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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8)


  二是,他晋升如此之快,也是靠了内外交结,多方提携的结果。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前程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有后台的强有力的支持。就是说,要寻找一个或几个有权势的人物做自己的后台,就会保证步步高升。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恰是说中了问题的要害。三桂的晋升的途径也不出这个范围。他有舅父祖大寿兄弟为后盾,加意培养,不断地给予他立功创业的机会,不时地向上司或朝廷为他请功、晋职。这一点,三桂的姨夫裴国珍看得很清楚。三桂提升总兵时,他说:“贤甥登显职,皆由于祖镇台(祖大寿)。”【《清太宗实录》,卷60,10页。】不过,只靠祖大寿兄弟几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三桂与其父深通官场之道,他们并不惟祖大寿是赖,而是广交朝廷内外大员,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关系,从而保证了他们父子仕途顺利,扶摇直上。三桂任总兵,就是由蓟辽总督洪承畴提名,约辽东巡抚方一藻共同推荐,经总监关宁两镇御马监太监高起潜同意,并由他向朝廷报告,经崇祯批准的。【《国榷》,卷97,5848页。《明清史料》丁编第7本,603页。】这三个人,地位相当重要。方一藻为辽东地区行政最高长官,洪承畴为一方统帅,而高起潜虽说是宫廷中掌管御马的太监,却是由皇帝“钦命”,位在诸将帅之上的“监军”。三桂与他们都有着特殊的关系。方一藻巡抚辽东时,三桂即“拜其门下”,与其子方光琛“缔盟为忘形交”。

  洪承畴以兵部尚书出任蓟辽总督,三桂“又拜其门下”。洪氏幕僚谢四新博学,深得其信用。三桂与之“纳交最厚”。【孙旭:《平吴录》】高起潜对于三桂来说,更是一个强有力的后台人物。明末,宦官操纵权柄,凡为官为将的,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很难立足于朝廷。特别是皇帝信任宦官,派到各地“监军”,而“在边镇者,悉名监视”。高起潜“以知兵称,帝(崇祯)委任之”,“监视”宁远、锦州及山海关诸军。【《明史·高起潜传》,卷305,7829页。】不论哪一级将官,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处于“监军”严密监视之下,稍有得罪,不惟丢官,甚至有掉脑袋的危险。三桂拜高起潜为“义父”,他们之间的关系必定要超过同方、洪等人的关系,毫无疑问,会得到他们格外庇护,给三桂加官晋爵只是时间问题。

  这些权势显赫的人物都成了三桂的后援。所以洪承畴一提名三桂任总兵,正合高起潜心意,他亲自写“题本”,立即被批准,【《明清史料》丁编第7本,603页。】与三桂同时提名的还有刘肇基任总兵,却没有获准(至次年才通过)。洪承畴出关将“虚冒”钱粮的千总刘某处死。此千总为“高起潜私人”,高对洪大为不满,因此洪提名与高没有多少关系的刘肇基,高不予支持,即成罢论。【谈迁:《国榷》,卷97,5848页。】可见高起潜权势之大!

  由于有高、洪、方等三人的一致支持,吴三桂轻而易举地登上将坛,身挂帅印,达到为将者所企望的地位。三桂入选总兵,除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关系,也是当时军事的需要。洪承畴原任陕西三边总督,同李自成农民军周旋十余年。当辽东军事时局日益恶化,明军防御吃紧时,于崇祯十二年初被调到这里,出任明军的统帅。他一到任,就检查各处兵士训练,兵力配置,及将领优劣等情况。他阅示山海关内外,发现明兵的训练不足。来自前线的侦察情报,使他感到“虏情紧急”,而明兵“必刻期”尽速完成训练,以应付同清兵的不可避免的战斗。此时,急需“选举辽东练兵大将”,“速图整练”军队,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他与高、方等选中吴三桂,来负责“统练辽兵”【《明清史料》丁编第7本,603页。】,包括演习刺杀、熟练使用各种武器,布阵、进退方法、掌握战斗号令,等等,这对于每个士兵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关系到战役战斗的胜败。

