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萨达姆的权力之路 4、暗杀卡西姆

　　1959年秋天，局势变得十分明朗：在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西姆政府管理下的伊拉克，复兴党人掌握重权的希望微乎其微。[都市^文学 ]于是，复兴党的一些领导人认为，行刺总理卡西姆的时机已经成熟。萨达姆*侯赛因就这样被召集到巴格达，开始为暗杀行动做准备。他在拉希德大街租了一套公寓，这条大街刚好穿过巴格达市中心，距离老城门很近。奥托曼土耳其帝国的末任巴格达省省长曾于1916年主持了这条大街的开通仪式。萨达姆搬到这里时，拉希德大街已经成了巴格达时尚专业人士喜欢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许多家报社在这条街上开设了办公室。知识分子们聚集在这里有名的咖啡馆里，品着茶聊着天。然而他们不会想到，一个名叫萨达姆*侯赛因的人很快就要给这条著名大街的历史上新增一个章节。

　　自从1958年7月**政权被推翻后，复兴党人一直对卡西姆持敌对态度。许多政治团体参加过“七月革命”，它们中不少人并不准备默默服从卡西姆的领导。伊拉克人经常走上街头，高声宣示自己的政治立场。示威活动在这个国家是家常便饭。卡西姆也组织了一些示威活动进行反制，有时候两派人马会发生暴力冲突。长期的对抗导致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最终到达一个极点，1959年3月，摩苏尔发生了暴动。历史学家汉纳-伯特图写道：“一切社会机构都似乎瓦解了，一切政治权威都似乎消失了。个人主义思想突然大行其道，最终发展成了一种无政府状态。民族主义者和**者之间的争斗释放了人类自古以来的好斗本性。这种争斗使这些人充满了狂热的力量，最终把他们带到了内战边缘。”摩苏尔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占据优势的城市，摩苏尔的驻军当中有不少反对卡西姆的“自由军官”组织成员。当时关于这些军官正在计划一次叛乱的传闻满天飞。

　　同年2月下旬，伊拉克**主办的一份报纸宣布，伊共将于3月6日在摩苏尔举行一次集会。这次集会有两个目的：其一是给卡西姆和伊拉克**提供一个防止士兵发动叛乱的机会，其二是给在人数上远远少于民族主义者的当地**表达支持。卡西姆支持伊共的这次集会，官方媒体播发了大量相关新闻报道。从伊拉克其他城市开往摩苏尔的列车人满为患。数千人涌进了这座城市。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摩苏尔的民族主义者感觉自己正处于包围之中，“自由军官”组织的一些成员认为，实施政变的时机已经到来。3月6日，一支由大约25万人组成的游行队伍通过摩苏尔城，参加游行的人高喊支持卡西姆的口号。当天的游行活动进展十分平和，没有发生暴力冲突事件。第二天游行活动继续进行，这时民族主义者也走上了街头，举行针对伊共的示威活动。3月8日早晨，摩苏尔电台播发了一则声明，要求民族主义者“起来反抗卡西姆”，因为他已经“背叛”了“七月革命”，并且“与阿拉伯民族**运动作对”。接下来的4天里暴力冲突持续不断，造成了数百人死亡。这次叛乱的一些组织者被逮捕，并受到审判。摩苏尔的叛乱平息后，伊拉克**进一步扩大了自身的影响，而民族主义者和复兴党人在伊拉克政府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摩苏尔的叛乱让伊拉克置身于冷战时期政治角力的中心位置。4月11日晚，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与正在奥古斯塔休假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通了电话。当时这位国务卿正在佛罗里达接受癌症治疗，而他那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弟弟艾伦*杜勒斯，正在这里探望兄长的病情。这次电话交谈的内容十分紧急，总统要求中情局局长当晚就前来奥古斯塔与他密谈。在后来的记者招待会中，总统的新闻秘书否认总统和中情局局长之所以有这次会面是由于伊拉克发生了“紧急事件”，不过他承认伊拉克是他们谈话的一个主要话题。44月28日，艾伦*杜勒斯称，伊拉克出现了“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局势”。杜勒斯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了简短通报。据前参议员富布赖特回忆，杜勒斯当时警告说**即将“全面接管”伊拉克政府。富布赖特还能清楚记得美国官员应对这次危机的对策，其中一个关键手段就是拉拢埃及总统纳赛尔。当时有报道说，苏联人与纳赛尔之间发生了不愉快。这让杜勒斯看到了希望：或许能够让这位埃及领导人成为美国对抗伊拉克**的一个盟友。

