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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12)


  受到惩处的是王朴,以临阵“首逃”之罪被逮捕,法司开庭审讯。这种不公平的处置引起朝廷舆论哗然。御史郝晋发言:“六镇(指已逃活命的马科、李辅明、白广恩、吴三桂、王朴、唐通。另二镇总兵曹变蛟、王廷臣死守松山没逃,后城破被杀)罪同,皆宜死。”他认为,六镇总兵都应按逃罪处死,而朝廷只问罪王朴,却不追论其余五人之罪是不公平的。郝晋对此大为不满,特别提到,“三桂实辽左之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书陈新甲复议,向崇祯提出处理意见:只斩王朴,勒令马科立军令状,再有失误必处死。三桂失地,也应斩首,但姑念其守宁远有功,可与李辅明、白广恩、唐通等贬秩,充为事官。【《明史·曹变蛟传》,卷272,6979页。】崇祯帝批准,于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五月十九日将王朴处决。【《国榷》,卷98,5927页。】三桂仅受到降级处分,仍守宁远。职方郎中张若麒受到朝野谴责,要求重处,迟至八月末逮捕处以死刑;十一月,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给予削籍的处分。【《国榷》,卷98,5940页、5949页。】

  吴三桂自投身行伍以来,一向以“敢战”而著称,他显著的军功和飞速晋升,已成为朝廷内外军事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晋升为总兵,独掌一方帅印,已说明朝廷对他的器重。这次援锦他又是八大将之一,实为一员主将。照以往的表现,三桂必能冲锋决战,再立功勋。出人意料的是,在至关重要的闯围战斗中,他并没有认真地进行拼战厮杀,当王朴先逃时,他竟随其后,逃之夭夭。他的决战勇气顿然消失,霎时,他对大明的忠心也不复存在。这一点,他连曹变蛟、王廷臣都不如。他们坚持与洪承畴同命运,没有逃跑,与之同守孤城松山。三桂却置他的老师洪承畴于不顾,自率所部拣大路先逃至杏山,再逃至宁远。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可以说明其不可告人的内心的材料。但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即三桂为保全自身性命,也为了保存他与父亲辛苦积聚的军事力量,不惜一逃。

  也就是说,他不愿在这次不能取得胜利的决战中消耗或消灭自己的实力。在他的将士中,其骨干将士都是他的亲丁家将充任的,这一部分人可以说是他的私人武装力量。自明初以来,凡辽东将帅无不有自己的家丁任军职。三桂自然不能例外。据其父吴襄说,他们父子有家丁将士三千余人。这些家丁都效命于吴家父子,听其指挥。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往往依赖他们出力。不用说,不论哪一位将帅都不会愿意自己的亲丁家将被消灭。事实上,在松山大战中,他的亲丁家将保存独多,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三桂“不战而逃”,不会出于别的原因,只能是为保存实力而不惜一逃。他作为一个后起的军阀,当然懂得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否则,失去实力,也就失去了他力求保持的地位。

  朝廷不追究他的死罪,予以宽大,绝不是随意作出的,这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吴氏在辽东已占据要津,是地方的一大实力派。继松山之败,祖大寿降清,在这里除了吴氏父子已无更合适的人选为朝廷固守这块残土。显然,朝廷不敢得罪吴氏,因吴氏父子尚有可利用的价值,朝廷中有吴氏的靠山,为其开脱,也不无作用。对比之下,王朴的地位,没有吴三桂那么重要,他所得军功不显,名曰总兵,但在朝廷中并无实际影响。他在关系明朝危亡的松山决战中,带头逃跑,搅乱军心,以致各镇将纷纷效尤。王朴的行径恶劣,罪在不赦。按律处斩,人们无足惜。当然,也不能把所有败将都处死。问题是,独斩王朴,而其他各帅只给以降级的象征性处分,这就看出三桂等人与王朴在朝廷心目中的悬差的地位了。后来的事变,恰恰证明此次战败对三桂的前程丝毫没有影响,相反,继续得到晋升。

  不管怎么说,吴三桂做了松山决战的一员逃将。这在他为明效忠的历史上是一页并不光彩的记录。也许因为这一逃,保全了身家性命与实力,历史却在不久的将来给了他一个机遇,使他成了明清兴亡大事变中的举世瞩目的人物!

