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时代
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时代
凡是上了年纪的人，都很难记清他一生中的一切。许多事情，特别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许多事情都记不得了，所能记住的只是那些不能忘掉的东西。
我于1896年11月19日（旧历）出生在卡卢加省斯特烈耳科夫卡村。我家住的房子座落在村子中央，房子很破旧，一个屋角已经陷进地面很深。墙壁和屋顶长满绿苔和青草。全家只有一间屋，开着两面窗户。
连我的父母也不知道，这所房子是什么人在什么年间盖的。听一些老年人说，那儿原来住着一位名叫安努什卡·朱可娃的寡妇。她无儿无女，为了弥补生活的孤寂，从孤儿院领回来一个两岁的男孩——我的父亲。我父亲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没有人说得出来。我父亲自己后来也不想去打听自己的身世。只听说，他是在三个月的时候被妈妈丢在孤儿院门口，身上还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儿子名叫康斯坦丁”。没有人知道这位可怜的妇女，为什么要把孩子丢给孤儿院，恐怕她走这条路，也不会是因为不爱自己的儿子，很可能是为生活所迫。
父亲刚满八岁的时候，他的养母就去世了。他便到乌戈德厂村跟一位皮匠学手艺。他后来同我们讲起过，他学徒期间主要是干家务活，替老板抱孩子、喂牛等等。就这样学了三年，“满师”以后便到别的地方去找活干。他步行到莫斯科，终于在那里的维义斯制鞋厂找到了工作。维义斯还开着一家时髦的鞋店。
我知道的不详细，只听父亲讲过，1905年事变后，他和许多工人一道由于参加示威游行被工厂开除了，并被驱逐出莫斯科。从那时候起，直到1921年去世止，他再也没有出过远门，就在奉村干皮匠活和农活。
我母亲叫乌斯季妮娅·阿尔捷米耶娜。她出生在邻村——黑泥庄一个很穷的人家。
父亲和母亲结婚那年，母亲三十五岁，父亲已经五十岁了。他们两人都是第二次结婚，都是在自己第一次结婚后不久就丧偶的。
母亲身体很强壮。她能不费劲地扛起五普特重一袋粮食走好远一段路。据说，她身强力壮，是因为她父亲——我外祖父阿尔乔姆的体力好。我外祖父能钻到马肚子下面一头把马顶起来，还能攥住马尾巴，一把把马拉得蹲坐在地上。
由于家里太穷，父亲的皮匠活挣钱又少，母亲不得不外出帮人运送货物。每年春、夏和早秋季节，她在地里干活；晚秋，她就到县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替人把食品杂货运送到乌戈德厂的商人那里。运一趟，可得一个卢布到一个卢布零二十个戈比。这是多么微薄的工资啊！扣除马料、店钱、饭钱、修鞋钱等等，已经剩不下几个钱了。我想，乞丐讨到的说不定比这还要多些。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那个时候，贫农们就是这样的命啊。所以，妈妈毫无怨言地干。为了不挨饿，我们村的很多妇女都是这样干的。她们把很小的小孩丢给年迈的奶奶、爷爷照管，自己不顾道路泥泞，也不管天寒地冻，外出帮人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谢尔普霍夫等地运货。
我们村大多数农民生活都很苦。他们的地又少又瘠薄。田间劳动主要是妇女、老人和孩子们来干。男人们则去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做零活。但他们也挣不了多少钱，很少有人口袋里装着许多钱回村来。
当然，我们村里也有富裕的农民——富农。他们生活得不坏：住的是宽敞舒适的房屋，院子里牛、羊、鸡、鸭成群，粮仓里堆满了米和面。这些人家的孩子穿得好，吃得好，进最好的学校。我们村的贫农基本上都是为这些人干活，但报酬极其微薄，有时给点粮食，有时给点饲料，有时只给点种子。
我们这些贫农家孩子，都看见过妈妈们日子过得多么困难。每当她们流泪时，我们心里也十分难过。而每当她们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给我们带点小面包圈或甜饼干时，我们又是何等地高兴啊！如果是在过圣诞节或者是过复活节时，能积点钱给我们买大馅饼，那我们更是高兴得不得了。
在我满五岁、姐姐玛莎七岁那年，妈妈又生了一个男孩，叫阿列克谢。他很瘦，大家部担心他活不长。妈妈一边哭一边说：
“孩子怎么长得胖呢？光靠水和面包行吗？”
妈妈产后几个月，又决定进城去挣钱。邻居们都劝她在家带孩子，因为孩子还很瘦弱，很需要吃妈妈的奶。但是，饥饿威胁着全家，妈妈不得不走，只好把阿列克谢交给我们照看。结果，他没有活多久，不到一岁就死了。他是秋天死的，我们把他葬在乌戈德厂公墓。我和姐姐都为阿列克谢的死感到悲痛，更不用说爸爸和妈妈了。我们常去看看他的墓。
那一年我们家还遭了另一场灾难：屋顶因年久失修倒塌下来。
父亲说：“必须离开这里，不然我们都会被砸死。现在天气暖和，我们住到草棚里去，至于以后，到时再说。说不定，能找到一个澡堂或者茅屋让我们住。”
记得母亲当时哭了。她对我们说：
“孩子们，没有法呀，搬吧，所有的破烂东西都往草棚里搬。”
父亲砌好了一眼小灶。我们想尽办法在草棚子里安好了家。
父亲的朋友们都到“新居”来看望他，同他开玩笑说：
“康斯坦丁，怎么，你没有把灶王爷供好吧，他怎么撵你了？”
父亲说：“怎么没供好？要是供得不好，他早就把我们砸死了。”
我们的邻居、父亲的好友纳扎雷奇问道：“打算怎么办？”
“还想不出办法来……”
母亲插嘴道：“有什么可想的。把母牛牵去卖了，再用这笔钱买木料。一眨眼工夫夏天就过去了，冬天怎么盖房子？”
大伙都嚷开了：“乌斯季妮娅说得对呀！”
父亲说：“对是对呀，但一头母牛是不够的。除它以外，我们家再就只有一匹老马了。”
但是，谁也没有接这个话茬。大伙都知道，这样一来，我们家往后的日子可就更加困难了。
过了些时候，父亲很便宜地，而且是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到一间小房架。邻居们帮忙把它运来，不到11月就把房子盖好了。是用干草盖的顶。
妈妈说：“没有什么，就这样住吧。等我们有了钱，再盖好的。”
这所房子从外表看，就比别人家的要差些。门是用旧木板钉的，窗户安的是破玻璃。但是，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因为冬天我们总算有了一个暖和的藏身之地了。至于挤，俗话说：宁受挤，不受气呀！
1902年秋天，我已七岁了。这年冬天来得早，我们家的日子十分困难。年成不好，家里的粮食只够吃到12月中旬。父母亲挣来的钱只够买面包、盐和还债。谢谢邻居们，他们有时给我们送点菜汤和粥。农村中这样的互助是常有的，这确实是生活在艰难困苦中的俄罗斯人友好团结的传统。
开春了，情况有些好转，因为偶尔可以在奥古勃梁卡河和普罗特瓦河里捉到鱼。奥古勃梁卡是条小河，水很浅，水上长满了绿藻。这条河发源于科斯廷卡村上方靠近博罗斯基村的地方，由几条小溪汇合而成。这里有几个地方水很深，藏着大鱼。奥古勃粱卡河流经我们村和相邻的奥古勃村这一段，有很多鳊鱼、鲈鱼和冬穴鱼。我们主要是用篮子兜。碰上好运气，捉的鱼多，我就送些给邻居们，答谢他们的菜汤和粥。
我们这些孩子们特别喜欢到米哈列夫山间的普罗特瓦河去捉鱼。到那里去的路，要穿过一段茂密的椴树丛和一片奇异的桦树林。林子里长着不少的草莓和野杨梅，夏末季节，遍地都是蘑菇。附近的农民都到林子里来剥树皮做鞋，我们把这种鞋叫做“出门穿的方格鞋”。
现在，这些树林都不见了，被德国占领军砍光了。卫国战争以后，集体农庄把这块地开垦为耕地了。
夏季的一天，父亲对我说：
“呃，叶戈尔，你快七岁了，该干点活了。我象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顶一个大人干活了。明天我们去割草，你带上耙子，和玛莎一起摊草、晒草和垛草。”
我很喜欢割草，大人也常常带我去。但是，这一次可就不同了，不象从前那样只是为了玩。我很自豪，现在我已经参加劳动了，已经成了一个对家庭有用的人了。一路上见到我同年的小伙伴们，也都拿着耙子坐在大车上。
我干活很卖劲，听到大人们的夸奖就更高兴了。大概是用力过猛，两个手掌很快都起了血泡。我怕说出来丢脸，就一直坚持干下去。最后，血泡破了，我不能再耙了。
父亲对我说：“没关系，会好的。”他用破布把我两手包扎好。
好几天我都不能用耙子，只能帮姐姐抱草和垛草。孩子们都笑我。但过不了几天以后，我又参加了割草的行列，而且干得不比他们差。
割麦季节到了。妈妈对我说：
“孩子，你要学学割麦子。我在城里给你买了一把新镰刀。明天早晨我们就去割黑麦。”
割麦开头进展得不坏，但很快我又倒霉了。为了想眩耀一下自己，我抢着往前赶，结果镰刀割破了左手的小拇指。妈妈吓坏了，我也很害怕。我们的邻居普拉斯柯维娅大婶当时正在旁边，她摘了一片车前草的叶子贴在我手指上，并用一条破布紧紧地包扎好。
这件事过去多少年了，但左手小拇指上至今还留下一块伤疤，使我想起在农业战线上的出师不利。……
很快，一个紧张的夏季过去了。我已经学会做一些农活，身体也锻炼得结实了。
1903年的秋季来临了，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同年的孩子们都在准备上学，我也在准备。我借姐姐的书学认字。这年秋季，我们村还有五个孩子该上学，其中包括我的最好的朋友列什卡·科洛特尔内。“科洛特尔内”是他的外号，他的真姓是朱可夫。我们村共有五家姓朱可夫的。为了便于区别，人们就加上母亲的名字来叫：把我们叫做乌斯季妮娅家朱可夫，把另一家叫做阿夫多季娅家末可夫，把第三家叫做塔季扬娜家朱可夫……
我们要进的是一所教会小学，位于维利奇科沃村，距离我们村一公里半。附近四个村——雷科沃村、维利奇科沃村、斯特烈耳科夫卡村和奥古勃村——的孩子都在那里学习。
有些孩子洋洋得意地背着父母替他们买的背囊式书包。我和列什卡背的不是那样的书包，而是用粗麻布缝的布袋。我对妈妈说，讨饭的才背这种袋子，我不背它上学。
“等我和爸爸挣到钱时，一定给你买个背包，现在你还是背着它上学去。”
第一天，是姐姐玛莎领我去上学的。她当时已经上二年级了。我们班一共十五个男生，十三个女生。
老师和我们认识一下以后，就给我们安排座位。女生坐在左边一行，男生坐在右边一行。我很想同列什卡坐在一起。但老师说不行，因为列什卡一个字母还不识，而且他长得又矮。结果，他坐在第一排，我则坐在最后一排。列什卡对我说，他将努力很快学会所有的字母，这样我们两人就一定能坐在一起。但是，他却一直做不到这一点。列什卡经常是学得较差的一个。他常常因为功课不好，放学以后还要留下来补课。但列什卡是个很少见的老实孩子，他从不抱怨老师。
我们的老师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列米佐夫，他教书很有经验，为人又好。他从不无缘无故惩罚人，从不提高嗓门训学生同学们很尊重他，听他的话。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的父亲是个安详而善良的老人。他是个牧师，在我们学校里教《神学》。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和他的兄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医生都是无神论者，他们上教堂仅仅是为了礼貌。他们哥俩都参加了教堂合唱团。我和列什卡的嗓子好，我们两人也都被吸收到学校的合唱队。
我们村的孩子们升二年级时，成绩都很好，只有列什卡一人留级，虽然我们大家都帮助过他，但他的《神学》课还是考了两分。