　　整个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在伊拉克不断发展壮大越来越担心。1951年2月，美国国务院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资深外交官们聚集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一次会议，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目标进行评估。这次会议最后得出结论：冷战期间，美国“在中东地区所有的军事和政治目标”当中，最主要的目标是“动用一切力量，遏制**的发展”。美国官员发动了一轮宣传攻势，意图削弱**在伊拉克的影响。大量**海报出现在了巴格达街头。这些海报上印着一头红颜色的猪的形象，下方配有一行阿拉伯文字，指明这象征着**。而之所以要用猪来做象征物，是因为“穆斯林对这个很忌讳”。不久后，阿拉伯语版的**宣传小册子也出现了。据一份当时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的备忘录披露：“这些宣传手册将首先致力于吸引受过教育的、对政治感兴趣的群体，他们一般都属于城市中产阶级。这些群体包括政府官员和雇员、教师、教授、律师、军官、宗教领袖，其他专业人士以及城市商人。”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还在伊拉克的各个中学和大学里进行各种活动，意欲削弱伊拉克**在学生当中的影响力。

　　摩苏尔的叛乱行动加重了美国人对已经在伊拉克发展了一段时间的**的担忧。1959年4月，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政府官员对在摩苏尔发生的事件以及**在整个伊拉克扩大影响高度关注：“（伊拉克）**控制了普通民众，控制了电台和大部分报纸，控制了学生和专业组织。它与世界上其他**集团建立了新的经济联系，，并且得到武器装备。总理的一些亲信顾问也有**倾向。看来伊拉克即将被**接管。”

　　摩苏尔叛乱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卡西姆与复兴党彻底决裂，他把民族主义者和复兴党人清理出了政府和军队。复兴党人最终决定暗杀卡西姆，因为这是他们可能掌握权力的唯一方法。暗杀的时间就定在10月7日。萨达姆和其他几个同谋者在拉希德大街碰头。萨达姆当时穿着舅舅海拉拉的一件大衣。他在大衣下面藏了一把枪。当卡西姆的汽车从他们身旁驶过时，这些刺客纷纷开枪射击。最终由于计划十分粗糙，这次暗杀企图没有得逞。卡西姆中了弹，但不是致命伤。萨达姆的一条腿受了一点皮外伤。另外一名刺客被击毙，尸体留在了现场，这最终暴露了暗杀策划者的身份，他们不得不选择逃亡。事实证明，行刺卡西姆对于萨达姆而言是一个重要经历。

　　1959年10月7日这一天发生的事件后来被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叙述。在萨达姆的授意下，基于这个事件的一部小说出现了，甚至还据此拍摄了一部电影。萨达姆自己也经常向记者和传记作者讲述这次经历。在担任总统期间，为了纪念这一事件，萨达姆特地再次游泳横渡底格里斯河，重温一遍当年逃亡时的狼狈经历。这次针对卡西姆总理的未遂刺杀成了萨达姆*侯赛因生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给他提供了一次为自己戴上神圣光环的机会。

