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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第一次打击以后(4)

居正感到棘手的,还是辽东。这方面的土蛮和中国处在敌对的地位,他们随时可以联络俺答的部下,但是在鞑靼可以并成大帮,进击辽东的时候,蓟镇和辽东,因为三卫所隔,始终不能呵成一气,这是地形上的劣势。因此万历四、五年间,居正底目光,完全集中到辽东。他在隆庆初年注重蓟镇,隆庆中年注重宣大,现在注重辽东,一切都是时局底结果。在注意到辽东的时候,辽东巡抚张学颜,辽东总兵李成梁,都成为心目中的人物。他和学颜说:

辱示虏情,俱悉。公所以应之者,诚为得策矣。今全虏之祸,咸中于辽,连岁彼虽被创,我之士马,物故亦不少矣。彼既愤耻,必欲一逞,今秋之事,殊为可虞。昨已属意本兵,于贵镇兵食,比他镇尤当留意。临期若的知虏贼所向,当令蓟人助守宁前,使公等得专备东方。如犯宁前,则东西夹击。再一创之,则彼破胆而不敢东窥矣。公幸时时喻意李帅,大将贵能勇能怯,见可知难,乃可以建大功,勉之慎之。为国任事之臣,仆视之如子弟,既奖率之,又宝爱之,惟恐伤也。惟公垂亮焉。(书牍八《答总督张心斋计战守边将》。按题衔误。)

居正对于鞑靼的政策,有利诱,也有威胁。在斗争的状态中,朝廷有的是大将和边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是威胁。朝廷有的是鞑靼日常生活必需的物资,在和平的状态下,可以互市;鞑靼以剩余的马匹,换取必需的物资,博得绝大的利益;这是利诱。俺答和河套鞑靼在这个状态中屈服了。但是辽东边外的土蛮采取一种和俺答相反的政策。他们也要开市,但是不肯屈服。他们有弓矢和其他的武器,要凭他们底武力,压迫朝廷开市。这不是居正受得了的。为什么要开源节流,练兵筹饷呢?居正不但准备抵抗,而且准备随时出击。这是他对们士蛮的政策。也就是他重用李成梁的由来。不过他对于武人,尽管重视,只是亲如子弟,和思宗以后那种尊如父兄的态度,根本上便不同。在尊如父兄的时代,便谈不上指挥;当一一国底武人,不听指挥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走上亡国的路线。

居正对付土蛮的主张,在万历五年上半年他给张学颜的信里可以看到:

西虏俺答之求贡,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不敢许。然当其时,庙堂失策,制御乖方,虽许之,固未如今日之款顺也。比以那吉来降,归之以礼,彼遂感思慕义,执我叛人,复申前款,我乃因而许之,盖机缘凑合,名义正大。故当时纷纷之议,皆以为不可许,仆独以为可,皆以盟约为不久,仆独保其无他,盖度彼既感吾放麂之恩,而又适惬其平生之愿,芳饵入口,不能自脱。夫事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今东虏于我,非有平生恳款之素也,非有那吉纳降之事也,非有执叛谢过之诚也,侵盗我内地,虔刘我人民,其迫胁无礼如此,堂堂天朝,何畏于彼而曲徇之乎!且西虏以求之恳而后得之,故每自挟以为重:今若轻许于东,则彼亦将忽而狎视之,他日且别有请乞以厚要于我,启衅渝盟,必自此始,是威亵于东而惠竭于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难之,以深约其欲,而益坚西虏之心。异日者,东虏之敢大举深入,以西虏为之助也。今东虏有求而不获,则西虏以我之重之也,亦挟厚赏以自重,必不从东虏矣。虏不得西虏之助,则嫌隙愈构而其势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纵彼侵盗,必不能为大患;是吾一举而树德于西,耀威于东,计无便于此者矣。昔人云:“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主上冲年,国家幸而无事,宴安鸩毒,将发于不虞,益姑释此以为外惧乎?仆怀此意,未敢语人,兹因询及,敢略陈其概。虽然,辽人病矣。语日:“头痛治头,足痛治足。”今虏祸方中于辽,辽以一镇当全虏之势,病在足之时矣。不急治之,且将为一身忧!辽人素称忠勇,但苦兵寡耳,然欲足兵,必先足食,兵食既足,乃可言战。一战而胜,则东虏之气挫,而西虏之好益坚,此数世之利也,愿公熟虑之。(书牍九《与张心斋计不许东虏款贡》)

