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老来失计亲豺虎”(2)

我当时同李鸿章相处已经很熟了，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作为俄国的朋友，劝俄国千万不要离开将来联接西伯利亚大铁路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线南下，因为如果我们南下，就可能掀起政治风潮，使中国人感到意外，而中国人根本不了解欧洲人，他们把每个白种人在某种程度上都看成是不怀好意的，如果我们走这步棋，那么无论对俄国还是对中国都可能招致意外的恶果。

维持声称李鸿章对他“讲这些话其实根本用不着”，因为他“过去和现在都是和平思想最虔诚的信奉者。”他之所以要“提起李鸿章的这一恳切忠告是为了要表明：李鸿章是中国的一位出类拔萃的国务活动家，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但从中国的观点看，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有高度文明的。”李鸿章可能相信了维特的骗人鬼话，殊不知俄国君臣的惯用伎俩就是以漂亮的言辞掩盖卑鄙的行动。李鸿章真心“联俄”，但“联”的竟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国家，开门揖盗，引虎自卫，无怪乎连对他颇为同情的黄遵宪，也要埋怨他“老来失计亲豺虎。”

在访俄期间，李鸿章不仅跌进俄国预设的陷阱，而且表露出许多有损国威的封建恶习。

李鸿章抵达彼得堡后，先到财政部大厦拜会维特。他们坐在豪华的客厅里，品茗寒喧。维特间李鸿章吸不吸烟？“这时李鸿章发出了一声牡马嘶叫似的声音，立即有两名中国人从邻室里快步出来，一个人端着水烟袋，另一个拿着烟丝，然后就是吸烟的仪式：李鸿章端坐不动，只是用嘴吸烟喷烟，而点烟袋，拿烟袋，往他嘴里送烟嘴，抽烟嘴，这些完全由旁边的中国人十分虔敬地来做。”

更使维特惊愕的是，李鸿章竟然以傲慢轻侮的态度对待俄国的一位贵宾。有一次，维特正在李鸿章那里，忽然有人来报告说：参加沙皇加冕典礼的布哈拉国元首艾米尔前来拜会。李鸿章立即十分严肃地在安乐椅上正襟危坐，直到艾米尔走进客厅，他才站起来略走几步表示欢迎。艾米尔“显然感到李鸿章摆的架子冒犯了他。因此，他首先向李鸿章示意：他是沙皇的重臣，他亲自来访李鸿章只是出于对中国皇帝的尊重。”言外之意，他的来访同李鸿章个人完全无关。他向中国皇帝、皇太后致意，对李鸿章却不置一词。李鸿章心知其意，心中盘算着应付办法。他们只谈宗教，不及其他。李鸿章声称“中国人一向信奉早由孔夫子定下来的信仰原则”，艾米尔则表示：“他是穆斯林，遵循穆罕默德制定的教规”。艾米尔告辞时，李鸿章前倡后恭，居然一直把他送到马车旁。“这时，李鸿章的形象已显得比布哈拉艾米尔这位显贵卑微得多了。”正在一旁的维特暗自称奇，以为艾米尔这位显要人物的态度折服了目高于顶的李鸿章。不料，正当车伕挥鞭待行时，李鸿章猝不及防地喊住马车，对着艾米尔口出不逊，公然把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诬蔑为被中国撵走的“苦役犯”。“这一招来得十分突然，如此狂妄的行为显然把布哈拉艾米尔弄得十分难堪。”维特恍然大悟，断定“这是李鸿章对布哈拉文米尔对他那种不可一世的威风的报复。”李鸿章对于这种违背外交准则、愚昧无知、妄自尊大的行径，不以为耻，反而为荣，抛下相顾失色的观众，得意洋洋地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

李鸿章还在维特面前，把腐朽当作神奇加以炫耀。按照传统惯例，为了庆祝沙皇加冕，在莫斯科霍登广场举行了人民游乐会，参加的群众人山人梅。由于组织不好，造成混乱，挤死压伤达两千人左右。这就是“霍登惨案”。李鸿章作为贵宾应邀登上观礼台，他问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作了肯定回答，李鸿章摇摇头，对维特说：

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说完这句话后，李鸿章故意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反问维特：“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李鸿章俨然以长者的口吻向维特“传经送宝”，吹嘘中国封建官场欺上瞒下的丑恶习气，遭到维特的鄙视和讥讽。维特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