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荆公之用人及交友(3)

张商英唐坰说张商英是“王安石的鹰犬”，而近代的学者颜习斋也说张商英善于理财，可与薛向相比，不知道颜习斋是根据什么书说的。考证《宋史》中张商 英的传，张商英因为当面说服了章 惇而被章 惇所敬重，回来后就把张商英举荐给了王安石（这也是章 惇的人不可及之处），因此而被召，提拔为监察御史。不久被贬出朝廷，到熙宁末年也没有被大用。他是否真是王安石所倚重的人，不能够更深地考证。哲宗亲政， 张商英上书严厉弹劾元祐时的大臣，因而当时的所谓士君子们，都非常恨他。徽宗崇宁初年，蔡京任丞相，张商英又弹劾蔡京身为丞相，专心于逢迎君王，蔡京怀恨 在心，把他编入元祐党籍。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代替蔡京为相，说蔡京虽能恢复新法，只不过是借此来节制皇帝，禁锢士大夫罢了。于是大力改革弊端， 改当大钱为平泉货，恢复转般法，废除直达法，推行钞法以利于通商，遏制横征暴敛来使民力宽松，劝徽宗不奢侈浪费，不大兴土木，不要心存侥幸。皇帝很是怕 他。张商英没有辜负王安石对他的知遇之恩。

孙觉和王安石关系很好。王安石执政，举荐他为直集贤院，后来因为新法的争论而被罢官，史家很赏识他。而孙觉与王安石之间的友谊，始终不变。王安石去世，孙觉为王安石写了诔文，其中对王安石极力称赞。

李常王安石推荐他为三司条例检详官，后来因为反对新法而离开，史书上多次称赞他。

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执政后让他做学官，始终能尊敬老师，只是不参与政事，所以《宋史》不怎么诋毁他，只有些婉转的批评。

李定《宋史》他的传中说他年少时受学于王安石，熙宁二年，孙觉举荐他，被召到京师。拜见了谏官李常，李常问他：“你从江南来，百姓认为青苗法怎么 样？”李定说：“百姓因它而方便，没有不喜欢的。”李常说：“整个朝廷都在争论这件事，你不要说这样的话。”李定说：“我只是根据事实来说的，不知道京师 不让说。”王安石举荐他，让他做知谏院。御史陈荐弹劾李定说他的庶母仇氏去世而不穿丧服，皇帝下诏到江东、淮、浙转运使查明情况，上奏说：“李定因为父亲 年老，请求回家侍候养老，并没有听说他为生母服丧。”李定也自己说确实不知自己是仇氏所生，因而不敢服丧，而是因为侍养而离开的官位。不久改任为崇政殿说 书。御史林旦、薛昌朝，说不应当让不孝的人在这里讲经；并弹劾王安石，奏章 上了六七次。元丰初年，升李定为御史中丞，他弹劾苏轼，将苏轼抓入台狱。哲宗继位，他被贬到滁州。李定对家族有恩，分财物给族人，自己家没有余财。得到让 子孙任职的机会，他先让给他哥哥的孩子。他死的时候，他的儿子们都还是布衣百姓。只是因为依附王安石，才做了大官，又陷害苏轼，因而公论对他都很痛恨，他 不孝的名声尤其显著。唐坰说李定为王安石的爪牙，而当时弹劾王安石的人，大多借李定为题，议论纷纷，实际上是当时的一大公案。因而这里详细列出他本传中的 内容而来分辨。传言李定是孙觉举荐的，孙觉字莘老，因学识品行闻名于当时，与王安石虽是旧交，而因为争论新法意见不合而离开官位，他这人应当是当时的贤人 们所赞许的，怎么会举荐不孝的人呢？又据传言说李定对家族有恩，得到让子孙做官的机会也先要让给他哥哥的孩子而不考虑自己的孩子，这就是孝友之道的一项。 李定友爱至此，而怎么会不孝呢？考证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说：“仇氏当初在民间，生子为浮屠，就是佛印，后做了李问的妾，生了李定。后来又嫁给了郜氏， 生了蔡奴，蔡奴的工艺做得很传神。这时仇氏已经嫁过三人，她死的时候与李家已经是恩断义绝很久了。孔氏不为生母服丧，《礼记》中有记载，何况仇氏是李定的 妾母呢？由此来追究，即使不为她服丧，也不为过。况且仇氏既然死于郜氏，那么李定所说的不知道是仇氏所生，因有疑问而不服丧，确实是在情理之中的，而李定 最终不忍不为母服丧，而托侍养之名离官回家，是行的心丧，也可以说是情至义尽了，又怎么能知道不是李定的父亲不允许他为弃妾服丧呢？由此来说，李定不能说 不孝已经很明显了。就算是李定果真不孝，也与王安石有什么关系？而人们都来攻击李定，再由攻击李定而攻击王安石，气势汹汹地把奏章 上了六七次，这是什么道理呢？人们之所以攻击李定，并不是因为李定不孝，是因为李定说青苗法便民罢了。而又不是攻李定，是攻王安石！是因为他不随着大家一 起破坏新法，竟然不惜编造言辞来污蔑他的名节，实质上是剥夺人们的言论自由才算罢休。这些谏官们，如果不用张江陵的方法，一一拉来用杖击打，就不能够警告 那些猖狂的人。而后世的史家，都认为他们这是直谏，真令人叹息啊！我并不是非要为李定争辩，只是看当时那些攻击新法的人，他们的无赖竟到了如此的地步。

