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少年科第”
第近来学者之弊,舍本逐末,有才无行,举动尽皆浮妄, 文章不求根柢,纵能文获微名,终非令器所成,亦几何矣, 足下少有至性,早濡节母之教,沈深经术,发为文章有序有物,砺节砥行,不苟取与,不与外事,早为乡里推重,经师人师,津梁后学,表正里闾,使同里诸子知所宗仰,不至流为外间坏习,幸甚,幸甚。
这封信中所说的,既是其父的学术见解,又是对仿仙学术观点的首肯。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文安批评的“舍本逐末,有才无行”的学者,不是别人,正是汉学家。“弃本贵末”是宋学家方东树对汉学家的评语。宋学家认为,读经应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而汉学家却反其道而行之,毛举细故,埋头考证,“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煞”。
其次,文安赞赏仿仙的,并非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恰恰是他崇尚宋学和桐城派古文:“沈深经术,发为文章育序有物”。他认为,要阐发儒家典籍的义理,读书就“先须沈潜体玩,熟读熟思,以求实得要,洞悉古人立心制行,与人经世实在处,断不可诵言忘味,至赏奇析疑时,斯收丽泽之益。”而仿仙正是这样做的,所以才得到“沈深经术”的定评。他说仿仙“发为文章有序有物”,无非是肯定仿仙为文遵循了桐城派的义法说。义法说,是桐城派文论的重心。“义”指“言有物”,“法”指“言有序”。
宋学家认为“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经济之学”,又称经世致用之学。研寻义理、经济之学,必须著意经史。李文安也正是这样训勉鸿章等人的。他致函玉坪说:
我辈经济学问,仍须根柢经史。……读书果能贯通,自能致用,真实见地还须在经史中求之。余阅锐、铜等文赋, 气焰尚好,功夫亦熟,只见地未尽高超,未尽踏实。故前书示以用功之法,须著意经史,惊弟早见之矣!
鸿章的另一位老师徐明经,虽然生平事迹不详,但崇尚宋学却无疑义。鸿章致函鹤章说:
兄少时从徐明经游,常告读经之法。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弟亦不妨照此行之,经学之道,不患不精焉。
“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这是宋学家的主张,鸿章得之于徐明经,又传之于李鹤章,这表明他对此说深信不疑,并且是身体力行的。
鸿章天资聪颖,加上良师督导,在义理、经济之学和制艺技巧方面进步较快。1840 年考中秀才,岁试时曾被滋园学使拔取第一。1842 年年届 20 的鸿章,长得身躯颀长,精焊之色,露于眉字。他回首往事,展望未来,百感交集,诗兴泉涌,于是有《二十自述》七言律诗之作。
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救人酬。
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沤。
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
丈夫事业正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
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
闻鸡不觉身先舞,对镜方知颊有髭。
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竞何为。
这是《二十自述》诗中具有代表性的两首,作者孤芳自赏、受宠若惊和追逐功名而仕途蹉跎的悲喜交集的心境,跃然纸上。
人生惟有青春好,世事须防白首催。
万里请缨终子少,千秋献策贾生推。作者决意克服“因循”积习,珍惜青春年华,“辛勤读五车”,争作像西汉终军、贾谊那样弱冠扬声的人物。
1843 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宫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都,准备来年顺天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 首,以抒发胸怀。
帆影波痕淮浦月,马蹄草色蓟门霜。
故人共赠纯仁麦,荆妇同持陆贾装。
自愧长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
鸿章首次离开故乡,奔赴首都,欣喜欲狂。夫人周氏(何时结婚待考)帮助打点行装,亲朋挚友馈赠饯行,离思深情,悠然不尽。告别庐阳八景之一的淮浦春融,在满天霜华的季节到达地处华北平原的蓟门,沿途泛舟策马,观赏波光草色,令人心旷神估。但当发现京中薪桂米珠而家庭经济拮据时,愁怅抑郁之情又油然而生。
《人都》诗其余 9 首的主题,一是决意争取科举功名,二是希望访求师友。
一万年来谁著吏,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他日燕台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
鸿章的留别诗,以依依惜别的心情,缕述了昔日共战名场的情景,勉励好友立志蹑金鳌夺龙头,期望大家一如既往,心心相印。