我姐姐学习也不好，在二年级留级一年。父亲和母亲决定不再让她上学了，要她留在家里做家务事。玛莎伤心大哭，申辩说她没有过错：她之所以留级，是因为妈妈外出拉脚，让她留在家里照看阿列克谢而缺课太多的缘故。我也帮着姐姐说，人家父母也干活，也外出拉脚，但谁也没有让自己的孩子不上学，而且姐姐的友们都继续上学。最后，妈妈终于同意姐姐继续上学。玛莎满意了，我也为她高兴。
我们很可怜妈妈。我和姐姐幼小的心灵已能理解到妈妈很苦。父亲当时在莫斯科做工，但寄钱回来的次数很少，每次寄的钱数也很少。以前，他每个月能给母亲寄两、三个卢布，而后来一次只能寄一个卢布，有时甚至还要少。邻居们说，不只我父亲是这样，别的在莫斯科做工的人挣钱也都少了。
记得，1904年底，父亲回家了。我和姐姐高兴极了，满心盼着他能从莫斯科给我们带些好吃的回来。
但是，父亲说，这次他什么东西也没法带。他是直接从医院回来的，他在那里割了阑尾，手术后又住了二十天医院，钱都花光了，连回家的车票还是向人借钱买的。
村里人都很尊敬我父亲，都爱听他的意见。通常，村里大小集会上，最后的结论都是由他来做。我很爱我的父亲，他也很喜欢我。但是，父亲有时也会因为某一过错而严厉地惩罚我，甚至用皮带（他做鞋活时用的皮带）打我，要我求饶。可是，我很固执，任他怎么打，也不求饶。
有一次，他又抽打我，我就从家里逃跑了，在一个邻居的大麻地里躲了三天三夜。除姐姐外，谁也不知道我躲在那儿。我和她讲好了，让她不要告诉人，并给我送饭。人们到处找我，但我隐藏得很好。后来，那位邻居无意中发现了我，就把我领回家。父亲还特意对我说，他以后不打我了，原谅我了。
记得那天父亲情绪很好，领着我上茶馆。茶馆在邻近的奥古勃村。茶馆老板叫尼基福尔·库拉金，是个土财主，他卖各种食品杂货。农夫们和青年们都爱到茶馆里喝茶，因为可以在那里谈谈新闻，赌赌“罗托”，打打扑克，有事没事喝上两杯。
我很喜欢去茶馆喝茶，坐在成年人中间，听听他们谈论莫斯科和彼得堡的种种有趣的掌故。我对父亲说，以后我经常跟他来听听人们的各种谈论。
我的教母的一个亲兄弟，叫普罗霍尔，在这家茶馆里当跑堂的，他有一条腿不怎么好，人们就叫他瘸子普罗什卡。普罗霍尔虽然腿瘸，却非常喜爱打猎。夏天，他打野鸭；冬天就打野兔。那时，我们那里野鸭、野兔特别多。
普罗霍尔常带我去打猎。打猎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每当他打着我赶出来的兔子时，我特别高兴。打野鸭都是到奥古勃梁卡河或者湖区去。一般说来，普罗霍尔总是百发百中。我的任务就是下水拾鸭子。
我至今还非常喜爱打猎。这可能与普罗霍尔在我童年时就培养我打猎的兴趣有关。
父亲很快又动身去莫斯科了。临行前，他告诉母亲，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工人经常举行罢工，因为失业和残酷的剥削叫人活不下去。
母亲说：“孩子他爹，你不要多管闲事。不然，宪兵会把你流放到连放牛都没人肯去的地方。”
“我们是工人。大家到哪里，我们也到哪里。”
父亲走后，我们很久听不到他的消息，全家人都感到不安。
很快我们就听说，1905年1月9日彼得堡工人举行和平游行，向沙皇请愿，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却遭到沙皇军队和警察的枪杀。
就在1905年春天，村子里越来越经常地出现一些不认识的人。他们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号召人们起来同地主、同沙皇的专制独裁制度作斗争。
我们村的形势没有发展到农民起义那种地步，但是引起的震动是很大的。农民们都知道莫斯科发生过许多次政治罢工、街垒战斗和十二月武装起义。他们也知道，莫斯科和俄国其它城市的工人起义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许多站在工人阶级前列的革命者有的遭到野蛮杀害，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流放服苦役。农民们还听说过列宁，知道他是工人农民利益的代表者，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而布尔什维克党是为了要把劳动人民从沙皇、地主、资本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所有这些消息，都是从我们在莫斯科、彼得堡和俄国其它城市工作的乡亲们那儿传来的。
1906年，父亲回乡来了。他说，以后再也不去莫斯科了，警察当局禁止他住在城里，只准他回本乡。我很高兴，父亲不再离开我们了。
就在这一年，我在三年制的教会小学毕业了。我每年成绩都是优秀，最后得到一张奖状。全家对我的学习成绩都很满意，我自己也很高兴。为祝贺我小学毕业，母亲送给我一件新衬衫，父亲为我亲手制作了一双皮靴。
父亲说：“现在你是有文化的人了，可以带你到莫斯科去学手艺了。”
母亲说：“让他在乡下再住一年，长大一点再进城找工作……”
1907年秋天，我满十二岁了。我知道，这是我住在自己家的最后一个秋天。过了冬天，我就要外出谋生了。我承担了许多家务劳动，很劳累。母亲时常出去帮人运货；父亲一天到晚做皮匠活。父亲挣到的钱极少，乡亲们都很穷，大多付不起钱。妈妈常常骂父亲，说他工钱要的太少了。
每当父亲多挣得几个钱的时候，他就到乌戈德厂去喝酒，然后带着醉意回家。我和姐姐便跑到大路上去接他，而他也总爱给我们带点好吃的东西，什么小面包圈或糖果之类。
冬天，没有什么家务事的时候，我常去捉鱼，穿上自制的冰鞋到奥古勃梁卡河上溜冰，或去米哈列夫山滑雪。
1908年夏天到了。每当我想到我就要离开家、离开亲人和朋友们去莫斯科的时候，就感到心情紧张。我知道，我的童年实际上就此结束了。过去这些年只能将就说成是我的童年，可是我又能奢望些什么呢！
记得有一天晚上，好几位邻居围拢在我家门口的土台子上谈论送孩子去莫斯科的事。有的准备最近几天就送走自己的孩子，有的想再等一、两年。我们这里每年“三一节”后一个星期举行一次集市。母亲说，等集市后再送我走。列什卡已经进木工作坊学徒了，他的老板是我们村的富翁穆拉什金。
父亲问我想学什么手艺。我回答说，想学印刷工。父亲说，我们没有熟人可以介绍我进印刷厂。所以，母亲决定去找她的兄弟米哈伊尔收我进他的毛皮作坊。父亲也同意，因为毛皮匠挣钱多。我是什么工作都愿意干，只要对家里有益就行。
1908年7月，我舅舅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皮利欣回到邻村——黑泥庄来了。关于他，有必要说上几句。
米哈伊尔·皮利欣，和我妈妈一样，小时很苦。他十一岁时被送进毛皮作坊学徒。四年半后，他成了师傅。米哈伊尔非常省吃俭用，几年内积攒了一笔钱，自己开了一个小作坊。他成了一个出色的毛皮匠兼皮货商人。他招揽生意，高价出售，谋取暴利。
皮利欣逐渐地扩大他的作坊，除雇用八名毛皮匠以外，还经常保持四名徒工。他残酷地剥削工人，积攒起五万卢布的资本。
母亲就是请求她这位兄弟收我当学徒。她到他避暑的黑泥庄去找了他；回来告诉我们说，她兄弟要看看我本人。父亲问道。皮利欣提出了什么条件。
“按老规矩，学四年半的徒，然后当工人，”
“有什么法子呢，领叶戈尔卡去见见米哈伊尔吧。”
两天以后，父亲带我去黑泥庄。快到皮利欣家时，父亲对我说：
“看，坐在门口的就是你未来的老板。你走到他跟前时，要先鞠个躬，说声：‘您好，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
我反驳说：“不，我要说‘米沙舅舅，您好！’。”
“你要忘掉他是你的舅舅。他是你未来的老板。阔老板是不喜欢穷亲戚的。千万千万记住这一点。”
米沙舅舅躺在门口台阶上的一张藤椅上。父亲走近台阶向他问好，然后把我推到前面去。皮利欣没有答理我父亲的问候，也没有和他握手，转身看着我。我躬了躬腰说：
“您好，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
“思，你好，小伙子！怎么，你想当毛皮匠吗？”
我没有吭声。
“是呀，毛皮匠这个行当不错，就是苦些。”
父亲说：“他不怕吃苦，从小就劳动惯了”。
“识字吗？”
父亲把我的奖状递给他看。
舅舅说了声：“好样的！”然后回头向门里喊道：“喂，你们这些笨蛋，快到这里来！”
屋里走出两个衣着考究的胖乎乎的孩子，这就是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和尼古拉。最后走出来的是老板娘。
舅舅把我的奖状指给他们看，并且说道：“小强盗们，你们看看，应当怎样学习。你们是老三分”。
最后，他对我父亲说：
“就这样吧，我收你儿子学徒。他很结实，看来也不笨。我在这里住几天就回莫斯科，但是我不能带他一道走。我妻弟谢尔盖，过一个星期去莫斯科，让他把你儿子带来好了。”
谈到这里，我们就走了。
我很高兴，因为我还可以在家再住一个星期。
妈妈问道：“我兄弟怎样接待你们的？”
“就象阔老板接待我们穷哥们一个样。”
“连茶也不倒一杯？”
父亲说：“走了老远的道，连坐也不让坐一会。他坐着，我们就象士兵一样地立着。”末了，又鄙夷不屑地加上一句：“谁要喝他的茶！我马上带儿子上茶馆，用我们劳动得来的钱去喝茶。”
母亲给我包了几个小面包圈，我们就去茶馆了。……
去莫斯科的行李很简单。妈妈给我包了两件衬衣、两副包脚布和一条毛巾。还给了我五个鸡蛋和几块饼，让我在路上吃。全家为我祈祷完以后，又按俄罗斯人的传统在长凳上坐一会。
然后，妈妈就对我说：“好吧，儿子，上帝保佑你。”说完，她就忍不住伤心大哭，并把我紧紧地搂抱在怀里。
父亲的眼圈也红了，眼泪不住往下淌。我也差点儿哭出声来，但还是忍住了。
我是同妈妈一起步行到黑泥庄的。过去我就是从这条路上学，去林子里摘野果，采蘑菇。
“妈，你记得吗？就在三棵橡树旁边那块地里，我跟你一起割麦子，把小手指割破了。”
“孩子，我记得。当妈妈的对自己孩子的一切，都记得。只是有的孩子不好，他们往往忘记了自己的妈妈。”
我坚定地说道：“妈妈，我绝不会那样！”
当我和谢尔盖叔叔坐上火车时，下起了倾盆大雨。车厢内很暗。三等车厢狭窄的过道里，只有一根蜡烛发出昏黄色的光亮。开车了，车窗外面闪过一排排黑色的树影和远处村落里星星点点的灯光。
以前我从来没有坐过火车，也从来没有见过铁路。所以，这次旅行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火车驰过巴拉巴诺夫车站以后，远处突然出现一排灯火通明的高楼。
我问一位站在车窗旁的老人：“老伯伯，这是什么城市？”
“年轻人，这不是城市。这是萨瓦·莫罗佐夫开的纳罗-福明斯克纺织厂。我在这个厂工作了十五年。”他紧接着又伤心地说：“现在，我不工作了。”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说来话长……我的妻子和女儿都死在这里。”
我见他脸色苍白，闭了一会儿眼睛。
他又说道：“每次经过这座该死的工厂，见到这个吞吃了我的亲人的怪物，我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
他猛然离开窗户，坐到车厢的昏暗的角落里吸起烟来。我继续看着这个“吃人的怪物”，但没有再去打听事情的经过。
黎明时，我们到了莫斯科。火车行驶了四个多小时。现在火车行驶这段路只需一小时多一点。车站的一切使我惊奇不已。大家都抢先出站，熙熙攘攘，行李杂物互相碰撞。我不理解，人们为什么那么着急。
谢尔盖对我说：“可别多嘴。这里不比你们乡下，要处处小心。”
我们终于走出了车站。
虽然时间还很早，饭馆门前已经很热闹，卖糖水的，卖甜饼的，卖下水馅包子的，卖杂碎汤和其它各种小吃的，不一而足。刚下车的人花不了几个钱就可以吃点喝点充充饥。到老板家还嫌早，我们就决定先去饭馆吃早饭。饭馆旁边积着污水和垃圾，衣衫褴褛的醉汉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和人行道上。饭馆里高声奏着音乐，我听出奏的是《莫斯科大火在呼啸，在燃烧！》这支听熟了的曲子。几个有些醉意的顾客在跟着唱，但很不和谐。