吕嘉问字望之，是协助王安石施行市易法的人。《宋史》他的传极其用力地诋毁他，而王安石有祭他母亲的祭文中说：“所生的才子，是我所叹服和赞誉的。 秉公守法，再困难也不做违法之事。”王安石被罢官回到江宁后，吕嘉问知江宁府，他的集中有《与吕望之上东岭》一诗，最后一段写道：“何以况清明，朝阳丽秋 水。微云会消散，岂久污尘滓？所怀在分襟，藉草泪如洗。”由此来看，吕嘉问的为人必定有可观的地方。《宋史》的评论真是不敢都相信啊。

常秩常秩字夷甫，是有道之士，也是王安石的挚友。《宋史》因为他和王安石关系好，就丑化诋毁他。在他的传中说：“神宗即位，三次让人去聘请他，辞谢 不应召，熙宁三年，下诏书让郡里以礼恭送他，不要听他辞谢的话。第二年才来到朝廷，奏对后就辞谢回家。皇帝说： 既然来了为什么不多住些日子？将来不能用你，再离开也行。 就拜他为右正言。”又说：“当初常秩隐居不做官，世人都以为他肯定会隐退。后来王安石做丞相变法，天下沸腾，认为不便出来，常秩在民间，见所下的法令，认 为是正确的，一召就来了，在朝廷中任谏官和侍从。低头看人脸色行事，也没有什么建树，名望一天天地衰退，被当时人们所讥笑。常秩长于《春秋》，著有讲解数 十篇。等到王安石废《春秋》，就隐讳不再提他的学问了。”看他同一个传中前后距离数行之间，记载的内容竟如此矛盾，以前的史书是没有的。考查宋神宗在治平 四年十月，诏常秩进朝，而常秩多次推辞，直至熙宁四年才进朝，他的传中前面是这样说的。王安石做丞相是在熙宁二年，常秩被召见，是在王安石做丞相的前两 年。常秩到朝中是在王安石做丞相之后的两年，而且还是三次去聘请，以礼恭送，才勉强上了路，怎么能说“一召就来了”呢？怎么诬陷人到了这种程度？又是多么 地不会诬陷人呢？刘敞《杂录》中说：“隐士们得道的，有孙侔、常秩、王令。常秩是颖州人，开始不被人知，欧阳修守颖，让官吏比较郡中的户籍，更正每户的等 级，常秩赀排在第七等。众人马上请求说，常秀才廉洁贫穷，希望放宽他的等级。欧阳修因为他的礼让而感到奇怪，问他们，都说： 常秀才孝悌且有德，不是庸碌的一般民众。 欧阳修为改他的户籍等级请常秩相见，为他的为人而感到高兴，常秩从此闻名于外。”现在查看欧阳修的文集，从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到熙宁三年（公元 1070年），给常秩写的诗和书牍有十余条。欧阳修比常秩大六岁，还称他为“常夫子”，又说：“希望能包着头巾，拄着杖和先生长者四处走走。”等他去世 后，王安石为他写了墓碑，称他是“违俗而适己，独行而特起”，凭刘敞、欧阳修、王安石三人的贤德，而他们向往常秩到这样的地步，那么常秩的贤德就可想而知 了。而史书上竟这样诋毁他，而且评论他说：“学问不为自己所用，而随世道而行，就像井上的桔槔，让它一天不动，也是不可能的。”唉！只因为他与王安石交好 的原因，而攻击他到体无完肤的地步，想不在这肮脏的史上出名能行吗？至于说常秩避讳讲他的《春秋》之学，则我考查王安石并没有废《春秋》，那么常秩即使对 王安石献媚，怎么又会避讳呢？这种诬蔑就用不着辨析了。（王安石没有废除《春秋》，在第二十章 中另加讨论）

