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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动乱再起

 陈胜提出他苦思甚久的计划,假冒扶苏及项燕之名,向全国各地发出檄文,要求联合共同反抗秦政。……胡亥即位一年不到,叛军已遍布全国各地了。
力不从心,统一前后判若两人

  秦始皇13岁时即位为秦王,由于年纪太小,由吕不韦摄政,一直到即位第9年、22岁时,才以嫪毐事件发动政变,掌握实权。他在执政门年后完成统一大 业,到50岁时去世,一共作了11年的皇帝。但由史料记载观察,统一前后的秦始皇可以说是判若两人。统一前的秦王政,勇武过人,做事积极又冷静。但统一后 的最后10年间,他变得暴躁、情绪化,并显然地倾向神秘主义,对自己的身体失掉信心。太大的工作压力,已使秦始皇有力不从心的无力感。
  统一后的第一年,秦始皇在廷议时,对皇帝名称及政治制度的决策,仍充分显现敏锐的思辨及创意。
  第二年,工作的重点仍放在咸陽,最大的工程是着手规划并兴建全国的驰道。大兴驰道的目的,便是为了有效推动中央集权的政务。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年度,秦始皇和李斯是如何积极展开行政、经济,以及文化的统一工作。
  不过这一年却也是秦始皇一生的转折点。幼年期痛苦的环境,使秦始皇个性中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更加深了他极端的自尊心,使他在政策的推动上倾向完美主义,经常过分强制属下在执行政令时的彻底。但是统一政策的推行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使秦始皇尝到执政以来最大的心理挫折。
  始皇28年,政策的推行问题重重,特别是齐、楚两地一直未能稳定下来,逼得秦始皇不得不展开宣示皇威的天下大巡幸。他由咸陽直至东方的齐地,走到海边,便转南向楚国的江苏,再往西向湖南、湖北,然后回到咸陽,几乎绕了大半个中国。其间最引人注目的是泰山封禅及派徐市(福)东海求仙两件事。
  齐国原本便是文明发展最早的地方,神秘主义盛行,祭祀的仪式最为完备。秦国的祖先早年便来自齐地,因此泰山封禅对皇权的宣导颇有意义。
  但派徐市东海求仙,则显然和秦始皇早年的纯理性思考不合,或许是因为重大的成功让他冲昏了头。但求仙是为寻找不死之仙丹,一个健康的人,脑中是不容易 装进“死亡”概念的,这显示秦始皇对自己的身体已丧失了信心。或许太多的工作要做,样样推动又不那么顺利,使他在身心上遭受太大压力,健康上也严重遭到损 害。
  尤其东方的不稳定,让秦始皇觉得最没有面子。虽然秦皇朝的主流派是李斯为主的法家,但秦始皇对齐鲁两地的儒生和方士,一直给予相当的尊重,主要也在寻 求解决东方问题的答案。始皇29年再度东巡,却在博浪沙险为韩国遗族张良派人刺杀,幸好刺客只击中替身的车子,始皇幸免于难。31年又在咸陽微行中遭到袭击,显示统一后的治安情形反而日益恶化,连首都的安全都有了问题。特别是始皇高度的曝光率,使自己的生命倍受威胁,这对一向缺乏安全感的秦始皇来说,相信已造成他心里的严重压力。
  
