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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让-保尔·萨特的谈话(1974年8月—9月) 时间

  波伏瓦:今天我想谈一个重要的主题——你同时间的关系。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提问题,我想最好还是你自己谈谈你同时间的关系中你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东西。
  萨特:这很难谈,因为时间有客观时间和主观时间。我在等8点55分开出的一列火车时有一种时间,我在家工作时又有一种时间。这是很难说清楚的。我想两种时间都谈,但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哲学基础。
  我记得直到八九岁我的时间都很少划分开来,有着许多主观时间,而外在的物体——真实的客观物体——偶然来划分它。到了十岁——你知道的,有根长时期——我的时间有了一种严格的划分。每一年都被分割为九个月的工作时间和三个月的度假时间。
  泊伏瓦:这就是你所说的客观划分吗?
  萨特:是客观的也是主观体验的。首先它是客观的——在校的九个月是强加给我的生活程序。我度过的三个月假期则是主观的。早上拿着笔进学校同在乡村某地一觉醒来太阳当头照,这不是同一件事。这造成我预期的那种时间的改变。在头九个月我预期着单调——打了分的练习,我可能是第一名或最末一名的考试,被布置下来我在家里客厅做的作业。后三个月我期待着奇妙的东西,就是说,完全不是学校例行公事那一套东西,而是我通过假期在乡村或国外出现的东西,这跟前九个月的日常事务毫无共同之处而代表着一种外地的实在,它出现在我面前并使我迷惑,它是非常美好的。这就是我关于假期的想法——乡村或海滨,在这期间,当我接触到乡村和海,这海或这乡村在我看来当真是奇妙无比。一艘踏浪远去的船可能是一个美妙的东西;林中一条小溪也可能是十分奇妙的。这是另一种实在,我从没有搞得很清楚,但它跟世界的另一部分形成鲜明对照。那种日常生活的实在没有什么惊人之处,而假期中的实在则相反,有些使人惊奇和得到丰富的东西。直到进巴黎高师,甚至进了高师之后,我就是这样体验时间的。在这之后我服了兵役。我服兵役的时间延了期,我二十四岁服兵役,搞气象工作。我住在图尔附近的一间小房里。我记下湿度和天气,我学无线电知识;懂得摩尔斯电码并接收各地的气象情报。夜间我到这房子附近的一个小工棚中用仪器检查气温、湿度等等。总之,我过着一种非常程序化的生活,那时再没有三个月的假期和九个月的工作之分了。服完兵役后我成了一个教师,我已恢复了三个月——九个月的生活节奏,虽然再不是一个学生而是老师,但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同样的东西。有九个月我备课讲课。我有自己的个人生活,这时间是很可观的,因为我每周只教十五六小时课,备课的时间大致相当,这样每周花的整个时间是三十二三小时。我花了很多时间搞文学写作。后来我又花时间在鲁昂同你在一起;我没有课时我们常去巴黎呆上两天。我过着一种非常有规律的生活,而主观时间在其中起很大作用。在勒阿弗尔,我主要做的事是去思考,去感受,以及发展哲学思想;或者我写作《恶心》。在巴黎和鲁昂是有事情做的,有聚会,有要看望的朋友。勒阿弗尔代表了一种主观性——当然不是唯一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了这种主观性。未来是它的根本尺度。我的主观时间转向未来。我在工作,我工作是为了产生一个作品。这作品显然是一个未来的作品。在勒阿弗尔我一直在写《恶心》,这形成了一种持久、稳固的结合力,这有点像我在中学教哲学的时间或我同我的朋友、我同你的关系这样客观的东西。假期我离开了法国。我们到处漫游,在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我们走遍了每一个地方,这段时间是太值得留恋了,那几个月所看到的西班牙或希腊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从我第一次看到我以前从没有看过的东西———个希腊农夫,一种希腊风景,一座卫城——以来,这种奇景一再对我浮现。这的确是假期的奇观,它是那样鲜明突出地对立于我总是教着同一个东西的中学九个月的生活。这三个月永远是新鲜的,一年和另一年从不类似,是发现的时间。
  这一直持续到战争。战争期间直到我从战俘营回来,我的时间的早期划分已荡然无存。一切都是相同的,至少就我的工作而言。一个士兵无论冬夏干的事都是一样的。我是一个气象兵,我过着气象兵的生活。后来我进了战俘营,那儿时间是日复一日地过去。以后我回到法国,那时我恢复了我以前有过的划分——在巴黎牧师中学九个月和三个月假期——假期常在自由区度过,它代表着国外和甚至是比国外更有意味的东西,因为一个人要去那儿不得不偷越这条边界线。战争末期,德国人走了,我离开了中学。我最终地离开了教育界。我成了一个作家,也就是说什么都不是,仅仅靠我写的书过活。而这一年我仍然划分为九个月和三个月,这种划分一直保持到我的整个一生。
