李钊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赶”到新疆来跟自己混了。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7月20日到北大方正报道，8月初周鸿祎就到了新疆乌鲁木齐。在他去新疆之前，新疆那边早已严阵以待。关于他的各种传闻都已经飘过去了，大家知道来了一个刺儿头，来了一个狂妄的年轻人。
周鸿祎一去就感觉到了这种气氛。相应地，他一到新疆，就被派给另外一个刺儿头组长。也许是两个刺儿头反而对了脾气，组长对他还不错。组长那时到建行也不久，需要得力的帮手，就对他说：只要你不跑到其他组去乱说，只要不捣乱，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周鸿祎一听这意思就是把他当菩萨供着。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怎么甘心被供着混吃等死呢？但是因为在北京吃过了张扬的亏，这回他决定沉住气先观察观察，反正这时候对银行业务也没啥兴趣。
当时在新疆的同事都在做软件，给银行编系统，用的平台是Sco Unix、惠普的小型机，典型的云结构，所有的终端都会挂在那上面。他观察了一会儿，大概就看明白了。他对人机交互很熟悉和擅长。
毕竟研究了这么多年软件，他已经算得上是个好的产品人员。毕业设计他用的就是Visual C++。当时Visual C++令人惊讶的是它有MFC（微软基础类库），也就是说，它有一套自动化编程的东西，能让你所见即所得地拖拽一个界面并帮你自动生成消息循环，你只需要选某一个按钮按下去。
于是他跟大家说自己可以先做一套开发系统，也就是先做一套工具。他想先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做一个菜单系统，同事们都不相信，因为当时有一个研究生做了半年都没做出来。但这对周鸿祎来说却是驾轻就熟。
当初他遇到“病毒门”时使用的是 Unix小型机。他们常常睡在机房里研究，几乎把能找到的关于 Unix的几本书都看完了，后来还利用计算机管理员的疏忽把管理员的权限给拿走，得以随心所欲地玩儿了一阵子。但他犯了一个错误：把某一个文件给删除了，导致学校计算机瘫痪。
确实只用了一个星期，周鸿祎就给同事们做出了一个菜单系统。就像原来那套数字电路检测程序一样，这个系统也有一个引擎帮助大家把资源文件读出来，再根据菜单来读取不同的程序。
通过这件事，周鸿祎证明了自己不仅能说，还能做，同事们也开始支持他了。
在别人的平台上崭露头角
被人信任会让人意气风发。周鸿祎后来又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做了一件事：可视化编程，包括所有对话盒、按钮、对话框。Windows里那些控件功能他基本都给实现了。
他把所有带格式化的域在建立窗口表格的时候都做好，一旦输入的域不对，系统就不让你输下一个。这样一来，同事只需要按需求填函数体就行了。
大家非常惊讶。但这还只是做客户端界面，跟数据存储方还是没有结合起来，因此他们输入了数据还要自动往表里插。他们面对几十种库，上万个标段，很复杂。周鸿祎又趁热打铁做了一个数据字典翻译器。
他先编了一个程序理解数据字典，即在内存中的一个知识库，包括很多数据库定义。比如很多银行都在用“1”代表定存、“2”代表零存，但是要给出提示。这些都在数据库字典里，不仅可以定义格式，还可以提示含义。
他能做到这一点，得益于他大学时数据库理论学得比较好。
他建立了一张图，库、表关系就清晰了。银行里有很多通用的查询和查询条件，都被系统程序变成自动化了，显示的所有格式都和后台库、表保持一致。以他为主，李钊后来帮忙，这个系统做了大半年。
这套系统在建设银行内部引起了很大轰动，自然也改变了公司领导对他的看法，于是又把他调回北京。回到北京以后，领导们对他不错，但他却一时没什么事可干了。
也是这个阶段，1996年，他正好有大把的时间接触互联网。那时候北大可以自由上教育网。在这之前，他还没上过互联网。他当时给领导建议，能不能把公司也接入教育网。方正是最早接入互联网的公司之一。
但事实上，他当时对互联网的感觉并不好。没有邮箱的时候大家都在BBS（电子布告栏系统）上收站内信，很多人沉醉在MUD（多用户网络游戏）里面，但他没敢进去玩。后来他基本没有产生过做网络游戏的想法，也是有根源的。人不可能对所有的领域都有天赋和灵感，天赋和灵感很多时候都来自于自己的经历。
当时互联网给他最大的感觉就是免费，不仅免费还开源。
经历过计算机发展初期的人，对软件之难找大概都深有体会，更何况周鸿祎还因为拷软件吃过那样的苦头。当时拷一张盘要1块钱。突然发现互联网上有这么多免费的软件，他如获至宝，疯狂下载。
当时他对Delphi最感兴趣，这是一种可视化的集成开发环境，比微软的MFC更进了一步。
北大未名BBS被关后，他又上水木清华BBS。当时水木清华还很单纯，人们虽然未曾谋面但都非常友好，氛围也比较自由、民主和开放。这里面藏龙卧虎，后来出了不少各行业的精英人物。
周鸿祎想到了什么？
真正的人脉在于“公平交换”而非索取
梁建章与沈南鹏第一次见面是在1982年第一届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竞赛上。梁建章14岁，沈南鹏15岁，两个神童再神，也不可能预想到17年后会联手创造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一个奇迹。
