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节

十七
　　要生个孩子可不那么简单。
　　我说这里头包含着一定的讽刺意味：有些人在他们性生活的最初几年把全副精力都花在如何避孕上面（在我刚刚开始的时候，避孕套还正时兴），后来却又完全改变主意，不是不要孩子，而是像着了魔似的一心想要孩子。
　　是的，确实会变得像着了魔一样。而且这还会破坏婚后幸福生活最美妙的一面——使之失去了那一片率真和浑朴。我是说，，那就得把自己的念头加以调节（“调节”这个倒霉的词儿总叫人联想到机器）——就得把鱼水之欢的念头调节到使之合乎各种规定、日程安排、以至战略部署（“奥尔，改在明天早晨是不是更好？”）。这，也就会引起苦恼、厌烦，最终造成恐怖。
　　当你发现你的皮毛知识以及你自以为既正规又卫生的种种努力在传宗接代问题上不见效时，你脑海中就会出现极度可怕的胡思乱想。
　　詹尼和我终于决定请专家诊断一下。在第一次谈话中，莫蒂默-谢泼德医生对我说：“奥利弗，我相信你懂得，‘不能生育’与‘丈夫气概’是两码事。”
　　“他懂的，大夫，”詹尼代我回答。虽然我从未提起过，但詹尼心里明白，万一我们不能生育——哪怕只是可能不育——那对我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她的语气不是还隐约流露出一种祈求的意味吗？如果查出机能不全的现象，她但愿问题出在她自己的身上。
　　不过医生并不知道这些，他只是把道理原原本本向我们解释清楚，让我们作好万一的准备，然后又说，很可能我们俩都没有问题，不久便能成为令人羡慕的父母。当然，我们俩都得接受一系列的检查。整套体检，一应俱全。（我也不想把这类全面检查一个个项目的可借名称再在这里说一遍。）
　　星期一我们做了检查。詹尼是白天去的，我是下了班去的（我已经在法律界干得非常投入，忙得不可开交）。谢泼德医生打电话通知詹尼星期五再去一趟，说是他的护士出了点差错，有几个项目他要重新检查一下。詹尼把复查的事告诉我时，我就怀疑医生已经发现她……机能不全。我想她也怀疑到了这一层。所谓护士出了差错云云，完全是老一套的托词。
　　当谢泼德医生打电话到乔纳斯与马什事务所来找我时，我几乎已经可以肯定了。他要我下班回家时顺便到他的诊所去一下。一听这不是三边谈话（“今天早些时候我跟巴雷特太太谈过了，”他说），我就确信无疑了。詹尼不可能有孩子了。虽然如此，奥利弗，先还是不要把话说得太死；记得谢泼德提到过好像有矫正手术之类的办法。但我心里乱得要命，要这样硬捱到五点钟可不是办法。我回了个电话给谢泼德，问能不能让我下午早些去找他。他说可以。
　　“你弄清楚我们的事责任在谁了吗？”我见面劈头就问。
　　“用‘责任’两字实在不妥当，奥利弗，”他回答。
　　“好吧，那么你可知道我们俩中间是谁的功能有问题？”
　　“知道。是詹尼。”
　　对此我多少有一点思想准备，但医生说这话时斩钉截铁的口气仍然使我震惊。他不再说什么，我想他大概是要我表个态。
　　“好吧，那么我们就领养孩子。我看，只要我们相亲相爱就好，你说对吗？”
　　这时他才告诉我实情。
　　“奥利弗，问题比这要严重得多。詹厄已经病得很重了。”
　　“‘病得很重’？请你讲明确一点好不好？”
　　“她已经为日无多了。”
　　“这不可能吧，”我说。
　　我就巴不得医生对我说这是他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奥利弗，这是真的，”他说。“很抱歉，我不得不把这个消息告诉你。”
　　我认定他准是出了什么差错——可能他那个白痴一样的护士又拆了烂污，把别人的X光底片或者什么检查报告拿给他了。可是他怀着最大的同情回答说，詹尼的血样已经重复验过三次。诊断上绝对没有问题。当然，他恐怕还得介绍我们——我——詹尼——去请教一位血液病专家。依他看，倒不妨……
　　我挥挥手打断了他的话头。我需要安静一会儿。一定要安静下来理一理那一团乱麻。这时我猛然想起一件事来。
　　“大夫，你对詹尼是怎么说的？”
