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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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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天,巴黎突然陷入慌乱紧张的局面,空袭警报常常吓得行人仓皇逃散,冷槍不断,亦让人人自危。大家都躲在屋里,耐心地等待着,因为这是解放的前兆,黎明前的黑暗。

弗朗索瓦的外祖母原谅了她,为了避嫌,她还是住回外祖母家去了。她依旧每天骑自行车来奥古斯丁大街。有一天恰好是雨后,弗朗索瓦的腿上溅了不少的污 泥,毕加索笑着说:“这准是一种新潮化妆品。我年轻时,女孩子一个劲地往脸蛋上涂脂抹粉,现在可倒好,时兴往腿上抹泥了。”他们就这样在欢笑中度过了战争 的最后、最艰苦的时期。

8月24日早晨,外面槍炮声大作,还有坦克开动的声音,轰隆轰隆非常刺耳。毕加索警觉地打开窗户,探出头去一看,“嗖——”一颗子弹从距他几英寸远的地方飞过,嵌进墙里去了。他赶紧问楼下的人是怎么回事。人们告诉他:

德国兵在撤退!巴黎解放了!

毕加索返身入房,取出一只旧法国军号,上面缀着红、白、蓝三色的绳子。他原来每天都要吹几声的,这也是他的一大爱好。但在德军占领期间,他一吹就会吹来麻烦。憋了好久,趁着群情激奋,他一鼓作气吹了30响。

嘹亮的军号声经久不息。

巴黎解放,美国兵帮了很大的忙。当他们赶跑德国鬼子拥进巴黎城时,他们的心里都只有两个愿望:一个是登上埃菲尔铁塔,另一个就是瞻仰毕加索的画室。

槍炮声刚刚停止,就有人奔向奥古斯丁大街。头一个爬上狭窄楼梯到达毕加索画室门口的,是《风行报》的战地记者李·米勒。毕加索握着她的手,热泪盈眶。

解放后的那几周,毕加索的画室里挤满了身穿美国军服的年轻人,摩肩接踵。毕加索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这些从战场上把命捡回来的小伙子实在太 疲劳了,许多人一跨进门,就躺在角落里睡着了,有一天竟有二十多人睡在毕加索画室的地板上。他们主要是大洋彼岸的作家、画家和其他知识分子,还有不少的旅 游者。

拜访毕加索的美国人中不乏名流,《老人与海》、《丧钟为谁而鸣》的作者海明威即是一个。1937年,海明威来欧洲参加某艺术代表大会曾见过毕加索, 那是在地中海的沙滩上,两人谈得十分投机,互相倾服对方的天才和对生命的理解。巴黎一解放,海明威就急切地来到毕加索的寓所。遗憾的是,毕加索正好去看泰 勒母女俩了。那幢楼看门的妇女是个厚脸皮,以前毕加索不在家时,拜访者总要留下不少礼品,比如火腿之类的稀有食物,毕加索每次都分给她一些。这回海明威来 了,看样子是条“大鱼”,所以,当海明威说想给毕加索写张条时,她不失时机地提出:“先生,您不打算留点儿礼物吗?”海明威一眼看出了妇人的小肚鸡肠。他 二话没说,就从吉普车上搬下来一箱手榴弹,放在门房里,还贴上一张纸条:“海明威送给毕加索。”妇女待他走后,好不高兴,偷偷打开箱子一瞧,妈呀!她夺门 而逃,再也不敢回来,直到有人把那箱手榴弹弄走。

毕加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在抵抗运动的画家、诗人为戴高乐将军敬献相册时,毕加索的风头盖过了那些穿行于槍林弹雨的勇士谋臣,他应邀在相册的第一页作画,因为他已经成为不畏暴力、战胜压迫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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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也就是解放后的一个月,罗兰特·潘罗斯从英国来到了毕加索的画室,正碰上艾吕雅在那里。他们一起畅叙友情,欢洽异常。艾吕雅附在潘罗斯的耳边低声说:“我向你发布一条重大新闻,一个星期后毕加索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潘罗斯虽然听说毕加索在政治上相当活跃,但还是不相信他会加入党派。他对艾吕雅说:“你开这样的玩笑,毕加索会不高兴的。”毕加索在一旁马上接了过去:“这不是开玩笑。”

“你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很严肃。我非常思念我的故乡,我总是在他乡流浪,然而,现在,我再也不是了。在西班牙欢迎我回去之前,法国共产党对我张开了手臂, 我在这个党里找到了我最敬重的科学家、最伟大的诗人,还有我在8月的那几天所看到的巴黎人美丽的面容,我又一次处在兄弟们中间了。”