  甚至现在我仍然是三个月休假。我总是去同一些地方,因此这种奇观是范围较狭窄的,很少出人意外的地方。我去罗马度假,这期间的生活是非常轻松,非常自由的。我同你漫谈一切,我们一起散步。这样,它是一种有些不同的时间,但它并没有带来新的重要体验,因为我对意大利己经十分了解。再也看不到任何我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我在十月回到巴黎,好像我仍在教学,我在七月离开巴黎,好像学期已经结束。可以说九月——三月的节奏从我八岁起一直持续到我现在的七十岁。这是我的时间的典型划分。我文学工作的真正时间是在巴黎的那九个月。假期的三个月我通常是继续工作,但工作得较少一些而世界在我周围展开,我不再能安排一个时间表。那九个月期间我有一套时间表。这依我写的书而定。在假期中我是较多地同我碰巧呆在的地方相接触。我重新找到主观的时间。我主观地受到巴黎的影响,我爱它,我在巴黎呆的时间比别的任何地方都多。而我也主观地受到巴西或日本的时间的影响,这是一种不同的时间,我可以跟人们广泛接触,我可以常去游览,参观那些当地人告诉我们值得一看的东西,这是一种奇怪而混乱的时间,我常有一些异常的体验。这三个月是我体验世界的时间。在假期中有一些不同的把握时间的方式,它们被夜分开,但实际上却没有分开,夜只是代表了一种短暂的停顿。在我的记忆中九个月的日子是聚集在一起慢慢消逝,最后只相当于过了一天。我的时间总是这样划分的,这跟有二十天假的工人时间不同——如果他有那么多假期的话——对他说来,这一年其余的时间完全由同样的工作日组成。
  波伏瓦:但你的生活——至少是战后的生活——不完全是像你说的那样有条理、有规律。有时你并没有在巴黎呆上九个月。有一年你在美国呆了四个月,第二年在不是假期的时间你又在美国呆了一阵。你去古巴是在2月。
  1950年我们在阿尔及利亚旅行然后在非洲,这大约是4月份。而这一年夏天我们没有度很长的假。我们的生活节奏比你说的更多变一些,更奇异一些。而且我们还度复活节假。
  萨特:是这样的。但这儿仍然保有九个月——三个月的框架。在这九个月中有一些未曾料到的事情,但我仍然保持了九个月——三个月的划分。即使我在工作时期有一个旅行,它跟夏季假日旅行的意义不是完全相同的。
  波伏瓦:你说在你的记忆中九个月被缩成为一天。而你在巴黎的生活完全是多样化的。你把它说得太程序化。
  萨特:一天一天这是程序化的,每一天都有同样的程序。我大约八点半起床;九点半开始工作直到一点半——有人来看我时就工作到十二点半。然后吃午饭,通常在“圆顶”。吃完午饭大约三点。三点到五点我去看望朋友。五点到九点我在家工作。至少在我变瞎了——或者我几乎看不清什么,再不能读和写——以前的这些年我的时间表就是这样的。甚至现在,我也常坐在我的椅子上,坐在书桌旁,写很少一点点东西。我有时做做笔记,但我自己再也看不清楚,而你读给我听。九点我同你或另外一个人——通常是你———起吃晚饭。现在有时我们在你的房间吃晚饭。我们常去饭馆,但现在我们吃不完一块馅饼或者你房间里类似的食品,晚上我们谈话或听音乐。半夜时分我上床睡觉。一天的日程就是这样安排的。一天一天很少变化。我有些天见到你的时间多一些,有时少一些。
  波伏瓦:你并不是总是跟同一个人一起吃午饭或度过一个晚上,但这有一个较固定的程序——星期一,一个人;星期二,另一个人;星期三,第三个人,等等。这样一星期的程序多少是不变的。这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相对于你的九个月——三个月的划分,你对每天和每星期的生活也有一个非常详细的程序。这是一个十分有规律的情况。为什么是这样一种程序?
  萨特:我不知道,但你不要忘记,这个时间表首先是一种形式。它的内容仅仅依我而定。例如,如果我下午工作三个小时,这一星期的每一天就不相同。
  波伏瓦:当然。就约会而言,人们想来看你,他们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空。如果你每一次都必得安排一个约会,这是太令人难解了。人们可能完全不再信任你。我觉得你自己有些让你同他人的关系中的惰性实践方面给牵制住了,我的意思是你从不改变你要去看的人们的时间。每个人都有些像这样,但我同人们的关系是较易变化的。就你而言,这特别是一种妨碍。
  萨特:是的,但在这种妨碍中强制性故因素是安排聚会的时间。而在聚会中发生的事是常变的。
  波伏瓦:这是真的,有时我们晚上谈话,有时我读东西给你听,有时我们听音乐。
  萨特:有些人是让我经受了十分单调重复的一小时,又一个小时。
  波伏瓦:这是说你常感到厌倦吗?
