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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21世纪的Mac 苹果脱颖而出 期权

  乔布斯的怪癖之一便是对于金钱的态度。1997年重回苹果时,他把自己描述为这样一种人:可以为1美元的年薪工作,为的是公司的利益,而非个人利益。但是,对于不受惯常的董事会审查和业绩考核约束的巨额期权激励政策(即授予大量以一个既定价格购买苹果股票的权利),他却推崇备至。
  当他于2000年初甩掉了头衔中的“临时”二字,正式成为了CEO,他从埃德·伍拉德和董事会那里得到了一大笔期权(还有那架飞机)。有悖于他一直以来所表现出那种不贪财的形象,他索要的期权数量甚至比董事会最初的提议还要多,令伍拉德大跌眼镜。不过就在他将这些期杈收入囊中后没多久,这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受累于Cube令人失望的销量,加之互联网泡沫的破裂,苹果股价于2000年9月一泻千里,令这些期权变得一钱不值。
  雪上加霜的是,《财富》杂志2001年6月刊登了一篇题为“薪酬大盗CEO”的封面报道,直指CEO薪酬过高的问题。那期杂志的封面上就是杨杨得意的乔布斯。虽然他所持有的期杈此时并无价值,但在这些期杈被授予的当时,技术估值方法(被称为“布莱克-斯科尔斯估值法”)给它们的定价是8.72亿美元。《财富》声称这“绝对是”有史以来给予CEO的最丰厚的一笔报酬。真是悲惨至极。用4年的艰辛工作带领苹果成功复苏的乔布斯兜里几乎没有一分钱,此时却成了贪婪CEO的典型代表,这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个伪君子,也损苦了他的自我形象。他给编辑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表示自己的期权实际上价值为零”,既然《财富》报道的价值是8.72亿美元,他愿意打个五折把这些期权卖给《财富》。
  与此同时,鉴于旧的期杈看起来已经一文不值,乔布斯希望董事会能授予他另外一大笔期权。他对董事会坚称,这样做更多的是为了让自己获得应有的认可,而不是发大财,也许这也是他内心的一种信念。“这跟钱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后来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就这些期权提起的一起诉讼中,乔布斯在作证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其他人的认可……我觉得董事会当时并没有真正地认可我。”由于他的期权已经没有价值,他认为董事会应该主动向他提出新的股权激励,而不是等他开口索要。“我认为我的工作很出色,这会让我感觉好一些。”
  事实上,乔布斯亲手选定的董事们并没有亏待他。他们于2001年8月决定授予他另外一大笔期杈,当时公司的股权略低于18美元。问题在于,乔布斯还担心个人形象问题,特别是在《财富》发表那篇文章之后。除非董事会同时取消旧的那笔期权,他不想接受这些新的期杈。但这样做在财务上会有负面的影响,因为这实际上等于期权的重新定价,会要求冲减当期的赢利。避免这个“可变会计”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新期杈授予至少6个月后再取消旧的期权。此外,乔布斯开始就新期权的授予速度问题与董事会讨价还价。
  直至2001年12月中旬,乔布斯才接受了新的期权,而且又等待了6个月之后才取消了旧的期权。但那个时候,苹果股价(经过分股后的调整)已经上涨了3美元,达到了21美元。如果行权价定在这个新的水平,那么每一份期权的价值便会下降3美元。于是苹果的法律顾问南希·海宁(NancyHeineii)在分析了近期的股价之后,帮着选定了10月份的某一天为基准,那一天的股价是18.30美元。她还签批了一系列的会议记录,刻意显示董事会是在这一天批准这个期权计划的。对乔布斯来说,这种日期倒签的做法可能价值2000万美元。
  最终,乔布斯又一次在分文未得的情况下遭到了公众的恶评。苹果股价持续下跌,到2003年3月,即使是新的期权都已经一钱不值,乔布斯不得不用这些期杈换取了价值7500万美元的直接股票激励——从他1997年返回公司直至2006年新期权授予完毕,这相当于他每年入账830万美元。
  如果《华尔街日报》没有在2006年就期权的日期倒签现象刊登那个影响巨大的系列报道,这一切本来算不了什么。报道中并没有提到苹果公司的名字,但苹果的董苹会委派了一个3人委员会(阿尔·戈尔、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以及曾在IBM和克莱斯勒任职的杰里·约克)对公司的内部行为展开了调查。“一开始我们就决定,如果史蒂夫确实负有责任,我们不会姑息迁就。”戈尔回忆说。委员会发现了乔布斯以及其他一些髙管的期权激励中的违规之处,并立即向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了调查结果。报告中说,乔布斯对日期倒签行为是知情的,但他最终并没有从中获得经济利益。(迪士尼公司董事会的一个委员会也发现,皮克斯公司在乔布斯主政期间也曾有过类似的日期倒签行为。)
  针对这类日期倒签行为的法律模糊不清,特别是,苹果公司最终并没有一个人从这种有疑问的期权政策中获益。证券交易委员会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调查,并于2007年4月宣布不会对苹果采取行动,这“部分是基于公司对委员会调查工作迅捷、全面、出色的配合以及(它)及时的主动汇报。”尽管证券交易委员会发现乔布斯对日期倒签行为确实知情,但撇清了他有任何不当行为的嫌疑,因为他“对会计上的影响并不知情”。
  但证券交易委员会控告了当时担任董事的前首席财务官弗雷德·安德森以及公司法律顾问南希·海宁。退役空军上尉安德森长着一个方方的下巴,为人极度正直,曾以他的机智与平和对公司施加重要影响,以擅长控制乔布斯的臭脾气而闻名。证券交易委员会仅控之以“疏忽”责任,无非涉及某些期杈政策(不是给乔布斯的那些)中的文书工作,而且允许他继续出任企业的董事。但是,他最终辞去了苹果董事一职。当戈尔的委员会讨论其调查发现时,安德森和乔布斯均已被免除了出席董事会议的义务,最终,两人又在乔布斯的办公室里单独相见。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
  安德森认为自己成了替罪羊。当他与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和解,他的律师发布了一份声明,将某些罪责加到了乔布斯的头上。声明说,安德森已经“提醒过乔布斯先生,高管团队的股权激励必须以实际的董事会决议那一天为某准定价,否则可能出现一笔会计费用”。而乔布斯回答说“董事会之前已经批准了”。
  海宁最初奋起反击对她的指控,最终同意和解,交了一笔罚金了事。类似的,苹果公司本身也同意支付1400万美元的损失赔偿金,了结了一起股东诉讼。
  在某些方面,乔布斯在薪酬问题上的立场与他的停车怪癖有异曲同工之处。他拒绝使用CEO专有车位,却霸占了残疾人停车位。他希望被(他自己和其他人)看成个愿意为1美元年薪工作的人,却又希望得到大笔的期权。从一名反主流文化的叛逆者变为一名商业创业者,他自身充满了矛盾。他希望在心灵上得到的启逾和感悟,与他通过股票和期权获得的财富并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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