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几年之后，我又打算创作一部描写上流人士生活的电视剧，《哈特夫妇新冒险》应运而生，并于1979年开播；艾伦·斯班林和伦纳德·戈德堡担任制片。我们还幸运地请到了罗伯特·瓦格纳和斯蒂芬妮·鲍瓦丝担纲主演。这部剧播出后很是轰动，持续播了五年。
我在做其他项目的过程中，还是会时时想起有关心理医生的那个故事。这个念头挥之不去，似乎那位心理医生在强烈要求我赋予他生命。我自觉没有足够的创作小说的能力，不过为了摆脱心理医生这个包袱，我决定还是把他的故事给写出来。
那段时间里，上午我向一位秘书口述小说的内容，下午我则恢复了制片人的身份，忙我的电视剧。
小说终于完稿了，我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我不认识什么文学经纪人。
我给天才小说家欧文·华莱士打了电话，他是我的好朋友。
“欧文，我这里有一部小说稿，应该交给谁？”
他说：“先拿来给我看看吧。”
我把稿子给他送了过去，等着他回电话说：“不用再交给谁了。”
但是，他在电话里说的却是：“我觉得很精彩。寄给我在纽约的经纪人吧。我会通知他的。”
书名最后定为《裸面》，前五家出版社都拒绝出版。第六位阅读者是威廉·莫罗出版社的编辑希勒尔·布莱克。
我的经纪人打电话过来，“威廉·莫罗出版社有意向出版你的作品，他们会预付一千美元。”
我一下欣喜若狂。我写的书马上要出版了。威廉·莫罗肯定不会想到，只要书能出版，其实我很乐意倒贴他们一千美元。
我说：“太好了。”
希勒尔提出要做几处小改动，我很快就搞定了。
1970年，《裸面》出版了。就在书出版的当天，我内心惶恐不已。我深信这本书肯定能够打破出版界的纪录：只能卖出一本。我对此深信不疑，于是赶紧跑到比弗利山书店，自掏腰包买了一本回来——时至今日，我依然保留着这项传统。
按照惯例，新书面世之后，作者要在全国巡回宣传，让公众知道你的书在书店有售了。作者们上电视、举办签名会、出席文学聚餐等活动，以此来宣传自己的图书。我打电话给希勒尔·布莱克。
我说：“我只是想告诉你，我非常乐意出席巡回宣传活动。我可以上你们安排的所有电视节目，我……”
“西德尼，你没必要搞巡回宣传。”
“什么意思？”
“除了好莱坞，没有人认识你。不会有人邀请你的。这事就算了吧。”
我可没法就这么算了。我给一位公关人员打了电话，跟他说了自己目前的处境。
他说：“不要担心，我会帮你搞定的。”
他安排我上了约翰尼·卡森的“今夜秀”、“墨福·格里芬脱口秀”、“大卫·福斯特脱口秀”等十来个电视节目。
他还安排我去加利福尼亚帕萨迪那的亨廷顿酒店出席了一次文学聚餐活动。活动的程序是：先由各位作者简要介绍自己的作品，然后用餐，最后出席活动的人们到屋子后面的售书处买书，再到签售台找作者签名。
当天跟我一起坐在签售台上的有威尔·杜兰和爱丽儿·杜兰，他们穷毕生经历撰写了《世界文明史》，向大众普及世界历史知识；弗兰西斯·加里·鲍尔斯，他写的是自己驾U-2侦察机被击落的经历；格温·戴维斯，著名小说家；杰克·史密斯，《洛杉矶时报》一个很受欢迎的专栏作者。
午餐结束后，读者们到售书处买好书，然后排队找自己喜欢的作者签名。威尔·杜兰和爱丽儿·杜兰面前的长队一直排到了屋子的另一头，杰克·史密斯面前的人数也差不多。加里·鲍尔斯和格温·戴维斯面前也都是一列长长的队伍。
只有我的面前一个人都没有。我的脸都红了，只好掏出一个记事本，假模假式地写着什么东西。我真希望能有什么办法让我逃离现场。其他作者面前的队伍越排越长，我却只能闲坐在那儿，在记事本上乱涂乱写。
似乎过了无限久的时间之后，我听到了一个声音：“谢尔顿先生？”
我抬起头。我面前站了个小老太太，她说：“您的书叫什么书名？·”
我说：“《裸面》。”
她笑着说：“好，我会买一本的。”
她这么做只是出于同情罢了。
那是我当天卖掉的唯一一本书。
几周后，我飞到纽约去见威廉·莫罗出版社的社长拉里·休斯。