　　萨达姆版本的整个事件经过在他的一位传记作家阿米尔*伊斯坎德尔笔下再现出来。当萨达姆和其他几名复兴党人逃离现场时，一位警察向他们开枪。萨达姆的一条腿中了弹，但是他首先关心的是确保所有人坐上他们用以逃跑的汽车。为了避免被当局抓获，他们选择不去医院。但是萨达姆的枪伤显然需要治疗。其中一个同伴就用一片剃须刀片和一把剪刀取出了弹头；萨达姆痛得晕了过去。由于担心警察会找到他们的藏身之所，萨达姆离开那里前往舅舅海拉拉家。海拉拉告诉他，他当时正在一位住在拉希德大街的朋友家做客，目睹了整个事件经过。萨达姆请舅舅帮他弄到一支治疗伤口的针剂。不久萨达姆得知，留在那个藏身之所的其他同伙已经被发现，并遭到逮捕。萨达姆把舅舅家里所有他与那些同伴的合照全部烧毁，随后离开了舅舅家。15分钟后，警察突袭了这栋房子。

　　萨达姆来到住在巴格达远郊的一位亲戚家里。第二天一早，他装扮成一位伊拉克老年农民，怀里揣着一柄匕首，乘了一辆出租车来到通往提克里特的公路上。下车后，他一瘸一拐地沿公路步行。正当萨达姆为腿上的伤痛感到无法忍耐时，他看到了一匹马。萨达姆用17个第纳尔从当地农民那里买下了马，骑着它沿着一条与底格里斯河平行的公路向提克里特奔去。他骑了一天马，当天晚上就宿在一户贝都因人家里。第二天晚上他是在野外度过的。到了第三天晚上，当他到达靠近萨迈拉的一个山区时，刚好碰上当地一个贝都因人家正在举办婚礼，他因此饱餐了一顿羊肉。次日，几个开着一辆政府用车的持枪人员把萨达姆拦了下来。萨达姆费了好大的劲才让他们相信，自己是一位当地的贝都因人，他们就放行了。黄昏时萨达姆来到渡口，但是没能赶上渡船。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他决定游过底格里斯河。把马放走后，萨达姆脱下衣裤，把它们系在脖子上，牙齿咬着匕首，游过了河。

　　伊斯坎德尔用了大量夸张的辞藻描写这次夜渡底格里斯河：“只有真主知道，是谁在这个紧要关头给了他超人般的力量。他与波浪搏斗时，腿上带着伤痛，脖子上系着衣物，水有时没过了他的头顶，时刻威胁着把他那疲惫的身躯推向深渊。但是，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力，他顽强地与险恶的波涛搏斗，执着地维持着对生存下去的希望……他不会放弃。他拒绝死亡。”

　　经过这一番痛苦的折磨后，萨达姆在河对岸的一个小泥屋里躲了一阵子，最后动身前往母亲家。他的哥哥与当地复兴党人取得联系，他们马上来人把萨达姆接走。复兴党人安排萨达姆与另外两名同伴逃往叙利亚。他们在晚上赶路，依靠星星来确定方向。第七天晚上，他们终于到达叙利亚，在一些贝都因人的帐篷里过夜。在大马士革呆了几个月后，萨达姆去了开罗。

　　萨达姆参与的这次未遂暗杀事件还被伊拉克作家阿布德*阿米尔*穆阿拉写入他的小说《长夜漫漫路迢迢》里。小说的情节紧扣伊斯坎德尔所写传记的叙事框架，但是小说作者对萨达姆逃亡的细节部分进行了加工，把他描写成一个用自己的机智和勇气为伊拉克的更大利益服务的英雄人物。这本书的前言这样写道：“尽管这是一本小说，但它的确来源于在伊拉克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它生动地记录并见证了一些年轻人的战斗，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年轻人是新伊拉克真正的典范。它是真实生活的艺术再现。”《长夜漫漫路迢迢》通篇充斥着关于牺牲、痛苦、忍耐和爱国主义的戏剧化描写。小说的主人公穆罕默德在保护自己倒下的同志时被一颗子弹击中。坐上他们用于逃跑的汽车，他和朋友们来到附近的一个公寓里。本来应该有一位医生等在那里给他们治伤的，但是这名医生一直没有出现。穆罕默德的伤口在流血，忍着巨大的疼痛，他说服了一位同志用剃须刀片从他腿上取出子弹。在取子弹的过程中，穆罕默德疼得浑身发颤，他咬住自己的嘴唇免得由于疼痛叫出声来。