出了饭馆，我们来到大多罗戈米洛夫街等铁轨马车。那时，这条街上还没有电车。就在全莫斯科电车也不过刚刚出现。在上马车的时候，大家抢着上，有个男人无意中用他的鞋后跟碰着了我的鼻子，把鼻子碰出了血。
谢尔盖叔叔很生气地训斥我：“已经对你讲过，要处处小心！”
有位大伯给我往鼻子里塞了一小团破布，问道：“从乡下来的吧！”接着又补了一句：“到了莫斯科，要放机灵点儿。”
车站前的广场和周围的街道给我的印象不特别好。木头房子又矮又破。多罗戈米洛夫街很脏，路面坑坑洼洼，醉汉多，很多人衣衫褴褛。
但是，越靠近市中心的地方，市容就愈加壮观：高大的房屋，华丽的商店，肥壮的大马。我象在云雾中一样，头昏目眩，眼花了乱。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大楼和这么平整的街道，马车夫驾着漂亮的鄂尔洛夫马拉的胶轮车一路飞跑。我从来没有见过街上有这么多的人。这一切都超出我的想象，我一声不吭，心不在焉地跟着谢尔盖叔叔走。
马车拐向德米特罗夫大街（现称普希金街），我们在卡美尔格尔巷口（现称艺术剧院胡同）下了车。
谢尔盖叔叔对我说：“看，这就是你以后住的房子。院子里是作坊，你就在那里做工。正门从卡美尔格尔巷进；但是，师傅和徒弟只能走后门，从院子里进。”接着又说：“记住啦，那儿是库兹涅茨克桥，莫斯科的最好的商店就在那儿。那儿是吉明剧院，不过工人们都不去那儿看戏。再往前走向右拐，是奥哈德内街，那儿可以买到蔬菜、野味，肉、鱼等。你以后经常要去那儿为女主人买菜。”
穿过一个大院，我们来到正在做工的工人跟前，谢尔盖叔叔很客气地向他们打招呼问好。
他说：“看，从乡里给你们带来了一个新徒弟。”
有人说了一句：“太小了。不妨让他再长长。”
一个大个子说：“小伙子，多大了？”
“十二岁。”
大个子微笑着说：“还行，个子虽然小点，肩膀很宽。”
一位老师傅和蔼地补充说：“没关系，会成为一个好毛皮匠的。”
这是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科列索夫。我后来看出，他在所有师傅中最公正、最有经验、最有威信。
谢尔盖叔叔把我领到一边，给我介绍每一位师傅和徒工。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米申内哥俩。
谢尔盖叔叔说：“哥哥是好师傅，但喝酒厉害。那是弟弟，他很节省。据说，一天三餐只花十个戈比，整天想发财。这个是米哈伊洛，他常常狂饮。领了工钱就一连大喝两、三天。能把最后一条裤子最后一件衬衫卖掉买酒喝。但他是个能干的师傅，有一双巧手。”谢尔盖叔叔指着一个高个的男孩说：“这是徒工头，是你的顶头上司，叫库兹马。明年他就满师了。那边那个卷头发的，叫格里戈里·马特维耶夫，是从特鲁宾诺村来的，还是你的远房亲戚呢。”
然后，我们爬上昏暗而肮脏的楼梯，来到二楼，走进作坊办公室。
老板娘走了出来，先和我们打了招呼，接着说，老板现在不在家，一会就回来了。
她对我说：“走，带你看看房间，然后到厨房里去吃饭。”
老板娘详细地讲解了我未采的职责——最小的徒弟的职责——打扫房间、为大小主人擦鞋；还告诉我圣像前的灯什么时候点以及怎么点。
末了她说：“好吧，别的事情库兹马和女工头玛特廖莎会对你讲的。”
徒工头库兹马叫我到厨房吃午饭。我饿极了，吃得很香。可是，我却意外地又碰上一件倒霉的事。这里有个规矩：开始吃饭时，只能从公共菜盆里舀菜汤喝，不能捞肉吃；要等到女工头敲两下菜盆以后，才可以夹一小块肉吃。可是，我一下就捞了两块肉，并得意地大口吞吃了。当我正要去捞第三块肉时，脑门上突然挨了一勺子，头上立刻鼓起了一个小包。
真不走运，到莫斯科才半天就两次挨打。
徒工头库兹马是个好青年。
吃完午饭，他对我说：“没关系，打了就忍着。一次打，二次乖，下回你就懂了。”
那一天，库兹马还领我到附近的小店铺去认认路，因为我以后要常去这些小店为师傅们买烟打酒。女厨师（她兼任女工头）玛特廖莎又教我怎样洗餐具和生茶炉子。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带到作坊的一个角落里，先开始学习缝毛皮。女工头给了我针、线和顶针。她教给我缝皮技术，作了示范，然后对我说：
“你如果什么地方不会缝，就来问我，我再告诉你应该怎么缝。”
我用心地开始学习我的第一堂劳动课。
师傅们早晨7时正开始劳动，晚上7时收工，中间只有一小时休息吃午饭。所以，一个劳动日就是十一个小时。如果活多，师傅们就要干到晚上10-11时。那一个劳动日就是十五个小时了。加班时间他们可以领到一些加班费。
徒工们经常是早晨6点钟起床。我们很快地洗完脸，就去收拾工作场地，准备好师傅们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晚上等打扫完毕，为第二天作好准备后，要到儿点钟才能睡觉。就睡在作坊里的地板上；天很冷的时候，才让睡后门过道里的高板床。
起初，我很累。很难习惯晚睡觉。我们在乡下通常睡得很早。但慢慢就习惯了，也能坚强地担当起每天繁重的劳动。
一开始，我很想农村、想家。我常常想念我心爱的那些小树林，我最喜欢同普罗霍尔一起到那里打猎，同姐姐一起去那里摘野果、采蘑菇、拾柴火。一想到这些，我就心里难过，就想哭。我想，我永远也看不到母亲、父亲、姐姐和朋友们了。徒工要到第四年才给几天假回家看看。而我觉得，这个时间好象永远也不会到来。
每个星期六，库兹马领我们去礼拜堂做彻夜祈祷；每个星期日要做晨祷和弥撒。每逢大的节日，老板还领我们去克里姆林宫的乌斯平斯基大教堂（有时也去耶稣救世主教堂）做弥撒。我们不喜欢去礼拜堂，并经常找出各种借口从那里逃走。但是，很高兴到乌斯平斯基大教堂去，——去听美妙动听的教堂大合唱，并且特意去听大辅祭罗佐夫讲道，他的嗓子象个大喇叭。
一年过去了。我很顺利地学会了毛皮匠这一行当的初步的手艺，虽然学习中遇到过不少困难。常常为了一点点小过错，老板就狠狠地打我们，他打人时手特别重。我们要挨师傅的打，要挨女工头的打，还要挨老板娘的打。当老板不高兴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让他看见。他会毫无道理地痛打你一顿，打得你整整一天耳朵嗡嗡叫。
老板有时让两个犯了过错的徒弟，用一种抽打皮子的树条互相抽打，自己在一旁喊着：“给我狠狠地打，使劲地抽！”我们也只好忍受着。
我们知道，老板打徒弟是司空见惯的事，——这是法规，这是制度。老板也认为，徒弟的一切是完全由他支配的，永远也不会有人因为他打徒弟、因为他对年幼的徒工们的非人道的待遇而责问他。事实上，也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们是怎样劳动的、吃得怎样、生活条件怎样。对于我们来说，最高审判官就是老板。我们被套上的就是这样沉重的枷锁，这种枷锁并不是每一个成年人都能承受得了的。
时间过得很快。我已经十三岁了。我在作坊里学会了很多东西。我虽然很忙，但我仍然挤出时间读书。我常以感激的心情怀念我的老师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列米佐夫，是他教育我热爱读书的。老板的大儿子亚历山大曾经帮助我学习。他和我同岁，他对我比对别人要好些。
在他的帮助下，我读了长篇小说《护士》、关于纳塔·品克顿的诱人的故事、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笔记》和其它许多廉价的惊险小说。这些书都很有趣，但却没有什么教益。我想认真地学些东西。怎么办？我跑去和亚历山大商量。他同意我的看法，并答应帮助我。
以后，我们开始进一步地学习俄语、数学、地理，并阅读一些通俗科学读物。通常是我们两人一起学习，主要是利用老板不在家的时候和星期日学习。无论我们怎样躲着，老板还是知道我们在学习。我想，他会赶走我或者狠狠地惩罚我。但是，出乎意料，他却夸奖我们干的是好事。
就这样，有一年多的时间，我相当成功地进行了自学，并上了课程相当于市立中学的文化夜校。
作坊里，大家对我很满意，老板对我也满意，虽然他偶尔也打我两拳或者给我两个耳光。开始，他不想让我上夜校，但是，他的儿子们说服了他，他同意了。我当然很高兴。我的功课都是夜间爬在高板床上凑近厕所门口去做，厕所里通宵亮着一支廿支光的电灯。
夜校毕业考试前个把月光景，一个星期日，老板出去看朋友了，我们就坐在一起打牌。记得玩的是抓“二十一点”。谁也没有注意老板在这个时候回来了，并走进了厨房。轮着我作庄，赢牌了。突然有人打了我一记重重的耳光。回头一看，啊哟，原来是老板！我吓得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孩子们都跑掉了。
老板说：“你学文化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打牌数点点？从今天起，你哪儿也不准去，也不准同亚历山大再在一起！”
过了几天，我去特维尔斯卡亚街到夜校讲了事情的经过。我的学习只剩下一个多月了。人们取笑了一番，但准许我参加考试。考的是市立中学的全部课程，成绩很好。
1911年，我已经在作坊做了三年工了，也当上了徒工的工头，有三名徒工听我指挥。我对莫斯科很熟悉，因为我到全市各街巷送货的次数比别人多。我继续上学的心一直未死，只是没有找到机会。但是，我还是想方设法地读了一些东西。
科列索夫师傅（他在政治上比别的师傅开通）看过的报纸，我就拿过来看。亚历山大借杂志给我看。我还用节省下来的“电车费”买书看。有时老板派我到马里伊诺林场或莫斯科南岸市区送货，就给几个戈比马车费。但我把皮货袋往背上一搭，赶紧走着去，就把钱省下来了。
到了学徒期的第四年，老板看我身体很结实，就带我去下诺夫哥罗德参加有名的集市。老板在那里租了一间小门面批发毛皮。老板这时已经发了大财，在商业界的联系也多了，但贪心也更大了。
在集市上，我的职责主要是给已售出的货物打捆，到伏尔加河码头、奥卡河码头和铁路货房向指定地点发货。
我第一次看到了伏尔加河，她的伟大和瑰丽的确使我倾倒。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普罗特瓦河和莫斯科河更大、更深的河了。这是一个清晨，伏尔加河整个儿浸沉在初升的朝阳里，闪闪发光。我看啊，看啊，久久不愿挪开贪婪的目光。
我想：“现在我才懂，伏尔加河为什么被人们尽情讴歌，为什么被人们比做自己的母亲。”
全俄罗斯的商人和顾客都来参加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还有“洋商”从外国进口货物到那里出售。集市场设在城外，在尼日涅耶和卡纳文之间的一个地势低洼的河谷里，每当春汛时这一带都要被水淹没。
大量的各式各样的人都到集市上来，有的是来找些正当的活千千，有的是来干坏事的。小偷、妓女、骗子、各种行为不正的人，就象乌鸦一样涌来。
那年，参加完下诺夫哥罗德集市以后，我们又去顿河军州乌留皮诺参加另一个集市。老板自己没有去，派掌柜的瓦西里·丹尼洛夫去了。乌留皮诺集市，没有象下诺夫哥罗德集市和伏尔加河那样，给我留下显明的印象。乌留皮诺是个相当脏的小城市。集市规模也不大。
掌柜的瓦西里·丹尼洛夫是个很残忍、很凶狠的人。到现在，我也理解不了，他为什么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就以一种暴虐狂的残忍狠打一个十四岁的小徒弟。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抓起一根“杠子”（捆包时用的橡木压杠），使尽全身力气照他的头上打去。一下把他打倒在地，晕过去了。我很害怕，以为把他打死了，就从店里逃走。但是，后来一切都平安地过去了。
当我们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向老板告状。老板不问青红皂白就狠狠地打了我一顿。