崔公度字伯易，博学而且文章 写得好，当时人称“曲辕先生”，曾经作《感山赋》七千字，欧阳修、韩琦都很看重他。刘沆推荐他为茂才异等，称病不应召。英宗时授予他国子监直讲，因母亲年 老而辞去官职。年轻时与王安石交情很好。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有一篇《与崔伯易书》，为王逢原之死而痛惜，说“世上了解王逢原的人再没有像 我们两个人这样了”。王逢原安贫乐道，品德超世绝俗，和王安石正是同一种节操，而崔公度能被这两个人所赞许，则他的清风亮节，也是可以想象的。而《宋史》 在他的传中说：“只知道取媚于王安石，白天晚上去拜访，就是王安石蹲在厕中他也要见。曾从后面握住王安石衣带的一端，王安石回头看，崔公度笑着说： 相公的带子脏了，让我用袍子把它擦去吧。 见到的人都笑，他也恬不知耻。”噫！不知道蹲在厕中时怎么会有人在一旁；说见到的人都笑，怎么在厕中会有这么多的人？这真是不近情理的最污秽最卑鄙的话 了，而将这写入正史，是什么用心呢？重要的是凡被王安石稍敬重的人，务必要诋毁他，把他说得不像人才罢休。

王令字逢原，是王安石生平第一个敬畏的朋友。他是刘敞所说的：“处士有道者”三人中的一个。王安石集中与他往来的诗文，不下数十篇。他死之后，王安 石为他写了墓志铭，称他为“天民”。《宋史》中没有他的传，在王直方的《诗话》中说：“王逢原被王安石所赏识，王安石执政后，一时间来依附的人，每天门外 满满的，一个个恭维奉承有加，王逢原很厌烦这些，于是在他的大门上写到： 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 意思是应该有知耻的人。可是来拜见的人却不见少。”看王安石所写的墓志铭，王逢原应该是死于嘉祐四年，实际上是在王安石执政前十年，那这些话是从哪里来的 呢？可见宋代的人对于王安石，污蔑的方法是没有一种不用到极点的，亲友没有一个幸免的。幸运的是《宋史》没有为王逢原立传，如果立了传，那么类似崔公度将 《春秋》的学问藏起来，以及常秩在厕中擦拭衣带的事，就满纸都是了。

这三个君子，常秩和崔公度虽然一度在朝中任职，未曾担任过重要的职位，他们对于新法，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王令则是在新法施行时，他墓中的木头已 经都弯了，而后来写书的人，竭尽全力地污蔑他们。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使我连史书中有关吕、章 这些人的恶行，也不敢全都信了。 并不是我爱屋及乌，实在是因为那些史官们看不惯某个人就要累及他的亲友，所以不足为信了。

王安石所用的人，不止于这些；他所交的朋友，也不止于这些。就拿这四十人来说，其中贤才有一大半，品行不好的不到十分之二三。这里所说的品行不好， 他们的罪状还都是没有定论的。以王安石崇高的品德，不肯以品行不端来看待别人，偶尔被别人所出卖，也应该是有的。如果说他喜欢逢迎，乐于谄媚，王安石肯这 样做吗？凡是曾经被王安石所用的人，或者与王安石有亲缘关系的，或不肯随声附和诋毁新法的，即使是君子也必定被诬为小人，这样说来说王安石专门任用小人也 是合适的。只有一个被极其怨恨的罪魁祸首蔡京，他与王安石有远亲，熊本又曾经以奉行新法聪明机敏多才的原因举荐他（见《宋史》中他的传），而他曲意奉承、 谋求仕进的本领，没有用到王安石身上，而反倒用到了司马光身上，那么王安石即使不善于了解人，也比司马光高出一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