  萨特:确切地说不是这,但我认为事情本可以绷得更紧些。我们的生活可能包含有一些重复之处。但这并不让我厌倦。我可以乐于再次听到同样的人说同样一件事。不,这不让我厌烦。但事实是时间通常太长,而当一个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和实现他希望完成的活动时,时间又太短,这没有足够时间或者是因为人们反对这个活动,或者是他遇到了困难。其次,当我有一个令人愉快的时间而它不得不在十点钟结束,因为我必须工作,这时间就显得太短。确切地说时间决不是它应该是的那个样子,也就是说,时间决不会确切地符合于某个确定的东西,既不超出也不缺乏。
  波伏瓦:有一段时间你常说“同钟点对着干”。这是在你手中有了非常沉重的工作时,像写《福楼拜》的时候或以前写《辩证理性批判》的时候。你有一种缺乏时间完成它的感觉,你不得不以一种几乎是神经质的方式同钟点作斗争,顺便说一下,这也是你服用科里特拉纳的原因。
  萨特:写《福楼拜》时这种感觉较少,写《辩证理性批判》时这种感受比较强烈。最后我还是没有完成《辩证理性批判》。我写了很长一部分,但没有发表,也没有写完。它可以作为这书的另一卷。进一步说,我同时间关系的一个特点就是我没有完成的这些书:我的小说,《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福楼拜》,等等。这些书没有完成也不是什么很坏的事,因为对它们感兴趣的人们可以完成它们或者写出同样的作品来。但这是一个事实:我常有一种恐慌或变化使我突然决定——一个令人不快的决定——就此停止而不完成我正在写的书。这很奇怪,因为我常常认为自己是十分沉着自信的;我看待自己的书有些像看待我的外祖父写的那些东西——作为阅读材料的书。起初你开始写,最后你完成它。它们都写得很严密。十岁时我想,我写的所有的书都有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我要很认真地写,把我应该说的一切都写进去,而现在我七十岁,回顾展现在我身后的东西,我看到有许多书是我没有完成的。
  波伏瓦:是不是因为你对未来设想得过于广大?你在作这种未来的设想时,另外一些东西缠住了你,引起了你的兴趣,得到了你的注意,于是你放弃了以前的计划。
  萨特:我想是这样的。我终止了长篇小说的写作无疑是因为,那关于战时巴黎抵抗运动的最后一卷不再符合于第四共和国下的法国政治生活。我不可能在经历1950年的政治生活的同时又通过想象来重现我们在1942年和1943年度过的生活。我是面临着一种困难,一个历史学家也许有可能克服,但一个小说家却不可能克服它。
  波伏瓦:我想其它一些未完成的书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你的计划的时间范围太广,你作计划时没有考虑到那些特别的情况会发生,而最后它们赢得了时间,因为它们是处在现在的境况之中。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和《家庭的白痴》部分地关涉到现在;《家庭的白痴》是开头部分,《辩证理性批判》是结尾部分。这些部分给这两部书造成了某种损害。
  波伏瓦:你说了时间决不是完全正确的,它总是太短或太长。有没有这样的时刻:你是放松的,你只是在闲逛或沉思,人同时间的关系不是紧张的?
  萨特:这样的时刻很多,每天都有。我坐在书桌旁写作时我是紧张的。这是一个紧张的时间,而我发现它很难维持长久。我感到在三个小时后我就不能做我想做的工作。于是就有我称作私人生活的那一部分时间,虽然事实上它们跟其余的部分一样也是共有的,社会性的。我同你在一起时有时也安排一些事情做做,然后时间又变得紧张起来,但像昨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做,时间就这样飘逝而去。
  波伏瓦:是的。人们不应该认为你对时间是像你对自己的身体那样紧张。你不能让你的身体垮下来,但你可以对时间让步,这方面可以说你比我处理得好。我们旅行时,我总是热望看到每一个东西,跑遍每一个地方,而你是十分宁静、沉思和从容不迫的。就连你在那儿抽着烟的这个事实好像也是你让时间充实同时又不让它过满的一种方式。
  萨特:要抽烟就得找一个特别的地方,例如在咖啡店的桌子旁坐下,然后一边抽烟一边看周围的世界。一支烟斗是一个固定化的因素。因为我喜欢抽的香烟是不同的,可以肯定的是,在假期我要“安闲度日”的愿望比在校的九个月强烈得多。甚至在这九个月,当我有个人生活的时间时,我也喜欢去安闲度日。我常常观看各种事物,谈论我看到的东西,我周围的物体,在我面前走过的人。
  波伏瓦:我觉得在你的一生中,你虽然比我工作得更刻苦,但你总是有时间坐着并且什么都不做。
  萨特:对,我现在还是这样。昨天早上我在这张扶手椅上坐了三个小时,但我看不到什么,我现在几乎无法辨认东西了。我因为病情发作也不能听音乐,我坐在这儿,沉思着,梦想着,我没有过多地沉溺于过去,因为我不是很喜欢我的过去。不是说我的过去要比别人的沉闷,但它毕竟是属于过去的东西,当别人问我1924年我在做什么,我可以说我在巴黎高师,在这个意义上,过去是存在的。但我的青年时代、童年生涯、中年生活的种种情景虽可再现却不能再经历一番了,从这点说,我们过去是不存在的。你好像不是这样看的。
  波伏瓦:对,完全不是这样。你从不在心中描述某个你经历的旅行吧?
  萨特:是的。我的记忆是短暂的,例如我记得科德斯,是一片飞燕草坪通向大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还记得科德斯的一条街。
  波伏瓦:你生活在现实之中,这是不是让你回忆起过去的一些东西?现在是由过去所环绕吧?