巴黎解放后的第七周,中断4年的“秋季沙龙”开幕了。毕加索一反过去拒不参与的惯例,积极主动地交上了油画75幅、雕塑5件,它们大部分是纳粹恐怖 统治挤压下的产物。这么多作品占用了整整一个画廊。沙龙的传统是,每次只选出一位法国画家在一个画廊展出自己的作品。毕加索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个外国人,而 且是在战后的首次展览上。

展览会在巴黎掀起了激烈的论争。具有强烈地域观念的人们认为这种荣誉应该授予一个法国画家;那些被纳粹扭曲了眼光和灵魂的评论家们则不但不赞成他的 艺术,还对他加入共产党冷嘲热讽,说他是因为艺术能力愈来愈低下,才不择手段地牟取政治资本。展览的那几天,用心险恶的、不谙艺术的、无聊滋事的一大群人 包围了画廊,他们要求组委会取下毕加索的作品,否则就要捣毁它们。组委会严辞拒绝。这伙粗暴者真的从墙面上摘下了毕加索的几幅画扔到了窗外。

这一恶劣行径激怒了热爱毕加索艺术的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巴黎费内隆国立中学的一群学生决定专门为此事采访一次毕加索,在他们创办的报纸《费内隆之声》上用整版篇幅予以报道。

但这些孩子面临着一个难题,他们都只知毕加索其名而未谋其面,而听说毕加索一向是不屑跟记者们啰嗦的。因此,在校园里长大的他们胆怯于这样的场面, 在好一阵互相推搡之后,有人提出了抓阄的办法,得到一致同意。结果,“倒霉”的是学生民族阵线费内隆分会的主席热纳维埃芙·伏波特。她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 这项任务。

当天下午,伏波特就来到了距学校不远的毕加索的画室。不巧,她的采访对象出门了。她把在门口遇到的西班牙诗人萨瓦特斯当作了毕加索,虽然很害羞,但 她还是从诗人的口里得到了毕加索的线索,明天中午可以见到他。萨瓦特斯诗才不高,他一度自暴自弃,幸而毕加索看在老乡的份上,让他权门托足,他于是以一系 列诸如《石版画艺术家毕加索》、《陶制品艺术家毕加索》等介绍和研究毕加索的文章而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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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波特觉得接下来的一天真是漫长。她坐在课堂里无心听课,脑海中总在想着明天的采访。毕加索是什么样子呢?照片上他很慈蔼哩。他会不会接见我这么一个女中学生的采访?好像经历了一个世纪,才到了第二天的中午。伏波特胳膊下夹着书包,包里有一份最新的《费内隆之声》报。

又到了那一扇门前,伏波特一直翻腾的心潮渐趋平静下来,只有一丝丝向往和羞怯的浪涛轻轻拍打着青春的堤岸。

开门的依然是萨瓦特斯,他领着伏波特来到了毕加索的画室。

毕加索表示能与一名女学生代表会见,不胜欣慰。坦诚地回答了伏波特提出的各种问题,又将一些妇女人像习作、用中国墨汁绘制的线描画和最新创作的油画给伏波特看,一边解释创作时产生的某种意图和想法,并神秘地告诉她:

“创作的奥妙就是要惊人沉梦,发人深省;要一把抓住人们的衣领,并用力摇晃,使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是什么世界。”

毕加索十分喜欢伏波特容易羞怯的神态,那微微泛起红晕的处女的面孔宛若悬挂于枝头的红苹果,毕加索心醉神迷之余,还有了小孩一般贪吃一口的渴盼。毕 加索的规矩是上午接待来访者,下午闭门作画,不见任何人。但为了单独会见伏波特,他打破了这个惯例,要她每星期三的下午四点按时来。告别时,伏波特还不忘 虔诚地向毕加索请教:

“我一旦长到20岁,该做什么?”

她万万没有料到,眼前的这位画坛大师竟然幽了一默:“到时候要是遇上一位好小伙子,就爱他。”对这句发自真心的玩笑,伏波特当时是不会懂得的。

伏波特每次来,毕加索都要为她作一幅画,画完就送给她。加入法共后,毕加索的画在市场上大幅度降价,尤其是美国人,公开排挤他的作品。毕加索对此无 动于衷,他的注意力全在画的本身,画出来一定得自己满意,至于它会值多少钱,到了什么人手里,他都不管。艾吕雅曾为生活所迫,出售了毕加索送给他的多幅 画,可毕加索还是继续给他送。他认为,能解除朋友的困境,也算不错了。他对伏波特说:

“要是你的朋友中有人也向你大谈我给你的这些小画值多少钱的话,那么你就当着他们的面把它们撕个粉碎。”

