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思索者生涯 1

1953—1956年

纳尔逊和伊弗林·曼德拉有三个孩子：两个男孩滕比基利(滕比)和马克加图，女儿马卡基韦。曼德拉对他的家庭倾注了所有的爱。到了50年代中期，两个男孩在奥兰多的小学读书，兄弟俩手足情深。一天曼德拉驱车带亚德莱蒂·楚库杜—奥利弗·坦博的未婚妻出门，身边带着小小年纪的马克加图。走着走着，他们赶上了一架马车。曼德拉放慢速度，让马克加图看清那几匹马，对他讲起他自己童年时农村的牧畜。亚德莱蒂觉察到曼德拉流露出对梦想之中的田园世界所抱有的热切向往。他多想把这种向往之情传给他在奥兰多现实中的孩子们。然而，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片萧瑟的旷野，成排成队的小房子隐没在袅袅炊烟之中。

曼德拉有律师资格。1952年他开始与坦博搭伙。后者是从教书改行干法律的。在约翰内斯堡靠近地方法院的一座叫作“大法官邸”的楼房内，他们的办公室设在第二层。门上的铜牌上写着“曼德拉和坦博”。这座属于印度人的不起眼的楼房是少有的几座可让非洲人租用的房子。

尽管非洲人律师并非前所未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创始人当中就有好几个。但是，他们的联合不只在本地，而且在特兰斯凯也引起了轰动：“在我们土地上成长的律师，”一个滕布人欢呼道，“我们是多么欢欣鼓舞啊！”

曼德拉和坦博在法律上如同在政治上一样，性格各有所长，互为补充。曼德拉热情奔放，对生活有着执着的追求。坦博则深思熟虑，不慌不忙。两人同样疾恶如仇，只是曼德拉感情更加外露。

“多年来我们并肩工作，”坦博在曼德拉著作及讲演集①的前言当中写道：

每天早上纳尔逊和我走到办公桌之前都要先穿过耐心等待的人群，他们从等候室的椅子上一直排到楼道里。

南非能自夸是世界上拥有在押犯人最多的国家之一。监狱中挤满了被关押的非洲人。有犯重罪的——暴力罪行在种族隔离的社会中有增无减。但也有轻微触犯法律条文的，这在任何真正的文明社会里都不会受到关押。失业就是犯法，因为非洲人如不携带经官方批准并经雇主许可的就业执照，就难逃被捕的命运。

没有土地也是犯法。每个星期我们都与来自农村的由头发灰白、饱经风霜的农民组成的代表团座谈。他们向我们诉说他们是怎样被从他们家世代人耕种过的一小块土地上赶了出来。酿制非洲啤酒也犯法，喝这种酒或是用卖这种酒赚来的钱来补充家里微薄的收入也犯法。那些这样干的妇女面临高额罚金和长期监禁。对白人失礼也可能犯法。居住在“错误”地点——被公布为白人或印度人或有色人的地区——对非洲人来说也违法。南非的种族隔离法律被无以计数的无辜者打成“罪犯”。

种族隔离在人们中间传播了仇恨与绝望的种子。本该上学读书或学门手艺的年轻人在街上东游西逛，成帮结伙，将他们的愤怒发泄在社会身上。而正是社会把他们逼上犯罪与贫困的绝路上去。我们办公室里那些浅黄色卷宗里装着成千上万个事例。如果说当我们开始合伙时我们还不是种族隔离的叛逆者的话，那么我们在办公室里的经历也会改变我们的态度。我们自己从我们的社会集团中升到了专业技术阶层的地位，但法院里的每一案例，每一次去狱中探访委托人，都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人民正忍受着屈辱和苦难的煎熬。

“我想说，”1960年曼德拉在法庭上讲道，“在这个国家里，任何一个会思考的非洲人的全部生活都会驱使他的良知与法律两者之间形成对抗……这种法律按照我们的观点是不道德的、非正义的，也是无法容忍的。”

有许多次，曼德拉和坦博一天要处理7个案子。种族隔离制度使其中许多案子成为政治案。他们也受理民事和离婚案。曼德拉进而指出：

在法庭上，许多官员对我们以礼相待。但我们也常受到一些人的歧视，也有人对我们恨之入骨，形同水火。我们总能意识到：无论在法律上我们干得多么出色、多么准确无误、多么勤奋，我们也不会当上检察官或执法官，或审判官。我们意识到这一事实：作为辩护律师我们常与那些专业能力和成绩不比我们更高、但其优越地位却受到其白皮肤保护的官员们打交道。

曼德拉和坦博聘请过的律师中还有乔·斯洛沃和哈罗德·沃尔佩，二人都是曼德拉就读过的威特斯法学院的同学。他们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很活跃。(沃尔佩年轻时觉得曼德拉对人友好但不亲近，“一个心肠挺好的人”。)当曼德拉在低级法院出庭为他的委托人辩护时，如果他与执法官或警察直接发生对抗，他变得锋芒毕露。但他也不缺少幽默，一次他给一位被指控偷了“太太”衣服的非洲佣人辩护，他扫了一眼摆在那里作证据的衣服，拣起一双长统袜来当众展示，然后问那位“太太”：“这是你的吗？”“不是。”那女人回答。她实在是没脸承认是她的。这个案子也就由此告终。