1912年，我很幸运地得到十天假期回乡探亲。当时，正是割草季节的开始（割草是最有趣的一种田野劳动）。许多男人和青年都从城里回去割草，以便帮助妇女们很快收好青草，准备好过冬的饲料。
从乡里出来时，我差不多还是个孩子，而现在已经是个成年的青年人了。我已经十六岁了，已经是个第四年的学徒工了。在这段时间里，乡里会有很多人不在了——有的死了，有的学徒去了，有的外出挣钱去了。有的人我也许认不出来了；有的人会不认识我。有的人会被沉重的生活担子压弯了腰，未老先衰；有的人会在这段时间里长大成人了。
我乘的是马洛亚罗斯拉韦次郊区火车。从莫斯科到奥博连斯科耶小站，我一直站在一个打开着的车窗旁。四年前我来莫斯科的时候是个夜间，无法看到沿途的风景。这一次，我以极大的兴趣饱览了各车站的设施和莫斯科近郊美丽迷人的大小树林。
当火车经过纳罗—福明斯克车站时，有个人对邻座的人说：
“四年前，我常到这儿来……看到了吗？多漂亮的砖砌厂房！这就是萨瓦。莫罗佐夫开办的工厂。”
第二个人说：“听说，他是个民主主义者。”
第一个人回答说：“是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听说，他对工人还不坏。但是，他的管理人员却是一群恶狗。”
第二个人又愤怒地补上一句：“一群恶魔！”
他们发现我在注意听他们的谈话（因为我想起了几年前在车厢里听人谈论过这个工厂），就不再讲下去了。
母亲到奥博连斯科耶小站接我来了。她在这四年中间苍老多了。似乎有什么东西堵住了我的嗓子，我使劲忍住，才没有哭出声来。
母亲哭了很久，用她那双粗糙的、长满老茧的手紧紧地搂着我，反反复复说着这么几句话：
“亲爱的儿子！我以为我死以前看不到你了。”
“妈妈，怎么啦，你看，我这不是长大了，现在你该高兴了吧。”
“感谢上帝呀！”
我们回到家里时，天已经黑下来。父亲和姐姐在门前土台上接我们。
姐已经长成大姑娘了。父亲老多了，背也驼得更厉害了。已是七十开外的年纪。他按自己的习惯吻了我一下，若有所思地说道：“好啊，我终于活到了这一天，看到你长大成人了。”
为了使老人和姐姐更高兴，我赶快打开篮子，给每人送了一份礼物。另外还给了妈妈三个卢布、两俄磅糖、半俄磅茶叶和一俄磅糖果。
母亲高兴地说：“儿子，谢谢你！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喝过象样的糖茶了。”
我又给了父亲一个卢布，供他上茶馆零花。
妈妈说：“给他二十个戈比就够了。”
父亲说：“我等儿子等了四年。别提穷的问题了，免得使我们在见面时就扫兴。”
隔了一天，我就跟母亲和姐姐去割草。见到很多朋友，特别是见到列什卡·科洛特尔内，真使我高兴。孩子们都长大多了。一开头，割起草来有点不得劲。感到疲倦，满头大汗，这可能是隔了四年没干这种活的关系。过了一会儿，就一切都好了，割得很干净，也没有落在别人后头。就是嘴里干得难受，勉强坚持到休息。
纳扎尔大叔搂着我汗湿的肩膀说：“小叶戈尔，怎么样，农活不轻松吧？”
我同意地说道：“不轻松。”
一个不认识的青年人走到我们跟前说：“现在英国人都用机器割草。”
纳扎尔说：“是呀，我们也一直指望着有好犁、大镰刀。唉！笨人呀，一切都是空的……”
我问孩子们，刚才说到机器的那个青年是谁。
有人告诉我：“他叫尼古拉·朱可夫，是村长的儿子。四年前从莫斯科送回来的。他说话尖刻，连沙皇也敢骂。”
列什卡说：“背后骂骂沙皇可以，没有关系，只要不被警察和密探听到就行。”
太阳晒得越来越厉害了。人们不再割了，开始晒割下来的草。中午，我和姐姐把干草装上车，并且爬上去坐着，让牲口拉回家。妈妈已经准备好油煎土豆和糖茶等着我们。那个时候这些东西真是好吃极了！……
晚上，青年们忘记了疲劳，又都聚集到粮仓附近来了。娱乐汗始了。开头是唱歌，唱着一支又一支深情动人的歌子。姑娘们闲优美的嗓音唱起温柔的曲调，小伙子们就用青年人的男中音和未定型的男低音伴唱。然后是跳舞，一直跳到累得要倒下。天快亮时才各自回家，刚睡下不久，大人就来催我们起床了。接着又占割草。晚上再从头玩起。很难说，我们什么时间睡觉。
青春的活力真的能使人做到一切。青年人的身体就是好！
假期过得很快，我要回莫斯科了。离家前两天那个晚上，邻村科斯廷卡村发生火灾。风刮得很大。火是从村中间烧起来的，很快蔓延到了邻近的房屋、草棚和粮仓。当时我们正在玩，科斯廷卡村那面忽然浓烟滚滚。
有人叫了一声：“失火了！”
大家都奔向消防棚，迅速推出水龙，抬着奔向科斯廷卡村。我们是第一批赶来救火的，连科斯廷卡本村的消防队到得都比我们晚。
火势很大，虽然附近几个村的消防队部尽了很大的努力来抢救，还是烧掉了半个村庄。
当我提着一桶水跑过一家门口时，听到有人喊：
“救命啦，我们快烧死了！”
我马上跑进有人喊救命的那间屋子，救出几个被吓得要死的孩子和一位生病的老大娘。
火终于被扑灭了。妇女们在废墟上一边数落着，一边大哭；孩子们也跟着哭。许多人家的牛被烧死，全部财产被烧掉；有的人家被烧得一点粮食都不剩。
早晨，我发现我的新上衣被烧了两个铜板大的洞。这件上衣还是休假前老板送给我的（这是规矩）。
母亲说：“唉，老板反正是不会褒奖你的。”
我回答说：“让他评评理，是上衣值钱还是救人要紧。……”
我离家的时候，心情很沉重。特别是看到火灾场上，看到不幸的人们在那里刨来刨去想找到点烧剩下的东西的时候，内心感到十分沉痛。我同情他们的苦难，因为我了解，没有牛，这意味着什么。
清早回到了莫斯科。
我问候过老板以后，就向他讲了乡里失火的事，并指给他看上衣烧的两个洞。奇怪的是，他连骂都没有骂一句，为此我感谢了他。
后来才知道，也算是我走运，原来老板头天晚上高价卖出了一批皮货，赚了一大笔钱。
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对我说：“要不然，又是一顿毒打。”
1912年底，学徒期满了。我成了青年师傅（师傅的帮手）。老板问我以后打算怎么住，是留在作坊宿舍里还是到私人住宅去住？
“如果住在作坊里，继续在厨房里同学徒一起吃饭，每月工资就是十个卢布；如果住私人住宅，就能拿十八个卢布。”
我当时的生活经验还不足，就说想住在作坊里。看来，老板是有意安排的，因为每天师傅们下工后，他总要找些紧急的、但又是白做的活叫我干。
过了不久，我改变了主意。我想：“这样下去不行。搬到私人住宅去住，晚上可以有更多时间看书。”
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又回乡下去了一次。这次回去时，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了。我已经十七岁了。最主要的是，我已经是一个师傅了，每月工资整整十卢布。这在当时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挣到的。
老板很信任我，看来，他已相信我是一个忠诚老实的人。他常派我去银行为他兑取支票，或者办理活期存款。他很器重我，认为我办事可靠，常带我到他的店里去。在店里，除了让我干毛皮工人的活以外，还叫我负责捆货，到货房办理托运。
比起在作坊里干活，我更喜欢干这些活。因为，在作坊里除厂听到师傅们对骂以外，什么也听不到；而在店里则不同，这里常常同多少有点知识的人打交道，可以听到他们对当时各种事件的议论。
除了科列索夫以外，我们作坊的师傅们都不看报，所以对政治问题，准也搞不懂。我想，其它的毛皮作坊的情况也会是这样。当时，没有毛皮工人工会，每个人都是自顾自。后来成立了皮革工会，毛皮工人才加入进去。
所以，毛皮工人那时都不问政治是不奇怪的。只有个别人例外。毛皮工人师傅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天地。某些人还不择手段地为自己积攒一笔小小的资本，总想开个小店。毛皮工人、成衣工人和其它小手工业作坊的工人，与产业工人不同，与真正的无产者不同，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很浓厚，缺乏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
产业工人不会想着自己去开办工厂。因为，这需要有成千上万的卢布。而他们的收入很少，只够勉勉强强地吃饱肚子。劳动条件和经常性的失业威胁，使产业工人能联合起来同剥削者作斗争。
布尔什维克党当时集中地在产业工人中间进行政治工作。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其它假革命者则往手工业工人里钻。所以，1905年和伟大十月革命期间，手工业者很少参加起义的无产者行列，这不是偶然的。
1910-1914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莫斯科、彼得堡和其它工业区的罢工越来越多。大学生也常举行集会和罢课。由于1911年的大饥荒，农村已极度贫困。
不管毛皮匠师傅政治上消息如何闭塞，我们还是知道了勒拿矿工惨遭杀害的消息和全国各地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科列索夫有时能搞到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和《真理报》，这些报纸简单而通俗地解释了为什么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并证明了工人和贫农有着共同的利益。
那时，我在政治问题上还很幼稚；但我已经明白，这些报纸反映了工农的利益，而《俄国言论报》和《莫斯科新闻报》则代表沙俄老板和资本家的利益。每次回家时，我已经能向我的朋友们和农民们讲解些东西了。
我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莫斯科曾发生过捣毁外国商店的事件。侦探局的间谍和黑帮分子们在爱国口号的掩护下，组织捣毁了德国商行和奥地利商行。许多想顺便发点洋财的人也都被引诱去了。但是，这些人因为不识外文招牌，同时还捣毁了法国、英国等其它外国商行。
在宣传的影响下，许多青年，特别是有钱人的子弟，抱着爱国主义的情绪，志愿上前线去打仗。亚历山大·皮利欣也决定上前线，并一股劲地劝我去。
一开始，我倒很愿意接受他的建议，但我还是决定先同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商量商量，他在我眼里是个最有威望的人。他听完我的话以后说：“亚历山大的心愿，我是理解的，他父亲有钱，他有理由去打仗。你呢？傻瓜，你为什么去打仗？是不是因为你父亲被赶出了莫斯科？是不是因为你母亲被饿得发肿？……你被打残废回来了，就再也没有人要你了。”
他这些话说服了我。我告诉亚历山大，我不去打仗。他痛骂了我一顿，晚上就从家里逃走，上前线去了。两个月以后，他负重伤被送回莫斯科了。
当时，我仍然在作坊里工作，但是已经住到奥哈得内街（现在的“莫斯科饭店”对面）私人住宅里去了。我以每月三个卢布的租金向寡妇马雷舍瓦娅租了一个床位。她有个女儿叫玛丽亚，我爱过她，我们还决定过要结婚。但是，正象通常可能发生的一样，战争使我们的希望和打算化为乌有。由于前线伤亡很大，1915年5月提前征召了1895年出生的青年。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就去打仗了。很快要轮到我了。
我的热情不高，因为在莫斯科到处都可以看到从前线回来的不幸的伤兵，同时又可以看到阔少爷们仍然和从前一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乘着华丽的马车到处游逛，要不然就赛马玩，或者去“雅尔饭店”狂欢暴饮。可是我还是想：如果叫我入伍，就要忠诚地为俄罗斯打仗。
1915年7月底宣布提前征召我这一年出生的青年入伍了。我向老板请假回到乡下同父母亲告别，顺便帮他们收完了庄稼。
