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是谁扼杀了逻辑实证主义？
于是，逻辑实证主义就名存实亡了，或者如同一场哲学运动一样永远消声匿迹了。
约翰·帕斯摩尔
由于写作风格，我的《研究的逻辑》（1934年末出版）一书部分采取批判实证主义的形式。这本书1932年的未出版的原稿以及我于1933年写给《认识》的编辑们的短信也是如此。由于那时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对我的立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且把我这本书编进了弗朗克和石里克编的主要是实证主义的丛书里，所以《研究的逻辑》在这一方面有某些奇怪的后果。一个后果是直到这本书的英文版以《科学发现的逻辑》为名于1959年出版时，英美的哲学家们（只有几个例外，如J·R·韦恩伯格）似乎一直把我当作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或者充其量也不过把我当作一个用可否证性代替可证实性的持不同意见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甚至一些记得我那本书发表在这一丛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本人，也宁愿把我看成是一个盟友而不是一个批判者。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作出一些让步——相互让步更好——和一些咬文嚼字的策略来避开我的批评。（例如他们自己相信我会同意用可否证性来代替可证实性作为意义标准。）而巳因为我的抨击并没有击中要害（跟逻辑实证主义作斗争决不是我的主要兴趣），所以逻辑实证主义者们没有感到逻辑实证主义已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以后，继续出现一些书籍和文章仍然沿用这种让步和改头换面的方法。但是到那时候，逻辑实证主义已消声匿迹好几年了。
众所周知，逻辑实证主义已是名存实亡了，然而却似乎没有人怀疑，在这里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负责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谁扼杀了它”？（帕斯摩尔的优秀历史条目〔在注110中引证］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我担心我必须承担这个责任。然而我并不是故意这样做的！我惟一的意图是指出我所认为的一些根本错误。帕斯摩尔正确地把逻辑实证主义的消亡归因于不可克服的内在困难，而大多数这些困难我已在我的讲演和讨论中，尤其是在我的《研究的逻辑》中指出了。维也纳学派的一些成员感到需要变革，这样就播下了种子。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些种子导致了维也纳学派的瓦解。
然而，维也纳学派的瓦解早于它的信条的瓦解。维也纳学派是一个令人佩服的组织，它确实是一个哲学家与第一流的数学家和科学家密切协作的独一无二的研究班子，这些人对逻辑和数学基础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吸引了这一领域中的两位最伟大的创新者：卡尔·哥德尔和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维也纳学派的瓦解是一个最严重的损失。就我个人而言，我万分感激它的一些成员，尤其是赫尔伯特·费格尔、维克多·克拉夫特以及卡尔·曼格尔——更不用说菲利普·弗朗克和莫里茨·石里克了，他们不顾我的书对他们观点的严厉批判而接受了我的书。我又间接地通过维也纳学派结识了塔尔斯基，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34年8月布拉格会议上，当时我带了《研究的逻辑》一书的校样；接着就是1934－1935年在维也纳；再一次是在1935年9月的巴黎会议上。我认为从塔尔斯基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从其他任何人那里学到的东西都多。
但是维也纳学派最吸引我的也许是“科学态度”，或者正如我现在宁愿称它为理性态度。这一点卡尔纳普在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世界的逻辑结构》的第一版前言的最后三段里作了精彩的阐述。卡尔纳普的许多论点我是不同意的，甚至在这三段中的有些话我认为是错误的。因为，尽管我同意大多数的哲学体系有点“令人沮丧”（“niederdruckend”），但是我并不认为“多数”哲学应受指责；而且我认为要肃清形而上学是个错误，以“它的论点不能得到理性的辩护” 为肃清理由则是另一个错误。尽管尤其卡尔纳普反复要求“辩护”，在我看来是（现在仍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这样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卡尔纳普在这里是在为理性、为更伟大的智力责任申辩，所以他要我们学习数学家和科学家所采取的方法，并且把这种方法与哲学家们那种使人沮丧的方法进行了对照：哲学家们是以最少理性的或批判性的论证向我们展示了他们那种矫揉造作的智慧和冒称僭取的知识。
正是在这种总的态度方面，启蒙的态度方面，以及对哲学的批判观点方面——对哲学不应是什么以及它应该是什么的观点——我仍然认为我与维也纳学派以及与它的精神之父贝特兰·罗素是非常一致的。这也许说明为什么我有时候会被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如卡尔纳普看作是他们的一员，并且认为我过分强调我同他们的分歧。
当然，我决不打算过分强调这些分歧。当我在写《研究的逻辑》时，我仅仅希望向我的实证主义的朋友和对手们提出挑战。我并非完全末成功。当卡尔纳普、费格尔和我于1932年夏天在提罗尔会面时，卡尔纳普阅读了我那尚未发表的《基本问题》一书的第一卷后，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后来不久在《认识》上发表了一篇名叫《论原始语句》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充分承认并详细介绍了我的一些观点。他总结了当时的情况，说为什么现在他把他所谓的我的“方法”（“方法”B）看成是迄今为止在认识论中最好的方法。这个方法是物理学中检验陈述的演绎方法，是把所有的陈述，甚至检验陈述本身都看作是假说性的和猜想性的渗透在理论中的方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卡尔纳普坚持这种观点，亨培尔也是如此。卡尔纳普和亨培尔对《研究的逻辑》的高度评价是有希望的迹像，而在另一方面，赖辛巴赫和纽拉特的抨击也是这样。
我在本书一开始就提到了帕斯摩尔的论文，因此在这里我也许可以说，我所认为的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瓦解的最终原因，不应归咎于它学说上的种种严重错误（其中许多我已指出过），而应归咎于对重大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归咎于埋头于细节（“困惑”），尤其是词的意义；简言之，归咎于它的烦琐哲学。这一点被英美的后继者承袭了下来。
