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九、党卫队的意义和组织

旧德国国力所维持的柱石有三：就是君主行政机关和军队。

一九一八年的革命，把君主政体打倒了，把军队解散了，把政权委托给腐败的政党了。

国家的权威，因此就失掉了它的凭依。

然而这三颗柱石，常常是国家的权威所维持者的，也就是一切的权威的基础。

权威的第一要素固然是群众的一致拥护，可是，单单靠了群众张做基础，那权威仍旧是十分脆弱而不稳固的。

所以权威所必具的第二要素显然是武力了。

如果群众的一致拥护和武力两者相辅而行，那么，到了相当时候，基础便会致稳固，而成为伎的权威了。

如果群众不一致拥护、武力、以及传统的权威，三者合而为一，那这权威可以说永不会发生动摇了。

革命兴了起来，这种希望，便就成为绝望。

传统的权威已经消失。

旧帝国的崩溃，和旧帝国过去的光荣徵象的破毁，已经把传统的精神悍然打破，结果，是国家的权威，受到了一个极重大的打击。

就是支持国家权威的第二柱石一武力一也不再存在为了要希望完成革命，各领袖大都不惜把旧帝国中有组织的军队，来加以摧毁，把这残余的军队从事于革命的斗争。

这种动不动就要改变的乌合的军队，他们把军役看作寻常的的八小时工作一样。

我们实在并不能希望他们来有助于国家的权威。

所以第二种保障权威的要素也就消灭了。

而实际上革命所赖以建立权威的，只是群众的一致拥护的第一种要素而已。

不论那一种民族，都可以分为三等；最上等的是具有各种的美德，并且有牺牲的勇气和决心的。最下等的是人类的败类，他们只知道自私纵欲自利，放佚淫侈。

在这两者中的是第三阶级，为数最多，他们既没有英勇的决心的牺牲精神，但也没有卑鄙的枉法的自私行为。

我们可以加以注意，就是这班群众——我一向称他们叫做中间阶级一从来不会变成重要，只有当最上等的和最下等的两者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始能显示出他们的重要来。

比方他们不管那一方面获得胜利，他们都望风而靡的去归附胜利的一方面。

如果有贤者来握权，他们固然安心相从；可是被小人专政，他们也绝不会反抗的；因为中间阶级，他们是绝不愿有斗争的。

在欧战告终时的情形大略是这样：国内多数的级人民，因为迫于义务，已经有了相当数目的为国捐驱；一部份最优秀的国民，差不多全数牺牲了，只有那些卑鄙的下级国民，靠了荒谬的法律的保护，同时，他们又不遵从治军条例，所以反得得偷生苟安。

我们的民族中安安稳稳留下来的败类于是起来革命了；因为一些优秀的国民，大半已经战死沙场，没有人再来对他们反抗了。

这班马克思主义的乱党，他们不能专门靠着群众的一致拥护来维持他们的权威。

然而，这一致拥护的权威是新共和国所急需的；因为他们不愿在短期的混乱之后就被我国硕果公存的优秀分子所组织成的讨伐军来扑灭。

具有革命思想和从事于革命的人，他们自然不能而且也不愿受军队的保护。

因为他们所愿望的并不在组织一个国家，而是在破坏现存的国家；他们这种思想正好乱成性的军队相吻合的。

他们的口号并不是德意志共和车间的“秩序”和建设，而是国家的“掠夺。”

在这时候，有大批的德国青年，他们出来说愿为“和平的秩序”效力，他们大家身上穿了军装，背了枪械戴了钢盔实行来抵抗蹂躏他们祖国的人。

他们在做义勇军的时候是憎恨革命，但是，他们为治安计，就不得不来维护革命，而使革命的基础筑固。

他们的行动，完全是出之他们的至诚的。

造成革命和暗中操纵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犹太人，他们对于当时的情势，早已估量得十分的正确。

他们知道德国，所以人使德国陷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流血惨剧，尚还没有到时候。

从前线归来的将土对这事情怎样呢？德国的军人能不能容忍呢？这些都是疑问。

在那个时候，德国的革命，不得不有着十分缓和的表示。

因为要不是这样，那德国的革命，可以在几星期之中，被德国两三师的军队完全击破而消灭的。

在这时候，如果某师长和他的亲信军队决心扯下红旗来的话，那革命政府立刻可以置之死地，或是用枪弹压服任何的反抗，不到一个月，这一师的军队必定可以扩大而为六师。

这是在暗中操纵着犹太人所十分恐慌的。

革命的造成是由于乱徒的暴动的掠劫，那些近护和平秩序的人是不在内的。

军命的进展，是由于慢慢地和暴徒的意见相左，完全基于战略，不是他们所能了解，而且也不是合他们的脾胃的。

社会民主主义慢慢地得势，这种运动也就跟着慢慢地失去了他的激烈的革命性。

在大战还没有告终的时候，带有民众惰性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国防的障碍物了。

在他们党中极端活动的人物，脱离了该党而去组织成一种积极进攻的新阵线。

这种新组织就是为革命马克思主义作战的独立党（Lndcpcndent Party）和斯巴运库斯团（Spanatacus Union）。不过，当德军从前线退回来的时候，每个军人都是虎视眈眈的，因此革命的进程，便又超于和缓了。

