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姐的“自由恋爱”——杨绛

　那天恰是春光明媚的好天气，我在卧房窗前伏案工作。顺姐在屋里拖地，墩布作在地下，她倚着把儿，一心要引诱我和她说话。
 　　
 　　“太太”（她很固执，定要把这个过时的尊称强加于我），“你今晚去吃喜酒吗？”
 　　
 　　我说：“没请我。”
 　　
 　　“新娘子已经来了，你没看见吗？”
 　　
 　　“没看。”
 　　
 　　“新郎五十，新娘子才十九！”
 　　
 　　我说：“不，新郎四十九。”我还是埋头工作。
 　　
 　　顺姐叹息一声，没头没脑地说：“新娘子就和我一样呢！”
 　　
 　　我不禁停下笔，抬头看着她发愣。人家是年轻漂亮、华衣美服的风流人物，顺姐却是个衣衫褴褛、四十来岁的粗胖女佣，怎么“一样”呢？
 　　
 　　顺姐看出她已经引起我的兴趣，先拖了几下地，缓缓说：
 　　
 　　“我现在也觉悟了呢！就是贪享受呢！”（顺姐的乡音：“呢”字用得特多。）
 　　
 　　我认为顺姐是最勤劳、最肯吃苦的人。重活儿、脏活儿她都干，每天在三个人家帮佣，一人兼挑几人的担子。她享受什么？
 　　
 　　顺姐曾告诉我，她家有个“姐姐”。不久我从她的话里发现：她和“姐姐”共有一个丈夫，丈夫已去世。“姐姐”想必是“大老婆”的美称。随后我又知道，她夫家是大地主——她家乡最大的地主。据她告诉我，她是随她妈妈逃荒要饭跑进那个城市的。我不免诧怪：“‘姐姐’思想解放，和顺姐姐妹相称了？”可是我后来渐渐明白了，所谓“姐姐”，只是顺姐对我捏造的称呼，她才不敢当面称“姐姐”。
 　　
 　　我说：“你怎么贪享受啊？”
 　　
 　　她答非所问，只是继续说她自己的话：
 　　
 　　“我自己愿意的呢！我们是自由恋爱呢！”
 　　
 　　我忍不住要笑。我诧异说：“你们怎么自由恋爱呢？”我心想，一个地主少爷，一个逃荒要饭的，哪会有机会“自由恋爱”？
 　　
 　　她低头拖几下地，停下说：
 　　
 　　“是我自己愿意的呢。我家里人都反对呢。我哥哥、我妈妈都反对。我是早就有了人家的，可是我不愿意——”
 　　
 　　“你定过亲？怎么样的一个人？”
 　　
 　　“就那么个人呢。我不愿意，我是自由恋爱的。”
 　　
 　　“你怎么自由恋爱呢？”我想不明白。
 　　
 　　“嗯，我们是自由恋爱的。”她好像怕我不信，加劲肯定一句。
 　　
 　　“你们又不在一个地方。”
 　　
 　　“在一块儿呢！”她立即回答。
 　　
 　　我想了一想，明白了，她准是在地主家当丫头的。我没有再问，只觉得很可笑：既说“贪享受”，又说什么“自由恋爱”。
 　　
 　　我认识顺姐，恰像小孩子玩“拼板”：把一幅图板割裂出来的大小碎片凑拼成原先的图西。零星的图片包括她自己的倾诉，我历次和她的问答，旁人的传说和她偶然的吐露。我由这一天的谈话，第一次拼凑出一小部分图面。
 　　
 　　她初来我家，是我们搬到干面胡同那年的冬天。寒风凛冽的清早，她拿着个隔宿的冷馒头，顶着风边走边吃。这是她的早饭。午饭也是一个干冷的馒头，她边走边吃，到第二家去，专为这家病人洗屎裤子，因为这家女佣不肯干这事。然后她又到第三家去干一下午活儿，直到做完晚饭，洗过碗，才回自己家吃饭。我问她晚上吃什么。她说“吃饭吃菜”。什么菜呢？荤的素的都有，听来很丰盛。
 　　
 　　“等着你回家吃吗？”
