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编练淮军(2)

李鸿章虽然极愿乘船东下，但却因军中有人怀疑“乘夷船越贼境”是否安全，“异论蜂起”，加之久久未闻上海官绅“借用何船，解济何数”，遂与曾国藩商定“卒陆师循北岸透迄前进”。不料，3 月 28 日钱鼎铭、潘馥自上海乘坐轮船赶到安庆，告以雇妥英轮，拟分 3 班，每班 7 艘，潜载淮军直趋上海。曾国藩起初举棋不定，第二天与李鸿章反复筹议，才“决计由水路东下，径赴上海。”

4 月 5 日首批淮军韩正国、周良才的亲兵营和程学启的开字营各乘一船，鼓轮东下。第二天，李鸿章登舟起行，4 月 8 日抵达上海。此后淮军分批陆续乘船东下，至 6 月上旬 13 营淮军全部抵沪。

李鸿章是在曾国藩训导、提携下发迹的，但曾国藩对李鸿章能否胜任援沪重托仍然心存疑虑，既担心李鸿章因缺乏阅历而摆不正“练兵学战”与“吏治洋务”的位置，又害怕李鸿章因思想个性而莽撞胡为。因此，在李鸿章离开安庆之前，曾国藩“临别赠言，谆谆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他知道在封建的中国“有军则有权”的道理，告诫李鸿章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丧失生命的危险。他还看出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如不改正，后患无穷。因而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其他好友也纷纷提出忠告。李续宜“以从容二字”规之，沈葆桢、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鸿章深受教益，在给李桓的复信中表示：“手谕诲爱谆切，感佩无量。鸿章素性激直，从事师友贤豪间，皆深知其戆而曲谅之。自兹以往，不欲蹈习官样，又未便率性而行。”对于师友们的劝诫，“当奉为枕中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