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萨特告别 1972年

　　普勒文关于改革监禁制度的诺言没有兑现，萨特决定在司法部开一个记者招待会。1972年1月18日，他和米歇尔·维恩到“欧洲大陆”旅馆同“红色援助”成员和他们的一些朋友——德勒泽·富柯和克洛德·莫里亚克——会面。卢森堡广播电台和欧洲一台出席了招待会。代表团出发到旺多姆广场，他们来到司法部。富柯发表演说并宣读了梅隆的犯送来的报告。人们高呼“普勒文辞职，普勒文进黑牢，普勒文杀人犯”的口号。共和保安队驱散了这个集会。他们逮捕了一个新闻记者若贝尔，当一个外来移民惨遭棍棒毒打时他想进行干涉，结果自己受到残酷的毒打住进了医院。
　　萨特和富柯交涉释放若贝尔。接着，未威者从司法部去解放通讯社；那儿大约有三十名没去旺多姆广场的左翼分子和新闻记者，他们中间有阿兰·盖斯玛，他刚刚从监狱出来。萨特坐在靠近让-皮埃尔·法耶的一张桌子帝。他用嘲笑的口气讲述着所发生的事情。他说：“共和保安队并不特别残忍，但他们也不特别斯文；他们的本性如此。”萨特讲完后就散了会，他回到了家里。
　　孔达和阿斯特律克要为萨特拍一部电影，这是萨特感到十分有趣的一件事。《现代》的同事坐在他的周围，他在回答同事们的问题中详细叙述了自己的一生。拍摄现场主要是在他的住处，偶尔也到我那儿。当然，看到他总是和这几个人交谈，可能会显得有点单调；但正是由于他习惯了同他们对话，才可以使他自由自在地充分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这是他的最好的时期——充满活力和欢乐，为了不伤害芒西夫人的感情，也是因为他的时间花在别的事情上，他没有写《词语》的续集。在电影中他谈到母亲的再婚使他在内心与之断绝，他同继父的关系，他在拉罗舍尔的生活，在那儿，同学视他为巴黎人而多少有点冷淡他，他学会了孤独和暴力。十一岁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相信上帝：十五岁左右，他想到应该有永恒的来世来代替现世的不朽。然后，他称为“写作神经病”的东西抓住了他；在读书的影响下，他开始梦想声誉，并且有过死的幻觉。
　　接着，他在电影中描述了他同尼赞的友谊和他们之间的竞争，同时他开始阅读普鲁斯特和瓦莱里的作品。快满十八时，他在一个笔记中按照字母顺序写下了他的种种思想（这个笔记本是他在地铁捡到的，是米迪厂的产品）。其中主要的内容是一切有关自由的想法。然后他简洁地讲述了他在巴黎高师度过的愉快时光，他谈到他和他的册友们的青年时代是那么温良、困惑而又保守、虔诚。他通过阅读柏格森的一本书而步入哲学领域，从那以后，哲学对他一直具有根本的意义，“我所做的全部就是哲学。”
　　他谈到在柏林的日子和胡塞尔对他的影响；谈到他的教师职业，他对于进入成年期的厌恶感，以及由于这厌恶感和他为探索人的想象而给自己注射墨斯卡所引起的神经官能症。他也解释了小说《恶心》和《墙》对他意味着什么。
　　他接着谈到他在斯培拉格第十二集中营的日子，《巴理奥纳》的创作，重归巴黎，剧本《苍蝇》问世，然后谈到存在主义的流行，40年代末对他的种种攻击，文学介入的意义以及他政治立场——他参加了革命民主联盟，以后又同它断绝关系，他在1952年决定接近共产党，因为反共产主义的凶恶浪潮席卷法国，特别是因为杜克洛事件和信鸽事件。他谈到戴高乐“是历史上一个有害的人物”，他揭露现代社会的卑鄙。
　　他谈到道德是他始终关注的问题，他说，他很高兴地注意到，他的毛主义者朋友以另一种形式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把道德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他用很长的时间阐发了自己的道德观，“对我来说，这问题的实质在于：要搞清楚是选择政治还是道德，或者政治和道德是否是一回事。现在我是返本归源，也许要丰富一些——我把自己置于群众活动之中。目前，几乎到处都有道德问题，道德问题无非是政治问题；在这一方面，比如说，我发现自己同毛主义者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我阐述过两种伦理观，先是在1945年到1947年期间，那时的看法完全搞错了……后来我在1965年前后所作的笔记阐述了另一种伦理学观点，也包括实在论和道德问题。”