　　“我说你们俩都没有问题。”
　　“她相信吗？”
　　“我想该相信吧。”
　　“咱们该什么时候告诉她呢？”
　　“到了这一步，可就要你拿主意了。”
　　要我拿主意！天哪，到了这一步，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医生解释道，对于詹尼这种类型的白血病，现有的种种治疗手段都纯粹是姑息性的——可能起一点缓和、抑制的作用，但治不了病。所以，到了这一步，主意就要我来拿了。治疗的事暂缓开始倒也无妨。
　　但在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其实只有一个念头：要命！要命！碰到了这样的倒霉事儿！
　　“她才二十四岁呀！”我告诉医生，当时我想必是大喊大叫的。他点点头，丝毫没有不耐烦的样子。詹尼的年龄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也明白这对我是多大的痛苦。后来我意识到总不能老是这样在医生的诊所里发呆。我就问他，该怎么办。就是说，我应该怎么办。他要我举止言行尽可能保持常态，能保持多久就保持多久。我谢过他以后就走了。
　　要保持常态！要保持常态！
　　十八
　　我开始想到上帝。
　　我是说，冥冥之中存在着一个最高主宰的想法，开始悄悄地潜入我的心房。倒不是因为上帝要这样对待我——应该说，是这样对待詹尼——而我心里就恨不得对准他的面门饱以老拳，揍他一顿。不，当时我的那一种对神明的观念恰恰与此相反。比方说，我早晨醒来看到詹尼在那里，还在那里，那时我真希望有一位上帝可以让我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让我醒来还能看到詹尼弗。这话说来真不好意思，简直太难为情了，但我确实希望如此。
　　我拚着命保持常态，所以准备早点等等的事我当然还是让她去做。
　　“你今天要跟斯特拉顿见面吗？”她问，我正在吃第二碗玉米片粥。
　　“谁？”我问。
　　“六四届的雷蒙德-斯特拉顿，”她说，“你最好的朋友。在我以前跟你同屋住的。”
　　“哦，对。我们约好去打壁球。我想不去了。”
　　“扯淡。”
　　“你说什么，詹？”
　　“你还是去打你的壁球，预科生。我可不要一个不运动、光长膘的丈夫，混蛋！”
　　“好吧，”我说，“那咱0］就到闹市里吃晚饭去。”
　　“干吗？”她问。
　　“你问‘干吗’是什么意思？”我直着嗓门大叫，竭力摆出往常那副佯怒的架势。“难道就不兴我带我的鬼婆娘下馆子去吃顿饭？”
　　“她是谁，巴雷特？她叫什么名字？”詹尼问。
　　“你说什么？”
　　“你听我说，”她解释道。“要是做丈夫的在星期天以外的日子带老婆下馆子，那准是跟别的女人搞上了！”
　　“詹尼弗！”我咆哮起来，这下可真的火了。“我不愿意在我的早餐桌上听你这种胡扯淡。”
　　“那你就老老实实回家，把屁股坐到我的晚餐桌旁来。OK？”
　　“OK。”
　　我就告诉这位上帝——且不管那上帝是何许神人，位于何方——只要这个现状能够维持，我就甘愿忍受下去。痛苦，我不在乎；只要詹尼不知道，我可以一直埋在心里。主啊，你听见我的祈求没有？你要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可以。
　　“是奥利弗吗？”
　　“找我吗，乔纳斯先生？”
　　他一个电话把我叫到了他办公室里。
　　“你了解贝克事件吗？”他问。
　　我当然了解。罗伯特-勒-贝克是《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那次他打算拍摄一个骚乱场面，被芝加哥的警察打得不成人样。乔纳斯把这个案子列为事务所经办的重点案件之一。
　　“我知道警察接了他一顿，先生，”我对乔纳斯说，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哈！）。
　　“我希望这案子由你去办，奥利弗，”他说。
　　“就我一个？”我问。