凡是上了年纪的人，都很难记清他一生中的一切。许多事情，特别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许多事情都记不得了，所能记住的只是那些不能忘掉的东西。
我于1896年11月19日（旧历）出生在卡卢加省斯特烈耳科夫卡村。我家住的房子座落在村子中央，房子很破旧，一个屋角已经陷进地面很深。墙壁和屋顶长满绿苔和青草。全家只有一间屋，开着两面窗户。
连我的父母也不知道，这所房子是什么人在什么年间盖的。听一些老年人说，那儿原来住着一位名叫安努什卡·朱可娃的寡妇。她无儿无女，为了弥补生活的孤寂，从孤儿院领回来一个两岁的男孩——我的父亲。我父亲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没有人说得出来。我父亲自己后来也不想去打听自己的身世。只听说，他是在三个月的时候被妈妈丢在孤儿院门口，身上还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儿子名叫康斯坦丁”。没有人知道这位可怜的妇女，为什么要把孩子丢给孤儿院，恐怕她走这条路，也不会是因为不爱自己的儿子，很可能是为生活所迫。
父亲刚满八岁的时候，他的养母就去世了。他便到乌戈德厂村跟一位皮匠学手艺。他后来同我们讲起过，他学徒期间主要是干家务活，替老板抱孩子、喂牛等等。就这样学了三年，“满师”以后便到别的地方去找活干。他步行到莫斯科，终于在那里的维义斯制鞋厂找到了工作。维义斯还开着一家时髦的鞋店。
我知道的不详细，只听父亲讲过，1905年事变后，他和许多工人一道由于参加示威游行被工厂开除了，并被驱逐出莫斯科。从那时候起，直到1921年去世止，他再也没有出过远门，就在奉村干皮匠活和农活。
我母亲叫乌斯季妮娅·阿尔捷米耶娜。她出生在邻村——黑泥庄一个很穷的人家。
父亲和母亲结婚那年，母亲三十五岁，父亲已经五十岁了。他们两人都是第二次结婚，都是在自己第一次结婚后不久就丧偶的。
母亲身体很强壮。她能不费劲地扛起五普特重一袋粮食走好远一段路。据说，她身强力壮，是因为她父亲——我外祖父阿尔乔姆的体力好。我外祖父能钻到马肚子下面一头把马顶起来，还能攥住马尾巴，一把把马拉得蹲坐在地上。
由于家里太穷，父亲的皮匠活挣钱又少，母亲不得不外出帮人运送货物。每年春、夏和早秋季节，她在地里干活；晚秋，她就到县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替人把食品杂货运送到乌戈德厂的商人那里。运一趟，可得一个卢布到一个卢布零二十个戈比。这是多么微薄的工资啊！扣除马料、店钱、饭钱、修鞋钱等等，已经剩不下几个钱了。我想，乞丐讨到的说不定比这还要多些。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那个时候，贫农们就是这样的命啊。所以，妈妈毫无怨言地干。为了不挨饿，我们村的很多妇女都是这样干的。她们把很小的小孩丢给年迈的奶奶、爷爷照管，自己不顾道路泥泞，也不管天寒地冻，外出帮人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谢尔普霍夫等地运货。
我们村大多数农民生活都很苦。他们的地又少又瘠薄。田间劳动主要是妇女、老人和孩子们来干。男人们则去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做零活。但他们也挣不了多少钱，很少有人口袋里装着许多钱回村来。
当然，我们村里也有富裕的农民——富农。他们生活得不坏：住的是宽敞舒适的房屋，院子里牛、羊、鸡、鸭成群，粮仓里堆满了米和面。这些人家的孩子穿得好，吃得好，进最好的学校。我们村的贫农基本上都是为这些人干活，但报酬极其微薄，有时给点粮食，有时给点饲料，有时只给点种子。
我们这些贫农家孩子，都看见过妈妈们日子过得多么困难。每当她们流泪时，我们心里也十分难过。而每当她们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给我们带点小面包圈或甜饼干时，我们又是何等地高兴啊！如果是在过圣诞节或者是过复活节时，能积点钱给我们买大馅饼，那我们更是高兴得不得了。
在我满五岁、姐姐玛莎七岁那年，妈妈又生了一个男孩，叫阿列克谢。他很瘦，大家部担心他活不长。妈妈一边哭一边说：
“孩子怎么长得胖呢？光靠水和面包行吗？”
妈妈产后几个月，又决定进城去挣钱。邻居们都劝她在家带孩子，因为孩子还很瘦弱，很需要吃妈妈的奶。但是，饥饿威胁着全家，妈妈不得不走，只好把阿列克谢交给我们照看。结果，他没有活多久，不到一岁就死了。他是秋天死的，我们把他葬在乌戈德厂公墓。我和姐姐都为阿列克谢的死感到悲痛，更不用说爸爸和妈妈了。我们常去看看他的墓。
那一年我们家还遭了另一场灾难：屋顶因年久失修倒塌下来。
父亲说：“必须离开这里，不然我们都会被砸死。现在天气暖和，我们住到草棚里去，至于以后，到时再说。说不定，能找到一个澡堂或者茅屋让我们住。”
记得母亲当时哭了。她对我们说：
“孩子们，没有法呀，搬吧，所有的破烂东西都往草棚里搬。”
父亲砌好了一眼小灶。我们想尽办法在草棚子里安好了家。
父亲的朋友们都到“新居”来看望他，同他开玩笑说：
“康斯坦丁，怎么，你没有把灶王爷供好吧，他怎么撵你了？”
父亲说：“怎么没供好？要是供得不好，他早就把我们砸死了。”
我们的邻居、父亲的好友纳扎雷奇问道：“打算怎么办？”
“还想不出办法来……”
母亲插嘴道：“有什么可想的。把母牛牵去卖了，再用这笔钱买木料。一眨眼工夫夏天就过去了，冬天怎么盖房子？”
大伙都嚷开了：“乌斯季妮娅说得对呀！”
父亲说：“对是对呀，但一头母牛是不够的。除它以外，我们家再就只有一匹老马了。”
但是，谁也没有接这个话茬。大伙都知道，这样一来，我们家往后的日子可就更加困难了。
过了些时候，父亲很便宜地，而且是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到一间小房架。邻居们帮忙把它运来，不到11月就把房子盖好了。是用干草盖的顶。
妈妈说：“没有什么，就这样住吧。等我们有了钱，再盖好的。”
这所房子从外表看，就比别人家的要差些。门是用旧木板钉的，窗户安的是破玻璃。但是，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因为冬天我们总算有了一个暖和的藏身之地了。至于挤，俗话说：宁受挤，不受气呀！
1902年秋天，我已七岁了。这年冬天来得早，我们家的日子十分困难。年成不好，家里的粮食只够吃到12月中旬。父母亲挣来的钱只够买面包、盐和还债。谢谢邻居们，他们有时给我们送点菜汤和粥。农村中这样的互助是常有的，这确实是生活在艰难困苦中的俄罗斯人友好团结的传统。
开春了，情况有些好转，因为偶尔可以在奥古勃梁卡河和普罗特瓦河里捉到鱼。奥古勃梁卡是条小河，水很浅，水上长满了绿藻。这条河发源于科斯廷卡村上方靠近博罗斯基村的地方，由几条小溪汇合而成。这里有几个地方水很深，藏着大鱼。奥古勃粱卡河流经我们村和相邻的奥古勃村这一段，有很多鳊鱼、鲈鱼和冬穴鱼。我们主要是用篮子兜。碰上好运气，捉的鱼多，我就送些给邻居们，答谢他们的菜汤和粥。
我们这些孩子们特别喜欢到米哈列夫山间的普罗特瓦河去捉鱼。到那里去的路，要穿过一段茂密的椴树丛和一片奇异的桦树林。林子里长着不少的草莓和野杨梅，夏末季节，遍地都是蘑菇。附近的农民都到林子里来剥树皮做鞋，我们把这种鞋叫做“出门穿的方格鞋”。
现在，这些树林都不见了，被德国占领军砍光了。卫国战争以后，集体农庄把这块地开垦为耕地了。
夏季的一天，父亲对我说：
“呃，叶戈尔，你快七岁了，该干点活了。我象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顶一个大人干活了。明天我们去割草，你带上耙子，和玛莎一起摊草、晒草和垛草。”
我很喜欢割草，大人也常常带我去。但是，这一次可就不同了，不象从前那样只是为了玩。我很自豪，现在我已经参加劳动了，已经成了一个对家庭有用的人了。一路上见到我同年的小伙伴们，也都拿着耙子坐在大车上。
我干活很卖劲，听到大人们的夸奖就更高兴了。大概是用力过猛，两个手掌很快都起了血泡。我怕说出来丢脸，就一直坚持干下去。最后，血泡破了，我不能再耙了。
父亲对我说：“没关系，会好的。”他用破布把我两手包扎好。
好几天我都不能用耙子，只能帮姐姐抱草和垛草。孩子们都笑我。但过不了几天以后，我又参加了割草的行列，而且干得不比他们差。
割麦季节到了。妈妈对我说：
“孩子，你要学学割麦子。我在城里给你买了一把新镰刀。明天早晨我们就去割黑麦。”
割麦开头进展得不坏，但很快我又倒霉了。为了想眩耀一下自己，我抢着往前赶，结果镰刀割破了左手的小拇指。妈妈吓坏了，我也很害怕。我们的邻居普拉斯柯维娅大婶当时正在旁边，她摘了一片车前草的叶子贴在我手指上，并用一条破布紧紧地包扎好。
这件事过去多少年了，但左手小拇指上至今还留下一块伤疤，使我想起在农业战线上的出师不利。……
很快，一个紧张的夏季过去了。我已经学会做一些农活，身体也锻炼得结实了。
1903年的秋季来临了，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同年的孩子们都在准备上学，我也在准备。我借姐姐的书学认字。这年秋季，我们村还有五个孩子该上学，其中包括我的最好的朋友列什卡·科洛特尔内。“科洛特尔内”是他的外号，他的真姓是朱可夫。我们村共有五家姓朱可夫的。为了便于区别，人们就加上母亲的名字来叫：把我们叫做乌斯季妮娅家朱可夫，把另一家叫做阿夫多季娅家末可夫，把第三家叫做塔季扬娜家朱可夫……
我们要进的是一所教会小学，位于维利奇科沃村，距离我们村一公里半。附近四个村——雷科沃村、维利奇科沃村、斯特烈耳科夫卡村和奥古勃村——的孩子都在那里学习。
有些孩子洋洋得意地背着父母替他们买的背囊式书包。我和列什卡背的不是那样的书包，而是用粗麻布缝的布袋。我对妈妈说，讨饭的才背这种袋子，我不背它上学。
“等我和爸爸挣到钱时，一定给你买个背包，现在你还是背着它上学去。”
第一天，是姐姐玛莎领我去上学的。她当时已经上二年级了。我们班一共十五个男生，十三个女生。
老师和我们认识一下以后，就给我们安排座位。女生坐在左边一行，男生坐在右边一行。我很想同列什卡坐在一起。但老师说不行，因为列什卡一个字母还不识，而且他长得又矮。结果，他坐在第一排，我则坐在最后一排。列什卡对我说，他将努力很快学会所有的字母，这样我们两人就一定能坐在一起。但是，他却一直做不到这一点。列什卡经常是学得较差的一个。他常常因为功课不好，放学以后还要留下来补课。但列什卡是个很少见的老实孩子，他从不抱怨老师。
我们的老师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列米佐夫，他教书很有经验，为人又好。他从不无缘无故惩罚人，从不提高嗓门训学生同学们很尊重他，听他的话。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的父亲是个安详而善良的老人。他是个牧师，在我们学校里教《神学》。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和他的兄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医生都是无神论者，他们上教堂仅仅是为了礼貌。他们哥俩都参加了教堂合唱团。我和列什卡的嗓子好，我们两人也都被吸收到学校的合唱队。
我们村的孩子们升二年级时，成绩都很好，只有列什卡一人留级，虽然我们大家都帮助过他，但他的《神学》课还是考了两分。
我姐姐学习也不好，在二年级留级一年。父亲和母亲决定不再让她上学了，要她留在家里做家务事。玛莎伤心大哭，申辩说她没有过错：她之所以留级，是因为妈妈外出拉脚，让她留在家里照看阿列克谢而缺课太多的缘故。我也帮着姐姐说，人家父母也干活，也外出拉脚，但谁也没有让自己的孩子不上学，而且姐姐的友们都继续上学。最后，妈妈终于同意姐姐继续上学。玛莎满意了，我也为她高兴。