　　在书的结尾部分，他回到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上来：传统知识分子和他现在选择成为的新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
　　电影还没有拍完时，2月24日，一个比利时朋友拉莱曼特律师邀请萨特给布鲁塞尔的年轻的律师们作一次关于镇压的演说。我们下午一点钟出发，上了高速公路。西尔薇开车。这一天天空晴朗，阳光暖人。中午我们停车休息一下，吃了西尔薇准备的牛角火腿面包。五点半我们到达布鲁塞尔，很快找到了那家旅馆，房间已预先给我们订好。我们安顿了一下，就去了酒吧间，拉莱曼特和弗斯特雷顿在那儿迎接我们。弗斯特雷顿的一双碧眼还是那么漂亮，但他瘦了很多，看起来有点像康拉德·维德。我们同他们俩还有另一些朋友一起在大广场“天鹅”饭店吃晚饭。这个广场是我们再三赞赏的地方。之后我们在附近小街散了一会儿步，然后就去了议会大厦。
　　我们很快就发现，听众全是些中产阶级——妇女们的衣着都很讲究，头发也是刚刚做好的。1968年以来，萨特不再打领带，不穿传统的西服套装，这天晚上他穿了一件黑色套头毛衣，听众对此颇多指责。事实上，萨特同这些人确无共同之处，我们不很清楚拉莱曼特邀请萨特来此的目的。
　　萨特平平淡淡地读了他关于阶级的正义和人民的正义的演说稿。他说，在法国，“有两种正义：一种是官僚的正义，它是要把无产阶级束缚于它的条件之下；另一种野性的正义，是无产阶级和老百姓为反对资产阶级化，证明他们的自由的伟大时刻。……一切正义都是来源于人民。……我选择人民的正义作为最深层的和唯一真实的正义。”他接着说，“如果一个知识分子选择了人民，他就应该知道，在宣言下签名，举行平静的抗议、集会或者在改良主义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所要做的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实践，通过他可以使用的方法来让人民说话。”他说明了《人民事业报》的特点和他本人在这报纸中所起的作用。
　　萨特列举了盖斯玛、罗朗·卡斯特罗的情况和“《人民事业报》之友”事件说明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性。他描述了近十年中不断恶化的监狱制度，揭露了法官所被迫屈从的巨大压力。萨特所有这些话对这样的听众说来有点像耳边风。只有一些左翼分子提出了几个中肯的问题，而大部分问题都很愚蠢，对此萨特随意作了应答。在这次集会上，唯一开心的事情是，阿斯特律克带着摄影机，在地上爬来爬去，拍摄萨特正在谈话的场面；突然他的裤子掉了下来，露出了屁股。坐在前排的听众看到了这个不雅的场面，费了好大的劲才保持住他们那种一本正经的面容。
　　散会时，一个妇女一边盯着萨特一边抱怨，“听这样的演讲真不值得穿这么讲究的衣服。”另一位女士附和道，“一个人在公众面前讲话时应该注点意；应该衣着得体。”在伊拉兹马斯那间颇为迷人、陈设考究的房子里，年轻的律师们举办了一个鸡尾酒会。会上，另一位女听众又拾起这一话题，对萨特进行直接的攻击。她是从工人阶级上升到中产阶级地位的人。大凡如此高升的工人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系领带。
　　第二天，萨特同阿莱特坐火车回家，她是吃晚饭前一会儿到达的；我同西尔薇开车回去。