万历三年,部院曾有一些变更。六月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致仕,以陈瓒为左都御史,九月礼部尚书万士和致仕,以马自强为礼部尚书,刑部尚书王之诰致仕,以王崇古为刑部尚书。老成雕谢,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但是居正底地位,已经稳定,这些变更,对于政局不发生重大的影响。但是万历五年,却发生一件与兵部有关的变更。四月兵部尚书谭纶死了,改刑部尚书王崇古为兵部尚书,以戎政尚书刘应节为刑部尚书。谭纶是一位威名卓著的督抚,调任兵部尚书以后,困为居正负的责任太多了,似乎没有多大的成就。但是他这一死,引起一点小小的波澜。自从明代注意边防,着重蓟辽和宣大方面以后,蓟辽和宣大隐隐成为两个系统底对立。这个决然不会有近代直系、皖系,或是日本长阀、萨阀那样严重,而且相差的程度,还是非常之远,但是隐隐约约地有一些淡微的影子。这个当然不是国家之福,眼光锐利的政治家,便应当立即把这个影子冲淡。蓟辽出身的谭纶死了,居正便用宣大出身的王崇古入兵部,同时更调蓟辽顺天巡抚王一鹗为宣府巡抚。起用致仕的陈道基为顺天巡抚。居正给一鹗说:

宣、蓟唇齿之势,异时两镇视如秦、越,虏祸中于蓟,则宣人安枕,虽得虏情,不以实告。今移公于宣者,所以为蓟也。抚镇协和,文武辑睦,边境之利也,而好事者反以此为忌,往者南中之谤,未必不自此中启之。去岁微闻阅视君(指阅视大臣郜光先,见书牍八。)亦有此言。今去公于蓟者,所以全公也。近日蓟台有缺,每从司道中进,以其习于蓟事也,而好事者亦用此为忌,每言蓟中之任,皆取总兵所欲者而用之。昨见公移镇,辄私语曰,代者必某人也,是总兵所喜者也。斯言也,不惟不利于总兵,且不利于司道也,故出其不意,而远求于林下之人。乃陈公又仆素所援用者,其人达于事理,不吐不茹,萧规曹随,必获同心之济。故用陈公,则公虽去,犹未去也。仆十余年来,经营蓟事,心力俱竭,今一更置间,而其用意之深如此,他人安得知之。恃公至厚,故敢略陈其概。新本兵虽颇不悦于蓟人,然亦非故作异同者,况今大事,皆仆面奉高断而行,渠安能逞其私意,辄有所更张乎?顷闻外间云云,仆即以晓之,渠亦深省。恐彼中将吏,未达此意,或怀疑惧,愿公譬谕之也。(书牍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

自从隆庆二年,谭纶、戚继光二人改调蓟辽以后,他们成为北方的重镇。居正始终对于蓟镇极力维护,所以假如蓟辽成为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底后面,便有居正底影子。居正生前,对于一切攻击继光的人,都提出严正的论驳,因此居正身后,对于居正、继光不满的人,甚至质问两人相结,“意欲何为.莫非要造反?”(见书牍十二《答总兵戚南塘授击土蛮之策》懋修注)当然这是妄说。居正底心理,只是为的国家。然而他对于继光的爱护,委实有些使人嫉妒。万历四年部光先巡边,继光又托谭纶提出总理和阅视大臣见面的礼节问题,居正一边吩咐光先,一边和继光说:

窃意今日,当以钦命为重,不在兵衔之有无。谦以自处,见者自然悦而敬之。其差去部公,当预为足下先容,必加优礼,决不以庸众相待也。(书牍八《答总兵戚南塘》)

这一个短简后面,流露无限的好意:“亲之如子弟”,居正自己也说过。郜光先去了以后,对于数年以来,蓟镇没有边功这一点提出了,他也说到南兵调北,没有存在的理由。也许他不能认识居正当日的用心,所以有这一番议论。居正只有和他说:

大抵蓟镇之势,与他镇不同,其论功伐,亦当有异。盖此地原非边镇,切近陵寝,故在他镇,以战为守,此地以守为守,在他镇以能杀贼为功,而此地以贼不入为功,其势居然也。至于调用南兵一节,实出于万不得已。盖因往时议者,咸极言延、宁边兵入卫之苦,为之罢减四枝。蓟镇分区而守,罢一枝则一区失守,又不可弃地与贼,于是谭总督、戚总兵乃建言昔在浙中部曲,尚多素所练习者,可顶所罢之数,因以教练火器,整理车营,故不得已而用之。今若以为虚费而无用,即当罢之,则宜思戍守不可缺人,或仍复入卫边兵,或与本镇地方抽换。不然,陵、京重地,宁敢忽视之乎?此中事体,其说甚长,统俟面悉。(同卷《答阅边郜文川言战守功伐》)

当时主持议论的人,已经忘去南兵底作用了。他们只觉得在太平的时期,北方的军队同样能摆边,那么要南兵做什么?议论多了,连居正也无法遏止,他甚至说:“人尝笑南兵无用,徒靡厚切。今若乘其入犯,一战而胜,则群呼自息,而虏亦寝谋。”(书牍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但是当时的人,却忘去在继光初到蓟镇的时候,北方的兵士,不守军令,后来看到在大雨如注的当中,浙兵三千,从早晨到下午,立在雨地下面,一动也役有动,这才知道军令底严肃。蓟镇底安定,一切都从训练着手,这三千南兵,便是当时的模范军。时代推演得真快,这已是将近十年的事了。大家看到南兵无用,认为蓟镇不能打仗;得空的时候,大家还得到蓟门走一趟,再不然、便介绍几个山人去拜访戚总兵。凡是京城来的人,戚总兵只得竭诚招待,有吃有喝,甚至还要陪着做一、两首诗,提倡风雅,临到告别的时候,当然再是一大笔程仪。有什么办法呢?继光只有敷衍他们。