  萨特:不,现在总是新的。这就是我在《恶心》中强调生活的经验是不存在的原因。
  波伏瓦:我不是这样想的。我认为过去是重迭在现在之上——总之对我说来是这样的——它给了现在以一种特殊的诗的尺度。一场雪景让我想起另一场我同你一起滑雪的情景,这使得这雪景对我是那样宝贵。收割的青草味马上让我想起利穆赞的草地。
  萨特:是的,当然是这样,由一些气味可以回想起的另一些气味;但由雪景想起滑雪的情景——完全构想出另一时刻发生的同样景象——我做不到。我过去的生活只是在一种沉思的形式中回到我这里,它完全没有留在现在的记忆中。当然我也有记忆;我不断地回忆着,但它在现在一现即逝,它们不是使我可以回归过去的确切的东西。它们是属于过去,但这是流入现在的过去。
  波伏瓦:比如说,早上你在阳台上看罗马,这是你看过无数次的罗马,但你在当下现在把握它。
  萨特:对,总是这样的。我没有把我的过去附加在现在上面。它无疑是独自成立的。
  波伏瓦:对,因为正像你解释的,世界的物体是由一个人赋予它们的全部价值所构成;但这不是直接作为一个当下存在的东西而被确定的。
  萨特:我年轻时有另一种时间。这是我从十五岁直到死的时间。但在我对荣誉和天才感兴趣的时候,直到三四十岁,我总是把时间划分为一种真实生活的不确定的时期和以后我死了后另一个无限长的时期,这时我的作品将影响人们。
  波伏瓦:而真实的时间以死亡为结束?
  萨特:是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它没有结束。生命终止了。一个人死于他没有实现的大量计划之中。但在死后我在自己的书中复活;在我的书中我又被发现了。这是不朽的生命。在这种真实的生命中,一个人再不需要具有一个身体和一个意识,他按照外部世界发挥出真相和意义。
  波伏瓦:你意识到自己生活的不同阶段吗?
  萨特:可以说意识到了,也可以说没有意识到,我不能很清楚地把握它。例如,我十四岁时,写下十来行字,我自以为写下了天才的作品,实际上这些句子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但我认为它们是很不错的。同时这又是我像一个成年人那样看待自己的方式。我写作时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成年人,虽然我的年龄远远不够。例如,我并不认为十六岁时写的东西只能算是试笔。我每一次都认为自己写的是定本,是读者乐于接受的。
  波伏瓦:你有过学习期的思想吗?
  萨特:后来才有。刚开始没有,我在写长篇小说中经历了我的学习期。
  《恶心》是一个真正的学习期。我不得不学习怎样去讲一个故事,怎样使思想在叙述中变得有血有肉。这是跟别人一样的学徒期。
  波伏瓦:有一个思想对你是非常重要的——发展的思想。
  萨特:对。我认为我的第一本书要比那些后出的书差一些。我想,到五十岁时我的主要作品都要完成,然后我会死去,显然,这个发展的思想来自我学过的那些有关发展的课文,再就是因为我外祖父也相信它。
  波伏瓦:你对未来的选择也是这样。你认为明天将比今天更好。你怎样把你总是具有的发展的思想同你对经验的否定调和起来?
  萨特:我觉得对我说来发展同形式有关。这是一个学会怎样写得更好一些、怎样得到一种风格、怎样按照一定的提纲成书的问题,但这不是一种知识的发展。
  波伏瓦:在我看来,在哲学中发展的思想含有知识的大量增加和越来越深入地思考的意思。
  萨特:对,但我并没有真正认为它是那样的。
  波伏瓦:你认为过去并不能使你丰富。你是不是认为有一种应该大加坚持的形式,即正是向着未来的运动本身是某种有价值的东西?
  萨特:我基本上相信孔德的话:“进步是一种隐蔽的秩序的展现。”在我看来这是真的。
  波伏瓦:这是一种十分乐观的看法,与之相比,例如有许多像费兹杰拉德那样的人,他们认为生命是一种瓦解的过程——整个生命是一个下降,是一次失败。
  萨特:我也常常这样想,我认为我的一生有不同的时期。事情有开头,有成功,也有终结。因此,一个人终归是失败的。
  波伏瓦:失败的思想跟瓦解、解体的思想并不相同。
  萨特:我从没有认为它是解体。我总是认为,生命直到死都是发展——它应该是发展。
  波伏瓦:你现在是怎样看的?