　　在巴黎，我们得知奥凡奈被杀。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的悲修结局。在雷诺工厂出于政治原因随意解雇工人之后，有两名被解雇的工人进行绝食斗争，一名是突尼斯人萨多克，另一名是葡萄牙人约瑟，法国人克利斯蒂安·利斯也参加到其中。他们在布洛涅的多姆街一个教堂里找到一个避难之地。2月14日傍晚，萨特去雷诺汽车公司塞坎岛工厂同工人们谈话。与他同行的还有女歌唱家科列特·马格尼，几名加塞姆·阿里委员会的成员和几名新闻记者，他们是坐运货车秘密到达的。他们散发了传单，抗议对毛主义活动分子、特别是对那些进行绝食斗争的工人的解雇。他们被守卫人员粗暴地驱逐出来。萨特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评论了这个事件：“我们去雷诺工厂同工人谈话。因为雷诺工厂是归国家所有，人们是可以在那里自由走动的。但我们不可能同工人谈话。这说明雷诺工厂够得上法西斯主义了。只要那些守卫人员发现不会有工人来保护我们时，他们就变得十分凶暴。我们有好几个人挨了毒打，一位妇女被拖下楼梯。”
　　元月底以来，每天都有毛主义活动分子在雷诺公司比昂古尔工厂的埃米尔·左拉大门前散发雷诺斗争委员会的传单，2月25日，他们号召当晚在夏隆搞一个反解雇、反失业、反种族歧视的示威活动。其中有一年前被雷诺解雇的皮埃尔·奥凡奈，现在他为一家洗衣店开送货汽车。工厂门口有八个身穿制服的守卫人员，他们紧张不安。因为这时工人正开始下班，栅栏门敞开着。毛主义者和守卫人员先是争吵起来，接着开始了一场混战。一个身穿便服的人从岗哨处注视着这个场面。当毛主义者刚刚跨入工厂大门几步远的时候，这人喊道：“从这儿滚开，不然我就开枪了。”奥凡奈离他两米远，正往后退，这个叫特拉莫尼的人扣了扳机，枪哑了火，他又开了第二枪，打死了奥凡奈，然后逃进了工厂。
　　奥凡奈被害后，工人们举行示威和暴力活动，而厂方则又解雇了一批工人。萨特去雷诺各工厂的门前进行调查。一个记者问他：“您觉得有必要自己搞一个调查吗？您不相信官方的正义吗？”“不，完全不相信。”“您对共产党的态度怎么看？”“他们的态度是荒谬的。共产党人对人们说他们互相残杀，这证明他们是同谋。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荒谬的论点。倒不如说，是共产党人在同当局勾结反对毛主义者。”
　　2月28日，米歇尔·芒索驾车送萨特和我去参加抗议奥凡奈被害的示威活动。人流似海。我们没有呆很长时间，因为萨特走路很困难。由于我要参加“选择”组织的会议，不可能同他一起参加奥凡奈的葬礼。他同米歇尔·维恩一起去了。萨特的腿病不允许他走完送葬的全程，但在他看来，这一庞大的活动蔚为壮观。自从1968年5月风暴以来。新革命左派还从来没能召集这样多的人走上巴黎街头。据报纸估计，至少有二十万人，各报都提到了左翼运动的复兴并强调了这次活动的重大意义。
　　萨特不赞同对诺格雷特的绑架行动，此人在雷诺公司主管解雇事务，新人民抵抗运动（N.R.P.）在奥凡奈被害数天后作为报复绑架了他。萨特感到十分不安，如果有人问到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到底说什么好呢？绑架者们也心神不定。他们很快就释放了诺格雷特，没有附加任何要求。
　　新人民抵抗运动曾是“无产阶级左派”的战斗力量。继“无产阶级左派”之后，它转入地下，仍在继续活动。在绑架诺格雷特后，它处在必须作出抉择的重要关头：要么就坚决投入恐怖活动，要么就解散。它讨厌恐怖主义而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过了不久，它的这种决定导致“红色援助”的解散：该组织实际上是在毛主义者的控制之下，一旦后者决定解散自己，他们对它也就完全失去了兴趣。
　　在这一期间，萨特为米歇尔·芒索的《法国的毛主义者》一书写了一篇序，这本书包括她同毛主义者的一些领导人的谈话。在这篇序中，萨特解释了他怎样看待毛主义者，他同他们取得一致的缘由。他说：“毛主义者的自发主义意味着革命的思想源于人民，只有人民通过实际行动使之体现并使之充分发展。现在在法国，人民尚不存在，但不论在何处，只要群众走向实践，他们就已经是人民。……”他特别强调毛主义者关于道德尺度的看法。“革命暴力直接具有道德意义，因为工人成了他们自己历史的主体。”他说，按照毛主义者的看法，群众希望得到的是自由，这使他们的行动变成自由的节日，例如，违法监禁雇主。工人试图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中，异化中解脱出来的人能够使自己存在于他同集体的真实关系中。