　　穆罕默德认为，警察肯定发现了他们的藏身之所，他向其他几名同伴宣布：“我要离开了。但是我不会向刽子手屈服的。”他溜了出来，悄悄来到舅舅家里。尽管他不想告诉舅舅自己所做的事情，他还是得知事情发生时舅舅正在拉希德大街拜访一位朋友，并看到了这次未遂暗杀的全过程。当穆罕默德讲述他的朋友是如何从他腿上取出子弹时，“舅舅的嘴唇和脸上肌肉都在颤抖……两行伤心和慈爱的泪水从眼里流了下来”。

　　尽管警察正在紧急追捕这些未遂刺客，穆罕默德还是花了一些时间制定逃出巴格达的计划。由于担心会被警察抓到，他就这样给自己打气：“过去你在散发党的传单的时候，不是曾经让他们疲于奔命吗？过去你跟他们作过这么多次搏斗，而且还赤手空拳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他们不也是毫无办法吗？过去你给人们上课，呼吁他们起来反抗奴役的时候，他们不是也被弄得精疲力竭吗？”恢复勇气后，穆罕默德来到住在巴格达郊区的一位远方亲戚家中，在那里过了夜。第二天，他穿着一套传统的伊拉克服装离开了这户人家。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像一位农民，他把鞋子涂满了泥土。离开前他还把一柄小刀揣进了口袋。

　　随后穆罕默德雇了一辆的士来到通往提克里特的公路上。沿路步行时，他发现了一匹马，于是从马主人那里把它买下。骑着马沿着底格里斯河岸边的路向北奔驰，他想要去童年时在提克里特生活过的家。看着河水，穆罕默德思绪万千：

　　底格里斯河睡着了吗……这条流经伊拉克全境的底格里斯河？它真的睡着了吗，这条从遥远的古代一直流淌至今、为人民解决饥渴的河流？……正是这条河流，给它两边的河岸上带来了肥沃的泥土，灌溉了田地，而且从那自古以来就常新的土地上塑造出了与古时候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人民！……历史老师讲过，这些伊拉克先民与强大的自然搏斗，把他们的手伸向底格里斯河的河水，伸向堆积着淤泥的河岸，创造出了第一个文明。他们开始用文字记录历史事件的时间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早。

　　这段文字让读者在印象中留下了萨达姆的这样一个特定形象：他一身农民装扮，骑着马前往他童年时在提克里特的家；在为当代伊拉克的苦难历史哀叹时，他从底格里斯河昼夜不息的流水，以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光辉成就中找到了希望和勇气。他是一位迫切想拯救伊拉克的普通人，从这个国家的古代历史和壮丽的山川中获得了超凡的力量。

　　萨达姆的舅舅海拉拉是这本小说的一个中心人物。对于萨达姆而言，舅舅充当着父亲的角色，对他关心备至，爱护有加。小说中把他舅舅描写成了一位爱国人士，卡西姆政权的**使得他心灰意冷。正当穆罕默德（也即萨达姆）“勇敢地”走在前往提克里特的路上时，巴格达的报纸刊登着通缉他的照片。看到报纸时他的舅舅诅咒道：“这算是一种什么公正？成千上万人在监狱里受着折磨。许许多多的家庭看不到男人……只剩下饥饿的孩子。哼！这些无耻的东西！难道他们认为人民什么也不懂吗？……他们到底是人类还是兽类？”