  萨特:跟以前一样,发展并不因为一个人的疲弱,他的年近老衰,他的个人烦恼而在他死前的某一时刻终止。它自然应该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五十岁要比三十五岁时好。发展当然可能被阻断;一个人可能突然返回到他开始前进的道路。
  波伏瓦:另一方面,有一些作品既不能看作是前进的也不能看作是后退的,因为它们是一个整体。不能说《恶心》没有《词语》好。另一方面,可以说《辩证理性批判》与《存在与虚无》相比,体现了一种发展,正像在某种程度上,《福楼拜》与《批判》相比体现了发展一样,因为在某些方面它前进了一大步。这时可以说到发展。但对于艺术品这不可能,因为如果一个作品完成了,它就实现了。
  萨特:但比如说,凡·高在荷兰时画的画和他最后的作品之间有一种巨大的发展。
  波伏瓦:画家的最后作品是最好的,这是常有的事,因为这里技巧的精通要比在写作中复杂得多。
  萨特:在我看来,瞬间本身已经是发展的。它是现在而它流入未来,把那可怜的不屑一顾的应该否定的过去留在自己后面。因此我总是准备承认自己的过错,因为它们是被另一个人所犯下的。
  波伏瓦:在你的一生中,无论是就你的工作还是就你的感情说来,你总是很坚定的;但同时你同自己的过去没有深刻的一致。然而人们今天仍可以看到二十五岁时的萨特。
  萨特:同自己的过去有没有一致性,这是次要问题。已完成的作品也是这样,在某种意义上说,过去丰富了现在,它也被现在所改造。但这从来不是我的问题之所在。
  波伏瓦:我愿意知道这一点,按照不同的年龄你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年龄的?
  萨特:我没有什么看法。一直都没有。
  波伏瓦:没有?你是小孩时是不是确定地感到自己是一个小孩?
  萨特:是的,但从我十三四岁起,我的家庭不再让我感到自己是个孩子了。我开始想到自己是个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有着特殊的困苦。
  波伏瓦:你说的困苦是什么意思?
  萨特:他完全不是自由的;他要依赖自己的家庭。我碰到了对立面,这儿有着冲突。在巴黎高师时我开始完全自由了。是的,从那以来,我可以确定地说,“我是二十岁,我是二十五岁”,而这同随着年龄而来的某种确定的能力是一致的;但我实质上没有感受到这个年龄。
  波伏瓦:你是不是感受到同一种非常开放的未来有某种联系?
  萨特:我感到自己是投身于一种我理解得不很好,但对我决不代表一个年龄的事业。这意味着我不得不去工作,不得不做某种事情。
  波伏瓦:我的意思是,那时一切仍然在你面前。
  萨特:对,但我并不认为那是一种年龄。这好像是得花两三年去写的一本书有了个开头,这是我们写了个开头的一本书。这是一个可能维持片刻或永久的活动性。衰老的思想,人老了时会有出了毛病的动脉、坏了的眼睛等等烦恼的思想,对我说来是完全不存在的。
  波伏瓦:当然是这样。但你是不是确实感受到自己年轻?你同那些属于不同种类的四五十岁的人接触吗?
  萨特:是的,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波伏瓦:这么说你并不感到“我是年轻的”?
  萨特:是没有。我很少有这种感受。当然,也不是说我完全没有感到它。
  可以说这种感受很模糊。
  波伏瓦:有一段时间你能确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年龄吧?
  萨特:没有,确实没有。最近一些年……
  波伏瓦:不是说最近一些年,是说在这之前。是不是有一个时间你感到自己已达到成人的年龄?
  萨特:没有。
  波伏瓦:但我记得你有过。你有过一种神经病,你感到刺蛄等等东西跟随在你周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你认为自己已进入成年生活。总之这是我记得的情况,你没有否认它。你是二十六七岁,你开始感到自己的生命就要完结。
  萨特:但这不是一个年龄的问题。我感到年轻……
  波伏瓦:你是以某种方式这样感受的。
  萨特:而且这使我在我经历的生活和等待我的生活也就是世间的一个教师生活之间作比较。而写作是超于其上的。但不能说当时我感受到了自己的年龄,也不能说我把它同许多东西——交往关系、职业、友谊——联系在一起,这使它成了一种活的实在。不,我没有感受到这些。
  波伏瓦:但你同博斯特、帕尔和奥尔加接触时,你不觉得自己是在同显然比你年轻的人打交道吗?
  萨特:多少有点这种感觉。但同奥尔加相处,没有。这是同女人的关系,这不相同。同博斯特和帕尔在一起,是有这种感觉。而在我和博斯特、帕尔之间有一种超出年龄的亲密关系;他们也是我的同志。他们同我谈话就像他们自己之间的谈话一样;他们从没有感受到我的年龄。
  波伏瓦:对,正像你说的那样,年龄是某种无法搞清楚的东西。一个人从不可能搞清楚他的年龄是怎么回事——它对我们不是现实的。是,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或六十岁,这不同的年龄同未来、同过去、同许多许多东西的关系是不是有些不同?
  萨特:只要有一个未来,一个人的年龄就是同样的。在三十岁有一个未来;在五十岁有一个未来。也许五十岁比三十岁要差一些。对我说来这是很难断定的。但在六十五岁或六十六岁以后就再没有什么未来了。当然也有当下的未来,有以后的五年,但我已相当好地说出了一切想要说的东西,更广泛些说,我知道自己再写不了什么,而十年之后一切都完结了。我记得我外祖父的老年,那是很可悲的。到了八十五岁他已不行了;他继续活着,但为什么要活着这是不清楚的。有时我想我的老年不应该像那样;有时我又想,一个人应该不太自负,应该安心活过一定的时间,直到死去。
  波伏瓦:虽然你没有体验了,你总有记忆吧?
