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萨特告别 1976年

　　3月初，萨特对我口述了一篇关于帕索利尼的文章。萨特在罗马见过他，十分喜欢他的一些电影，特别是《美狄亚》的第一部分，其中有一段对《圣堂）的美妙回忆。在这篇文章中，萨特回顾帕索利尼之死的背景。他先是自己用笔写，字迹无法辨认，后来又背给我听。这是一篇好文章，发表在1976年3月14日的《晚邮报》上。他完成这篇文章总共不到三个小时，这使他非常高兴。
　　我和维克多都认为，有好长一段时间萨特的脑力都没有这么好过。有时他确实给人他的智慧之光就要熄灭的印象，但那是在场的人太多或人们让他厌烦的时候；他也可以是充满生气、精神抖擞的。例如，在我们同艾丽丝·施瓦尔泽一起度过的晚上，他就是这样。但有一点是确实的：虽然他可以听别人谈话，他作回答或参加讨论，但他不再有创造性了。在他身上存在着一种空白，所以，现在对他说来吃和喝要比以前重要得多。他很难适应新的东西，很难容忍别人反驳他。我几乎从来不反驳他的话，即使他对过去发生的事有着许多错觉。
　　3月10日，我们同西尔薇去威尼斯，这是我们三人永不会感到厌倦的城市。萨特迈着小步同我走了很长时间：“你不厌烦吗？同一个走得这样慢的可怜虫散步，你不厌烦吗？”他有一次问我。我对他说不厌烦，这是真心话。他能散步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够我高兴的了。他有时仍是忧郁地对我说：“我再不能恢复我的眼睛了。”当小汽艇上的游客扶着他的胳臂帮助他上岸时，他感到伤心。“我看来像一个衰弱不堪的人吗？”他问我。“你看上去眼睛不好用，这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我对他说。但这些乌云很快就消失了。我的右臂神经疼，很难受，我对他说：“看，这是什么？这就是老之将至。一个人总是有这样那样要命的事。”他自信地说：“我没有这样的事。我什么毛病都没有。”这使我笑了起来，他想了一会，也笑了起来，他很自然地感到自己完全未受损伤，他比去年更好地适应了自己的状况。
　　又回到了巴黎，他继续同维克多写他的著作。这是一个美丽的春天——阳光灿烂，草木葱翠，萨特的花园里繁花似锦，鸟儿欢鸣。阅读，音乐和电影排满了我们下午和晚上的时间。这一年年初，《境况种种》已出版，内含四篇政治随笔，一个关于《家庭的白痴》的谈话，一个同我关于女权主义的谈话，一个同孔达的题为《七十岁自画像》的长篇谈话。伽利玛出版社《如此》丛书中再版了《存在与虚无》，在《思想》丛书中再版了《境况》第一集。《辩证理性批判》的英译本在伦敦出版（德文本于1967年出版）。萨特在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的谈话——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莱恩和关于知识分子的作用——被收成一卷在纽约出版。5月1日他就电影《萨特自述》的剧本作了一个谈话，他谈到他同法国电视台的争论。6月他在《解放报》发表了关于拉扎克的一封信：他很遗憾自己不能在降灵节参加关于拉扎克的会议。在这个月，《新观察家》发表一篇他写的短文章，其中谈到企业中的劳动安全问题。
　　他还在一个声援“边缘团体”的声明上签名，这个团体1月20日占领了苏联大使馆的一座附属建筑物。在1月28日的《解放报》上他签名于一个呼吁书，要求共和国总统帮助让·帕潘斯基。帕潘斯基是一小学教员，临时派去教中学。1966年，帕潘斯基教一个班的英语，一个视察员来了；这人不懂英语，却写了一个说帕潘斯基教得不好的报告，让帕潘斯基回小学去。帕潘斯基要求对方改正错误的说法，但没有结果。1974年他发表了一个题为《蹩脚剧场》的小册子，抨击这个视察员、陪审团和不公正的提升。帕潘斯基被终生除名于教师名册，他因而开始了绝食（长达九十天）。
　　在2月17日的《解放报》和2月18日的《世界报》上，刊登了萨特、我和五十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签名的一份呼吁书，要求释放米克哈尔·斯特恩先生。我们一起发起了一个支援他的运动，最后我们取得了胜利。6月12日萨特和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个公报，对乌尔里克·米恩霍夫在德国监狱的死表示震惊。
　　这一年夏天，我和萨特分开了一个月，萨特先是同阿莱特在朱纳斯，然后同万达在威尼斯度假；同时我再次同西尔薇去西班牙旅行。然后，我们三个人，萨特、西尔薇和我前往卡普里。我们住在奎斯桑那旅馆，在这儿呆了将近三个星期，非常愉快——卡普里是萨特最喜欢的地方。每天下午，我们很早就去萨洛托喝点什么。萨特甚至两次步行到岛上汽车禁止通行的地方，这段路是很长的，他得经常坐在凳子上休息，但他的腿已经没有多大妨碍了。我们在露天饭馆吃午饭时，他坐着晒太阳。凭窗远眺，他可以感觉到这如画的美景逐渐消失在蓝色的海水之中。