我们很可怜妈妈。我和姐姐幼小的心灵已能理解到妈妈很苦。父亲当时在莫斯科做工，但寄钱回来的次数很少，每次寄的钱数也很少。以前，他每个月能给母亲寄两、三个卢布，而后来一次只能寄一个卢布，有时甚至还要少。邻居们说，不只我父亲是这样，别的在莫斯科做工的人挣钱也都少了。
记得，1904年底，父亲回家了。我和姐姐高兴极了，满心盼着他能从莫斯科给我们带些好吃的回来。
但是，父亲说，这次他什么东西也没法带。他是直接从医院回来的，他在那里割了阑尾，手术后又住了二十天医院，钱都花光了，连回家的车票还是向人借钱买的。
村里人都很尊敬我父亲，都爱听他的意见。通常，村里大小集会上，最后的结论都是由他来做。我很爱我的父亲，他也很喜欢我。但是，父亲有时也会因为某一过错而严厉地惩罚我，甚至用皮带（他做鞋活时用的皮带）打我，要我求饶。可是，我很固执，任他怎么打，也不求饶。
有一次，他又抽打我，我就从家里逃跑了，在一个邻居的大麻地里躲了三天三夜。除姐姐外，谁也不知道我躲在那儿。我和她讲好了，让她不要告诉人，并给我送饭。人们到处找我，但我隐藏得很好。后来，那位邻居无意中发现了我，就把我领回家。父亲还特意对我说，他以后不打我了，原谅我了。
记得那天父亲情绪很好，领着我上茶馆。茶馆在邻近的奥古勃村。茶馆老板叫尼基福尔·库拉金，是个土财主，他卖各种食品杂货。农夫们和青年们都爱到茶馆里喝茶，因为可以在那里谈谈新闻，赌赌“罗托”，打打扑克，有事没事喝上两杯。
我很喜欢去茶馆喝茶，坐在成年人中间，听听他们谈论莫斯科和彼得堡的种种有趣的掌故。我对父亲说，以后我经常跟他来听听人们的各种谈论。
我的教母的一个亲兄弟，叫普罗霍尔，在这家茶馆里当跑堂的，他有一条腿不怎么好，人们就叫他瘸子普罗什卡。普罗霍尔虽然腿瘸，却非常喜爱打猎。夏天，他打野鸭；冬天就打野兔。那时，我们那里野鸭、野兔特别多。
普罗霍尔常带我去打猎。打猎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每当他打着我赶出来的兔子时，我特别高兴。打野鸭都是到奥古勃梁卡河或者湖区去。一般说来，普罗霍尔总是百发百中。我的任务就是下水拾鸭子。
我至今还非常喜爱打猎。这可能与普罗霍尔在我童年时就培养我打猎的兴趣有关。
父亲很快又动身去莫斯科了。临行前，他告诉母亲，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工人经常举行罢工，因为失业和残酷的剥削叫人活不下去。
母亲说：“孩子他爹，你不要多管闲事。不然，宪兵会把你流放到连放牛都没人肯去的地方。”
“我们是工人。大家到哪里，我们也到哪里。”
父亲走后，我们很久听不到他的消息，全家人都感到不安。
很快我们就听说，1905年1月9日彼得堡工人举行和平游行，向沙皇请愿，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却遭到沙皇军队和警察的枪杀。
就在1905年春天，村子里越来越经常地出现一些不认识的人。他们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号召人们起来同地主、同沙皇的专制独裁制度作斗争。
我们村的形势没有发展到农民起义那种地步，但是引起的震动是很大的。农民们都知道莫斯科发生过许多次政治罢工、街垒战斗和十二月武装起义。他们也知道，莫斯科和俄国其它城市的工人起义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许多站在工人阶级前列的革命者有的遭到野蛮杀害，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流放服苦役。农民们还听说过列宁，知道他是工人农民利益的代表者，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而布尔什维克党是为了要把劳动人民从沙皇、地主、资本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所有这些消息，都是从我们在莫斯科、彼得堡和俄国其它城市工作的乡亲们那儿传来的。
1906年，父亲回乡来了。他说，以后再也不去莫斯科了，警察当局禁止他住在城里，只准他回本乡。我很高兴，父亲不再离开我们了。
就在这一年，我在三年制的教会小学毕业了。我每年成绩都是优秀，最后得到一张奖状。全家对我的学习成绩都很满意，我自己也很高兴。为祝贺我小学毕业，母亲送给我一件新衬衫，父亲为我亲手制作了一双皮靴。
父亲说：“现在你是有文化的人了，可以带你到莫斯科去学手艺了。”
母亲说：“让他在乡下再住一年，长大一点再进城找工作……”
1907年秋天，我满十二岁了。我知道，这是我住在自己家的最后一个秋天。过了冬天，我就要外出谋生了。我承担了许多家务劳动，很劳累。母亲时常出去帮人运货；父亲一天到晚做皮匠活。父亲挣到的钱极少，乡亲们都很穷，大多付不起钱。妈妈常常骂父亲，说他工钱要的太少了。
每当父亲多挣得几个钱的时候，他就到乌戈德厂去喝酒，然后带着醉意回家。我和姐姐便跑到大路上去接他，而他也总爱给我们带点好吃的东西，什么小面包圈或糖果之类。
冬天，没有什么家务事的时候，我常去捉鱼，穿上自制的冰鞋到奥古勃梁卡河上溜冰，或去米哈列夫山滑雪。
1908年夏天到了。每当我想到我就要离开家、离开亲人和朋友们去莫斯科的时候，就感到心情紧张。我知道，我的童年实际上就此结束了。过去这些年只能将就说成是我的童年，可是我又能奢望些什么呢！
记得有一天晚上，好几位邻居围拢在我家门口的土台子上谈论送孩子去莫斯科的事。有的准备最近几天就送走自己的孩子，有的想再等一、两年。我们这里每年“三一节”后一个星期举行一次集市。母亲说，等集市后再送我走。列什卡已经进木工作坊学徒了，他的老板是我们村的富翁穆拉什金。
父亲问我想学什么手艺。我回答说，想学印刷工。父亲说，我们没有熟人可以介绍我进印刷厂。所以，母亲决定去找她的兄弟米哈伊尔收我进他的毛皮作坊。父亲也同意，因为毛皮匠挣钱多。我是什么工作都愿意干，只要对家里有益就行。
1908年7月，我舅舅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皮利欣回到邻村——黑泥庄来了。关于他，有必要说上几句。
米哈伊尔·皮利欣，和我妈妈一样，小时很苦。他十一岁时被送进毛皮作坊学徒。四年半后，他成了师傅。米哈伊尔非常省吃俭用，几年内积攒了一笔钱，自己开了一个小作坊。他成了一个出色的毛皮匠兼皮货商人。他招揽生意，高价出售，谋取暴利。
皮利欣逐渐地扩大他的作坊，除雇用八名毛皮匠以外，还经常保持四名徒工。他残酷地剥削工人，积攒起五万卢布的资本。
母亲就是请求她这位兄弟收我当学徒。她到他避暑的黑泥庄去找了他；回来告诉我们说，她兄弟要看看我本人。父亲问道。皮利欣提出了什么条件。
“按老规矩，学四年半的徒，然后当工人，”
“有什么法子呢，领叶戈尔卡去见见米哈伊尔吧。”
两天以后，父亲带我去黑泥庄。快到皮利欣家时，父亲对我说：
“看，坐在门口的就是你未来的老板。你走到他跟前时，要先鞠个躬，说声：‘您好，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
我反驳说：“不，我要说‘米沙舅舅，您好！’。”
“你要忘掉他是你的舅舅。他是你未来的老板。阔老板是不喜欢穷亲戚的。千万千万记住这一点。”
米沙舅舅躺在门口台阶上的一张藤椅上。父亲走近台阶向他问好，然后把我推到前面去。皮利欣没有答理我父亲的问候，也没有和他握手，转身看着我。我躬了躬腰说：
“您好，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
“思，你好，小伙子！怎么，你想当毛皮匠吗？”
我没有吭声。
“是呀，毛皮匠这个行当不错，就是苦些。”
父亲说：“他不怕吃苦，从小就劳动惯了”。
“识字吗？”
父亲把我的奖状递给他看。
舅舅说了声：“好样的！”然后回头向门里喊道：“喂，你们这些笨蛋，快到这里来！”
屋里走出两个衣着考究的胖乎乎的孩子，这就是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和尼古拉。最后走出来的是老板娘。
舅舅把我的奖状指给他们看，并且说道：“小强盗们，你们看看，应当怎样学习。你们是老三分”。
最后，他对我父亲说：
“就这样吧，我收你儿子学徒。他很结实，看来也不笨。我在这里住几天就回莫斯科，但是我不能带他一道走。我妻弟谢尔盖，过一个星期去莫斯科，让他把你儿子带来好了。”
谈到这里，我们就走了。
我很高兴，因为我还可以在家再住一个星期。
妈妈问道：“我兄弟怎样接待你们的？”
“就象阔老板接待我们穷哥们一个样。”
“连茶也不倒一杯？”
父亲说：“走了老远的道，连坐也不让坐一会。他坐着，我们就象士兵一样地立着。”末了，又鄙夷不屑地加上一句：“谁要喝他的茶！我马上带儿子上茶馆，用我们劳动得来的钱去喝茶。”
母亲给我包了几个小面包圈，我们就去茶馆了。……
去莫斯科的行李很简单。妈妈给我包了两件衬衣、两副包脚布和一条毛巾。还给了我五个鸡蛋和几块饼，让我在路上吃。全家为我祈祷完以后，又按俄罗斯人的传统在长凳上坐一会。
然后，妈妈就对我说：“好吧，儿子，上帝保佑你。”说完，她就忍不住伤心大哭，并把我紧紧地搂抱在怀里。
父亲的眼圈也红了，眼泪不住往下淌。我也差点儿哭出声来，但还是忍住了。
我是同妈妈一起步行到黑泥庄的。过去我就是从这条路上学，去林子里摘野果，采蘑菇。
“妈，你记得吗？就在三棵橡树旁边那块地里，我跟你一起割麦子，把小手指割破了。”
“孩子，我记得。当妈妈的对自己孩子的一切，都记得。只是有的孩子不好，他们往往忘记了自己的妈妈。”
我坚定地说道：“妈妈，我绝不会那样！”
当我和谢尔盖叔叔坐上火车时，下起了倾盆大雨。车厢内很暗。三等车厢狭窄的过道里，只有一根蜡烛发出昏黄色的光亮。开车了，车窗外面闪过一排排黑色的树影和远处村落里星星点点的灯光。
以前我从来没有坐过火车，也从来没有见过铁路。所以，这次旅行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火车驰过巴拉巴诺夫车站以后，远处突然出现一排灯火通明的高楼。
我问一位站在车窗旁的老人：“老伯伯，这是什么城市？”
“年轻人，这不是城市。这是萨瓦·莫罗佐夫开的纳罗-福明斯克纺织厂。我在这个厂工作了十五年。”他紧接着又伤心地说：“现在，我不工作了。”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说来话长……我的妻子和女儿都死在这里。”
我见他脸色苍白，闭了一会儿眼睛。
他又说道：“每次经过这座该死的工厂，见到这个吞吃了我的亲人的怪物，我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
他猛然离开窗户，坐到车厢的昏暗的角落里吸起烟来。我继续看着这个“吃人的怪物”，但没有再去打听事情的经过。
黎明时，我们到了莫斯科。火车行驶了四个多小时。现在火车行驶这段路只需一小时多一点。车站的一切使我惊奇不已。大家都抢先出站，熙熙攘攘，行李杂物互相碰撞。我不理解，人们为什么那么着急。
谢尔盖对我说：“可别多嘴。这里不比你们乡下，要处处小心。”
我们终于走出了车站。
虽然时间还很早，饭馆门前已经很热闹，卖糖水的，卖甜饼的，卖下水馅包子的，卖杂碎汤和其它各种小吃的，不一而足。刚下车的人花不了几个钱就可以吃点喝点充充饥。到老板家还嫌早，我们就决定先去饭馆吃早饭。饭馆旁边积着污水和垃圾，衣衫褴褛的醉汉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和人行道上。饭馆里高声奏着音乐，我听出奏的是《莫斯科大火在呼啸，在燃烧！》这支听熟了的曲子。几个有些醉意的顾客在跟着唱，但很不和谐。