 　　
 　　她含糊其辞。经我追问，她说回家很晚，家里已经吃过晚饭了。
 　　
 　　“给你留着菜吗？”
 　　
 　　她又含含糊糊。我料想留给她的，只是残羹冷炙和剩饭了。
 　　
 　　我看不过她冷风里啃个干馒头当早饭。我家现成有多余的粥、饭、菜肴和汤汤水水，我叫她烤热了馒头，吃煮热的汤菜粥饭。中午就让她吃了饭走。这是她和我交情的开始。她原先每星期的上午分别在几家做，逐渐把每个上午都归并到我家来。
 　　
 　　她家人口不少。“姐姐”有个独生女，最高学府毕业，右派分子，因不肯下乡改造，脱离了岗位。这位大小姐新近离婚，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归她抚养，离异的丈夫每月给赡养费。顺姐自己有个儿子已高中毕业，在工厂工作；大女儿在文工团，小女儿在上学。
 　　
 　　我问顺姐：“你‘姐姐’早饭也吃个馒头吗？”
 　　
 　　“不，她喝牛奶。”
 　　
 　　“白牛奶。”
 　　
 　　“加糖。”
 　　
 　　“还吃什么呢？”
 　　
 　　“高级点心。”
 　　
 　　那时候还在“三年困难”期间，这些东西都不易得。我又问别人吃什么，顺姐支吾其辞，可是早饭、午饭各啃一个冷馒头的，显然只顺姐一人。
 　　
 　　“你的钱都交给‘姐姐’？”
 　　
 　　“我还债呢，我看病花了不少钱呢。”
 　　
 　　我当时没问她生什么病，只说：“她们都不干活儿吗？”
 　　
 　　她又含含糊糊，只说：“也干。”
 　　
 　　有一天，她忽从最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破烂的银行存折给我看，得意地说：
 　　
 　　“我自己存的钱呢！”
 　　
 　　我一看存折是“零存零取”，结余的钱不足三元。她使我想起故事里的“小癫子”把私房钱藏在嘴里，可惜存折不能含在嘴里。
 　　
 　　我说：“你这存折磨得字都看不清了，还是让我给你藏着吧。”
 　　
 　　她大为高兴，把存折交我保管。她说，她只管家里的房租、水电、煤火，还有每天买菜的开销；多余的该是她的钱。她并不花钱买吃的，她只想攒点儿钱，梦想有朝一日攒得一笔钱，她就是自己的主人了。我因此为她加了工资，又把过节钱或大热天的双倍工资等，都让她存上。她另开了一个“零存整取”的存单。
 　　
 　　每逢过节，她照例要求给假一天。我说：“你就在我家过节不行吗？”她又大为高兴，就在我家过节，还叫自己的两个女儿来向我拜节。她们俩长得都不错，很斯文，有点拘谨，也带点矜持。顺姐常夸她大女儿刻苦练功，又笑她小女儿“虚荣呢”。我给顺姐几只半旧的手提包，小女儿看中一只有肩带的，挂在身上当装饰。我注意到顺姐有一口整齐的好牙齿，两颊两笑涡，一对耳朵肥厚伏贴，不过鼻子太尖瘦，眼睛大昏浊，而且眼睛是横的。人眼当然是横生的，不知为什么她的眼睛叫人觉得是横的，我也说不明白。她的大女儿身材苗条，面貌秀丽；小女儿是娇滴滴的，都有一口好牙齿。小女儿更像妈妈；眼神很清，却也横。
 　　
 　　顺姐常说我喝水太多，人都喝胖了。
 　　
 　　我笑问：“你胖还是我胖？”
 　　
 　　她说：“当然你胖啊！”
 　　