  五、婉拒诱降

  吴三桂先自松山,再自杏山,几乎独身一人逃归宁远,所部人马损失殆尽,他也在所不惜了。朝廷对他仍给予信任和重用。他被提升提督后,授权宁远辽兵和援兵都听他调遣。对三桂来说,眼前最重要的是,搜集散亡,招募兵勇,重新集结兵力。至崇祯十五年初,三桂练兵已达一万,【《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84页。】加上其他各镇新练的兵,约是二万五千之数。【《国榷》,卷97,5908页,记为3万。《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85页。】崇祯指使他:“整练主官兵马,既有头绪,着□□枹冲锋破垒,有进无退,糜坚不抗。立解久困之围。”【《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84页。】崇祯把松山败后解锦州、松山、塔山之围的重任完全托付给吴三桂了,命令他“奇正互用,马步各驱,励必死之心,奋无前之气,誓师进剿,击惰捣虚,务期一鼓解围。庶几除凶雪耻”【《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85页。】。显见,吴三桂这时已成为明在关外的惟一依靠了。而他依靠这支重新组织起来的军队,继续坚守宁远。

  吴三桂自知犯有逃罪,也许出于赎罪之念,他在松山战后的第二年,即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三月,松山刚破,便与另一逃将白广恩等率兵四千,试图组织一次进攻。他们进至塔山扎营。塔山已处在清军的围困之中,三桂下令以一半兵力至高桥,与清兵遭遇,但“不战而退”。三桂此次军事行动,大抵是试探清军虚实,并非是寻找清兵展开战斗。【《清太宗实录》,卷59,10页。】

  过了四天,三月八日,祖大寿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下,愿献城投降。他向围锦的清将诸王许下诺言:“我若归顺,宁远亦可得也。”诸王准降。于是,锦州经一年的围困。终于不战而克。锦州一破,“诸王议取宁远之策,当乘大寿妻子尚未搬回,总兵吴三桂尚未交替之时,亟当前往”【《清太宗实录》,卷59,10页。】。他们认为,吴三桂犯有逃罪,肯定要被朝廷撤换,当乘其尚未撤换之时,利用祖大寿在宁远的家属与他的亲属关系,一举夺取宁远。但是,吴三桂并不想降。据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罗睿郡王多尔衮奏报:他们曾派人到宁远,想与祖大寿的儿子取得联络。守城官员知大寿已降,不许入城。派去的人被拒之城外,对城上喊话,城上守官没听几句,就不予理睬。此项取宁远计划遂告落空。【《国榷》,卷97,5908页。】

  松山、锦州相继攻取,杏山、塔山日夕可破,清太宗和他的诸王、大臣便把注意力转向宁远。此城距锦州仅两百里,骑兵瞬间可至。宁远原先有锦州及松山诸城作屏障,明兵进退自如。而此时,宁远已直接暴露在强大的清兵面前,驻守此城的明朝官兵已失去安全感。明朝谋臣、统帅最担心的是,清兵随时可以直驱城下,以围锦的战术来围宁远。【《清太宗实录》,卷59,24页。】

  清朝内部确有人主张乘清兵大胜,迅速取宁远。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理事官马国柱、雷兴等汉官向清太宗建议说:“今锦州既下,宁远惊骇,山海溃乱,燕京震动,明总兵吴三桂以松、锦失守之故,既踏可杀之罪,今祖氏全归,吴镇自不能安,又必有脱死之术。祖氏之子妇在宁远者,已心切来归矣。况其为祖镇之遗类,与其在门墙者,岂不畏死而求生乎!”因此,大军当乘机临于宁远,“声言吴兵所属各官之罪,摇动其志”,必能得宁远,“未必不如得松山后,即得锦州之速也”【《清太宗实录》,卷59,15页。】。

  尽管清朝中有此主张,明朝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因为清太宗还不打算乘胜加兵于宁远,他以为处于惊慌失措中的宁远明官兵无力抗拒清兵的攻击,可以传檄而定。他在处理锦州明官兵及家属时,特别强调,凡在锦州的原属宁远等处的官员,一律“留养”保全,不得伤害。【《清太宗实录》,卷59,17页。】看来,他要用招抚的政策,不动干戈地得到宁远。同时,清太宗又派遣八旗兵屯驻于宁远以西的大路,保持对吴三桂的军事压力。他指示在前线的诸王贝勒,说:“宁远之人,若欲归顺,令我军入城,必索城中大员为质,命我兵严守城门,然后可入,不然,恐堕其计。”【《清太宗实录》,卷59,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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