苦心维持继光的,只有居正。在蓟辽和宣大这两个系统对立的时候,居正甚至特别维护宣大。借此减轻一般人对于蓟辽的嫉视。宣大的督、抚大多是宣大出身的人,但是万历五年,林下的陈道基起用为顺天巡抚了;同年兵部左侍郎梁梦龙调任蓟辽总督,万历九年,宣大总督吴兑调任蓟辽总督。这是为的什么?居正曾经指出好事者“每言蓟中之任,皆取总兵所欲者而用之。”只有这样,才能免去无味的议论,才算是真真爱护戚继光。一切都是为的国家。在大众指摘继光的时候,居正说:“若举全镇防守之功,委无所损;数年以来,一矢不惊,内外安堵,此其功宁可诬乎?猫以辟鼠为上品,山有虎豹,藜藿不采,又不以搏噬为能也。”这是居正底见地。

万历四年,居正开始推动一条编法。为用语便利起见,有时也称为条编法。研究赋税的人,常时谈到条编,认为这是明代赋税方法底改进。在大体上,这句话是不错的,其实还有稍许的不同。赋税是赋税,条编法只是徭役方法底改进。明代认定人民有替国家服役的义务。这项义务分为两种。一种是力差,这是当真为国家做事。府、州、县有银库,看守银库的称为库丁;各驿有廪给库,看守的也称为库丁: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好差使,但是银有银耗,粮食也有粮耗,一切的亏折,都责成库丁包赔,便成为最大的苦差。库丁总算在社会上保持相当的身分,还有人充当。其余看门的有门皂,防河的有防夫,管囚犯的有禁子,维持治安的有弓兵: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更加低落,大家只得另行雇人代充。雇人的是乡间的老农,被雇的是城市的地痞,于是被雇的人不时下乡,向老农们讨索工食,“雇员”压迫“雇主”,成为老农的祸害。以上是力差。

其次还有银差。州、县官要用柴薪,柴薪派在民众身上;要养马,马草、马豆也派在民众身上。儒学是教官和廪、增、附生讲学的场所,他们吃的是国家的廪米,但是斋夫、膳夫这些差使,也派在民众身上。当然这不是直接要民众做事,只是要民众出钱,所以称为银差。州、县官是替国家办事的,儒学的教谕,训导,和这一批廪、增、附生们是研究圣经贤传的,但是他们第一还得先替自己办事,建筑私经济底基础。谁能不替自己打算呢?在官员们审查和编制银差的时候,各人都得尽先挑选殷实而没有势力的富户,替本衙门办差。被官员瞧得起的民众,实际成为官员手下的肥羊、大猪,听候宰割,而不肖的官员们,其实只是穿靴戴帽的强盗,审查编制,只是盗匪们请财神的手续。这是所谓银差。(见《图书集成·食货典》一五一卷《刘光济差役疏》)

力差、银差成为民众极大的痛苦,于是国家推行均徭法。各县把民众分为十甲,每年由一甲承当本县的一切徭役。在理论上这是最公平的了,从第一甲到第十甲,周而复始,轮流当差,还有什么不平的?但是在审编的时候,这十甲民众底经济能力,未必能够编配平允,每年的徭役,也是时常变动:经济能力和经济负担,不能支配得当,便成为甚大的不平。其次,一甲以内,各户底经济能力不同,社会地位又不同,因此在支配担负的方面,更发生种种的歧视。还有一点,在不当差的九年中,民众因为不受政治的压迫,乐得生活稍为优裕一点,当然谈不上积蓄;但是到了当差这一年,一切的苦难都来了,官员底压迫,廪、增、附底压迫,地痞底压迫,都落到民众头上,这一年便是他们典妻鬻子,倾家荡产的一年。政治的不良,制度底不良,一齐造成最大的人祸。

隆庆初年,江西巡抚刘光济上《差役疏》,历指均徭之弊六点:

每岁徭银,原有定额,而各甲丁粮,多则派银数少而徭轻,少则派银数多而役重,其弊一也。所编之差,有正银一两而止纳一两者,此必势豪势缘者得之,有加至一倍以至数十倍者,此必平民下户无势力者当之。此患在不均,其弊二也。北方则门丁事产肆者兼论,南方则偏论田粮,粮多差重则弃本逐末,以致田日贱而民日贫,其弊三也。粮多殷实之家,平日则花分诡寄以图轻差,及至审编,则营求贿嘱以脱重差,其弊四也。岁岁审编,公门如市,官吏开贿赂之门,里胥恣索骗之计,其弊五也。丁粮剩利归于官,小民不蒙轻减之惠,其弊六也。有此六弊,小民困累已极。且应直之年,役重费繁,力不能胜,大抵人情皆安于目前,既不能积十年之费以待一年之输,是以一年当差,即九年未得苏息,而倾家荡产者相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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