　　“你可以带一个年轻人作助手，”他说。
　　年轻人？事务所里数我最年轻。不过我领会他这话里的信息：奥利弗，尽管你的实际年龄还轻，可你已经是这个事务所的“大老”之一了，跟我们彼此彼此了，奥利弗。
　　“谢谢你，先生，”我说。
　　“你什么时候可以去芝加哥？”他问。
　　我已经拿定主意不告诉任何人，自己精神上的重压，决定由我独个儿承担。所以我向乔纳斯老头支支吾吾胡诌了几句，究竟说了些什么，我都已经记不得了，反正大意是说我觉得这阵子我不能离开纽约，希望他谅解。但我知道，对于这个显然大有深意的表示我作出如此反应，当时肯定使他大失所望。哦，乔纳斯先生啊，乔纳斯先生！你哪里知道我的苦衷啊！
　　一个怪现象：奥利弗-巴雷特第四下班比以前提早了，可是回家的步子反倒走得比以前慢了。这该如何解释呢？
　　逛第五街看橱窗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我尽望着那些讨人喜欢却又贵得吓人的玩意儿，要是我不必装模作样保持……“常态”的话，我早就给詹尼弗买回家了。
　　是的，我怕回家。因为，自我得悉真情至今已有几个星期，现在她终于渐渐开始消瘦了。我是说，尽管只是稍微瘦了一点儿，她自己也许没有觉察到，但是知道底细的我觉察到了。
　　我常常去看看航空公司的橱窗，看看班机广告：去巴西的、去加勒比海的、去夏威夷的（“把一切烦恼撇在一旁，飞往阳光灿烂的世界！”）等等，等等。偏偏那天下午环球航空公司推出的却是淡季中的欧洲：伦敦的“购物游”，巴黎的“恋人游”……
　　“我的奖学金还要不要？我自出娘胎以来还没去过的巴黎还去不去？”
　　“咱们的婚事还办不办？”
　　“谁说过要办婚事啦？”
　　“我。是我这会儿在说。”
　　“你要跟我结婚？”
　　“对。”
　　“理由呢？”
　　我是人家求之不得的一个赊帐对象，所以早就有了一张“就餐俱乐部”的信用卡。唰！在登记单的虚线上把名字一签，我就神气十足地拿到了两张去恋人天堂的飞机票（还是头等的）。
　　我回到家里，詹尼的脸色不好，有些白里泛灰，但我希望我那个绝妙的主意能使她的双颊添上些许血色。
　　“巴雷特太太，我叫你猜一件事，”我说。
　　“准是你给炒了鱿鱼，”我的乐天派妻子猜道。
　　“不是变鱼，是化成鸟上天，”我说着抽出两张票。
　　“上了天一直飞，”我说。“明天晚上飞巴黎。”
　　“扯淡，奥利弗，”她说。但态度平和，一点没有往常那种虚张声势的神气。照她现在的口气，好像还有点儿亲昵的味道：“扯淡，奥利弗。”
　　“喂，能不能请你把‘扯淡’的含义说得明确些？”
　　“嗳，奥利，”她柔声说，“咱们可不能这样胡来了。”
　　“胡来什么呀？”我问。
　　“我不想去巴黎。我要的不是巴黎。我只要你——”
　　“这你早就得到了，好乖乖！”我打断她的话头，我的口气听得出是在强颜欢笑。
　　“我还需要时间，”她继续说，“这是你不可能给我的。”
　　我这才往她的眼睛里仔细看去。那双眼睛流露出不可名状的忧郁。不过这种忧郁只有我才理解。她的目光仿佛在说她心里难受。是为我难受。
　　我们默默地站着，互相扶住。千万千万，要哭就让我们俩一道哭吧。不过最好还是谁也不哭。
　　接着詹尼就都告诉了我，她说她一直觉得“浑身不带劲儿”，所以又去找了谢泼德医生，但不是去看病，而是要他摊牌：告诉我，我什么地方出了毛病，真要命。于是他说了。
　　由于自己没有尽到向她吐露真情的义务，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内疚之感。这点她理会到了，就故意说几句无聊话。
　　“奥尔，他是个耶鲁货。”
　　“你说谁，詹？”
　　“阿克曼。那个血液病专家。一个彻头彻尾的耶鲁货。本科和医学院都在那里毕的业。”
　　“哦，”我明知她是想在这段苦难的历程中注入若干轻松的成分。
　　“至少他能读能写吧？”我问。
　　“那还要看，”奥利弗-巴雷特太太、拉德克利夫的六四届毕业生堆着笑脸说，“不过我看得出他能谈。而我去的目的就是想谈谈。”
　　“这么说那个耶鲁货医生还很不错咯，”我说。
　　“不错，”她说。