  担任此项任务训练的人,不仅要有实战经验,而且应当通晓兵法,以此而论,吴三桂倒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洪承畴提出一项练兵计划,业经高起潜同意,朝廷批准,即从现有辽兵中抽出一万,分驻中后所与前屯卫两处,正居关外八城的适中之地,责成吴三桂和监纪通判朱国梓“详审安插,分合操练”。三桂的部下辽人游击董永显,“管领内丁,胆勇超众,屡次建功”,也被选中,由游击提升到后勤中营管参将。【《明清史料》丁编第7本,607页。】洪承畴认为,宁远、锦州各有“总镇”(即总兵官)驻扎,再于各冲要之处布置劲兵,使宁锦一线首尾相应,八城不单虚,山海关则“益厚保障”。【《明清史料》丁编第7本,607页。】三桂即照其部署,与朱国梓分练辽兵。他“日日言练”,提出:“不独练人,尤宜练(武)器,必人与器相合,器与人相合,而后可以言练。”【《明清史料》首本第1本,32页。】他严格进行训练,兵士的战斗素质明显提高,仅用两年的时间,三桂与其他负责训练的将官已练兵三万,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劲旅。

  吴三桂任团练总兵,不限于练兵,同时也参加对清兵作战。

  这是在三桂提升总兵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1640年)五月十八日,明兵与清兵在杏山(今辽宁锦县杏山)附近的夹马山发生一场遭遇战。原来,在杏山西五里台居住的蒙古多罗特部民,共有30家,60余人。他们秘密约降清朝,请求清兵前来接应,保护他们免遭杏山、松山、锦州等处明兵的堵击。正巧皇太极亲历锦州一带巡视,当即指令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多罗郡王阿达礼等一批骁将率护军1500人前去迎接这批蒙古人。清兵为躲过明兵的阻击,便于十七日夜偷过锦州城,次日即十八日,天还没亮,顺利到达杏山西五里台。护卫蒙古人急速回返。黎明,被明兵发现。【《清太宗实录》,卷51,30页。】驻防杏山的辽东分练总兵刘肇基率军出城迎战。他于七日奉命率5000余精锐兵马自前屯卫起行,十一日赶到杏山“安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16号卷,4号。《清太宗实录》,卷51,30页记:“杏山总兵刘周智”,误,实为刘肇基。】他闻警,即从所部5000人中抽调3000人马,从原驻守此城的明兵中调出300人,共3700人,投入战斗。吴三桂在离杏山北十余里的松山附近驻防,一得到警报,立即出动3000人马,“长驱直过杏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16号卷,7号。】。

  锦州总兵祖大寿会游击戴明率马步兵700赶来会战。很快,明兵集结7000余人马,进逼清军。关于此役双方兵力,清官方明确记载:明7000,清1500。明官方无此记载,据吴三桂报告:“明盔明甲奴贼一万五千余骑”【(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16号卷,7号)】,比清官方所报清兵1500人增加了10倍兵力。又据刘肇基所部5000人,战斗时出动3000人是可能的,加之三桂及锦州兵马,总数达7000,比较接近实际。但清方所自报兵力显系缩小。从战后双方损失相当,可知清兵至少在2000以上。清将济尔哈朗为避开城下明步兵,引诱其骑兵出战,便把所部撤退到离城九里的夹马山地方,扎住阵脚,明骑兵紧紧追随,至阵前,明百余骑兵首先出击,呼喊冲来。济尔哈朗纵兵还击,分队冲入。紧接着,济尔哈朗挥众将冲入阵中搏战,清护军皆系精锐,勇猛异常,更兼有济尔哈朗、多铎、阿达礼一批悍将,特别能冲锋陷阵。

  三桂虽然不示弱,表现了高超的战斗技能,却敌不住对方的凶猛攻击。清兵以他为目标,迅速把他围在中间,他拼命冲杀,“与贼血战”,却无法出围,幸亏刘肇基及时援救,才使他脱离危险。明兵且战且退,在杏山城下,清兵不敢恋战,乘机回兵,明兵亦不敢拦截,任其通过。此役明兵“失亡千人”【《国榷》,卷97,5865页;参见《明史·刘肇基传》,卷272,6982页。】,副将杨伦、周延州、参将李得位等被俘,当场斩首。【《清太宗实录》,卷51,31页4。】三桂奏报:此役明兵“大获全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16号卷,第7号。】,不尽符合实际。从副将杨伦等人被擒,亦可看出明兵损失不小。清兵损失与明兵大致相当。六月十五日,皇太极从沈阳发来一万兵马增援;十七日、十八日又“发披甲兵”,虽说是“发兵换班”,确“因杏山上阵损伤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88号卷,第7号。】显见清兵为迎护蒙古多罗特部民付出了一定代价。

  接着,在七月间,吴三桂又参加了两次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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