一句谎言,兴建万里长城

  始皇32年,面对国内外重重问题,秦始皇不但失掉了信心,也逐渐失去了耐心,或许健康恶化也已经日益严重了。虽然先前有徐市求仙一去不回的先例,但在 这年的东巡中,他再度派出燕人卢生前往海上求仙人指点,以了解他个人和国家的未来,结果自然得到的是一篇冠冕堂皇的颂扬和安慰的隐辞。秦始皇虽稍感安心, 但仍无法满足他想追寻的答案,于是他要求卢生再入海求鬼神指示,卢生被逼不过,便取回了一句“亡秦者胡”的警语。
  依照当时的常理,秦皇朝既已统一天下,国内任何势力自然不可能有所威胁了,因此卢生很巧妙地把可能的危机推给北方的异族胡人。对自己统治已丧失信心及 耐心的秦始皇,立刻情绪地想扑灭北方的敌人,他不但立刻派遣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征匈奴,并下令修筑中国史上最大的工程——万里长城。
  自春秋时代以来长期威胁华夏文明的戎人和狄人,力量虽然逐渐衰竭,但不久北方又有一个游牧民族兴起。他们擅长骑射,机动性极强,更收编了戎狄的残余部落,组成了一个北方游牧民族的联合阵线。这便是所谓的胡人,也是日后大汉帝国的宿敌——匈奴。
  早从战国初期起,北方的燕、赵便常受到胡人的侵扰。由于游牧民族神山鬼没,驻军防守根本没有用,为了不必分出太多兵力影响中原争霸,两国便采用筑城墙防守的方式。到了秦昭襄王时,胡人也多次威胁秦国北方,为了不分散东战线的兵力,秦国也开始沿山建筑防守用的长城墙。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胡人也常内侵,但规模都不大,忙于推动统一政务的秦始皇,自然没有兴趣关注这件事,因此双方大致还能相安无事。但为了卢生这句搪塞责任的“亡秦者胡”,使秦始皇一口气动用30万大军北征,并以70余万的劳力来修筑万里长城。
  蒙恬的北伐军事行动历时两年,第一年攻略了河南地,第二年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陰山,以为34县城”。
  30万大军在人数上虽有绝对优势,但胡人机动性极高,长征军补给困难,蒙恬不敢采持久战,只好也选择险要的地方修建长城以防守。他一口气完成34个城 池,可见防守线拉得相当长。因此秦始皇干脆下令重修赵、秦、燕、魏等国的旧有城墙,将它们完全连在一起,以应付胡人的扰乱战术,这便是所谓的万里长城了。
  秦国传统的“企业文化”本是勇猛而积极的,从建国始祖的秦仲、庄公、武公时,便常以极少的兵力和戎人周旋到底,并不断采取主动突击的战术,这也才是秦赢一族的立国精神。 但统一后的内外不利局势,使秦国的作战力软化了,他们无法面对机动式的战法,只好修筑静态的防御城墙,充分显示秦赢传统文化的衰退。万里长城表面上固然可 以防止敌人的随时入侵,但也限制了自己的北上发展。秦始皇修筑长城虽然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但他对胡人的过度恐惧,以及对自己作战能力的丧失信心,都象征 着秦赢一族赖以统一中国的活泼文化,已经荡然无存了。
  