　　我们返回罗马——我们把汽车留在那不勒斯的一个汽车场——回到我们常住的那个带阳台的房间。第二天西尔薇走了，萨特和我还要一起呆两个星期。像以往那些年一样，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很愉快的。万神殿的一部分和邻近的街道现在被用作散步的场所，我们常去那儿散步。我们同巴索和他的妻子在拉文拉广场吃午饭。我们在威尼斯偶然遇见了乔斯·代恩和马尔卡·里包斯卡，以前我见过她们，她们来同我商谈为电视台改编《被解除婚约的妇女》一事。萨特很喜欢她们，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的假期结束时，博斯特一家来看我们并陪同我们去飞机场，从那儿我们飞往希腊。因为萨特答应过梅丽娜去雅典看她；我们在那儿住了一个星期。他白天同我在一起，晚上同她一起度过。我们没有去找过去我们喜欢的旅馆，不过我们住的那个旅馆就在它附近，十分阴暗。虽然房外阳光灿烂，房内却不得不从早到晚点着灯。幸好我有工作可做。我开始搞那个改编的脚本，为《被解除婚约的妇女》写对话。
　　又是9月中旬的巴黎，除了少数日程的改变，一年前那样的生活又开始了。直到10月中旬天气才好起来，我们的心情也开朗了。而且萨特确实适应了自己的状况，他的事情进行得不错。他不再参加《现代》的会议，他以极大的热情同维克多工作，而人们总是要求他做这样那样的事情。10月，他参加了一个支持苏联政治犯的集会，要求释放库兹涅佐夫。他和勒布利斯和勒唐戴克一起，签名于博米·巴乌曼的书《西柏林的Tupamaros》的前言，这书作为《野性的法国》丛书之一出版。这是一个从前的德国恐怖主义者的自传，德国警察在1975年没收了它；萨特同海因里希·波尔一起要求出版这书。这时它在法国出版。萨特写道：“博米·巴乌曼的观点并不一定是我们的，但它们在直接向野性的法国呼喊。”
　　9月，《肮脏的手》再次在“水手”剧院上演。此剧在各省巡回演出已达一百五十场。除了马卡伯吕，评论界对该剧的反应都是很好的，电影《萨特自述》在2月底开映。评论家们再次热烈赞扬萨特，观众成群结队地来看这部影片。《文学杂志》发表了一个萨特和米歇尔·西卡尔关于《家庭的白痴》的非常有趣的长篇谈话。有两期《政治周刊》是萨特专号；其中有夏泰莱、豪斯特和维克多写的文章。
　　“一个多么辉煌的复兴！”我对他说道。“一个埋葬前的复兴，”他笑着答道。实际上他是十分愉快的。萨特是很自负的，唯其如此，他绝不让自己陷入虚荣之中。像所有的作家那样，他关心自己作品的成功和它的影响。但是对他说来，“过去”总是很快就被超越，而他把一切指望都放在未来——他的下一本书，他的下一个剧本。他现在不再对未来多作指望。而他对自己的过去非常坦然。有几次他说道，他已做了他想做的事，他是满意的。但他不愿意被抛弃和被遗忘，即使这仅仅是一段时间。因为他不再可能用他老年的全部精力去制定新的计划，他只得和他已完成的东西合在一起。他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已经完成的东西；通过它们，他可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被人所承认。
　　11月7日（星期天），在以色列大使馆，他接受耶路撒冷大学博士学位的荣誉称号。在他的讲话中（他精心地准备过，并且已熟记于心）他声明，他接受这个学位是为了促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对话。“长时间来我是以色列的朋友。如果说我关注着以色列，我也关注着灾难深重的巴勒斯坦人民。”这个讲话发表在《贝尔纳·拉扎尔备忘录》。不久，萨特同埃迪特·索雷尔的一个谈话发表在11月底的《犹太人论坛》上。他说，现在他不会以《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那样的方式写东西了。他谈到他在埃及的旅行和1967年在以色列的旅行，并说到，如果开罗大学授予他学位，他也会接受的。
　　11月《新左派评论》开始发表《辩证理性批判》第二卷中很长的一节。其中，萨特思考了苏联社会的情况和“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所选的这一部分哲学色彩要比历史学色彩浓厚，因此，它们可以说是的延续，因为第二卷是试图深入到具体的历史中去。
　　在11月12日的《解放报》上，他发表了一封信支持拘留在里昂的五个科西嘉人。11月13日，他在对《政治周刊》的谈话中谴责给欧洲带来危险的德国-美国的霸权。他参加了“反对德国-美国的欧洲”委员会的活动，其中的一个爆发点是J.P.维吉埃。
　　梅丽娜来巴黎呆了一个星期，萨特常去看她。他见到她的快乐要比在雅典时减少了许多，他发现她有些“空”，但仍然对她充满着感情。
　　《现代》编委会的人员是大大减少了。博斯特听不清人说话，不再来了；而郎之曼的全部时间都花在他的关于大屠杀的电影上面。看来我们应该共同选择一些新的成员。由于萨特又开始参加会议，我们选择了彼埃尔·维克多，弗朗索瓦·乔治，后者经常与杂志合作，以及里古洛特，一个年轻的哲学教师，曾在杂志上发表过东西，他写的一封信深深地感动了我们；还有彼埃尔·戈德曼，我们对他的评价都很高。一天晚上他同郎之曼来看萨特，我很快对他产生强烈的好感；萨特也同样，但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有不认识的人在场，他完全不说话。当他和我单独在一起时，他忧虑地说到自己的这种状况。我尽可能地安慰他。另一方面，在又一个晚上，当豪斯特和他妻子来同我们一起喝一杯时，萨特是非常活跃的，因为他与他们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