 　　我的大棉袄罩衣，只能作她的紧身衬衣。我瞧她裤子单薄，给了她一条我嫌太大的厚毛裤，她却伸不进腿去，只好拆了重结。我笑着拉了她并立在大镜子前面，问她谁胖。她惊奇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好像从未见过这种发胖的女人。我自从见了她的女儿，才悟到她心目中的自己，还像十几岁小姑娘时代那么苗条、那么娇小呢。
 　　
 　　我为她攒的钱渐渐积到一百元。顺姐第一次见到我的三姐姐和七妹妹，第一句话都是“太太给我攒了一百块钱呢！”说是我为她攒的也对，因为都是额外多给的。她名义上的工资照例全交给“姐姐”。她的存款逐渐增长，二百，三百，快到四百了，她家的大小姐突然光临，很不客气，岸然进来，问：
 　　
 　　“我们的顺姐在你家做吧？”
 　　
 　　她相貌端庄，已是稍为发福的中年人了，虽然家常打扮，看得出她年轻时准比顺姐的大女儿还美。我请她进来，问她有什么事。
 　　
 　　她傲然在沙发上一坐，问我：“她每月工钱多少？”
 　　
 　　我说：“你问她自己嘛。”
 　　
 　　“我问她了，她不肯说。”她口齿清楚斩截。
 　　
 　　我说：“那么，我没有义务向你报告，你也没有权利来调查我呀。”
 　　
 　　她很无礼地说：“唷！你们倒是相处得很好啊！”
 　　
 　　我说：“她工作好，我很满意”。
 　　
 　　她瞪着我，我也瞪着她。她坐了一会儿，只好告辞。
 　　
 　　这位大小姐，和顺姐的大女儿长得比较相像。我因此猜想：她们的爸爸准是个文秀的少爷。顺姐年轻时准也是个玲珑的小丫头。
 　　
 　　据顺姐先后流露，这位大小姐最利害，最会折磨人。顺姐的“姐姐”曾给她儿子几件新衬衫。大小姐想起这事，半夜三更立逼顺姐开箱子找出来退还她。顺姐常说，她干活儿不怕累，只求晚上睡个好觉。可是她总不得睡。这位大小姐中午睡大觉，自己睡足了，晚上就折腾顺姐，叫她不得安宁。顺姐睡在她家堆放箱笼什物的小屋里。大小姐随时出出进进，开亮了电灯，翻箱倒柜。据同住一院的邻居传出来，这位小姐经常半夜里罚顺姐下跪、打她耳光。我料想大小姐来我家凋查顺姐工资的那天晚上，顺姐准罚跪并吃了耳光。可是她没有告诉我。
 　　
 　　顺姐常强调自己来北京之前，在家乡劳动多年，已经脱掉地主的帽子。据她后来告诉我，全国解放时，她家大小姐在北京上大学，立即把她妈妈接到北京（她就是个逃亡地主婆）。她丈夫没有被镇压，只是拘捕入狱，死在监牢里了。顺姐顶缸做了地主婆。当时她的小女儿出生不久，她就下地劳动，得了子宫高度下垂症。这就是她治病花了不少钱的缘故。她虽然动了手术，并没有除净病根。顺姐不懂生理学，只求干脆割除病根，就可以轻轻松松干活儿，她还得了静脉曲张的病，当时也没理会，以为只需把曲曲弯弯的筋全部抽掉就行。
 　　
 　　我常夸顺姐干活勤快利索，可当劳模。她叹气说，她和一个寡妇亲戚都可以当上劳模，只要她们肯改嫁。她们俩都不肯。想娶顺姐的恰巧是管她劳动的干部，因为她拒绝，故意刁难她，分配她干最重的活儿，她总算都顶过来了。我问她当时多少年纪。她才三十岁。
 　　
 　　她称丈夫为“他”，有时怕我不明白，称“他们爹”或“老头子”。她也许为“他”开脱地主之罪，也许为了卖弄“他”的学问，几次对我说，“他开学校，他是校长呢！”又说，她的“公公”对待下人顶厚道，就只“老太婆”利害。（顺姐和我逐渐熟了，有时不称“姐姐”，干脆称“老太婆”或“老婆子”。）这位太太是名门之女，有个亲妹妹在英国留学，一直没有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