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重振非洲人国民大会 1(2)

尽管如此，当时的气氛还是充满乐观主义的，因为经过纳粹失败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非洲人和有色人发挥了作用)，变革肯定不可避免。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组织合作，在1945年5月举行胜利游行。游行规模之大，在约翰内斯堡前所未见。20万非洲人和一些其他种族的人跟在铜管乐队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黑、绿、金黄三色旗帜之后，口号是“让我们消灭这种勾当！”但是，由于战争使这个国家向更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外国投资开放，它使白人增添了财富、也加强了权力。

1946年发生的事件，清楚地提醒人们不仅仅是非洲人受压迫：印度人走到斗争的前列，曼德拉在威特斯法律学院的两位同学(伊斯梅尔·米尔和J·N·辛格)起了领导作用。这时德兰士瓦和纳塔尔两地的印度人大会展开消极抵抗运动，反对史末资的“集团住区法”，这个法案打算将印度人永远限制在某些地区。虽然实际的抵抗活动发生在德班，许多组织工作却是在约翰内斯堡进行的。

曼德拉时常和米尔待在一起。坐落在市场大街胡勒瓦德大厦里米尔的单元房，家具寥寥无几，是一个人们聚会场所。在这里朋友们、学生们和积极分子们聚集在一起，热烈地讨论和辩论直至深夜。其中有迈克尔·斯科特牧师和鲁恩·弗斯特等人。前者是一个圣公会的教士，后来参加了消极抵抗；后者是一个年仅18岁英气焕发的女青年，她的父母，象许多来自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犹太人移民那样，属于共产党中最勇敢的活动家之列。

曼德拉很有兴趣地向米尔请教关于南非的印度人和他们的斗争。米尔的家庭是穆斯林。英国人在1860年将印度人带到纳塔尔，在甘蔗园做工。甘地作为一名青年律师居住在德班。面对一再发生的不公正行为，他在1907年发起了消极抵抗运动——不合作主义或道义行动。这时的资深领袖是两位30多岁的医生：纳塔尔的蒙蒂·奈克尔，一个甘地主义者；和德兰士瓦的优素福·达杜，一个共产党员。印度政府给予了强有力的道义上和外交上的支持，印度当时在走向独立的潮流中居于亚洲的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