拉里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裸面》已经售出一万七千册，现在已经重印了。”
我盯着他，“休斯先生，我创作的一部电视剧，每周有两千万的观众。一万七千这个数字对我来说实在没什么可兴奋的。”
《裸面》的书评出来了，我又惊又喜。基本上都是肯定的评论，《纽约时报》的评论是最高的：“《裸面》是本年度当之无愧的最佳推理小说。”当年年底，我获得了爱伦·坡奖提名。
回到好莱坞后，我继续《南茜》的编剧工作，不过创作一部新小说的念头开始萦绕于胸。从经济效益来说，《裸面》并不成功。事实上，我们所花的宣传费用超出了售书所得的收入。我之所以想写小说，有一个比金钱更为重要的因素：我在小说创作中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
为电影、电视剧或是戏剧写剧本都是一个与他人协作的过程。即便你是单独编写剧本，你也得受到演员、导演、制片人、配乐的牵掣。
小说家却可以天马行空、率性而为。没有人会在你耳边絮叨：
“我们把地点从山谷改成山顶吧……”
“布景太多了……”
“我们把这里的台词删掉，用音乐来表现……”
小说家本人就身兼演员、制片和导演的职责。小说家可以自由地创造完整的天地、可以在时光中任意穿梭、可以随心所欲地让笔下的角色拥有军队、仆人或是庄园。对于小说家而言，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我决定再写一部小说，其实我当时压根就没有指望新小说能比《裸面》多赚钱。我需要一个精彩的构思，我想起了在RKO时被多尔·沙里拒绝的那剧本，《献给维吉尼亚的兰花》。决定就以这个故事为素材。我把剧本改编成了构思精巧的小说，名字则成了《午夜的另一面》。
一年后，小说出版了，它彻底改写了我的人生。《午夜的另一面》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五十二周。创造了一个奇迹，畅销全世界，可谓盛况空前。
比衣·凡克特预言我会名扬全世界，这句预言终于实现了。
我在做其他项目的过程中，还是会时时想起有关心理医生的那个故事。这个念头挥之不去，似乎那位心理医生在强烈要求我赋予他生命。我自觉没有足够的创作小说的能力，不过为了摆脱心理医生这个包袱，我决定还是把他的故事给写出来。
那段时间里，上午我向一位秘书口述小说的内容，下午我则恢复了制片人的身份，忙我的电视剧。
小说终于完稿了，我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我不认识什么文学经纪人。
我给天才小说家欧文·华莱士打了电话，他是我的好朋友。
“欧文，我这里有一部小说稿，应该交给谁？”
他说：“先拿来给我看看吧。”
我把稿子给他送了过去，等着他回电话说：“不用再交给谁了。”
但是，他在电话里说的却是：“我觉得很精彩。寄给我在纽约的经纪人吧。我会通知他的。”
书名最后定为《裸面》，前五家出版社都拒绝出版。第六位阅读者是威廉·莫罗出版社的编辑希勒尔·布莱克。
我的经纪人打电话过来，“威廉·莫罗出版社有意向出版你的作品，他们会预付一千美元。”
我一下欣喜若狂。我写的书马上要出版了。威廉·莫罗肯定不会想到，只要书能出版，其实我很乐意倒贴他们一千美元。
我说：“太好了。”
希勒尔提出要做几处小改动，我很快就搞定了。
1970年，《裸面》出版了。就在书出版的当天，我内心惶恐不已。我深信这本书肯定能够打破出版界的纪录：只能卖出一本。我对此深信不疑，于是赶紧跑到比弗利山书店，自掏腰包买了一本回来——时至今日，我依然保留着这项传统。
按照惯例，新书面世之后，作者要在全国巡回宣传，让公众知道你的书在书店有售了。作者们上电视、举办签名会、出席文学聚餐等活动，以此来宣传自己的图书。我打电话给希勒尔·布莱克。
我说：“我只是想告诉你，我非常乐意出席巡回宣传活动。我可以上你们安排的所有电视节目，我……”
“西德尼，你没必要搞巡回宣传。”
“什么意思？”
