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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五、世界大战

当我在年青气盛的时代,最使我忧虑的,不快的,便是在这没落的时代,受着万民崇拜的人物,只有商人和国家的官吏而已。

政潮像是已经波平浪静,世界的前途,像是已经进入于:国际的和平竞争“了。

换句话说:就是彼此间互相用欺诈的手段,而避免着一切激烈的方法。

各国的政府,开始注意于互相倾轧的企业以及互相夺取主顾和契约,他们不惜用了千方百计,大家互相利用,于是一片喧嚣的声音,便就充满于全世界了。

这种的发展,不但继续进行而永无底止,并且好像已经得到了世界一致的赞许,将一举而把世界改造成一个极大的货栈似的。

在这宏大的货栈的通廊中,凡是最狡猾的奸商和那最怯懦的职员,都有他们半知的肖像以竽永久。

为什么我不早百年而生?

不生于解放战争(War of Liberation)的前后呢?

因为在当时的人,除了从事于“商业”之外,还有一些相当的价值可言。

当法兰西。斐迪南大公被刺的消息传到了慕尼黑的时候(那时我正在屋子内,对于这事变的情节,仅有一些模糊的听闻,)起初,我以为这次的暗杀事件,或许是德国的学生所做的。

因为他们深恨奥太子的有意偏袒斯拉夫人,要借此来铲除日耳曼人的虐待而已。

事变的结果怎样呢?那我可以立刻想像得到,就是再加重对于日耳曼人的虐待百已。

当时还可以把这种虐待的理由公然向全世界解释,而求得全世界谅解呢!

不久,知道了凶手的姓名,系是一个塞尔维亚人,我乃对于这不可测的命运的报复,感觉到有些悚然而惧了。

斯拉夫人的挚友,在斯拉夫民族的疯狂者的枪下已经做了牺牲者了。

对于维也纳政府所发出的最后通谋的形式和内容,在现在,世人还是有着许多的责难,这是殊欠公充的。

世界上任何的国家,处在同样的境地,未有不是这样来举动一下的。

在奥地利的南境,有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时时对奥国的皇室放出了挑战的态度,待到时候一到,必须要使这奥地利帝国倾覆而反快。

一般人士的心目中,唯恐考皇一死,这件惨祸必须要实现的。这是委合理的。

而且奥地利帝国或许不会的切实抵抗的能力。

近年来奥国的安危。完全对之于老皇法兰西斯。约瑟(Francis Joseph)的身上,所以由民众的眼光来观察,老皇的死,等于国家的自知的覆灭。

世人大都以为这次大战或许是可以避免,所以把战祸的发生归处于维也纳政府,这实在不是公平的论调。

因为这次的战争终不可避免,至多延缓了一两年而已。

所恨的就是德奥两国的外交政策,他们对于无可避免的一天,还是常常想多方延缓,直到最后关头,被迫而不得不战,那时候的时机已属不利了。

如果想勉力台湾省维持和平,那么,战争一起,时机将更陷于不利,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

已经有多年了,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用了最卑鄙的手段,鼓动着德俄的开战,而中央党;因为宗教的缘故,所以对于国家大计,大抵以奥匈帝国不转移。

现在,大错已经铸成,所以结果也不得不忍受。

祸变的来临,势所必然,这是无法可以避免的。

德国政府的错误,就是在于只知道维持世界的和平,因此坐失开战的良机,而且再为维持世界和平的联盟所牵制,最后也终成为世界协约国的牺牲品了。

这名义上虽称为世界协约国,实际是反对保持世界和平而决心造成世界大战的。

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并不是强迫民众去参加的,实在是全国上下所切望的,国人急急地要使全世界的不安告一个段落。

这就是德国二百万以上的成人和青年,所以欣然去从军,甘心作猛烈的争斗,而且在国旗之下,甘愿洒最后的一滴血来捍卫自己的祖国。

这一个争自由的战争爆发了,规模之大,实在是空前未有的。

在慕尼黑方面刚旬听到了暗杀的消息,我们脑海里立即发生了两种感想:一是战争无法可避免;二是哈普斯堡皇必须维持聪明。

因为我所最怕的,便是德国为了联盟的缘故,也许会有一天被卷入击突的漩涡,这击突的直接的原因,也许并不在奥国,奥国因为内部的政治关系,竟无法来实行援助同盟国的充分决心。

对于战争,不论这个老大帝国愿不愿,然而已经到了非战不可的时候了。

这次击突的态度,我个人对之十分明白。

我以为这种击突,并不是奥地利为要惩罚塞尔维亚而战,实在是德意志为着生存而战,换句话说,就是日耳曼民族为了它的生死存亡和自由前途而战。

德国人必须要步着毕士麦的后尘,现在的少年德国,对于过去的祖先,他们把英雄的血在威森堡(Weisen—brug)到西丹(Sedan)及巴黎的战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仍旧应该努力保持着。