  萨特:你知道,这是非常少的。现在,我跟你说话时,我有一些回忆,我在解释它们;但这是因为我们谈的超出了过去。
  波伏瓦:总之,你从没有过完全的记忆力?
  萨特:对。谈到过去时我记起了一些东西,有四分之三是重新编造的。我独自一人时,我的思路不是朝着往事回忆的。
  波伏瓦:但你仍有一些记忆。例如,如果我同你谈到巴西或哈瓦那,你对它们的感觉跟你从未去过巴西或哈瓦那的感觉是不同的。
  萨特:对,但这是可以让我想起我同巴西或哈瓦那的关系的现在的东西。
  波伏瓦:你的意思是从十三岁直到今天,你同未来或现在的关系都没有什么不同。确切地说,同过去的关系也总是同样的吗?
  萨特:是的。
  波伏瓦:我认为这不可能。
  萨特:确实如此。但总的说来,我就是这样的。
  波伏瓦:这完全是反常的。你是怎样看待它的?人们通常都能意识到自己是二十岁了,并且多少因此而感到愉快;还有一些人意识到自己五十岁了。人们有多次意识到自己是在某种年龄。例如,我自己——我很明显地意识到我的不同的年龄。为什么这种情况不适用于你?
  萨特: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年轻人,具有一个年轻人所具有的可能性。很清楚的是,我不愿意想到我的力量减弱了,我不再像三十岁那样了。
  波伏瓦:过了一定的年龄每个人都被迫那样去想同时又不愿意那样想。
  萨特:比如说,我发现自己六十九岁了——在心中我把它看成是七十岁——这真使人不快。我第一次时常想到我的年龄——我七十岁了:也就是说,我完了。随之而来的确实是我的身体状态因此也是我的年龄方面的东西,但我没有把眼睛坏了、再不能写作同年龄联系起来。我再不能写和读了,因为我看不见,实际上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同年龄联系在一起……
  波伏瓦:你更像是一个五十岁的人感受一个不幸的突发事件而不是如一个七十岁的人感受到他的年龄产生的不良反应,是不是?
  萨特:是的。
  波伏瓦:那么现在你感到自己有一定的年龄吗?
  萨特:有时感到。昨天我想到它,上个星期或两星期前也想到它。很清楚它是一个我时时想到的真实的实在。但总的说来我仍然感到自己是年轻的。
  波伏瓦:它是不受时间限制的?
  萨特:对;我总是年轻的。最好是说我在自己心中是年轻的。我可以意识到我的青年时代;总之,我保持着它。
  波伏瓦: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实——这毕竟是很奇特的事实——总的说来你从没有一个特定的年龄?是不是因为你总是热切地生活在现在、一个伸向未来和行动的现在之中?
  萨特:是的。我没有很多空闲时间回顾过去的时刻,它们有其自身的价值,有其审美和情感价值。我没有很多时间那样做。
  波伏瓦:或者这是因为一种自恋的总体缺乏?实际上你同自己几乎完全没有关系,没有关于自己的形象。
  萨特:我关于过去的记忆确实同我的印象无关。但等一下,我正好有一个十分鲜明和清楚的记忆——是我服了墨斯卡灵的那一天。我从火车站返回,你挨着我坐着,有一个粗汉把头伸到窗外。我可以看得很清楚。我看到你而且看到这个粗汉对着窗户,头朝下。
  波伏瓦:《词语》证明你是有记忆力的,而当我们在这里谈到记忆时,记忆就来了。我的意思是,总的说来你的意识是朝着外部世界而不是你在这世界的状况和处境;不是朝着你自己的形象。
  萨特:正是这样。
  波伏瓦:大概正是这个缘故,你要比别人年轻。
  萨特:主观上是这样的。我跟别人一样经历了这个时代,而我照他们那样做。我同他们一样或者不一样,但这都是在可预见的范围之内;其次,我想得不一样,我认为自己好像是不变的。
  波伏瓦:这同你对死亡的极其冷漠也有关系吧?你在《词语》中说到,你小的时候很害怕死。但在那之后,在我看来你完全不再担心它了。你决不会想,现在我四十岁……
  萨特:对。最近十年我想到这个,但主观上这并不使我有什么烦恼。在两三年前我又想到它——现在我到了人的生命将要完结的年龄。我相信作为法国人七十岁是……
  波伏瓦:不,像你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法国人可以活到八十岁或八十五岁。但这仍然是一段限定了的时间;我自己感受到它。一个人再不敢说,“在二十年中我将做这——在二十年中我将达到那一步。”对你说来,你没有注意对付这个界限吗?对付这堵墙?
  萨特:逐渐地,一种年龄成形了,一种由那种界限所形成的年龄。除此之外,我的情况还好时,我仍然感到自己跟三十年前一样。但我知道十五年后我就八十五岁了,如果我能活到那个年纪。
  波伏瓦:但这是一种外来的认识。你已经解释了五十次了。自我不在意识中;因此意识总是现在的、新鲜的、不可改变的。但你同别人的关系怎样?他们使你感到你有一定的年龄吗?