出了饭馆，我们来到大多罗戈米洛夫街等铁轨马车。那时，这条街上还没有电车。就在全莫斯科电车也不过刚刚出现。在上马车的时候，大家抢着上，有个男人无意中用他的鞋后跟碰着了我的鼻子，把鼻子碰出了血。
谢尔盖叔叔很生气地训斥我：“已经对你讲过，要处处小心！”
有位大伯给我往鼻子里塞了一小团破布，问道：“从乡下来的吧！”接着又补了一句：“到了莫斯科，要放机灵点儿。”
车站前的广场和周围的街道给我的印象不特别好。木头房子又矮又破。多罗戈米洛夫街很脏，路面坑坑洼洼，醉汉多，很多人衣衫褴褛。
但是，越靠近市中心的地方，市容就愈加壮观：高大的房屋，华丽的商店，肥壮的大马。我象在云雾中一样，头昏目眩，眼花了乱。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大楼和这么平整的街道，马车夫驾着漂亮的鄂尔洛夫马拉的胶轮车一路飞跑。我从来没有见过街上有这么多的人。这一切都超出我的想象，我一声不吭，心不在焉地跟着谢尔盖叔叔走。
马车拐向德米特罗夫大街（现称普希金街），我们在卡美尔格尔巷口（现称艺术剧院胡同）下了车。
谢尔盖叔叔对我说：“看，这就是你以后住的房子。院子里是作坊，你就在那里做工。正门从卡美尔格尔巷进；但是，师傅和徒弟只能走后门，从院子里进。”接着又说：“记住啦，那儿是库兹涅茨克桥，莫斯科的最好的商店就在那儿。那儿是吉明剧院，不过工人们都不去那儿看戏。再往前走向右拐，是奥哈德内街，那儿可以买到蔬菜、野味，肉、鱼等。你以后经常要去那儿为女主人买菜。”
穿过一个大院，我们来到正在做工的工人跟前，谢尔盖叔叔很客气地向他们打招呼问好。
他说：“看，从乡里给你们带来了一个新徒弟。”
有人说了一句：“太小了。不妨让他再长长。”
一个大个子说：“小伙子，多大了？”
“十二岁。”
大个子微笑着说：“还行，个子虽然小点，肩膀很宽。”
一位老师傅和蔼地补充说：“没关系，会成为一个好毛皮匠的。”
这是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科列索夫。我后来看出，他在所有师傅中最公正、最有经验、最有威信。
谢尔盖叔叔把我领到一边，给我介绍每一位师傅和徒工。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米申内哥俩。
谢尔盖叔叔说：“哥哥是好师傅，但喝酒厉害。那是弟弟，他很节省。据说，一天三餐只花十个戈比，整天想发财。这个是米哈伊洛，他常常狂饮。领了工钱就一连大喝两、三天。能把最后一条裤子最后一件衬衫卖掉买酒喝。但他是个能干的师傅，有一双巧手。”谢尔盖叔叔指着一个高个的男孩说：“这是徒工头，是你的顶头上司，叫库兹马。明年他就满师了。那边那个卷头发的，叫格里戈里·马特维耶夫，是从特鲁宾诺村来的，还是你的远房亲戚呢。”
然后，我们爬上昏暗而肮脏的楼梯，来到二楼，走进作坊办公室。
老板娘走了出来，先和我们打了招呼，接着说，老板现在不在家，一会就回来了。
她对我说：“走，带你看看房间，然后到厨房里去吃饭。”
老板娘详细地讲解了我未采的职责——最小的徒弟的职责——打扫房间、为大小主人擦鞋；还告诉我圣像前的灯什么时候点以及怎么点。
末了她说：“好吧，别的事情库兹马和女工头玛特廖莎会对你讲的。”
徒工头库兹马叫我到厨房吃午饭。我饿极了，吃得很香。可是，我却意外地又碰上一件倒霉的事。这里有个规矩：开始吃饭时，只能从公共菜盆里舀菜汤喝，不能捞肉吃；要等到女工头敲两下菜盆以后，才可以夹一小块肉吃。可是，我一下就捞了两块肉，并得意地大口吞吃了。当我正要去捞第三块肉时，脑门上突然挨了一勺子，头上立刻鼓起了一个小包。
真不走运，到莫斯科才半天就两次挨打。
徒工头库兹马是个好青年。
吃完午饭，他对我说：“没关系，打了就忍着。一次打，二次乖，下回你就懂了。”
那一天，库兹马还领我到附近的小店铺去认认路，因为我以后要常去这些小店为师傅们买烟打酒。女厨师（她兼任女工头）玛特廖莎又教我怎样洗餐具和生茶炉子。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带到作坊的一个角落里，先开始学习缝毛皮。女工头给了我针、线和顶针。她教给我缝皮技术，作了示范，然后对我说：
“你如果什么地方不会缝，就来问我，我再告诉你应该怎么缝。”
我用心地开始学习我的第一堂劳动课。
师傅们早晨7时正开始劳动，晚上7时收工，中间只有一小时休息吃午饭。所以，一个劳动日就是十一个小时。如果活多，师傅们就要干到晚上10-11时。那一个劳动日就是十五个小时了。加班时间他们可以领到一些加班费。
徒工们经常是早晨6点钟起床。我们很快地洗完脸，就去收拾工作场地，准备好师傅们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晚上等打扫完毕，为第二天作好准备后，要到儿点钟才能睡觉。就睡在作坊里的地板上；天很冷的时候，才让睡后门过道里的高板床。
起初，我很累。很难习惯晚睡觉。我们在乡下通常睡得很早。但慢慢就习惯了，也能坚强地担当起每天繁重的劳动。
一开始，我很想农村、想家。我常常想念我心爱的那些小树林，我最喜欢同普罗霍尔一起到那里打猎，同姐姐一起去那里摘野果、采蘑菇、拾柴火。一想到这些，我就心里难过，就想哭。我想，我永远也看不到母亲、父亲、姐姐和朋友们了。徒工要到第四年才给几天假回家看看。而我觉得，这个时间好象永远也不会到来。
每个星期六，库兹马领我们去礼拜堂做彻夜祈祷；每个星期日要做晨祷和弥撒。每逢大的节日，老板还领我们去克里姆林宫的乌斯平斯基大教堂（有时也去耶稣救世主教堂）做弥撒。我们不喜欢去礼拜堂，并经常找出各种借口从那里逃走。但是，很高兴到乌斯平斯基大教堂去，——去听美妙动听的教堂大合唱，并且特意去听大辅祭罗佐夫讲道，他的嗓子象个大喇叭。
一年过去了。我很顺利地学会了毛皮匠这一行当的初步的手艺，虽然学习中遇到过不少困难。常常为了一点点小过错，老板就狠狠地打我们，他打人时手特别重。我们要挨师傅的打，要挨女工头的打，还要挨老板娘的打。当老板不高兴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让他看见。他会毫无道理地痛打你一顿，打得你整整一天耳朵嗡嗡叫。
老板有时让两个犯了过错的徒弟，用一种抽打皮子的树条互相抽打，自己在一旁喊着：“给我狠狠地打，使劲地抽！”我们也只好忍受着。
我们知道，老板打徒弟是司空见惯的事，——这是法规，这是制度。老板也认为，徒弟的一切是完全由他支配的，永远也不会有人因为他打徒弟、因为他对年幼的徒工们的非人道的待遇而责问他。事实上，也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们是怎样劳动的、吃得怎样、生活条件怎样。对于我们来说，最高审判官就是老板。我们被套上的就是这样沉重的枷锁，这种枷锁并不是每一个成年人都能承受得了的。
时间过得很快。我已经十三岁了。我在作坊里学会了很多东西。我虽然很忙，但我仍然挤出时间读书。我常以感激的心情怀念我的老师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列米佐夫，是他教育我热爱读书的。老板的大儿子亚历山大曾经帮助我学习。他和我同岁，他对我比对别人要好些。
在他的帮助下，我读了长篇小说《护士》、关于纳塔·品克顿的诱人的故事、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笔记》和其它许多廉价的惊险小说。这些书都很有趣，但却没有什么教益。我想认真地学些东西。怎么办？我跑去和亚历山大商量。他同意我的看法，并答应帮助我。
以后，我们开始进一步地学习俄语、数学、地理，并阅读一些通俗科学读物。通常是我们两人一起学习，主要是利用老板不在家的时候和星期日学习。无论我们怎样躲着，老板还是知道我们在学习。我想，他会赶走我或者狠狠地惩罚我。但是，出乎意料，他却夸奖我们干的是好事。
就这样，有一年多的时间，我相当成功地进行了自学，并上了课程相当于市立中学的文化夜校。
作坊里，大家对我很满意，老板对我也满意，虽然他偶尔也打我两拳或者给我两个耳光。开始，他不想让我上夜校，但是，他的儿子们说服了他，他同意了。我当然很高兴。我的功课都是夜间爬在高板床上凑近厕所门口去做，厕所里通宵亮着一支廿支光的电灯。
夜校毕业考试前个把月光景，一个星期日，老板出去看朋友了，我们就坐在一起打牌。记得玩的是抓“二十一点”。谁也没有注意老板在这个时候回来了，并走进了厨房。轮着我作庄，赢牌了。突然有人打了我一记重重的耳光。回头一看，啊哟，原来是老板！我吓得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孩子们都跑掉了。
老板说：“你学文化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打牌数点点？从今天起，你哪儿也不准去，也不准同亚历山大再在一起！”
过了几天，我去特维尔斯卡亚街到夜校讲了事情的经过。我的学习只剩下一个多月了。人们取笑了一番，但准许我参加考试。考的是市立中学的全部课程，成绩很好。
1911年，我已经在作坊做了三年工了，也当上了徒工的工头，有三名徒工听我指挥。我对莫斯科很熟悉，因为我到全市各街巷送货的次数比别人多。我继续上学的心一直未死，只是没有找到机会。但是，我还是想方设法地读了一些东西。
科列索夫师傅（他在政治上比别的师傅开通）看过的报纸，我就拿过来看。亚历山大借杂志给我看。我还用节省下来的“电车费”买书看。有时老板派我到马里伊诺林场或莫斯科南岸市区送货，就给几个戈比马车费。但我把皮货袋往背上一搭，赶紧走着去，就把钱省下来了。
到了学徒期的第四年，老板看我身体很结实，就带我去下诺夫哥罗德参加有名的集市。老板在那里租了一间小门面批发毛皮。老板这时已经发了大财，在商业界的联系也多了，但贪心也更大了。
在集市上，我的职责主要是给已售出的货物打捆，到伏尔加河码头、奥卡河码头和铁路货房向指定地点发货。
我第一次看到了伏尔加河，她的伟大和瑰丽的确使我倾倒。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普罗特瓦河和莫斯科河更大、更深的河了。这是一个清晨，伏尔加河整个儿浸沉在初升的朝阳里，闪闪发光。我看啊，看啊，久久不愿挪开贪婪的目光。
我想：“现在我才懂，伏尔加河为什么被人们尽情讴歌，为什么被人们比做自己的母亲。”
全俄罗斯的商人和顾客都来参加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还有“洋商”从外国进口货物到那里出售。集市场设在城外，在尼日涅耶和卡纳文之间的一个地势低洼的河谷里，每当春汛时这一带都要被水淹没。
大量的各式各样的人都到集市上来，有的是来找些正当的活千千，有的是来干坏事的。小偷、妓女、骗子、各种行为不正的人，就象乌鸦一样涌来。
那年，参加完下诺夫哥罗德集市以后，我们又去顿河军州乌留皮诺参加另一个集市。老板自己没有去，派掌柜的瓦西里·丹尼洛夫去了。乌留皮诺集市，没有象下诺夫哥罗德集市和伏尔加河那样，给我留下显明的印象。乌留皮诺是个相当脏的小城市。集市规模也不大。
掌柜的瓦西里·丹尼洛夫是个很残忍、很凶狠的人。到现在，我也理解不了，他为什么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就以一种暴虐狂的残忍狠打一个十四岁的小徒弟。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抓起一根“杠子”（捆包时用的橡木压杠），使尽全身力气照他的头上打去。一下把他打倒在地，晕过去了。我很害怕，以为把他打死了，就从店里逃走。但是，后来一切都平安地过去了。
当我们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向老板告状。老板不问青红皂白就狠狠地打了我一顿。
1912年，我很幸运地得到十天假期回乡探亲。当时，正是割草季节的开始（割草是最有趣的一种田野劳动）。许多男人和青年都从城里回去割草，以便帮助妇女们很快收好青草，准备好过冬的饲料。