　　暴力、自发性、道德，这是毛主义者革命活动的三个直接特征。他们的斗争，象征性和偶然性越来越少，现实性越来越多。“毛主义者以其反强权的行动显示出他们是唯一革命的力量，他们有能力适应高度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新形式。”
　　这一时期，萨特虽然摈弃古典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在人们要求他在宣言声明中签字的时候，他并不拒绝。3月初，他和富柯、克拉维尔、克洛德·莫里亚克和德雷兹发出了一个支持刚果的呼吁。
　　这是春天——一个突如其来的灿烂春天。一时间，太阳成了夏日的骄阳；嫩芽吐绿，万木返青，公园里鲜花盛开，鸟儿也放开了歌喉；街上洋溢着清新的青草味。
　　总的说来，像一年前那样，我们愉快地照常生活。我们经常去看望老朋友，有时也去会一会和我们认识但不太熟的人。我们同蒂托·杰拉西一起吃午饭，他从美国回来，用好长时间给我们讲述两个黑豹党头目克利弗和休伊之间的争斗。尽管他对克利弗也怀有好感——认为他很聪明，较活跃——但他更肯定了休伊的责任感。他希望萨特参加他的活动，但是萨特由于未掌握足够的情况，拒绝参与任何行动。
　　我们也同托德一起吃过午饭，他经过长期的寻找，终于找到了他的父亲。看来这对他是非常要紧的事。自从他离开了他的妻子——尼赞的女儿（我们都很喜欢她）——我们就很少见到他。因为他一直在寻找父亲，萨特——他的深厚的仁慈之心往往以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方式表现出来——把自己的一本书题词献给托德：“为了我的反叛的儿子。”但事实上，萨特从来没有过要一个儿子的念头。他在《七十岁自画像》一书中对孔达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一个儿子，从来没有；在我同比我年轻的人的接触中，我没有寻找父子关系的代用品。”
　　我们和西尔薇、阿莱特一起，去圣保罗·德·文塞，我们每日的生活和前一年大致相同。我们看书，在碧空如洗的好天气散步，听电台播放的法兰西音乐节目。我们重游了卡涅的梅特画廊。萨特显得非常愉快。
　　回到巴黎后，萨特立即重新投入了他的积极活动。那时在巴黎地区有十六万五千个空着的寓所。住在古特多尔区的居民——其中大部分是北非移民——占用了小教堂大道的一所住宅楼。他们刚住进去两天，警察就包围了这栋楼。占房者受到围攻退到顶楼。警察带着一个长梯打碎了楼房的每一个窗户，迫使所有的占房者离开房子。男人们被带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妇女和儿童被集中在一个收容中心。
　　“红色援助”由罗朗·卡斯特罗领导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抗议此事。
　　克洛德·莫里亚克、法耶和若贝尔到会，萨特也参加了。萨特总结了自德杰拉利事件以来所进行的活动，说明了它们的政治意义。他揭露了被他定义为敌人的力量，即这次行动所针对的现存秩序的力量。他指出，首先，这些被占的寓所都是不适于居住的；这些人如果不是实在无家可归，是不会忍受这种居住条件的。其次，驱逐这些不幸的占房者，这是种族歧视的严重表现：例如德杰拉利一家，就找不到一间像样的房子。这也是上无片瓦的穷人不得不栖息于肮脏茅棚的原因。买这被占住宅的公司为的是有一天去拆毁它，建造一座能盈利的大楼，这种不人道的事情受到当地居民本能的反抗。我们再一次进入阶级斗争的领域之中。我们面临的就是资本主义。他补充说：“你们将会看到，警察把占房者赶走之后，他们将摧毁那些仍然可用的房子。”萨特兴趣十分广泛，他关心着各种不同的事情，在他看来，这都是相互联系的。4月，他以一封信的形式，为海德堡病人协会成员写的关于精神病的著作写了一个序。他祝贺他们实践了“作为反精神病学的唯一可能的彻底化”，他的基本思想是：“病态是资本主义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因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异化的真实表现正是在精神异化和对之进行打击的镇压之中。
