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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20)


  吴三桂一直焦急地在等待撤宁远的命令。他先得到赐封的喜讯,当然感到高兴。他以33岁之盛年得封平西伯,这在他的仕途上无疑又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此刻,他确是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然而,在他短暂的兴奋之后,不能不想到,崇祯这次破格优赏意味着什么,他凭自己多年的经验,意识到崇祯慷慨加封必有用自己之处。再深入一层想一想,他感到形势变得严重起来,已到了十分危机的程度,否则,崇祯怎么会突然把“平西伯”的赐封加到自己身上?他身居辽东,封号不加“平辽”、“征辽”字样,却加了“平西”两字,这不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准备打西边的农民军吗?果然,崇祯特使太监谢文举星夜驰至宁远,向他下达了征召“勤王”的旨意。三桂当即拜诏,感激皇恩浩荡,不敢怠慢,立刻部署撤离事宜。与此同时,王永吉奉命出关,督率关外宁远军民入关。

  吴三桂所部精兵四万,辽民七八万,“皆耐搏战,而夷丁突骑数千,尤骁悍”【徐鼐:《小腆纪年》,卷4,45页。】。如果仅是撤军,自然容易,但还要撤走当地百姓,就麻烦多了。三桂生长于辽东,他的部属也多系辽东人。由于长期同清兵仇杀,一旦失去辽兵和三桂的保护,处境可想而知。所以,辽民和士兵家属不愿留在宁远。三桂也不能不为他的部属着想,便决定把宁远及其附近的兵民全部迁入关内。尽管形势紧急,刻不容缓,他“迁延不即行,简阅步骑”,为准备撤退仍耽搁了数日【佚名:《四王合传·吴三桂传》,载《荆驼逸史》。撤离诸事完毕,约在三月初十日或稍后,三桂率军民五十万众明清官方文献及私人著述,多记为百姓50万,此数显然夸大。《国榷》,卷100,6040页载:“三桂徙二十万众。”此说近似。又,撤离宁远时间,史无记载,以三月六日下达撤宁远令计之,可知正式撤离时间当在十日稍后。】,遗弃明朝苦心经营近两百年的宁远孤城,向山海关进发。百姓离家乡随军逃难,妇幼老少啼号,拥塞于道,每天行路不过五十里。

  此时,三桂如急国家所急,本来可以选出精锐,亲率他们兼程疾驰,就像当年袁崇焕驰赴北京解后金兵之围那样,是能够早日抵达北京的。可是,他仅以部分步骑兵先入关,他自率精兵殿后【《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35页。】,随百姓缓缓行进,看来他并不急于进兵。如为护卫百姓安全,免遭清兵袭击,不能疾行,也不无道理。事实并非如此。清兵破了中后所等三城,很快撤军,没有占领。因为中后所三城处于山海关与宁远之间,清朝担心腹背受敌,宁可弃城而不守,仅对宁远施加军事压力,时加侦探。这次宁远军民撤离,一路上没有受到清军的阻击或拦截,任其离去。

  事后才得知,防守锦州的清将艾度礼等从“逃人”口中获悉:“宁远一带,人心震恐,闻风而遁。”至三月十六日才将这一消息传达到沈阳,当即决定“修整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初大举进讨”【《清世祖实录》,卷3,21页。】,可见清朝在得知吴军撤离宁远后,并没有追击或拦截他进关的企图,也没有立即夺取宁远的企图,而是作为准备,等到四月时再进兵。因此,可以认为,三桂颇有意拖延时间,不愿意捷足先登,他宁愿让其他各镇兵先行北京与农民军一战,而后坐收渔人之利,既保全了自己的实力不受大损失,又得与各镇总兵分享“勤王”之功。从宁远至山海关两百里,骑兵日行可达一百余里,如日夜兼程,一日夜便可到达山海关。

  三桂并没有这样做,在路上行了五天左右,迟至十六日才入关,而农民军先头部队已过昌平,进入北京郊外。三桂还是不急于进京,特向朝廷兵部“请马一万,安歇家口五日”【各史书均载吴三桂率宁远军民于3月16日入关,但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2“关宁调援纪事”,记为三月十三日,又指出三桂要求“安歇家口五日”,救京师“遂无及矣”。】。救兵如救火,崇祯虽心急如焚,又有何办法!

  吴三桂与宁远军民进了山海关,总兵高第接应,将百姓分驻在山海关附近昌黎、乐亭、滦州、开平等各州县。他“犹豫不进”,又迫于君命难违,只得率所部继续向北京进兵。【《明史·流贼》,卷309,8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三月二十日,抵丰润,恰与李自成派来攻滦州的降将唐通、白广恩遭遇。三桂挥军将他们击败,收降八千人。【《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35页。】

  北京已于前一天即十九日被农民军攻破,崇祯走投无路,登煤山,吊死于寿皇亭下。

  这的确是历史上一大悲剧。倘若及时把吴三桂及各边镇劲卒悍将调到北京,至少会延缓悲剧的发生。事情就坏在那些掌实权的阁臣一再贻误时机,崇祯优柔寡断,刚愎自用,重用太监指挥守城,自取灭亡。崇祯至死也不承认自己有失误,还发出“文臣人人可杀”的切齿痛恨。这遗恨不过换来后人的几声叹息罢了。

  北京失陷的消息,很快传来。吴三桂在震惊之余,感到进京“勤王”已无实际意义,便拨转马头,回师山海关。【《明季北略》,卷20,368页。】至此,三桂“勤王”无功而终。何去何从,三桂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

  九、徘徊关上

  吴三桂入卫京师不成,返回山海关屯驻。他焦灼、苦闷;往事、眼前的种种事变,都涌上了心头……

  自投身行伍以来,三桂一直驰骋于辽西大地,与清兵长年周旋。他以防边固疆自任,自恃关隘坚固,加之辽兵勇悍,料清兵也难以突破。他忧虑过时局艰难,却不曾想到农民军会如此迅速地把建都达两百余年的北京攻破,也不能想像庞大的明兵和众多如云的将官竟是如此不堪一击!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昨天,他还是堂堂的总兵官、平西伯,而今天,君王是亡国之君,他是亡国之臣。他又想到自己的家,父母与妹妹等亲人三十余口尚在北京,生死未明,吉凶未卜。一阵阵悬念而产生的隐忧撕扯着他的心。他这时才感到自己真成了一个无国无家之人。他想到这里,不禁茫然,悲从中来。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会想到死,不会以身殉国。要知道,他才33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他为什么要想到死呢?他还是一军的统帅,掌握四万人的强大武装力量,其中有三千余人还是他吴氏的子弟兵,凭借这个资本,他自信还会有作为的。

  今后怎么办?他徘徊不定,心里尚无定算。投清吗?这一出路不能不在他思想中闪现过,但回顾以往他对清的一贯态度和他的基本思想,这时他不会想得那么多,或者可以说,他把这一想法暂时排除了;投农民军吗?谁知道李自成能否立住脚跟,建立一代新王朝?再说还不清楚李自成对自己的态度,眼下也不能考虑。三桂正处在明清政权换代的十字路口,在他眼前摆着的这两条路,他必须做出选择,寻找出路。他感到目前形势变化莫测,鹿死谁手,还不能作出肯定的结论。三桂估量了各方面的力量,权衡利害得失,还是采取了静观形势变化的态度。他要等待形势明朗,并且稳定下来以后再作打算。他觉得此着不失为万全而保险之计。所以,他在山海关按兵不动,暂不采取任何行动,重要的是,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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