1954年，德兰士瓦法律协会向最高法院请愿，要求剥夺曼德拉的律师资格，理由是他犯有领导蔑视运动的罪过，该行为“与一个体面的行业成员所应具有的行为标准不合”。一位出名的辩护律师、约翰内斯堡律师协会主席沃尔特·波洛克出庭为曼德拉伸张正义。最高法院认为他的行为属于个人权利，一个律师与他的人民一道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这丝毫不失体面，即使他的行为触犯国家法律。法庭的判决站在曼德拉一边，法律协会被判罚赔偿金。

与此同时，非国大的工作继续进行。曼德拉不顾禁令的约束，在城镇里给学习小组讲课。到了1953年禁令期满的那一时刻，他和西苏鲁加入了特里弗·赫德尔斯顿神父的行列，在一家大电影院里发表演说，抗议强行驱逐索菲亚镇的居民。5万8千人在集团住区法的执行当中被从这个黑人郊区迁移。而这个地区是稀少的一个允许非洲人自由拥有土地的地区，他们在这里能购买土地。这是一个重要的社区。尽管这里有些部分拥挤不堪，并形成贫民窟，可这里不像别的城镇那样单调和死气沉沉。附近的白人郊区正向这里扩展，他们想夺走这块土地。

荷枪实弹的警察冲进这次合法的和平集会。西苏鲁和曼德拉让愤怒的听众安静下来，赫德尔斯顿则与警察争执起来，警察警告他少管闲事。在他的《没你的享受》一书中写道，那一天他领教到了“极权主义和暴政的凶恶气息”。这促使他下定决心：让真情公布于天下。听众严守秩序，叫骂和嘘声很快被歌声淹没了。

索菲亚镇的毁灭是骇人听闻的强迫迁移中的第一次。迁移带来了许多年过后仍无穷尽的深重灾难。在这片废墟上修建的白人郊区所起的名字“特莱欧弗”，包含了这样的意思。

1953年9月，又一次宣布禁令：曼德拉不仅在两年之内不得参加集会和不能离开约翰内斯堡，而且还被迫退出非国大和所有与其有联系的组织。这次同样不经过审讯，也没有提出任何指控。他本人不得不退出正在进行中的抗议西部地区迁移的活动，虽然作为律师他仍能为抵抗警方行动而出谋划策。

尽管他被禁止参加德兰士瓦的非国大年度会议，他还是能够与他的人民进行交流。为了做到这一点，德兰士瓦的执行主席宣读了他的主席发言。在发言中，曼德拉回顾了最近产生的能让政府“为镇压我们的运动使用最残暴、最无情的手段而制造条件”的立法。他还讲述了“全国行动委员会”所拟定的一项计划。这项计划制定出了新的斗争方式，以后称之为“M”计划。M即曼德拉名字的头一个字母。

既然在街道和其它公共场所举行会议变得越来越困难——大会必须得到准许才能在城镇和市区召开——曼德拉设计出建立基层组织的方法：在城镇里挨家挨户发动群众，动员人们在工厂、火车、公共汽车和家里集会。他告诫人们提防告密者和伪装的煽动分子，甚至混入大会成员中的警察，并且宣告：“在南非，和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一样，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中。彻底粉碎压迫者的镣铐，是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决心和迫切要求。”他引用尼赫鲁的话作为结束语：“你们能够看得到，‘自由之路无坦途’……”

在曼德拉受禁令管制的那些年月里，他的活动中包括为左翼刊物《解放》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他还是《战斗言论》的编委，该杂志是由鲁思·弗斯特主编的政治及文学月刊。他表达了对他的人民为生存而奋斗的日常细节的了解。他在1953年写道：

人民的生活条件日趋恶化并正变得无法容忍。他们的购买力逐步下降，而生活费用却在猛涨。现在的面包比两个月前更贵了。牛奶、肉食和蔬菜的价格都超出了普通家庭的支付能力……他们穿不够穿，住没处住，也没钱看病。他们得不到领取失业、生病、伤残和老年救济的权利。即使拿得到津贴，那点钱也不能维持生计。正因为缺乏适当的医疗条件，我们的人民受到肺结核、性病、麻风病、糙皮病和婴儿高死亡率这类命魔的侵袭……

“土著劳工(争端调解)法”禁止罢工和封闭工厂，剥夺了非洲人用以改善自己处境的武器。这种措施旨在破坏目前由工人们自己控制着的非洲人工会组织……”②

1955年他论述了有关“流入控制”法律和迁移劳工制度。后者对于家庭和农村地区都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