正是因为他们各自都很优秀，才可能非常要好，从而在命运的长河中碰撞出绚丽的火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层次不同，沟通的成本会很高。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没有大把的时间纯粹地帮助别人。所以，往往只有优秀的人才拥有有效的人脉。
不够优秀的人其实最应该做的，不是急于建立人脉，钻营圈子，那样只会让人暗地里瞧不起，甚至被贴上谄媚的标签。人脉是重要的，但它需要你自己去慢慢建立。有效的人脉圈子的扩展速度，基本等同于你的成长速度。
特别是对于草根出身的普通人来说，金钱、地位和光环都离得很远，所以很难短时间内就与别人实现公平交换。但这不要紧，除了这些，还有些资源是可以从零开始积累并实现赶超的，比如才华和学识，人品和智慧。这些的确是可以通过努力日积月累的。
试想，如果周鸿祎没有成功，以他那样带刺儿的个性，又有多少人愿意接纳他？但是他自己变厉害后，即便是重量级的竞争对手，也要平起平坐地跟他谈合作。
所以，只有自己变得优秀了，并且让别人看到了，才可能真正获得有价值的高效的人脉，甚至还会获得意外的帮助和机会。一个优秀的人必定会有其他优秀的人主动来进行价值交换。而建立在这样公平而无私的基础上的交情，才会沉淀为友谊和牢固的伙伴关系。
而变优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两点：专注于理想；独善其身并亲近那些独善其身的人。
学会了下沉
因为被人嫌弃，周鸿祎知道得做点儿事来证明自己，再加上不服输的劲头，到新疆后他沉了下来。虽然没人敢管他，把他分给了当时被边缘化的组，而且银行系统他也不感兴趣，但他再也不提要求，也不抱怨了，踏踏实实做了几款产品。
通过此事他发现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当年为了玩儿Unix昼夜不睡觉，研究生毕业设计时使用VC语言，当时他或许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用，却在新疆的工作中全面爆发出来。这些积累让他在新疆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而这张答卷本身，对大型系统项目的分析和把握又成为他未来的一个潜能积淀了下来。
其中更为珍贵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收获了信任。同事和朋友的信任，是一个创业者成功的基石之一。
不是开公司才叫创业
创业是个泛概念，不是只有开公司才叫创业。
什么是创业？如果敢向自己承诺，愿意拿出人生最黄金的10年、15年，甚至更长时间，决定玩儿这个游戏，愿意牺牲生活乐趣，甚至可能付出健康，这就是创业。艺术、文学、经济、政治，都是创业的舞台，它适合于任何不甘平庸、愿意承担风险的人，愿意为他人创造价值的人。
只要想创业，不管哪个阶段都能学习
周鸿祎在北大方正期间，是个纯粹的打工者，从最底层的程序员干起。但他的目标非常明确：是为了学习创业去的。所以他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公司，努力把每件事做好，也因此得到最大的收获与回报。
他早就开始了创业，而到方正打工不过是他创业的一个初始阶段：学习创业。
在方正他犯了几个错误：首先是进去之后因为领导喜欢而恃宠生骄，啥活儿还没干呢就要求这个，指点那个。比如他很想让方正做一套Windows系统，做一套面向对象的开发语言。但是当时他的视野还非常窄，虽然有点儿实践经验，但多是一些想当然的东西。如果能踏踏实实干点儿实事再提可行性建议，情况就会好很多。
刚进去的头一个月，仗着周宁赏识，他就经常找机会跟人家聊，可是也只能聊点儿宏观的东西，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只是朦朦胧胧感觉有些方向。有时候周宁也听不懂他想说什么，听着听着就急了，问他：你到底想干啥？
另外，他到公司的时候隐瞒了自己的创业经历。但是毕竟干过很多事，就总忍不住各部门瞎转，打着学习的幌子包打听、瞎指挥。不同的部门在做不同的系统集成，一个25岁的年轻人一进来就指点江山，忘了自己是谁，怎能不招人嫌弃？而这些，是他在自己之前的创业过程中学不到的。
任何伟大的想法都要从一个点开始。而且如果没有在一个点上突破，谁又能证明这个点能成就一件伟大的事呢？他所说的方向是对的，但是由于并不了解情况，所以他说的那些东西听着都对，其实没什么实际价值。大而无当的想法，反而不如当初踏踏实实做反病毒卡，从一个点切入。
再者，处理人际关系也是创业者的必备素质。进入职场他才知道，光有老板喜欢不行，还有二老板三老板呢，还有副总、总监和部门经理呢。
人不可能啥错误都不犯就明白了所有道理，就算明白也不会印象深刻。如今周鸿祎会经常收到很多年轻人的邮件，他们甚至还没有他当年这些经历呢，一说就是自己有多么深刻的见解，动辄就要见一下李彦宏，要见一下马化腾。
可能按概率，有百分之一的点子不错，但很多公司是不会相信这些的，因为这些人实际上都是潜意识里急于求成想一步登天。实际上，一个点子最后成为一款产品并取得成功，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完全是创业过程的微缩版本。
周鸿祎从这一段经历中吸取了一些教训，也得到了磨炼——这似乎才是他来北大方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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