政治斗争,惹出千古焚书奇案

  对宰相李斯而言,最让他担心的是秦始皇对齐、鲁两地儒士及方土的特别照顾。或许有血脉相传的亲切感,本土派部落领袖对来自祖先所在地的东方学说也特别感兴趣,尤其受邹衍“陰陽五行说”的影响,很多儒生都成了方士。
  或许统一后的工作压力太大,秦始皇也逐渐迷上了这些神秘主义论。韩终、侯公、石生、卢生、徐市都成了他的宠臣,他们以请求神仙寻找不死仙丹,来吸引信 心和体力皆严重衰退的秦始皇。从28年首度东巡到32年间,秦始皇在这些人身上的确也花了不少钱财、人力、物力,其中尤以徐市带三千童男童女到东海求仙的 规模最大。
  “法家流”的李斯,师学自“性恶论”的苟子,思考模式上倾向理性推论,对于来自东方的儒学,一向便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排斥心理。加上秦始皇着迷于 刻石、封禅及求仙等行为,更使李斯对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有着高度不安感,这些阿谀迎合的儒生和方士,无疑是他最具威胁性的敌人。
  始皇34年,由于经济及文化统一政策推动的困难,引发不少政治危机,为压制各地方反对情绪,始皇不断展开长途的天下巡幸。但由于他自己经常不在皇宫指 挥大局,也使朝廷的行政效率大降。与此同时又有北征匈奴、南伐百越、修筑长城、海外求仙等活动,加上修驰道、建宫殿和骊山陵工程,到处都在花大钱,使刚从 数百年战乱中稳定下来的秦帝国,难免要国库空虚、民穷财尽了。
  就在这一年,爆发了秦帝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斗争。
  为庆祝对匈奴和百越的军事胜利,秦始皇在咸陽皇城大摆酒宴,特别邀请齐鲁一带儒学博士七十余人共宴。
  主流派的外籍政团主将——官任仆射的周青臣,首先对秦始皇的功德大加称颂,秦始皇虽明知这不过一堆废话,但相对于困难重重的政局,这些表面上的成就也稍堪安慰了。
  但博士集团领袖淳于越,对这些肉麻的歌功颂德颇为不满。他首先以殷周两王朝的长治久安,和目前的政局不稳作比较,指出症结在于制度,唯有封建子弟并依 各地需要实施分权治理,才能解决当前问题。淳于越更直接指责主流派的官僚体系不正视问题,一味媚主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也。”
  秦始皇也深知问题的确严重,乃将淳于越恢复封建制度的提案,交付廷议讨论。
  对这件事最受不了的便是主持廷议的左丞相李斯,当年他反对封建制度,强力主张郡县体制和中央集权。如果接受淳于越建议,便等于承认自己错误,不但颜面有损,自己的地位、权势都有可能大幅度削弱。
  因此,李斯立刻展开严厉反击,他向秦始皇表示,制度没有所谓的好坏,最主要在是否合乎时代环境的需要。秦国目前的体制,在当代是最为理想的,因此更需要贯彻到底以竟全功。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百姓)。”
  他直接攻击其政敌,当今法令不行,问题重重,主要便是大家都以私心来批评执政当局。因此要提高效率推动政务,便要设法压制这种不负责任的批评,使公权力可以完全贯彻。他指出:
  “古时候天下散乱,缺乏固定标准,各地方有各地方的制度,因此研究学问的人,也喜欢以古讽今,以华美的论调来扰乱实际的治理……。如今皇上已并有天 下,世间黑白分明定于一尊,如果私人为学再像以前一样的混歧,则政府命令一下,各学派争相议论,以批评皇上来提高虚名,以不同意见来显现自己高人一等,率 领着学生批评政府,这样子皇上的权威必遭到破坏,朝廷也会形成各种不同的党争……。”
  为了避免学者以古非今,造成公权力损害,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实行严厉的思想统制了。
  因此,李斯提出了他的构想:
  “除了史官保存的,秦纪以外的历史全应烧毁,不是任博士官者,藏有诗书及诸子百家的,全加以烧毁。有随便谈颂诗书内容的,处死。以古非今者全家抄斩。 官吏知道却不检举者视为同罪。此焚书令下30日内不烧书者,处以黥刑并发为奴隶。不必烧毁的只限于医药、卜筮、种树等书。若有想学习法令者,必须以吏为 师。……”
  商鞅以来的秦国政策,是以中央集权来集结各种力量,使秦国国力迅速增强,进而能统一天下。但统一后的秦皇室却因幅员过大,环境太复杂,丧失了执行政策的掌握力,进而造成统制上的无效和混乱。
  但是当事者的秦始皇和李斯,虽感到问题的压力,却看不到问题的核心。以焚书政策来作思想的统一,已充分显示秦国当权者无力反应当时的环境,根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秦帝国崩溃的危机已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
  
