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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24)


  【《明季北略》,卷20,369~370页;参见《流寇志》,卷11,176页。其他各书所记,仅个别文字有差异,内容相同。又,三桂写此信时间,史籍多不载,有的记载含混或不确。如《国榷》,卷100、《平寇志》,卷10均载三桂写信为三月二十九日,而载吴襄致三桂的信为三月二十七日(乙卯)。父子来往通信仅两日之隔,计北京至山海关为七百里,当时无论如何两天不能往返。故三桂绝父之信当在拒降袭山海关之后,即《明季北略》所记,应是四月四日写信,四日(丙寅)自成得信,一怒而兴兵致讨。此说近似。】

  吴三桂的这封信,明里是针对父亲,实则也是针对李自成、牛金星等农民军领袖而写的。他直斥父亲隐忍偷生投降,对他训以非义,断然表示拒绝,并宣布自写信之日即与父亲断绝关系,即使李自成将父亲置于油锅或菜板之上,他也毫不动心,义无反顾。这封信不仅与父诀别,而且也是同农民军的彻底决裂。三桂是在感情激动的情况下倾注了他的全部心声,悲壮慷慨,气冲霄汉,读来有撼人心肺的气势。

  四月六日,李自成刚刚得到他的使臣被三桂处死的消息,十分震惊,转而大怒,余怒未息,九日又得三桂绝父的信,当即“徘惶失据”【《国榷》,卷100,6065页。】。他感到事态严重,便责备刘宗敏不该拷掠吴襄,为了补救失误,悄悄地把他从狱中放出来,还宴请他,“厚加抚慰”,以示笼络。【《甲申传信录》,卷8,140页;吴伟业:《鹿樵纪闻》,“西平乞师”,卷下,216页。】但为时已晚,连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了。这时,不断传来吴三桂募兵备战“讨贼”的消息。李自成别无选择,招降不成,只有兴兵致讨。

  十、关键选择

  吴三桂斩杀李自成使臣,与父诀别,从而彻底断绝了同农民军的讨价还价,公开宣布“讨贼”,向各处散发告示,写道:

  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总兵官平西伯吴示:为复大仇,歼大寇,以奠神京,以安黎庶事。切痛先皇被弑,亘古奇殃;剧寇披昌,往代未有,凡属臣僚士庶,能不碎首殒心!今义兵不日来京,尔绅衿百姓,须各穿缟素,协力会剿,所过地方,俱接应粮草,务期罄捣巢穴,纤介无遗。庶使克复神京,奠安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特示。【《明季北略》,卷20,374页。】

  这篇告示已表明他与农民军为敌的原则立场,使自己陷于孤立,腹背受敌;西有李自成的农民军威胁,关外之东有清军压境。虽说三桂及其所部辽兵善战,毕竟力量不足,无法抗拒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此时,他又一次面临着十分困难的选择,既然投向农民军这条路已堵死,剩下的选择是否投向清朝。他在同农民军彻底决裂时,尚未想到投清,而是自任“讨贼”之责,以报君父之仇。他在山海关“传檄远近”,号召和动员人们同他一起对抗农民军。他召集溃散的士兵及唐通的部分降兵,约二万人【《三垣笔纪》,232页,载三桂“募兵7千”;《甲申传信录》,卷8,114页,载三桂“共收兵1800人”。《庭闻录》,卷1,载三桂收溃卒,降唐通兵“约2万人”,加上原兵马3万,合为5万。】,加上原有的三万人,总计五万余人。

  显而易见,只凭这些兵力,仍然无法同久经战阵的农民大军相抵抗。三桂充分地估计到李自成不会放过他,迟早会来攻关的,他很忧虑双方力量悬殊,“众寡不敌”【《庭闻录》,卷1。】。他几经与诸将官讨论对策。有人提出“借兵”之策:“莫若请北兵(即清兵)进关,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向三桂进“请兵”之策者,多不见载史籍,如《甲申传信录》,卷8,144页则道其姓名为部将胡守亮;《平吴录》另载此策为部将方光琛所提。又据三桂说:文官童达行也是当时的核心人物之一。见《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131页。】三桂极欲自存,报仇心切,除此。别无良策。后来,他曾回忆:当时“正值闯贼构乱,召卫神京,计不能两全,乃乞师本朝,以雪君父大仇”【《平西王吴三桂传》】。这是吴三桂的自饰之词。实际上他是在报君父仇的旗号掩饰下,为了一己之私,转而乞请清兵。