  萨特:在我看来,他们也没有变得很老。看看《现代》的同事——我认为博斯特和普隆好像总是那个样。
  波伏瓦:你看到他们没有变老?
  萨特:没有,我看到的是我正在教给他哲学或我教过他哲学的年轻人。
  波伏瓦:你同年轻人的关系怎样?例如同维克多的关系。打动你的事情是你可以教给他一些东西,可以帮助他。这样,这是一个经验的问题,至少是同老年的智慧有些关系的事情。
  萨特:对,我们应该研究一下这意味着什么。现在这是一个应该正视的问题,但这不是经验的问题,而是我的年龄问题。是的,我喜欢看到维克多,但一分钟后我们的谈话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谈话,不是一个年轻人来看一个老人的谈话。我们争论着;我们有两种关于政治或其它出现的实在的观点。这时他和我的年纪是一样大的。
  波伏瓦:是的,我理解这一点。关于你同时间关系的另一些事情可以解释这种对年龄感受的缺乏。首先你总是喜欢现在而不愿意提过去。我是说,如果你喝威士忌,你就会说,“哈,这威士忌真不错;它比昨天的好。”总的说来,你总是喜欢现在。
  萨特:现在是具体的真实的。昨天不是那样明显清楚的,而我也不想明天。对我说来,超出过去的现在是有优先地位的。有些人更喜欢过去,因为他们给了它一种审美的或文化的价值。我不是这样。在转向过去的过程中现在就死了。它失去了自己开辟生活的价值。它仍然属于生活;我可以回顾它;但它不再具有当我经历它的每一时刻所给予的性质,我不再经历它时它就推动了这种性质。
  波伏瓦:毫无疑问,这是你从不感到同你的朋友断交有多大困难的原因。
  萨特:对。我开始了一种没有他们的新生活。
  波伏瓦:这是因为一旦事情属于过去,对你说来它就真正被取消了?
  萨特:是的。对于那些离开我、仍然活着的朋友说来,他们应该有一种新鲜的当下的直接性,以便不是继续回复到同一个人上。我不应该带着同样的担心、同样的思想、同样的说话方式把他们看作是昨天或前天那样。这儿应该有一种改变。
  波伏瓦:按照你同时间关系的这些解释,人们可能认为你是一个轻易丢弃自己的过去、使自己投身于新的冒险的很容易改变的人,实际上你完全不是这样的。你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人。我们一起生活了四十五年,你有着类似同博斯特这样的友谊,这保持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你同《现代》其他的人也同样有长久维持的友谊关系。你怎样解释这种坚定、忠诚和生活在现在的混合状态?
  萨特:生活在现在正是由这些坚定的态度所组成。生活在现在并不是说要去追求我不知道的什么东西或我不知道的什么新人。而是说,要同人们一起生活,同时又给予他们一种他们实际上具有的现在的尺度。比如说你。我从没有想到你是在过去,我总是想到你是在现在;这样,我安置自己以便把这个现在同过去联系在一起。
  波伏瓦:你同自己作品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吧?你仍然认为你最后写的书是最好的吗?或者你对自己早期作品有一种钟爱?
  萨特:我对早期作品是有一种钟爱。比如说对《恶心》。我通常按照日期顺序来看待自己的作品。有些书,因为产生它的环境,要在一定的时间来理解它,既不是在这之前也不是在这之后。
  波伏瓦:但从理智上说,你有着前进或发展的印象吗?或许在你看来,有些作品是最后的有决定性的,以致于你再不可能有超出它们的东西?
  萨特:我有一种发展的感受。我不能说《词语》比《恶心》要好,但尽管如此,发展毕竟意味着创造某种更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从早期作品中得到教益。
  波伏瓦:总之,我们是不是应该区别一下——这使我们回到关于你的作品的话题上——文学和哲学书?因为,虽然你不能说《词语》比《恶心》好,但你完全打算去说——而这是很明显的——《辩证理性批判》要比《存在与虚无》好。
  萨特:我想这是真的,但我不太乐意这样说,因为我的早期的书我写它们时是感到很满意的。对我说来,很难真正去想《辩证理性批判》要比《存在与虚无》更优。
  波伏瓦:你不认为它前进了一步吗?
  萨特:对,它是前进了。
  波伏瓦:它解决了许多难题;它对社会进行了很确切的描述。只是没有《存在与虚无》便不可能有它;我想这也是一个事实。
  萨特:在哲学中和在我个人生活中我总是把现在——它是充满的时刻——确定为对未来的关系,我使它包含有未来的性质。然而在现在、未来、过去这三者合一中,过去总是被现在夺去真实的活动。我知道过去比未来要重要一些;它带给我们某种东西。
  波伏瓦:你常说,它规定着一个人超越的境况。现在是过去走向未来的再开始。但它更多地是指向使你感兴趣的未来——总之是你个人的未来——而不是过去的再开始。
  萨特:如果你考虑到我生命的意义也就是写作,它是从变成过去的现在——我不写了——前进到另一种现在——我正在写,一本书正在形成而将在未来结束。写作的时刻是一个包括未来和现在的时刻,现在决定对未来的关系。你写小说的一章;你写第十一章之后的第十二章,而它是在第十四章之前;因此,时间好像显得是未来对现在的召唤。
  波伏瓦:但在你一生中有过这样的时刻吗?或者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时刻:你真正是由于现在自身的缘故而体验到现在?比如说,是由于一种注视、一种享受,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计划,或活动,或工作?