　　经过一段艰难跋涉后，穆罕默德终于到达了家乡。他的哥哥看到他时喜极而泣。由于警察正在加紧追捕他，他被告知必须立刻前往叙利亚。于是穆罕默德与几个同伴一道，踏上了必须穿越沙漠的危险旅途。当他们走出沙漠进入叙利亚境内时，穆罕默德匍匐在地。“他把手伸进沙里，紧紧地抓起了一把沙子……他的嘴唇焦干……上面覆盖着厚厚一层属于伊拉克的尘土，那是在这次漫长的沙漠之旅当中积下的”。

　　这次未遂的暗杀事件还被搬上了1980年拍摄的电影《长夜漫漫路迢迢》里。在影片正式开始前，屏幕上打出了这样一则提示：“本影片并不是关于历史事件的记录片，但它从那些事件中获得了灵感”。这部电影的主演是萨达姆*卡迈勒——当时萨达姆*侯赛因一位不为人所知的亲戚。《长夜漫漫路迢迢》由伊拉克戏剧与电影组织制作，陶菲克*萨利赫执导。萨利赫是一位埃及籍导演，曾经基于一些著名阿拉伯作家的作品，拍摄了一些关注社会不公和政治**的电影，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1973年他来到伊拉克教授电影课程。他受到萨达姆委托，执导影片《长夜漫漫路迢迢》，取材于穆阿拉的同名小说。

　　影片的开头场景放在巴格达的拉希德大街。人行道上站满了围观的人群，他们互相推挤着争抢一个好位置。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朝总理卡西姆的座车驶来的方向张望，这个钟点是卡西姆从办公室下班回家的时间。当汽车驶近时，人群里发出吹口哨声和鼓掌声。这时镜头转到一位坐在汽车后排坐位的高官身上。然后电影观众就可以从这位伊拉克领导人所处的角度看围观群众。突然间，枪声响了，镜头猛地一晃，接着转到被子弹打破的汽车挡风玻璃上。司机已经倒下，汽车就停在街道中间。这次伏击持续了一段时间；参与伏击的人中几个手持机关枪，而另外几个拿着手枪。后来，他们开始撤退，但是其中一个人停了下来，把一位倒下的同伴负在背上。由于带着一个伤员行走不快，他成了政府特工重点对付的目标。穆罕默德腿上中了一枪，他强忍着疼痛，一瘸一拐地勉强来到他们用以逃跑的汽车上，与等在那里的其他同伴会合。电影的情节与小说大致无异。电影接近尾声时，穆罕默德（即萨达姆）一副农民装扮，独自一人身处沙漠之中。他跪在地上，手里抓着满满一把沙子。然后镜头开始放大，展示一个广角画面。在逐渐变响的背景音乐声中，萨达姆“骄傲地”向日落方向走去。

　　这些在萨达姆授意下对1959年10月发生的事件的记叙——包括传记、小说和电影——并没有多大价值，它们大多是在萨达姆步向总统宝座的过程中制作出来的。当上伊拉克总统后，萨达姆在塑造和推广自我形象时，都会紧紧围绕他曾经试图刺杀卡西姆总理的这个经历。在担任总统期间，萨达姆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讲述自己从巴格达到叙利亚的这段艰难行程。1998年，萨达姆访问了当年逃亡时路过的一个底格里斯河岸边的小村庄。他讲到了那个艰难的夜间游泳渡河的经历。“当时的情况就和你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一样，或许还更糟，”他回忆说，“我的衣服全湿了，腿上又有伤，而且一连四天我都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我该怎么描述呢？真的很难描述我是如何爬上岸的。”萨达姆在讲述中还不忘强调家族的重要性。他引以为荣的舅舅给了他温暖，一些远房亲戚给了他庇护，而他在提克里特的哥哥则在他逃亡行程的最后一程给了他帮助。萨达姆把自己描述成伊拉克之子，身上带着深深的农民和贝都因人的印记。在萨达姆炮制的1959年10月发生的事件中（出现在一些电影、小说、传记以及采访中），一次未遂暗杀被描绘成了一种英勇和充满牺牲精神的行为，体现了他对国家无比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