约翰·帕斯摩尔
由于写作风格，我的《研究的逻辑》（1934年末出版）一书部分采取批判实证主义的形式。这本书1932年的未出版的原稿以及我于1933年写给《认识》的编辑们的短信也是如此。由于那时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对我的立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且把我这本书编进了弗朗克和石里克编的主要是实证主义的丛书里，所以《研究的逻辑》在这一方面有某些奇怪的后果。一个后果是直到这本书的英文版以《科学发现的逻辑》为名于1959年出版时，英美的哲学家们（只有几个例外，如J·R·韦恩伯格）似乎一直把我当作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或者充其量也不过把我当作一个用可否证性代替可证实性的持不同意见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甚至一些记得我那本书发表在这一丛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本人，也宁愿把我看成是一个盟友而不是一个批判者。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作出一些让步——相互让步更好——和一些咬文嚼字的策略来避开我的批评。（例如他们自己相信我会同意用可否证性来代替可证实性作为意义标准。）而巳因为我的抨击并没有击中要害（跟逻辑实证主义作斗争决不是我的主要兴趣），所以逻辑实证主义者们没有感到逻辑实证主义已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以后，继续出现一些书籍和文章仍然沿用这种让步和改头换面的方法。但是到那时候，逻辑实证主义已消声匿迹好几年了。
众所周知，逻辑实证主义已是名存实亡了，然而却似乎没有人怀疑，在这里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负责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谁扼杀了它”？（帕斯摩尔的优秀历史条目〔在注110中引证］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我担心我必须承担这个责任。然而我并不是故意这样做的！我惟一的意图是指出我所认为的一些根本错误。帕斯摩尔正确地把逻辑实证主义的消亡归因于不可克服的内在困难，而大多数这些困难我已在我的讲演和讨论中，尤其是在我的《研究的逻辑》中指出了。维也纳学派的一些成员感到需要变革，这样就播下了种子。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些种子导致了维也纳学派的瓦解。
然而，维也纳学派的瓦解早于它的信条的瓦解。维也纳学派是一个令人佩服的组织，它确实是一个哲学家与第一流的数学家和科学家密切协作的独一无二的研究班子，这些人对逻辑和数学基础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吸引了这一领域中的两位最伟大的创新者：卡尔·哥德尔和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维也纳学派的瓦解是一个最严重的损失。就我个人而言，我万分感激它的一些成员，尤其是赫尔伯特·费格尔、维克多·克拉夫特以及卡尔·曼格尔——更不用说菲利普·弗朗克和莫里茨·石里克了，他们不顾我的书对他们观点的严厉批判而接受了我的书。我又间接地通过维也纳学派结识了塔尔斯基，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34年8月布拉格会议上，当时我带了《研究的逻辑》一书的校样；接着就是1934－1935年在维也纳；再一次是在1935年9月的巴黎会议上。我认为从塔尔斯基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从其他任何人那里学到的东西都多。
但是维也纳学派最吸引我的也许是“科学态度”，或者正如我现在宁愿称它为理性态度。这一点卡尔纳普在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世界的逻辑结构》的第一版前言的最后三段里作了精彩的阐述。卡尔纳普的许多论点我是不同意的，甚至在这三段中的有些话我认为是错误的。因为，尽管我同意大多数的哲学体系有点“令人沮丧”（“niederdruckend”），但是我并不认为“多数”哲学应受指责；而且我认为要肃清形而上学是个错误，以“它的论点不能得到理性的辩护” 为肃清理由则是另一个错误。尽管尤其卡尔纳普反复要求“辩护”，在我看来是（现在仍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这样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卡尔纳普在这里是在为理性、为更伟大的智力责任申辩，所以他要我们学习数学家和科学家所采取的方法，并且把这种方法与哲学家们那种使人沮丧的方法进行了对照：哲学家们是以最少理性的或批判性的论证向我们展示了他们那种矫揉造作的智慧和冒称僭取的知识。
正是在这种总的态度方面，启蒙的态度方面，以及对哲学的批判观点方面——对哲学不应是什么以及它应该是什么的观点——我仍然认为我与维也纳学派以及与它的精神之父贝特兰·罗素是非常一致的。这也许说明为什么我有时候会被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如卡尔纳普看作是他们的一员，并且认为我过分强调我同他们的分歧。
当然，我决不打算过分强调这些分歧。当我在写《研究的逻辑》时，我仅仅希望向我的实证主义的朋友和对手们提出挑战。我并非完全末成功。当卡尔纳普、费格尔和我于1932年夏天在提罗尔会面时，卡尔纳普阅读了我那尚未发表的《基本问题》一书的第一卷后，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后来不久在《认识》上发表了一篇名叫《论原始语句》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充分承认并详细介绍了我的一些观点。他总结了当时的情况，说为什么现在他把他所谓的我的“方法”（“方法”B）看成是迄今为止在认识论中最好的方法。这个方法是物理学中检验陈述的演绎方法，是把所有的陈述，甚至检验陈述本身都看作是假说性的和猜想性的渗透在理论中的方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卡尔纳普坚持这种观点，亨培尔也是如此。卡尔纳普和亨培尔对《研究的逻辑》的高度评价是有希望的迹像，而在另一方面，赖辛巴赫和纽拉特的抨击也是这样。
我在本书一开始就提到了帕斯摩尔的论文，因此在这里我也许可以说，我所认为的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瓦解的最终原因，不应归咎于它学说上的种种严重错误（其中许多我已指出过），而应归咎于对重大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归咎于埋头于细节（“困惑”），尤其是词的意义；简言之，归咎于它的烦琐哲学。这一点被英美的后继者承袭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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