也有些懂得其作品价值的精明画家,他们知道降价完全出于政治原因,便想趁机大量购进毕加索的作品,囤积居奇。美国画商雅克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来到了巴黎毕加索寓所。毕加索早就看穿了这批人欲发横财的勃勃野心,他甚至不想搭理雅克,以免弄糟了情绪。但为了打发他出门,毕加索还是说了一通:

“你在我这里钻营得不到好处,我要价比你定的高得多。我建议你回美国去,在那里试试用我作品的战前价格买上毕加索的几幅画,看买不买得到。尽管发生了战争,但画的价值是与仍然活着的人联系在一起的。惟其如此,我的画现在更贵了。”

毕加索和伏波特的每周一见并没有维持多久,他们两人都感到一周太长了,思念让他们在剩下的日子里无法静下心来做别的事。于是,伏波特就拥有了随时都 可以来的特权,虽然他们的交往遭到了沙巴泰和马赛尔的一致反对。沙巴泰警告毕加索,不要玩火!毕加索回答说,有火就要让它燃烧嘛,否则会要自焚的。

毕加索与伏波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是保持着一份互相依恋的感情,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而已。毕加索在弗朗索瓦那里宣泄情欲,留给伏波特的是近乎父亲对女儿的那种关爱和体贴;而伏波特少女的温柔也常常能够熨平毕加索莫名的烦躁。愈到晚年,毕加索愈是感到生命的大限将要来临。他自始至终是一个精力旺盛的艺术家,他对死也怀有一种恐惧,但不是常人所有的那种对死亡狰狞面目的恐惧,而是他强烈的生命意识对“停止一切”的排拒,正如他所说的:“我并不是怕死,死亡是一种美。我怕的是不能工作。”

死后还怎么工作呢?死后就没有时间了!这就是毕加索不安的本源,他谋求尽量延续自己的生命,他想出了两个办法。一是多与年轻人在一起,特别是年轻的 女性,希望通过汲取她们的青春气息来充溢自己的元气;二是不浪费一点时间,工作是最重要的。当弗朗索瓦再也不能忍受和他一起生活时,他还异常坚定地说:

“人人都具有相同的潜在精力。一般的人都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各种琐事上了,我把我的精力只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我的绘画。因此,一切都得为它做出牺牲——你、其他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

弗朗索瓦在离开毕加索之后,还不得不说:

“我最敬佩他的一种品格,就是一生精力全部集中于创作活动。他从不重视生活表面的东西,只要能工作,什么样的房子他都能心安理得地住下去。他从不把 时间用在娱乐上,我们没进过剧院和电影院,甚至与朋友的交往都有一定的限度,他仿佛总是在进行创作上的探索,每时每刻。他不为日常的生活琐事耽搁一分钟, 这是指导他生活的原则之一。”

有人骂毕加索是“色情狂”,从费尔南多开始,他的生活中就没有中断过情人,这当然与他过人的精力有关,更重要的是他对艺术探求的痴迷和对生命延续的渴望。

毕加索的一生有难以计数的情人,他却很少沉溺于情欲的渊薮,他好色而不耽情,无论天仙,还是泼妇,都不能把他从工作中拔出去。这也是他能轻而易举地 活到90多岁的原因之一。也许,初恋的挫折给他带来不可磨灭的创伤,甚至使他不再相信女人。但有一点是根深蒂固的——绘画,艺术,这才是他的至爱。

身边没有缺过年轻女人,而且都是那么漂亮,有活力,有才气;但又要把自己封闭在“工作”的王国里,让那些女人都成为这个王国里的顺民忠臣,毕加索想 得太天真了。他反复自问:“中国的皇帝都做得到,我为何做不到呢?那些皇帝要多蠢有多蠢哩。”他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还应该加上一句,他更不了解女人。

毕加索在艺术王国和女人的天地里,都是霸气十足。对于艺术,这很可能是一股源源不断的革新力量,居高临下,俯视万物,使毕加索的心灵空间无比浩大, 任何时候,他都是游刃有余地挥洒自己的想像与激情。而对于女人来说,这却预示着肆无忌惮的破坏和毁灭。毕加索的错误就在于,他以为女人和他作画的颜料是同 一种东西,想调成什么颜色就能调成什么颜色,想把它们涂抹在什么地方它们就得去什么地方。

毕加索最终也没有明白这一点,在谈到他对伏波特的爱时,艾吕雅倾听过毕加索这么一段自白:“我不懂,为什么在我过去的爱情里,一直夹杂着痛苦和厌 恶,如同被捆绑在一起的两个人,拼命地扭动着,要挣扎出束缚。”然而,更令他不懂的是,这个他一向以为“温柔,甜蜜,就像一个没有被蜂群騷扰的静谧的蜂房”的伏波特,最后也只得痛下决心:再也不去见毕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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