鸿章这时虽有几位共战名场的朋友,但却没有结交过著名的文人学士,及至从乡野进入作为清朝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才交游渐广,视野开阔,并因得到名师指导,学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鸿章抵京后,先住安徽会馆,后移居狮子胡同马文虎家。鸿章在《享母》函中说:“马君温厚诚笃,年逾五旬,精神尚矍铄,评阅诗文,则高谈阔论,竟日无倦态,与男意气相投,足堪告慰者也。京中繁华富贵之气,触目皆是。惟男作客此间,万不敢背庭训而稍涉浮华也。”鸿章抵京不久,便以年家子进谒曾国藩。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以戊戌翰林供职京师,与鸿章父亲为戊戌同年。1844 年鸿章应顺天恩科乡试,“三场文墨,差堪自满”,结果中试第 48 名举人。鸿章致函瀚章等说:“北闹中试,蒙曾涤生夫子荐馆于何仲高幕府”,“居停系初年翰林,学问渊博,晨昏清讲,实获吾心。公子亦少年好学。”“安砚此间,差堪告慰。”鸿章一面教授居停公子,一面准备会试。当时在京“各地应举文人,组织文社于九条胡同三号,慕曾涤生夫子之名,请渠出任社长,社规每月应交文三篇、诗八首。”鸿章通过这个文社既同各地士子交游问学,又经常向曾国藩请教诗文。1845年鸿章参加恩科会试,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同考宫。鸿章虽然会试落第,但诗文却博得曾氏青睐。鸿章在《禀母》函中说:“初次会试,男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因师事之,而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后来曾国藩曾对瀚章说:“令弟少荃,自乙末之际(指 1845、1846 年),仆即知其才可大用。”
曾国藩曾从理学大师唐鉴×仁、吴廷栋等讲习理学,向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的刘传莹请教考据学,并承袭桐城派姚鼐之说而治古文,“务为通儒之学”,在士林中颇有名气。他认为“为学之术”有四,即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其中“义理之学”处于首要地位,“经济之学”包括在“义理”之内。“义理之学”讲的是“明礼”、“遵礼”、“守礼”,“经济之学”则是以礼经世治民,实行“礼治”。“辞章”是用以载道,阐扬“义理”的。“考据之学”即汉学,原本是“义理之学”,即宋学的冤家对头。他主张“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叩付一哄”,应“兼取二者之长”,以汉学作为充实宋学的工具,以考据作为“明礼”的手段。鸿章说曾国落“为学研究义理,精通训诂;为文效法韩、欧,而辅益之以汉赋之气体。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常曰:‘古无所谓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曾氏“规切友朋,劝诫后进,一以此意竟竟焉。”由此可见,李鸿章先后就学的四位导师:文安、仿仙、徐明经和曾国藩,学术见解依稀相似,因而他所受教育是一脉相承的。李鸿章受业于曾门后,发愤攻读经史,以“求义理经世之学”,并“习制举文”。1847 年(道光二十七年丁未)鸿章再次参加会试,出场后给母亲写信说:“男春闱仍应经试,此番文墨,较上科稍为遂心,不稳能侥幸否?前日偕诸好友游通州,返京启蒙上皇恩泽赐游北海。通州天然胜景,北海以匠工争巧,眩人耳目,履其地竟流连不忍去也。”稍为遂心的文墨和赏心悦目的美景,相映成趣,使鸿章飘然若仙了。不出所料,鸿章果然脱颖而出,列为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此次会试正考宫潘世恩, 副考宫杜受田、朱凤标、福济等,座师孙锵鸣。是科状元为张之万。是科同年有不少是曾门弟子,鸿章感叹道:“诸好友均高中,曾夫子门下可谓盛矣。”曾国藩在丁未科进士中,对李鸿章、郭嵩焘、帅远、陈鼐四人非常器重。他致函李瀚章说:“丁未馆选后,仆以少荃及筠仙、帅逸斋、陈作梅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未四君子。”
鸿章春闱告捷,文安欣喜若狂。1846 年因鸿章袒父殿华去世, 文安丁优守制,从京城返回家乡,不久入浙江学政赵光幕。喜讯传来,文安喜而赋诗:
年少许交天下士,书香聊慰阿翁期。 天恩高厚臣家渥,不愧科名要慎思。
文安看到丁未会墨后,对鸿章“首艺入选”所表现出来的才华,颇感自豪,并击节赞赏:
老辈传衣原特识,儒生报国在和声。
品题尤重师庭誉,文字先邀海内名。
盛世辟门资拜献,要恩什帛有殊荣。
翌年,文安服丧期满,重返北京,从此约有 5 年光景,文安与鸿章同在京城做官。1850 年庶吉士散馆,鸿章以成绩优异而改授翰林院编修。他在《禀母》函中说:“挂榜之日,男托大人洪福,名列二院编修。男出辞馆席,承何公(仲高)至诚款留。故席虽辞,仍安身幕府。现已入院视事。”中进士、做翰林,是鸿章“少年科第”的顶峰,在仕途上“一路扶摇”的起点。翰林院是朝廷储备人材之地,掌管朝廷制浩、文史修撰一类工作。“翰林官七品,甚卑,然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仪制同于大臣。”按清制只有翰林出身的大臣,才能人阁为大学士,死后乃得溢文。“故论者终以翰林为清品云”。从 1851年起,鸿章累充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
做翰林、纂修等,比较清闲,又能接触宫内藏书。鸿章利用职务之便,潜心经史,曾写成《通鉴》一书,并以亲身体会谆谆教导兄弟、子侄。
朱子家训内有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兄意亦然。……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
(考试)得失常事,不足虑,总以发愤读书为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间断。读经先穷一经,一经通后,再治他经, 不可兼营并骛,一无所得。侄能听余言,毋论考试之得失, 他日必能成一“有用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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