　　同往常一样，我们在空闲时间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与朋友交往。这个春天我们曾同卡塞拉一家一起共进午餐。他们对我们谈到，苏联知识分子的境况比任何时候都槽。四年前，卡塞拉在《世界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查科夫斯基新写的小说的文章，查科夫斯基是莫斯科最主要的文学周刊社的社长；卡塞拉翻译了这部小说，但他后来说，这本小说不仅写得很糟而且充满了斯大林主义的味道。因此在莫斯科人们就不再请他翻任何东西了。他为法国出版商翻译阿·托尔斯泰的一部作品，以此来维持生活。苏联当局拒绝在他的妻子露莎去法国的护照上签证，除非她声明自己不同意丈夫的观点。这是他们长达四年之久未能来法国的原因。后来，她失去了职业，当时她仍在失业。后来还是由于法国大使馆的努力，她才得到了护照。他们打算一年以后回巴黎定居。索尔仁尼琴因他最近的一本书比任何时候都更担恶名，这书是在法国出版而不是在苏联。
　　萨特的牙病又犯了。牙科医生对他说，10月份将给他配一副假牙，这可能影响他在公众场合讲话。萨特对此深感不安。如果他再不能在大型集会或人数较多的场含讲话，那么，将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他也抱怨自己丧失了记忆，就一些小事说来也确是如此。但他并不感到对死亡的恐惧。博斯特的哥哥皮埃尔当时病危，博斯特问萨特，他有时是不是害怕死亡。萨特答道，“有时是的，每星期六下午，我要去看海狸和西尔薇对，我对自己说，要是出什么意外就糟了。”他说的意外就是指病的发作。第二天我问他，“为什么是星期六呢？”他回答说，前两次发作是在星期六；他倒没想到死，只是想到被剥夺了那样美好的夜晚。
　　他同戈蒂索罗有一个谈话发表在一家在巴黎出版的西班牙文杂志《自由》上。在这篇谈话中，他分析了1972年发生的政治问题，并回到他所关心的话题——知识分子的作用。5月，他为《人民事业报》写文章，论述知识分子对人民正义的作用。
　　《人民事业报》受到很大挫折，甚至停刊。每天上午萨特都参加了会议，同其他报纸负责人讨论拯救它的办法。他醒得很早，很容易疲劳。晚上，他常常是一边听音乐，一边就睡着了。一次，他只喝了一杯威士忌，说话时就开始结结巴巴了，当他起身要去睡觉时，走起路来已是摇摇晃晃。第二天他八点半钟自己起了床，看来完全正常。我要坐飞机去格勒诺布尔为《选择》刊物作一次演讲，我十分担心萨特；第二天返回巴黎时我就预感到要有坏消息。果然，上午十一点半阿莱特打电话给我：星期四晚上，她也离开了巴黎，那天晚上萨特一个人在她家看电视（他自己家里没有电视）。布依格在将近午夜时到了阿莱特的住处，发现萨待躺在地上，他喝醉了。布依格花了半小时才把他扶起来，然后陪他步行回去。萨特住得不远，但在路上跌倒了，鼻子出了血。上午，萨特打电话给阿莱特，他的头脑看来还清醒。我两点钟去看他。他擦伤了鼻子，嘴有点肿，但头脑是清醒的。经我再三坚持，他答应星期一去看泽登曼。我们在“圆顶”饭馆吃午饭，趁着米歇尔同他一起喝咖啡，我到了他的住所，打电话给泽登曼。他说，萨特不要等到星期一，应该立即来。我又回到饭店。萨特不情愿地咕哝了一会，终于同米歇尔到医生那儿去了。六点左右他回来了。他的反应能力是好的；除了他的血压——210——以外，别的什么毛病也没有。血压高是他醉酒之夜的后果。泽登曼像往常那样开了一些药，同他约定下星期三再来。
　　星期六晚上我们同西尔薇一起过得很愉快。直到午夜萨特才稍感困倦，然后他一口气睡到翌日九点半，醒来感觉很好，精神极佳。6月也有了一个好的结尾。《人民事业报》又出版了，新出的一期是成功的。