  萨特:有这种情况,现在还有。今天早上就有这种时刻。比如说,早上我在你之前醒来,我走上阳台,坐在扶手椅上,凝望天空。
  波伏瓦:在你一生中像这样的情况有多次吗?
  萨特:有好多次。我把它们放在比别的情况更重要的地位,它们是值得花时间的。
  波伏瓦:因为你是一个非常活动的人,你干了大量的工作,但你仍然有着放任自身和陷入当下直接的现在中的时刻吧?
  萨特:是的。有许多这样的时刻。
  波伏瓦:而正是在这时你是深感满意的?
  萨特:一种十分愉快的满足感。
  波伏瓦:对,但我是说使你进入那种直接性的状况的是什么?
  萨特:无论什么。一个可爱的晨空,以及我在那个特别的夜晚看到的东西。这儿有一种完全满足的时间——有着我正看着的这个天空下面的东西。
  我是那个看着晨空的孤独的人。
  波伏瓦:音乐——你是非常喜爱音乐的——有时也给你同样的东西吗?
  萨特:是的,只要不是我自己在演奏。这是在罗马。在音乐会上或者我听着磁带时,我有时有这种感受。这可以说是一种幸福。确切地说,这不是幸福本身,因为这是些将要消失的时刻,但它们是创造幸福的因素。
  波伏瓦:就未来是一种实践说来,你是生活在未来之中,但你也体验到一种喜悦的期望吧?例如,当你正要动身去美国旅行时?
  萨特:是的,我想象着自己在美国的情况。
  波伏瓦:你对它确实想得很多。你作了长时期的准备,在你的想象中你已是在美国了。你常有这样的时期吗?你有着非常希望、一直想象、等待和思慕的东西吗?
  萨特:确实有。
  波伏瓦:如果在梦想、想象的未来和现在之间有一种冲突,你感到沮丧吗?或者相反,实在使你觉得比想象的东西要多?
  萨特:这给我的东西要多一些,也有别的东西。通常是较多一些,因为在现在中每一个物体都包含着无数的部分;每一个事物都可以在一种新的现在中找到,因此比你可能想象的要多。我可以想象的东西是方向、性质、界限,而不是真实的物体,真实不同于期望着的东西,因为真相是不可能想象的。尼克·卡特尔的纽约不是我去那儿后发现的纽约。
  波伏瓦:有些人因他们看到的东西跟他们期待的不同而感到失望,你不是这样的人吧?
  萨特:我在纽约并不感到失望;不,正好相反。我知道自己想象的东西会跟自己要看到的东西不一样。那样可能会产生一种失望。但这多半是一些小小的失望;而且它们很快就消失了。
  波伏瓦:你写的故事《午夜的太阳》有点像一个关于失望的小说吧?
  萨特:是的,这个小姑娘想象午夜的太阳有着不可思议的形式,当她面对真实的物体时她失望了。
  波伏瓦:但这在你的一生中是很少发生的吧?
  萨特:总之,这个故事表明,这种失望是错误的。通过小姑娘的失望,我想说明白夜是一个美好的东西。
  波伏瓦:在你的一生中你后悔过吗?你是不是对自己说过,“啊,我本应该做这——我让它过去了——我浪费了自己的时间?”
  萨特:这种情况不太多。当这是很紧迫时,是这样的——当这是一个关系到我的一生并因此是紧迫的决定时——一个在第二天必须作出的决定。一个决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我的决定是连细节都考虑过了的,我为什么会后悔?
  波伏瓦:一旦作出了决定?
  萨特:是的,因为我不能预见一切。
  波伏瓦:你的意思是,如果你被迫很快地作出决定,你有时会作出一个坏的决定?
  萨特:不,不是一个坏决定,而是一个不完美的决定。
  波伏瓦:关于这种情况你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吗?
  萨特:我没有很确切的例子给你。
  波伏瓦:我感到有些决定——这样的决定不是很多——你是觉得很愉快的:你决定去德国,你早在第一学期就决定去勒阿弗尔,没有像你家庭希望的那样在里昂接受一个文科预备班,而是在劳恩找了一个工作。你因为这些决定而感到愉快,是不是?
  萨特:我是因为它们高兴。
  波伏瓦:就我所知,你后悔的时候,总是因为世界拒绝了你某件事。例如,你为没有去日本而后悔。
  萨特:我并没有为这十分后悔。有些人因这事要比我懊丧得多。一般说来,我一生后悔的情况并不很多;我有一些;有些书我开始写了,但一直没有完成,一直没有出版。
  波伏瓦:对,但这种后悔不可能是很强烈的,你没有写它们是因为你有更喜欢的事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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