社会民主党的主体处在胜利的地位，独立党人斯巴达库斯团便就失掉了他们的势力。

这种变化，如果不是已经过了斗争，那绝不能这样的。

在这变局还不会实现以前显然有着两大壁土互相的针锋对峙，一是维护和平秩序的政党，一为流血恐怖的团体，小资产阶级。

自然是倾向于和平和秩序的政党方面。

结果，到底为了种种的原因，从前仇视共和国的人物，现在是不再做他们的仇敌了，而且帮助他们来征服共和国的敌人。

再进一步的结果，就从前拥护帝国的人物他们原想是要反抗新国家的。现在那也不必再来杞忧了。

如果我们在旧帝国的本身的种种缺点外，另外再去考虑革命成功的原因，那就可以得到了下列的结论：（一）因为革命把我们的责任心和服从观念完全弄掉了。

（二）因为当局的许多政党的怯懦无能。

第一种原因，就是因为我国的教育，是一种没有民族性而纯粹是国家教育的缘故。

因为从这种教育，去养成对于手段的目的的谬误观念。

责任心和服从观念以及实践，他的本身并不是目的（这等于国家的本身并不是目的，）实在是为扶助并保障社会生存的一种手段，用了这手段，去维持精神和物质双方面的一致的生活。

革命的成功就是因为我国的人民（还是说我国的政府）不能了解上述的许多观念真义，因而使这些观念变成为脆弱的空论。

关于第二种原因，小资产阶级的许多政党（可以说是旧帝国下仅有的政治组织），既是武力认国属于国家的，所以只有靠了文字的发抒他们的意见。

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十分错误的；因为敌党久已把这方法抛弃不用，公然喊着要尽量采用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的口号了。

小资产阶级的各政党，他们在没有的新制度妥协之前，他们的政纲还是靠在旧国家的事务上；然而他们的目的。

的确也愿意在可能的范围中，想在新环境中去占得一席的地位。

不过他们唯一的武器，还是和从前一样，靠着那空谈的文字而已。

在当时有能力而敢反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受马克思主义鼓动的群众的，最初当推“义勇团”（Free Corps）接着是各种自卫和民团（Einnohnerwehr）最后是传统的势力。

过去马克思主义获得成功，这是因为在他们动用政治的决心和暴力。

民族主义的德国所以终于完成他们的发展的希望。就是因国他们缺少暴力和政治野心的坚决合作的缘故。

民族主义的各党不论他们具有怎么样的政治野心。因为他们没有战斗的能力，所以不能凭了斗争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可是保守的民团是有此实力的，他们是巷战的能手，可是，他们缺乏了政治观念和目的，所以他们的力量，对于民族主义的德国，也没有什么利益的。

犹太人利用报纸的力量来宣传民团“非政治性”的观念。

倒颇获得在成功，恰好像他们政治的技能，往往宣传他们的斗争是“合于理智”的斗争。

缺乏伟大的新观念，常是缺乏战斗力的一种徵兆。

如果能够觉察深信改革后的新制度必定会获得胜利话，那么，对于武器的最残酷的，也必定会相信而有动用的权利是同样荒谬的。

一种运动如果不能去为了这种高尚的理想和目的而加以奋斗，那么必定不能坚持到底的。

法国革命，因为能够产生出一种伟大的新观念，因此他们就发现了成功的秘决；俄国的革命也是这样的，法西斯主义是完全由理想去发生力量，他们的理想，在使整个的民族复兴，结果是为他们的民族造福不浅。

国防军的组织统一以后，马克思主义也慢慢地获了他们的权威所必需的力量，于是就以不必要的口实，去解散那似乎带有危险性的民族主义的民团，这是势所必然的。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创立是一种新运动的象征，他的目的。并不是小资产阶级正气党的死守着旧状态，恢复一切的旧观念，而是在建设起一种新的有生气的民族国家，去替代这时候的无意义的机械的国家。

这种新兴的运动，因为确信他的新主义有着极端的重要，所以认为如果能够达到目的，就不惜任何重大的牺牲。

在世界史上常有这样的事情：大概据一种世界观而引起的恐怖时期，往往不是政府的权威所能破坏的；但是，这恐怖时期，常为一种新的世界观（也同样有着勇敢而决心的）所屈服。

固然处在政府的地位以维护国家，或者不免要对此稍感不快，可是事实是不容抹杀的。

我国家正被马克思主义所蹂躏着，我们的当局者，既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无条件的投降了马克思主义，此后他断不能突然起来把乱戡平反过来，高踞阁席的资产阶级的许多傀儡，他们只是说着空话，而说“工人”不可反抗，足见他们谈论到“工人”的时候，便就联想到马克思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