　　7月初萨特同阿莱特去奥地利作一短期旅行。我和西尔薇去比利时、荷兰和瑞士旅行。萨特给我拍了电报，我们互通电话，他的身体看来很好。12日在罗马，我去火车站接他，但没有接到，我回到旅馆不久，他坐出租车来了。他说话有点含混不清，见了我就说：“这很快就会过去的。”这是因为他乘一个独处的机会，在餐车里大喝了一通葡萄酒。他很快就恢复过来了，但我奇怪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为什么一有时酒的机会就喝得过量。“这样很快活，”他说。但这个回答不能让我满意。我猜想他是以这种方式逃避自己，因为他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在《家庭的白痴》第四卷中，他打算研究《包法利夫人》；他总是想使自己有所创新，他希望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但不喜欢结构主义。他谈了理由，“语言学家试图外在地看待语言，结构主义者也是立足于语言学的基础之上，外在地看待一个整体；对他们说来，这意味着尽可能远地运用概念。但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不是把自己放在科学的水平上，而是放在哲学的水平上，所以我不需要将完整的东西外在化。”这样一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所设想的计划又使他厌烦。他大概也认识到《家庭的白痴》前三卷已隐含着对《包法利夫人》的解说，而现在他又试图从作品追溯到它的作者，这就有重复自己的危险。他对第四卷有所思考，作了一些笔记，但对怎样写却没有一个总体的考虑。他工作不多，缺乏热情。
　　1975年萨特对米歇尔·孔达说：“我觉得第四卷对我来说，既是最困难的，也是最没兴趣的。”尽管是这样，我们的假期仍然十分愉快，先是同西尔薇一起，然后是我们单独在一起。6月间，有时萨特有些神思恍惚。在罗马就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仍然住在那套带阳台的房间，我们很喜欢它。还是像往常那样，我们谈话，看书，听音乐。不知为什么，这一年我们玩起了跳棋，并且很快就热衷于此道。
　　9月底我们返回时，萨特精神焕发，回到我的住处他很愉快。“我真高兴回来了，”他对我说。“其它的任何地方我看都一样，可这里，只要回到这里就觉得高兴。”我们度过了一些十分愉快的夜晚，我几乎不再为他担忧了。
　　但是好景不长。10月中旬，我又一次体会到衰老是无法逆转的。在罗马时我就注意到，午餐后我们吃美味冰淇淋时，萨特时常突然奔向厕所。一天下午，我们和西尔薇经由万神殿走回旅馆，他在我们前面走得很快，突然他停下来说：“猫尿在我身上了，是我走近栏杆时把我弄湿的。”西尔薇相信了，不禁大笑起来。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什么都没说。10月初，在巴黎我的住所里，萨特有一次从坐位上起身去厕所，他的椅子上湿了一片。第二天我对西尔薇说这是他泼的一些茶。她笑着说：“是个孩子在随地大小便。”第二天晚上，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那儿又湿了一块。于是我对萨特说：“你失禁了。你应该去告诉医生。”使我非常惊讶的是，他非常坦然地答道：“我早已对医生讲了。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这样了。这方面的细胞我丧失了。”萨特过去非常拘谨；他从不提及他的生理功能，而且他在这方面一向料理得很好。但在第二天上午我问他失禁是否使他感到很难堪时，他微笑着答道：“人老了的时候就不能要求得太多了。”我被他的随遇而安和在他身上新出现的谦和所感动；同时，他那种叱咤风云的劲头的消失和认命的态度又使我难过。实际上在这一时期，他的主要烦恼是牙病。他的牙常有脓肿，使他非常痛苦。