从乡里出来时，我差不多还是个孩子，而现在已经是个成年的青年人了。我已经十六岁了，已经是个第四年的学徒工了。在这段时间里，乡里会有很多人不在了——有的死了，有的学徒去了，有的外出挣钱去了。有的人我也许认不出来了；有的人会不认识我。有的人会被沉重的生活担子压弯了腰，未老先衰；有的人会在这段时间里长大成人了。
我乘的是马洛亚罗斯拉韦次郊区火车。从莫斯科到奥博连斯科耶小站，我一直站在一个打开着的车窗旁。四年前我来莫斯科的时候是个夜间，无法看到沿途的风景。这一次，我以极大的兴趣饱览了各车站的设施和莫斯科近郊美丽迷人的大小树林。
当火车经过纳罗—福明斯克车站时，有个人对邻座的人说：
“四年前，我常到这儿来……看到了吗？多漂亮的砖砌厂房！这就是萨瓦。莫罗佐夫开办的工厂。”
第二个人说：“听说，他是个民主主义者。”
第一个人回答说：“是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听说，他对工人还不坏。但是，他的管理人员却是一群恶狗。”
第二个人又愤怒地补上一句：“一群恶魔！”
他们发现我在注意听他们的谈话（因为我想起了几年前在车厢里听人谈论过这个工厂），就不再讲下去了。
母亲到奥博连斯科耶小站接我来了。她在这四年中间苍老多了。似乎有什么东西堵住了我的嗓子，我使劲忍住，才没有哭出声来。
母亲哭了很久，用她那双粗糙的、长满老茧的手紧紧地搂着我，反反复复说着这么几句话：
“亲爱的儿子！我以为我死以前看不到你了。”
“妈妈，怎么啦，你看，我这不是长大了，现在你该高兴了吧。”
“感谢上帝呀！”
我们回到家里时，天已经黑下来。父亲和姐姐在门前土台上接我们。
姐已经长成大姑娘了。父亲老多了，背也驼得更厉害了。已是七十开外的年纪。他按自己的习惯吻了我一下，若有所思地说道：“好啊，我终于活到了这一天，看到你长大成人了。”
为了使老人和姐姐更高兴，我赶快打开篮子，给每人送了一份礼物。另外还给了妈妈三个卢布、两俄磅糖、半俄磅茶叶和一俄磅糖果。
母亲高兴地说：“儿子，谢谢你！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喝过象样的糖茶了。”
我又给了父亲一个卢布，供他上茶馆零花。
妈妈说：“给他二十个戈比就够了。”
父亲说：“我等儿子等了四年。别提穷的问题了，免得使我们在见面时就扫兴。”
隔了一天，我就跟母亲和姐姐去割草。见到很多朋友，特别是见到列什卡·科洛特尔内，真使我高兴。孩子们都长大多了。一开头，割起草来有点不得劲。感到疲倦，满头大汗，这可能是隔了四年没干这种活的关系。过了一会儿，就一切都好了，割得很干净，也没有落在别人后头。就是嘴里干得难受，勉强坚持到休息。
纳扎尔大叔搂着我汗湿的肩膀说：“小叶戈尔，怎么样，农活不轻松吧？”
我同意地说道：“不轻松。”
一个不认识的青年人走到我们跟前说：“现在英国人都用机器割草。”
纳扎尔说：“是呀，我们也一直指望着有好犁、大镰刀。唉！笨人呀，一切都是空的……”
我问孩子们，刚才说到机器的那个青年是谁。
有人告诉我：“他叫尼古拉·朱可夫，是村长的儿子。四年前从莫斯科送回来的。他说话尖刻，连沙皇也敢骂。”
列什卡说：“背后骂骂沙皇可以，没有关系，只要不被警察和密探听到就行。”
太阳晒得越来越厉害了。人们不再割了，开始晒割下来的草。中午，我和姐姐把干草装上车，并且爬上去坐着，让牲口拉回家。妈妈已经准备好油煎土豆和糖茶等着我们。那个时候这些东西真是好吃极了！……
晚上，青年们忘记了疲劳，又都聚集到粮仓附近来了。娱乐汗始了。开头是唱歌，唱着一支又一支深情动人的歌子。姑娘们闲优美的嗓音唱起温柔的曲调，小伙子们就用青年人的男中音和未定型的男低音伴唱。然后是跳舞，一直跳到累得要倒下。天快亮时才各自回家，刚睡下不久，大人就来催我们起床了。接着又占割草。晚上再从头玩起。很难说，我们什么时间睡觉。
青春的活力真的能使人做到一切。青年人的身体就是好！
假期过得很快，我要回莫斯科了。离家前两天那个晚上，邻村科斯廷卡村发生火灾。风刮得很大。火是从村中间烧起来的，很快蔓延到了邻近的房屋、草棚和粮仓。当时我们正在玩，科斯廷卡村那面忽然浓烟滚滚。
有人叫了一声：“失火了！”
大家都奔向消防棚，迅速推出水龙，抬着奔向科斯廷卡村。我们是第一批赶来救火的，连科斯廷卡本村的消防队到得都比我们晚。
火势很大，虽然附近几个村的消防队部尽了很大的努力来抢救，还是烧掉了半个村庄。
当我提着一桶水跑过一家门口时，听到有人喊：
“救命啦，我们快烧死了！”
我马上跑进有人喊救命的那间屋子，救出几个被吓得要死的孩子和一位生病的老大娘。
火终于被扑灭了。妇女们在废墟上一边数落着，一边大哭；孩子们也跟着哭。许多人家的牛被烧死，全部财产被烧掉；有的人家被烧得一点粮食都不剩。
早晨，我发现我的新上衣被烧了两个铜板大的洞。这件上衣还是休假前老板送给我的（这是规矩）。
母亲说：“唉，老板反正是不会褒奖你的。”
我回答说：“让他评评理，是上衣值钱还是救人要紧。……”
我离家的时候，心情很沉重。特别是看到火灾场上，看到不幸的人们在那里刨来刨去想找到点烧剩下的东西的时候，内心感到十分沉痛。我同情他们的苦难，因为我了解，没有牛，这意味着什么。
清早回到了莫斯科。
我问候过老板以后，就向他讲了乡里失火的事，并指给他看上衣烧的两个洞。奇怪的是，他连骂都没有骂一句，为此我感谢了他。
后来才知道，也算是我走运，原来老板头天晚上高价卖出了一批皮货，赚了一大笔钱。
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对我说：“要不然，又是一顿毒打。”
1912年底，学徒期满了。我成了青年师傅（师傅的帮手）。老板问我以后打算怎么住，是留在作坊宿舍里还是到私人住宅去住？
“如果住在作坊里，继续在厨房里同学徒一起吃饭，每月工资就是十个卢布；如果住私人住宅，就能拿十八个卢布。”
我当时的生活经验还不足，就说想住在作坊里。看来，老板是有意安排的，因为每天师傅们下工后，他总要找些紧急的、但又是白做的活叫我干。
过了不久，我改变了主意。我想：“这样下去不行。搬到私人住宅去住，晚上可以有更多时间看书。”
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又回乡下去了一次。这次回去时，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了。我已经十七岁了。最主要的是，我已经是一个师傅了，每月工资整整十卢布。这在当时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挣到的。
老板很信任我，看来，他已相信我是一个忠诚老实的人。他常派我去银行为他兑取支票，或者办理活期存款。他很器重我，认为我办事可靠，常带我到他的店里去。在店里，除了让我干毛皮工人的活以外，还叫我负责捆货，到货房办理托运。
比起在作坊里干活，我更喜欢干这些活。因为，在作坊里除厂听到师傅们对骂以外，什么也听不到；而在店里则不同，这里常常同多少有点知识的人打交道，可以听到他们对当时各种事件的议论。
除了科列索夫以外，我们作坊的师傅们都不看报，所以对政治问题，准也搞不懂。我想，其它的毛皮作坊的情况也会是这样。当时，没有毛皮工人工会，每个人都是自顾自。后来成立了皮革工会，毛皮工人才加入进去。
所以，毛皮工人那时都不问政治是不奇怪的。只有个别人例外。毛皮工人师傅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天地。某些人还不择手段地为自己积攒一笔小小的资本，总想开个小店。毛皮工人、成衣工人和其它小手工业作坊的工人，与产业工人不同，与真正的无产者不同，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很浓厚，缺乏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
产业工人不会想着自己去开办工厂。因为，这需要有成千上万的卢布。而他们的收入很少，只够勉勉强强地吃饱肚子。劳动条件和经常性的失业威胁，使产业工人能联合起来同剥削者作斗争。
布尔什维克党当时集中地在产业工人中间进行政治工作。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其它假革命者则往手工业工人里钻。所以，1905年和伟大十月革命期间，手工业者很少参加起义的无产者行列，这不是偶然的。
1910-1914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莫斯科、彼得堡和其它工业区的罢工越来越多。大学生也常举行集会和罢课。由于1911年的大饥荒，农村已极度贫困。
不管毛皮匠师傅政治上消息如何闭塞，我们还是知道了勒拿矿工惨遭杀害的消息和全国各地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科列索夫有时能搞到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和《真理报》，这些报纸简单而通俗地解释了为什么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并证明了工人和贫农有着共同的利益。
那时，我在政治问题上还很幼稚；但我已经明白，这些报纸反映了工农的利益，而《俄国言论报》和《莫斯科新闻报》则代表沙俄老板和资本家的利益。每次回家时，我已经能向我的朋友们和农民们讲解些东西了。
我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莫斯科曾发生过捣毁外国商店的事件。侦探局的间谍和黑帮分子们在爱国口号的掩护下，组织捣毁了德国商行和奥地利商行。许多想顺便发点洋财的人也都被引诱去了。但是，这些人因为不识外文招牌，同时还捣毁了法国、英国等其它外国商行。
在宣传的影响下，许多青年，特别是有钱人的子弟，抱着爱国主义的情绪，志愿上前线去打仗。亚历山大·皮利欣也决定上前线，并一股劲地劝我去。
一开始，我倒很愿意接受他的建议，但我还是决定先同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商量商量，他在我眼里是个最有威望的人。他听完我的话以后说：“亚历山大的心愿，我是理解的，他父亲有钱，他有理由去打仗。你呢？傻瓜，你为什么去打仗？是不是因为你父亲被赶出了莫斯科？是不是因为你母亲被饿得发肿？……你被打残废回来了，就再也没有人要你了。”
他这些话说服了我。我告诉亚历山大，我不去打仗。他痛骂了我一顿，晚上就从家里逃走，上前线去了。两个月以后，他负重伤被送回莫斯科了。
当时，我仍然在作坊里工作，但是已经住到奥哈得内街（现在的“莫斯科饭店”对面）私人住宅里去了。我以每月三个卢布的租金向寡妇马雷舍瓦娅租了一个床位。她有个女儿叫玛丽亚，我爱过她，我们还决定过要结婚。但是，正象通常可能发生的一样，战争使我们的希望和打算化为乌有。由于前线伤亡很大，1915年5月提前征召了1895年出生的青年。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就去打仗了。很快要轮到我了。
我的热情不高，因为在莫斯科到处都可以看到从前线回来的不幸的伤兵，同时又可以看到阔少爷们仍然和从前一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乘着华丽的马车到处游逛，要不然就赛马玩，或者去“雅尔饭店”狂欢暴饮。可是我还是想：如果叫我入伍，就要忠诚地为俄罗斯打仗。
1915年7月底宣布提前征召我这一年出生的青年入伍了。我向老板请假回到乡下同父母亲告别，顺便帮他们收完了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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