  吴三桂从一度短暂的降李迅速转向请清兵,这是他的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机。促使他根本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报复农民军对他的家庭的触犯,陈圆圆被劫,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在的思想因素。长期以来,人们对此因素不予重视,往往批判封建史家夸大其词,误把一个女人被劫当成三桂投降清朝的主因。固然封建史家不能正确解释历史,而今反其道而论之,亦不见得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一个人来说,客观环境、本人出身、家庭状况等诸种情况从来就是决定他(她)的政治思想倾向的基本因素。人是有血有肉、赋予感情的具体人,性格、品行、某个时候的感情、心理状态无不对其行为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人的一喜一怒,一动一静,都可能改变某种既定的行为。尤其在大事临身的紧要关头,这种情绪无不起着某种哪怕是微弱的制约作用。

  吴三桂处在选择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他的心情既复杂而又动荡不定。心理上的,感情上的,性格上的因素都在影响着他作出选择。如果说三桂置国亡家破、父亲遭难于不顾,却为了一个女人而变脸,显然是不正确的。然而,在他本来心非所愿地投向李自成时,骤然得知自己所爱为刘宗敏劫夺,感情上不能不受到猛烈刺伤,深感蒙受耻辱,由感情上的创伤进而激成暴怒,一变而为复仇心理。如他所说:“大丈夫在世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面目立于世上!”就是他这种心理的真实写照。于是,一瞬之间,政治态度骤变。这就是说。陈圆圆被劫一事在他的感情上起了催化、激愤的作用。

  吴梅村《圆圆曲》说他“冲冠一怒为红颜”,是讽刺他为了一个女人而投了清朝。但这句话却点明了此事对三桂感情的刺激之大。无须解释,刘宗敏劫陈圆圆只能激起三桂对农民军的仇恨,而仇恨一经产生,便无法再弥合他与农民军之间的感情联系。反过来说,刘宗敏为了占有一个女人,不惜拷掠吴襄,而完全不顾及三桂,这不是自坏大事吗?陈圆圆与三桂对农民军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所以,刘宗敏占有圆圆,不能说只是一个女人的问题,恰恰相反,它是一个重大的政策与策略的原则问题。李自成、刘宗敏因小失大,最终把三桂推向了清朝一边,不是很可悲吗?参见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写道:刘宗敏“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刘“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此事“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此论甚确。这千古遗恨,又能怨谁?

  吴三桂决定向清朝乞师,是在形势日益紧张,深感危机的情况下作出的。清朝能否同意出兵,在吴三桂看来,确有相当把握。首先,清朝与农民军各有着根本不同的利益,清朝不会愿意看到一个农民政权成为他的新对手;同样,农民军也不会容忍关外的清朝觊觎它的利益。三桂利用清兵打农民军,就成为可能。其次,三桂的亲属如哥哥和姨夫、他的舅父祖大寿一家及他的好友张存仁、洪承畴等都已降清,他们肯定会劝说清朝君臣同意出兵。再次,清朝已屡次向他发出过招降的信息,对他抱有好感,他自信自己在危难之时,清朝也会积极考虑给予帮助。退一步说,即使这些情况都不存在,三桂也只有冒险一试了。

  三桂命书吏起草了一封自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请兵的信,全文如下:

  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谊,谅王亦知之。

  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首僭称尊号,掳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安)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我国积德累仁,讴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

  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锄暴剪恶,大顺也;拯顺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本宜上疏于北朝皇帝,但未悉北朝之礼,不敢轻渎圣聪,乞王转奏。【《清世祖实录》,卷4,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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