他只能吃软的东西，他不得不去配一副假牙。在牙医准备拔掉他全部上牙的前一天，他说：“我度过了痛苦的一天，情绪消沉。这坏透了的天气，再加上我的牙齿……”这天晚上我没有放唱片；我恐怕他郁闷不乐。我们翻阅我收到的信件，玩了会儿跳棋。第二天中午他的上牙全都拔了。他回到我的住处时，生怕在路上让人看到。事实上，他的嘴的闭合情况比他有脓肿时还要好一些。我给他吃土豆泥、普罗旺斯奶油烙鳕鱼和糖煮苹果。次日中午牙科医生给他配了假牙，告诉他，在一个星期内会感到有点不舒服，但以前折磨他的那些疼痛不会再有了。萨特感到松了一口气，手术做完后，他的郁悒显然比前一天减轻了许多。过了两天，近五点半钟他回到家里，兴致很好。他的新牙对他一点儿不妨碍——说话不困难而且咀嚼比以前好。半夜时分，他来到我的住处，我问他这个晚上过得怎样——他原以为这是一个十分难熬的夜晚。他说：“十分单调，我只想到我的牙齿，但现在我很愉快！”
　　他的情绪立刻好了起来，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更加快活。11月26日，我们看了一部关于他的影片的试映，他在屏幕上的形象就像他在生活中那样；我看到他充满青春的活力。（他的非凡之处，使那些围绕着他的人感到惑然的地方就是，他从那看来会永远吞没他的疾病的深渊中浮了上来，活泼愉快，好像丝毫未受损伤。我一整个夏天都在为他伤心，而他又完全恢复到先前的状态，好像“虚弱的翅膀”从来没有擦伤过他似的。一次次的复活，一次次从地狱边缘返回，解释了后面我一页一页要说的东西，“他病得厉害，他又很健康。”他在身心两个方面都拥有健康之源，用来抵抗一切打击，直到他的最后一息。）
　　他仍然忙于《人民事业报》。10月，他和报社的朋友写了一篇《我们控诉共和国总统》，以招贴画的形式张贴出去，并作为报纸的第二十九期增刊出版。12月，他同一百三十六名知识分子一起，签名于一个反对“新种族歧视”的呼吁书，呼吁书发表在《人民事业报》，《新观察家》予以转载。也是《人民事业报》，在12月22日，发表了他同阿朗达的谈话。阿朗达是设备部长的技术顾问，他在《传闻》上发表文献，证明当局某些要人有欺骗和受贿行为。他向司法当局支出了有关文件，他是唯一的控告人。阿朗达的个性使萨特感兴趣，他说他想同阿朗达谈一谈。阿朗达同意了；萨特试图让他明白谴责政府的某些不法行为实际上是抨击这个政权本身；并让他相信，应该去成立一个“由有能力去拒绝任何不公正行为的人民所支持和监督的政府”。由于蓬皮杜想扑灭这一事件，阿朗达受到很大的打击，虽然如此，他并没有直接指责当局，而只是说这些现象是人性的软弱所致，萨特强调指出：不管阿朗达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以自己的方式，充当了“一个直接民主的代表”。
　　11月，他开始了一项非常吸引他的工作——同两位左翼朋友彼埃尔·维克多和菲利普·加维进行一系列谈话。在这些谈话中，他将叙说他的政治经历，试图阐明1968年以来左翼思想的现状。这些谈话后来以《造反有理》为题发表。
　　他的两位对话者是盖斯玛两年前给他介绍的，彼埃尔·维克多——贝利·莱维是他的真实姓名——是一个年轻的埃及犹太人，他学过哲学，在巴黎高师读过书。他是马列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后来他同盖斯玛一起，领导“无产阶级左派”直到它解散。他已经同萨特谈过多次话，萨特对他的评价很高，被他的青春朝气和战斗精神所吸引。1977年，在一篇发表于《解放报》上同维克多的谈话中，他谈到这一点：
　　萨特：1970年春，我同你一起吃过一次午饭。维克多：你当时想到的，你将去见面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萨特：我猜想，你可能是像有钱的阿飞那一类稀奇古怪的角色。……要同你见面的那一上午，我充满了好奇心，那是由于人们对我说起的你是……一个神秘的人物。
　　维克多：你看到我时你觉得我是……