报复儒生,衍生坑儒大悲剧

  淳于越的建议,原想让秦始皇放弃过于严厉的法治而以封建制度来解决各地区问题,特别是组织结构一向复杂的齐地。但想不到却换来了更严重的思想统制——焚书。
  由于新法令非常严厉,再也没有儒生敢以身试法,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只好把不满的情绪转入地下活动,却反而使这股批评力量传播得更快。秦始皇和儒生的关系,也因这件事迅速恶化。
  始皇35年,为突显秦始皇在皇室中的地位,决定在阿房宫加建“始皇登天台”。由于此事与宗教有关,始皇乃再度要求候公和卢生为其工作。
  卢生等在求取仙药上绩效不佳,为害怕始皇追究,乃趁机先提出他们的建议:
  “臣等为皇上求取灵芝仙药而屡次不获,是因皇廷内部有不良因素之所致……。为人主者应隐蔽自己的行为以避恶神,能避开恶神,仙人才肯到来。人主所居所 行,臣下都很清楚,便会有碍神明降临意愿……因此,希望皇上日常所居及言行切勿随便为人所知,然后不死的仙药才能顺利获得。”
  经过7、8年密切相处,卢生等人的确相当能掌握秦始皇的心理。对一向缺乏安全感又好疑的皇帝,最害怕的便是别人窥视他私底下的言行。卢生这些话,秦始皇不见得相信,但正好让他有足够理由来刻意掩饰其私下的言行。
  没多久,有天秦始皇在新建成的梁山宫山上,看到宰相李斯的车骑阵容庞大,心中十分不满,便作了几句埋怨。侍从人员便将此事告诉李斯,李斯立刻减少跟随 车骑。想不到秦始皇知道这件事后,勃然大怒,表示有人泄露其私下言行,便将当时在场的太监及侍从人员全部处死。虽然这件事所牵连的大多是嬖人而已,但所有 的重臣和近臣都因而大感不安,再也不敢过分的亲近秦始皇了。
  最感到害怕的,却是始作涌者的卢生,他和始皇间秘密的事情最多,万一哪天有所泄露,就准死无疑了。因此他和诸儒生相为谋道:
  “始皇天性刚愎自用,并吞诸侯取得天下后,更是意得欲从,自以为功业冠古今。他重用狱吏及执法人员,虽有博士70人,备位而已。丞相等大臣也仅接受命令,一切以皇命为主。
  “始皇喜欢以刑杀为威,天下人因为害怕犯罪,更想保持禄位,根本不敢真正尽忠。他从未听过批评,所以日益骄傲,下面的人只好以欺瞒掩饰来取得皇上欢 心……天下事大小均取决于上,皇上每天处理公事以石(120公斤)计算,日夜不得休息,贪图权势如此,是不可能帮助他求得仙药的……。”
  这虽仅是卢生逃避责任的借口,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秦始皇到了晚年,由于受卢生等方士的影响,变得非常孤独;加上工作量庞大,日夜不得休息,更使他成了紧张而神经质的人。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会作出怎么样的事情,其实已很难预料的了。
  卢生这段话,自然很快在儒生及方士间传开,很多人更表示,连最亲密的战友卢生都跑了,始皇帝的确已到众叛亲离的地步了。
  当这话传入秦始皇耳朵时,他暴怒了,立刻下达命令:
  “前些日子我下令搜集诸子百家书籍,不中用的全烧毁,又召集如此多的文学方术之士到此,主要想让天下能兴盛而太平啊!如今韩终率领求仙者不知去向,徐 市更耗费国家巨万钱财而毫无消息……。卢生等人我是何等地礼遇他们,现在却这样的诽谤我,到处说我的坏话……。立刻去追查咸陽城内的儒生,哪个和卢生有来往、口出狂言、扰乱民生的,马上查办。”
  从这段命令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秦始皇悔恨、痛心又无奈的心境,身为当代最高权力者,竟陷入如此困境,内心的苦痛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因此,始皇派遣御史审问在咸陽的诸儒生,儒生在害怕下,相互密告,总共牵引出460余位和卢生有关系之党徒。始皇下令全部活埋坑杀,罪刑较轻者发谪徙边,这便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惨剧——坑儒事件。
  焚书是出于李斯的建议,目的在进行思想统制;坑儒则是由秦始皇自己发动的,原因是向欺骗他的方士报复。
  由于秦始皇这时已处在相当不正常的情绪下,因此没有人敢表示任何意见。只有始皇的长子扶苏,基于人道立场,向始皇规劝道:
  “天下初定,远方百姓的向心力尚且不够,诸生都是口诵孔子的门徒,吾皇降以重罪,恐怕会使齐、楚间的百姓更为不安呢!希望皇上明察。”
  尚在暴怒中的秦始皇自然无法接受扶苏不断的进谏,为了避免在眼前看了生气,他下令扶苏到边疆去监督蒙恬的北征军团。
  扶苏的个性很像年轻时代的秦王政,心胸则更开朗些,因此颇得本土派领袖之喜爱,秦始皇对他也相当信任。由于此事件,又失去惟一可以相信的儿子,使秦始皇更陷入严重的孤独和挫折中,两年不到,便猝死于东巡的半途中了。
  