倘使这战争而获得胜利的话,那我日耳曼人能够靠了自己的势力而再在列强间占得一个地位,因为日耳曼帝国是节衣缩食来一战,那是决不能做和平的保障者的。

八月三日,我就呈请国王路特威三世(Ludwig Ill)准许我服么于波维利亚的军队中,那时候内阁的国务非常的忙碌,然而我的呈请第二天就批准了,这是十分快慰的。

我生平最伟大而最难忘的时期,便在这时期开始了。这是和其他德国人一样的。

过去的一切事迹,如果和这次激烈的斗争相较,那都不足道了。

回首到当年我民族勇猛战争的最初的星期,我不禁悲喜交集,我深以仁慈的神,能够使我来参加这次的战么为幸。

战争年复一年的继续着,战争的毫情,也就一变而为恐怖了。

大家爱国的热忱,慢慢地冷却下来,光荣的幻想,已经深在死亡的苦痛之中了。

这时每一个人的心中,大都有“自存”和“效忠”的两件事在击突。

一九一五——一六年冬季,这种击突,在我已成为过去。我的意志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起初我在冲锋陷阵的时候,常常兴高采烈呼喊欢笑,现在一变而为沉静坚决了。

一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我都是这样。

青年的志愿兵已经变成了老练的战士。

这种变化,整个军队都是一样的;因为我军经过了长期的战阵,已经老练坚强,凡在这次战役中不能抵抗的已经早就被淘汰了。

到了这时候,军队的优劣,始能加以判断。

在两三年一仗接一仗不断的战争,我们以寡敌众,以弱小敌强,备尝着铠渴劳顿,——要估量我军的优点,就在这个时候。

虽然在几千年之后谈起了勇敢的英雄主义,就不能不念及大战中的德国军队。

德国的灰色钢盔,不畏缩,不规避,将成为历史上永垂不朽的纪念品。

我日耳曼人苟有一天存在当会念到这些军人更为国家的健儿。

在那个时候,我对于政治并不注意,可是有关于影响全民族,尤其是涉及我们军人的事,那就不能不表示我的意见了。

马克思主义的被人认为正确,这些,我对之十分愤慨。

马克思主义的最后的目的,是在毁灭一切不是犹太民族的国家,然而,到了一九一四年七月,马克思主义多方面诱惑的德国劳动阶级,居然觉悟了,他们效劳于祖国的风起云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痛心疾首的时候。

在几天之人,卑劣的国家的叛徒,他们欺骗民族的烟幕都已云消雾散,而那些犹太领袖,立刻感觉到孤立无援,六十年来流毒人群的愚妄的痕迹,完全化为乌有了。

这实在是欺诈德国劳工者的最不利的时候。

这些叛徒的领袖,一旦察觉到他们处境的危险,他们也立刻遮掩了他们虚伪的丑形,居然老着面皮,一同主喊民族抵抗的口号了。

这正是对于毒害我国民族的整个的犹太团体大加攻击的时候了,德国的工人既重新发现了复兴民主族的路,政府应该就在这时候毫不加以宽假,急急地想法剂除了这反民族主义的鼓吹者。

优秀分子既已到前线捐躯去了。国人也应该在后方把予贼肃清才对。

可是德皇并不出此,反而新给那些叛徒以援手,并且给他们以保护。使他们得维持着他们的组织。

每一种世界观(Wctsndchauunsgi),不论其性持是政治的,或是宗教的,(两者的界限极不容易说的。)都在其本知理论的积极建立,而不在对方理论的消极摧毁。

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世界观的斗争,在进攻而不在退守。

所以目的确定,便是有利于理论的本身‘,因这种目的,便是思想胜利,而攻破对方理论的消极目的,什么时候可以达到,那就不易说了。

所以,凡是一种世界观,其计划愈是明白确定,那么在进攻之中也必有强而有力;因为最后的胜利,是在进攻而不在退守。

用武力来抵制的世界观,如果不采取攻势以拥护一种新理论,结果是必定遭受失败的。

只有两种世界观在同一条件下斗争的时候,始能用坚决的严酷的武力来决定胜负,而使胜利属于武力所拥护的一方面。

过去,反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失败,完是由于这一个缘故。

毕士麦关于社会主义的立法的失入,也就是由于这一个缘故。

因为这种措施,实在缺乏一种新世界观的基础,所以无法树立起斗争的目的来,只有那些素称为高明的达官要人,他们才会幻想着用“国家权威”或“秩序和安宁”

,就足以激励人们甘心去为斗争而牺牲。

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反社会民主政治的斗争已是十分明显;但是,这种斗争,因为缺乏实际的代替物,所以究竟能够支持到什么时候,殊难预定。

因为这事实在是有一严重的缺点在。

在大战之前,我就有这种意思,所以当时不能决定去参加任何的党派。

后来,战事延续,我的信念也就愈坚,因为当时不以议会政党为限的运动还没有,所以要想从事反社会民主党的彻底斗争,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常把这种意见,向知己的朋友谈及。

我在将来要做一个活动政治家的意念,也是在这时候发生的。

我所以屡和少数的知己朋友说及,就是因战后我除了固有的专业之外,再愿意作一个演说家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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