　　萨特：我见到了你；你立即讨到我的喜欢，在我看来，你显得比我以前所遇到的大多数政治人物、特别是共产党人都要聪明得多、自由得多。我非常看重这一点：你不反对谈谈较少政治色彩的话题。简而言之，你愿意超越谈话的主题，这是我同女性谈话时所喜欢的地方。——谈谈哪儿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在男人之间是很少有的。
　　维克多：你一点儿不把我当成一个领导者，也一点儿不把我当成一个男人。
　　萨特：你毕意还是一个男人；但你有些女性特征。我喜欢的正是这一点。维克多：从什么时候起你对我们之间进行理论上的重大讨论有了兴趣？萨特：这种兴趣是逐渐产生的。……我同你的关系有一个逐渐的变化。……我们之间有真正的自由——把一个人的立场置于危险之境的自由。加维是一个年轻的记者，他为《现代》写了一些有趣的文章。他属于“革命万岁”组织——一个比毛主义者较少教条主义而较多无政府主义的运动——萨特在它的报纸《一切》当过一段时间的编辑。萨特同样很喜欢他。萨特很高兴通过一本书将他与毛主义者的关系具体化，由此，他可以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得到更新。一天晚上，他显得十分兴奋，对我和博斯特说，他同这两个青年人的友谊使他感到自己也年轻了。他只是遗憾自己的年龄无法使这一友谊带来丰硕的成果。1972年12月，他在同维克多的第一次谈话中说到这一点：
　　“1968年运动的到来对我说来有点迟了。如果它是发生在我五十岁的时候，那可能更好一些。……对于一个有名声的知识分子说来，实现所有那些要求他干的事情，把它们干到底，最好是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例如，我不能把示威游行坚持到底，因为我的一条腿有毛病。又如，给奥凡奈送葬，我就只能走全程的一小段。……
　　“我曾经并且还将说明我同你们在一起的客观原因。从主观上讲，有一个原因是，毛主义者的要求使我感到自己又年轻了。……不过，一个人过了七十岁，还想同搞活动的人们搅和在一起，他就得准备坐在一只折叠椅上让人用车带到这儿或那儿。他对任何人都是一个累赘，年龄把他变成一个花瓶。……我说这话并不伤感；我有过一个十分充实的生活，我是满意的。……
　　“我很满意你们同我的关系。当然，我对你们有益才意味着我存在。我对此完全赞成。但是当我们要共同进行活动时，就有了友谊，即一种超越我们所从事的活动的关系，一种相互的关系。……这是我同你们的关系的深刻意义。对我说来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对我提出置疑，我也怀疑自己并站到你们那一边，这样，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是在帮助建造这样一个社会：那里仍有哲学家，但他们是一种新型的人，是劳动知识分子；他们会自问：‘人是什么？’”这些谈话唯一不好的结果是：为了持续到下午两点，维克多和加维吃夹心面包、喝红葡萄酒；萨特平日午餐要晚一点，他也喝了一点酒，但不吃什么。毫无疑问，这是他晚上精神状态常常不佳、想打瞌睡的原因。元月，维克多和加维的朋友莉莲·西格尔请他们务必让萨特少喝一点，虽然不须预先给他打招呼。他们这样做了，后来萨特就不再打瞌睡了。
　　维克多和加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萨特对此也深感兴趣——创办一份称作《解放》的报纸。12月6日，在《解放报》报社的新办公地，布列塔尼街14号，萨特参加了这个报纸的筹备会议。加维说明了报纸的纲领，它将于2月份问世。萨特说了他干的事情，“无论什么时候需要我写文章，我一定写。”萨特批评了《人民事业报》最近一期的头版标题《断头台，但不是图维埃尔》，显然，如果把图维埃尔释放了，这是不能接受的。但他曾被判处徒刑，没有判死刑；况且，要把他送上断头台，这也没作为战争罪犯，他刚刚被蓬皮杜赦免，因为这方面有法律规定，但没有赦免刑事罪。这样，不可能要求判他死刑，但可以判处徒刑和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