始皇遽逝,赵高李斯联手夺权

  始皇36年,即坑儒事件的第二年,齐地东部便传出天上掉下陨石,刻有“始皇死而天下分”之谶语。这可能是始皇的健康已严重恶化,被地方的反对派势力探 知后,制造出来的谣言。同年秋天,在华山山麓附近的平舒大道上,也出现一块刻有“今年,祖龙将死”文字的玉壁。秦始皇的健康情形,已成了大家公开讨论的问 题,全国各地反对力量的间谍,已将此作为制造不安谣言的题材了。
  始皇37年,为平抚东方和东南方日益不稳的危机,并向全民显示皇上身体健康,秦始皇决定作即位来最长途的巡幸。其实始皇的健康已相当恶化,长年的辛劳和紧张,使他身心均面临崩溃,虽然重臣一再劝阻,始皇仍坚持启程,为帝国的安定作最后的努力。
  这次巡幸主要在有效解决各地方问题,因此实际负责政务规划和推动的左丞相李斯也跟随出巡,由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陽,以维护帝国大本营的安全。此外,为解除旅途寂寥,幼子胡亥也跟随在侧。这次出巡带有大批官僚人员,加上医疗人员、侍从宦官、祭祀及观测天象的方士,护卫军团更不在少数,巡幸的阵容空前庞大。
  队伍在寒冷的11月动身,由咸陽直奔湖北云梦、安徽的海渚,到达江苏的丹陽(南京市),井深入浙江的钱塘和会稽。陰湿、寒冷的气候加上水土不服,更是折损始皇的健康。但因为江东地区反对力量甚大,始皇不得不在这里多花点心血。但这份努力成效似乎不大,始皇去世的第二年,楚人项梁、项羽立刻在此起兵叛乱,并因而带动了全国各地的起义行动。
  巡幸的队伍由浙江再北上江苏,进入山东省的齐地时,已到了隔年春末夏初的季节。这时候秦始皇的身体已相当衰弱了。《史记》记载:
  “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
  眼见始皇身体恢复已无希望,巡幸的队伍便准备尽速返回咸陽,然而却在这个时候,始皇病情急速恶化,在进入河北省沙丘地区时,便在相当紧急下去世了。
  据说始皇在觉悟自己将死时,曾留下遗言,下令被派往北方监军的扶苏,立刻将军务委托蒙恬,返回咸陽主持丧事。换言之,秦始皇已指令扶苏为继承人。
  晚年的秦始皇对李斯等外籍政团已相当不信任,除了政策推动上的失败外,李斯过分排除异己,权力欲过重,和近两年发生的焚书、坑儒事件,都带给始皇身心极大压力。他似乎领悟到,只有长子扶苏继承大统,才可能矫正这些错误。
  扶苏的个性颇像年轻时代的秦始皇,倔强、果敢、开朗又富宽容心,因此很得本土派军团领袖支持。统一天下后的秦始皇重用外籍政团,逐渐疏远替他夺权的本 土派领袖,加上统一政策推动上的重重困难,使得始皇父子间意见常有矛盾;尤其是为了焚书及坑儒事件,更形成两人台面上的争执。因此始皇一气之下,将扶苏派 往北方边疆,便是对他“不听话”的一点惩罚。
  但扶苏到底仍是最可靠的继位人选,即使在病情严重时,孤独的秦始皇,脑子中惟一信得过的仍是扶苏。由于扶苏是现行政策的主要反对者,因此始皇并未将这件事和李斯商量,临终前,只得将遗言书状、军队调动令及玉玺,交给随侍在侧的宦官赵高。指示扶苏直接回咸陽主持丧事,无疑是秦始皇也同意现行政策必须作重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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