“除了好莱坞，没有人认识你。不会有人邀请你的。这事就算了吧。”
我可没法就这么算了。我给一位公关人员打了电话，跟他说了自己目前的处境。
他说：“不要担心，我会帮你搞定的。”
他安排我上了约翰尼·卡森的“今夜秀”、“墨福·格里芬脱口秀”、“大卫·福斯特脱口秀”等十来个电视节目。
他还安排我去加利福尼亚帕萨迪那的亨廷顿酒店出席了一次文学聚餐活动。活动的程序是：先由各位作者简要介绍自己的作品，然后用餐，最后出席活动的人们到屋子后面的售书处买书，再到签售台找作者签名。
当天跟我一起坐在签售台上的有威尔·杜兰和爱丽儿·杜兰，他们穷毕生经历撰写了《世界文明史》，向大众普及世界历史知识；弗兰西斯·加里·鲍尔斯，他写的是自己驾U-2侦察机被击落的经历；格温·戴维斯，著名小说家；杰克·史密斯，《洛杉矶时报》一个很受欢迎的专栏作者。
午餐结束后，读者们到售书处买好书，然后排队找自己喜欢的作者签名。威尔·杜兰和爱丽儿·杜兰面前的长队一直排到了屋子的另一头，杰克·史密斯面前的人数也差不多。加里·鲍尔斯和格温·戴维斯面前也都是一列长长的队伍。
只有我的面前一个人都没有。我的脸都红了，只好掏出一个记事本，假模假式地写着什么东西。我真希望能有什么办法让我逃离现场。其他作者面前的队伍越排越长，我却只能闲坐在那儿，在记事本上乱涂乱写。
似乎过了无限久的时间之后，我听到了一个声音：“谢尔顿先生？”
我抬起头。我面前站了个小老太太，她说：“您的书叫什么书名？·”
我说：“《裸面》。”
她笑着说：“好，我会买一本的。”
她这么做只是出于同情罢了。
那是我当天卖掉的唯一一本书。
几周后，我飞到纽约去见威廉·莫罗出版社的社长拉里·休斯。
拉里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裸面》已经售出一万七千册，现在已经重印了。”
我盯着他，“休斯先生，我创作的一部电视剧，每周有两千万的观众。一万七千这个数字对我来说实在没什么可兴奋的。”
《裸面》的书评出来了，我又惊又喜。基本上都是肯定的评论，《纽约时报》的评论是最高的：“《裸面》是本年度当之无愧的最佳推理小说。”当年年底，我获得了爱伦·坡奖提名。
回到好莱坞后，我继续《南茜》的编剧工作，不过创作一部新小说的念头开始萦绕于胸。从经济效益来说，《裸面》并不成功。事实上，我们所花的宣传费用超出了售书所得的收入。我之所以想写小说，有一个比金钱更为重要的因素：我在小说创作中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
为电影、电视剧或是戏剧写剧本都是一个与他人协作的过程。即便你是单独编写剧本，你也得受到演员、导演、制片人、配乐的牵掣。
小说家却可以天马行空、率性而为。没有人会在你耳边絮叨：
“我们把地点从山谷改成山顶吧……”
“布景太多了……”
“我们把这里的台词删掉，用音乐来表现……”
小说家本人就身兼演员、制片和导演的职责。小说家可以自由地创造完整的天地、可以在时光中任意穿梭、可以随心所欲地让笔下的角色拥有军队、仆人或是庄园。对于小说家而言，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我决定再写一部小说，其实我当时压根就没有指望新小说能比《裸面》多赚钱。我需要一个精彩的构思，我想起了在RKO时被多尔·沙里拒绝的那剧本，《献给维吉尼亚的兰花》。决定就以这个故事为素材。我把剧本改编成了构思精巧的小说，名字则成了《午夜的另一面》。
一年后，小说出版了，它彻底改写了我的人生。《午夜的另一面》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五十二周。创造了一个奇迹，畅销全世界，可谓盛况空前。
比衣·凡克特预言我会名扬全世界，这句预言终于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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